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電視劇《清平樂》：宋代的文人們

　　文|宋遂良

　　宋仁宗趙楨12歲親政，53歲駕崩，在位42年，是宋代在位最長的皇帝，所以《清平樂》有條件集中展現一大批我們耳熟能詳的文人。粗略地算一下就有晏殊、歐陽修、范仲淹、韓琦、富弼、蘇舜欽、石介、張先、文彥博、夏竦、蔡襄、司馬光、王安石、曾鞏、包拯、蘇軾、蘇轍等多人。實屬難得。

　　電視劇根據這些文人的政治態度特別是才情、人品，著重描寫了清雅沖淡的晏殊、憂樂天下的范仲淹、才情曠達的歐陽修和保守直拗的司馬光這四個代表人物。

　　「太平宰相」晏殊早中狀元，曾為帝師，是個老資格。可貴的是他從不專權任性，富裕的物質生活和從容的精神境界已使他擺脫了功名利祿的羈絆，歸於寧靜致遠。他力勸官家「顧全大局」不去見生母以免激起太后的不滿，然後又故意以朝堂失禮的過錯自請外放，以平息太后的怨怒。在激烈的朋黨之爭中，他不偏袒自己栽培提攜的韓琦、歐陽修、富弼等親信，恪守「治國如執秤」的公正，豁達大度。看看他在《蝶戀花》一詞中表現的「獨上高樓」的孤獨，「望盡天涯路」的寂寞，「山高水闊」的自勉，就知道他是一位厚重內斂、儒雅親和的文人。

　　范仲淹出身貧苦，隨性豁達。他被晏殊推薦去應天書院執教時，因鬥笠布衣被譏諷圍阻。他被貶相廬後赤足蹚入河中掬水自飲，高吟「使君無一事，心共白雲空」的詩句，浪漫而清高。他正直無私，多次犯顏直諫，獨排眾議，治軍經武，淡泊名利，「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憂樂安天下。他一貶河中通判，朋友們送他出京，稱讚他「此行極光」；二貶睦州知州，送行者又讚他「此行愈光」；三貶饒州知州時，又被讚為「尤光」。三貶三光，天下無雙。《清平樂》是把他當作一代文人的精神領袖來塑造的。演員的表演也恰到好處。

　　歐陽修是一個性情中人，鋒芒畢露，不知設防。當他在朝堂上面對群臣揭發他與外甥女有染時，急得賭咒發誓、滿頭大汗，當他在大街上被落第考生誣他舞弊並加以奚落時，顯得狼狽不堪，難以應對(幸虧年輕的蘇軾仗義為他解了圍)。歐陽修心地坦蕩，愛惜人才，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文彥博、司馬光、韓琦、包拯等都受到過他的栽培、保護或推薦，他被譽為「千古伯樂」。歐陽修修《新唐書》《新五代史》，也是金石、詩話、插花等藝術的開創者。他是個有情趣的人，不然寫不出「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這樣的詩句啊。

　　司馬光是個正人君子，保守派，固執偏激。年少時，頭上就戴著「砸缸」的光環。他飽讀詩書，循規蹈矩。《清平樂》把他塑造成一個忠君守制、正直不阿的儒家傳統承襲者。他經常引經據典，從權循例，以牽衣攔道、長跪不起、摘冠明志、以頭觸地等方式實行「死諫」，逼得官家氣急敗壞，以贏得自己的令名清譽。當他跪地死纏官家，要他殺掉梁懷吉時，福康公主質問他：你是不是覺得愛恨嗔癡都是有罪的，都該殺？這是問到了要害。司馬光曾讚揚一個因守禮閉門不出被活活燒死的婦人。他把禮教看得比生命還重要，正是以禮殺人。盡管他自己是個道德模範，但壓抑和放縱同樣不是正常的人性，不可提倡。電視劇多少有點渲染了司馬光的愚忠和假道學，但這也是藝術的需要。

　　以范仲淹、歐陽修、韓琦為首的改革派(包括因以公款聚宴被彈劾革職出京的蘇舜欽、王益柔等)，以呂夷簡、王拱辰、夏竦為首的保守派(司馬光也可包括在內)，和以晏殊、富弼、文彥博為代表的中間派之間在朝堂、內閣、官家面前以及酒肆私宅中無數次的辯論、攻訐、質問、對掐，是《清平樂》中最好看的劇情之一。這些文人之間言辭之激烈、爭論之火爆，如同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也把語言推向了極致。

　　這種辯論之能夠正常進行，得益於宋代重文輕武的體制和皇帝開誠納諫、不罰言官的傳統，形成官家與士大夫對國家的「共治」，官家管著所有的大臣，所有的大臣又管著官家，從內而外地對皇權有了某種制約。

　　因為黨爭、政見、人事、後宮等錯綜龐雜的關係，造成連晏殊、范仲淹、歐陽修這樣的大臣都多次被貶。這些文人遷客多愁善感，受到委屈和不公正的處置，鬱鬱寡歡時，文學就來叩門了。《嶽陽樓記》《醉翁亭記》《滄浪亭記》以及像「碧雲天，黃葉地」「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人生多求復多怨」「鎮日無心掃黛眉，相酌相勸忍分離」這樣數不清的詩詞，就成了我們上中小學時要欣賞、學習、默寫、背誦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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