馬伯庸詳解《長安十二時辰》：張小敬的掙紮，很多人都遇到過

　　張小敬自陳，他不是為達官貴人、皇親國戚，而是為身邊的普通人保護長安城。馬伯庸認為這種說法不符合當時的歷史，當時平民地位非常低，不存在人人平等的現代價值觀，大家最多保家衛國，為皇上盡忠。 （優酷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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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英雄，重點不在於行為，而在於出發點。當一個人心懷悲憫、心懷眾生，願意為某項事業燃燒自己，他就是英雄。至於他怎麼做，忍辱負重還是征戰四方都沒關係。」

　　本文首發於南方周末 未經授權 不得轉載

　　文 | 南方周末記者 李邑蘭

　　責任編輯 | 宋宇

　　《長安十二時辰》火了。

　　在豆瓣網，超過21萬網友為劇集打分，眼下評分高達8.6。除了故事、人物及「服化道」，忠於原著情節，最大程度還原小說展現的豐富歷史細節，也成為該劇爆紅的原因。

　　正如書名，《長安十二時辰》講述盛唐時長安城24小時的「反恐故事」。長安城108坊格局的確存在，張小敬、李泌及賀知章、岑參、王忠嗣等人，都有歷史可考。把那些看似無關的歷史人物串聯起來，虛實之間構成驚心動魄且令人信服的故事，是原著的過人之處。「一堆拼圖散落在這裡，我把它一個一個拼出來，發現原來真能拼出一幅完整的畫。」作者馬伯庸向南方周末記者形容。

　　小說完成於2016年，是馬伯庸從工作近十年的外企辭職，全職寫作後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此前的《風起隴西》《古董局中局》已經為他積累了眾多熱心讀者。他的作品被外界稱為「考據型懸疑文學」，這種風格在《長安十二時辰》中得以延續。

　　《長安十二時辰》寫古代故事，但傳達了很多頗為現代的價值觀。「就像我寫的張小敬，他遇到的問題很多人都遇到過：我一心想做一件事情，但是周圍一圈傻子拖著我，我幹不下去；李泌的問題也是，我一個985畢業的大學生，天之驕子，結果在官場上碰得頭破血流。我以為憑我的才能就能解決，但發現不是這麼回事，社會很龐雜。」馬伯庸說。

　　在金庸、古龍的小說裡，絕大多數角色生活在江湖中，快意恩仇，遠離體制。在《長安十二時辰》裡，馬伯庸有意將英雄們放回體制。「自古獨來獨往的俠客太多了，但要體現人性的魅力，一定得放在一個矛盾的過程中，讓他不斷地掙紮、抗爭。」馬伯庸說。

　　2019年7月5日，馬伯庸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專訪，詳細談論了他的作品及書中那些英雄。

　　以下為馬伯庸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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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走遠一點，這種生活氣息就出來了

　　《長安十二時辰》的靈感源於2015年我在知乎上對遊戲《刺客教條》問題的回答。問題是：如果《刺客教條》發生在中國，應該在什麼時代？我答盛唐，腦補了簡單的畫面，寫了一個片段，主角是李白，大家說很有意思。我忽然發現這太可惜了，能不能擴充一下。靈感就這樣保留下來。

　　大概一年，收集資料加上寫的時間。

　　唐朝原來一直想寫，尤其想寫《長安志》，因為盛唐的長安，尤其開元和天寶年間可以說是古代都市的一個巔峰，不僅是物質文化和封建王朝的巔峰。即使放到現在，也是超越了歷史、時空的城市，是真正國際化的大城市。

　　當時長安城裡有來自北方突厥的馬具、來自絲綢之路的金銀器，甚至很多昆侖奴，就是黑人，還有粟特文化、波斯文化、伊斯蘭文化，包羅萬有，完美融合在一起，這是一個標準的現代都市。全世界的信仰、文明、習俗在這裡都看得見，彼此之間沒有隔膜。那時中國屬於全世界最強盛的國家之一，周圍國家都仰慕大唐的高度，對我們現代人來說也是一個情結。

　　在我看來，關於唐朝的史書，寫得最好的一本叫《隋唐兩京考》，是楊鴻年先生的。長安城108坊，每一坊裡面生活過什麼人，有過什麼建築全考證出來，非常詳盡。但這本書根本讀不下去，太枯燥了。寫小說的時候再看這本書，會發現裡面都是寶藏。這地方誰住過，我就寫張小敬跑過誰家門口。寫有一個池子裡鬧鬼，我就寫誰路過時「這個地方鬧鬼咱們走遠一點」，生活氣息就出來了。

　　我還讀了大量唐人筆記、唐傳奇。像《李娃傳》裡面講鄭生被騙以後淪落到兇肆，就是喪葬用品店、殯儀館，有人發現他唱歌特別好，出殯時給人唱挽歌。兩個兇肆之間有競爭，這邊出一個老頭，唱得淒婉、蒼涼，大家都覺得很好。鄭生唱出來之後，都給唱哭了。兇肆之間對歌的過程極其有生活氣息。你根本想像不出來，那時候殯儀、喪葬行業靠歌聲決定自己的行業地位。

　　那些被大家一直提到的歷史細節，其實都得益於我對歷史資料的收集。渠道一個是知網，論文我下了兩百多篇，長長短短，花了不少錢。我又認識一批比較專業的歷史學者，還有像森林鹿，就是寫《唐朝定居指南》的作家。有這樣一些朋友，各方面資料都搜集得很充分。

　　2

　　寫出來讓人覺得跟真的一樣

　　美劇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寫《長安十二時辰》，就想寫出美劇的節奏感；我從美劇學到的另外一點是資訊量大，資訊量一大，整個故事就非常好看。很多國產劇的問題在於資訊量很少，兩個人說過來說過去：「你是這樣的。」「對，我是這樣的。」「原來你是這樣的。」三句話一個資訊點。

　　很火的美劇《24小時》出來，我就想，故事要不要放在24小時的范疇裡，12個時辰。一天一夜也是給自己挑戰，寫一天一夜在古代城市是很大的提升，你要保持這種張力。

　　我們一提古裝劇，尤其中國古裝劇都會覺得特別慢，兩個老頭坐在屋裡說半天，要不然就在路上慢慢悠悠走。古代確實節奏慢，但我一直想有沒有可能把這種現代敘事方式放到古代，用更容易被現代人接受的方式講出來。

　　我也盡量在字句、語句上追求簡短，讓臺詞沒有廢話。我還做了一個細節調整，可能很多人沒注意到，就是所有人都一邊走路一邊說話，不是兩個人坐在這裡你一句、我一句。我希望把資訊量的密度帶出來。

　　還有一個原則——那24小時裡不在長安城的人物別出現。最初我想讓李白出來，但我查過，李白那時真不在長安，他在山東旅遊。特別可惜，他就沒出來。後來想想也對，這個人物實在太大了，擱在這裡的話會搶戲。

　　歷史上發生什麼事就是什麼事，這個人物就是這樣，不能改。釘子都釘好了，就要研究這幾個釘子之間怎麼跑過去。有的人直著跑，有的人繞著跑，我就可以發揮。歸根到底還是要多讀資料，你就會知道那時候用這種方式合乎情理，掌握好當時社會的邏輯，寫出來讓人覺得跟真的一樣。

　　小說寫到大概前三分之一，張小敬駕著裝滿炸藥的車，一路跑過去。那一段我覺得節奏出來了，像動作片，而且充分地把唐代長安城城建的特點利用到了。

　　長安城的結構圖是直來直去的，特別適合跑。張小敬最後跑進了東市，因為東市的門檻有兩個豁口，只有這個間距的車輪能進去。東市裡有一條運河，考古說很多秦嶺砍下來的木頭都通過這條運河運進長安城，一定很寬大。張小敬沒辦法，只能把馬車往運河一扔，扔到運河裡，炸藥一炸，炸起來了。這幾個點都有史可據，跟緊張的情節能夠完全結合到一塊。

　　3

　　都在說自己的事，自己的選擇、自己的追求

　　《長安十二時辰》裡我最滿意的角色就是張小敬，這是我目前寫出來比較龐雜的人物。這個角色是有原型的，就是一句話。在姚汝能寫的《安祿山事跡》裡面，有一段馬嵬坡之變，楊國忠帶人出來問怎麼回事，結果陳玄禮造反了。陳玄禮的禁軍當時有一個騎士叫張小敬，沖出來一刀捅死楊國忠，把腦袋割下來了。

　　就是這麼一個人，此外沒有任何記錄，但我忽然覺得這個狠勁有意思。我喜歡寫一個人物最好有點根基，所以挑了他，而且他沒有太多背景，不用太受限制。好多人說你怎麼起的名字跟女生似的，看著不夠狠，我說這還真是原文，不是我自己編的。

　　張小敬出身極其低微，出場就是死囚犯，又臟又兇暴、長得又醜的臟漢子。肯定要有一個跟他對比強烈的人，我就想到李泌，他年輕有為，穿著一乾二凈的道袍，出身又很高貴，前途無量。

　　李泌是當時的神童，從玄宗一直到肅宗、代宗、德宗，四朝元老，而且一方面一心修道，一方面頻頻出世，參與政治。我沒給他做太大改動，天才少年，很自負、自傲，但有自己內心的原則。從他的一生來看，他真就是這樣。

　　小說中的賀知章也是知名歷史人物。當時我需要找一個能夠管事，級別非常高，但又不是真正有本職工作的人物。後來搜了一圈，發現就在天寶三年，過完上元節之後下一個月賀知章就退休了。其實之前他就退休了，但這個月之後就離開長安城回去休養了，告老還鄉。

　　李泌太年輕了，他承擔這麼重的重擔，按邏輯必須有一個資歷非常老的人鎮住。我轉了一圈，又閒又有資質的只有賀知章了。賀知章是小學課本裡出現的人物，大家都會背「二月春風似剪刀」，所以對他的改動我經歷了一番波折。

　　在我的寫作中，最先出現的角色其實是徐賓，就是提議把張小敬從死牢裡救出來的人。徐賓其實是我自己，書裡寫的也是一個胖乎乎的書呆子，對外面的事不太了解，最喜歡挖掘各種資料，把這些資料攢到一塊搞大數據。我就是對史料很迷戀，會把所有資料都放到眼前，不用出門，從這些資料的蛛絲馬跡中推理出外面發生了什麼。

　　那些女性角色我也挺喜歡的，雖然比較少。我不太會寫女人，也是出了名的。但是至少這裡面的三個角色——聞染、王韞秀、檀棋——都是獨立的，沒有一個人靠著男性角色才成立。而且，她們都有自己的想法、行動和立場。

　　歷史上有王韞秀這個人。她是一個驕縱少女，出身很好，但看中了出身卑微的元載，跟他一起過窮日子。後來元載當了宰相，吃喝嫖賭、窮奢極欲，她也跟著一起。聽著好像是反派，但元載死的時候，本來她能活，但是她說：我是宰相夫人，宰相死，我就一起跟著死。她果斷跟元載一起死，個性特別鮮明。

　　以前好萊塢有一個定律，如果兩個女性在一起沒有討論過自己的話題，這個劇是有問題的。這三個角色彼此碰到，都不會談論男性，都在說自己的事，自己的選擇、自己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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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英雄，重點不在於行為，而在於出發點

　　我的歷史觀其實是平民觀，更確切地說是現代觀。

　　張小敬自己表白過，為了這些普通老百姓，為了身邊一個一個普通人來保護長安城，不是為達官貴人、皇親國戚。他的這個說法不符合當時的歷史。當時平民地位非常低，也沒有這種意識要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大家最多保家衛國，為皇上盡忠。

　　我寫的說白了就是現代觀在古代的投射，是我們現代人所欣賞、接受的：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每個生命都值得尊重，我要保護這些真正的平民，願意付出一切。讓張小敬保護平民，保護這些卑微的賣炭、賣馬、賣駱駝的地位最低賤的人，真正的歷史不是這樣的。

　　我喜歡看金庸、古龍的小說，但我的小說跟他們有些不同。最大的不同在於，金庸的小說也罷，古龍的小說也罷，所有角色生活在江湖裡，跟體制沒有關係。他們想殺人就殺人，想行走千里就行走千里，官府的角色微乎其微，所以他們很快意，從某種角度上說非常自由。

　　實際上中國古代不是這樣的，你殺一個人要被判刑，你去哪還是得給當地部門報備。張小敬是不自由的，他沒有江湖身份，做派像遊客，但生活在體制之內，無時無刻不被靖安司、長安城的規矩限制，想掙脫但掙脫不了。他雖然是一個反體制的人，但無時無刻不在跟體制互動，這是他跟傳統俠客最大的區別。

　　有人說，把俠客放在體制內對寫作者來講是危險的。我倒不覺得危險，我覺得是挑戰。自古獨來獨往的俠客太多了，但要體現人性的魅力，一定得放在一個矛盾的過程中，讓他不斷地掙紮、抗爭。如果順風順水地一路過去，快意恩仇，看誰不順眼一刀殺了就走，當然也很爽，但我覺得還是要給他更多的束縛。尤其像這種故事，一定要腳踏現實才有張力。

　　在我看來，所謂英雄，重點不在於行為，而在於出發點。當一個人心懷悲憫、心懷眾生，願意為某項事業燃燒自己，他就是英雄。至於他怎麼做，忍辱負重還是征戰四方都沒關係。

　　歷史故事中有很多我喜歡的英雄，比如，明朝萬歷年間，我們跟日本打過一場仗。打仗之前有一個流落到日本的華僑叫許三官，大名叫許儀後，當時已經生活得很好了。他忽然發現，日本準備開戰時明朝不知道，就冒生命危險把所有資料搜集起來，交由當地的商人，讓他們送回大明。

　　日本人發現了，他中間又經歷很多危險，最後僥幸活下來。他其實是個小人物，資料很少，但他毅然放棄自己優越的生活，選擇為國家做一些事情，甚至國家都不知道，特別令我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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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讓自己淚流滿面的一瞬間

　　歷史的魅力在於，它能夠從古代到現代找到一個結合點。我一直在想，我們看歷史故事，看古裝電視劇，是因為對古人好奇嗎？不是。古人怎麼樣都已經發生，跟我們的人生一點關係都沒有，看到的是古人面臨的東西，能夠產生共識。前人碰到什麼問題，我們現在也碰到什麼問題。我們能夠從裡面讀到人性，讀到現在所面臨的困惑和糾結。不管時代怎麼變，人性始終沒變過，我們還能從歷史、人物的選擇、他們的命運中找到讓自己淚流滿面的一瞬間。

　　我對歷史的興趣從大學開始。以前也看，但泛泛看，大學正好去紐西蘭留學，那地方出了名無聊，晚上六點以後所有店都關門了，只能在家待著。好多人出去坐遊艇、打牌，我又不擅長，尤其在異國異鄉，故國情懷更加濃厚。我開始找當地圖書館裡的中文書，其實很少。但少能精讀，每本書特別認真細致地讀，還有意識找歷史論壇，跟懂歷史的朋友交流，慢慢發現能挖掘很多東西。

　　當時玩《三國志》，後來又玩《三國無雙》，裡面有一些對歷史人物的模擬，我覺得挺有意思。在紐西蘭，我在圖書館裡看過陳壽的《三國志》，小時候也看關於三國的書、電視劇，包括評書。我想，他們在遊戲裡這種樣子，在演義裡又是另外一種樣子，那麼在真實歷史裡到底什麼樣子？我就把自己看的、總結的發到網上跟別人交流。那時候網路氛圍很好，通過聊天交流學了很多，後來我寫書就是從三國入手。

　　很多作家影響過我，國外像茨威格、毛姆、馬克·吐溫，國內像老舍、汪曾祺，每個人方向都不同。甚至像斯蒂芬·金、西德尼·希爾頓這些通俗小說、暢銷小說作家，都給我特別多的經驗。

　　除了多看書，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寫作訓練，可能寫得多慢慢就有經驗了。最重要的一個經驗是，你一定要從當事人的視角和立場看待事情。我們現在寫東西很容易事後諸葛亮，覺得這個事情做得不對，這個人好蠢，其實不一定。這個人可能在當時受限，看到的情況沒有我們那麼多，只能根據看到的資訊做一個他認為最優的選擇。

　　比如鴻門宴。我們現在都罵項羽優柔寡斷，竟然把劉邦放過去了，最後被取而代之。我們如果設身處地到項羽那個位置，他不知道後來劉邦那麼牛，在他眼前劉邦就是一個老頭。當時劉邦快50歲了，項羽才二十多歲，那時候真是人生巔峰，所有諸侯都俯首稱臣。

　　對於一個二十多歲已經做到全國巔峰的人，碰到快50歲的老頭，沒什麼能耐，出身還低，唯唯諾諾、顫顫巍巍的，沒有必要殺他。臟我手，還弄得我名聲不好，我請他吃飯把他殺了，以後誰還跟我吃飯。做那樣的抉擇，不能說是對的，但從他的角度來看是最合理的。

　　我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寫歷史人物一定得沉入他的視角。如果你從第三方、後世的角度寫一個人愚蠢或狡猾，其實很難寫得透。只有把人放在這個環境內，你才能寫出他真實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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