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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由張藝謀導演、莫言編劇，鞏俐、姜文主演的電影《紅高粱》重映。30年前的1988年，《紅高粱》斬獲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成為第一部在世界級影展上獲得大獎的華語電影。
才高八鬥的阿城老師極少稱讚人，但他在一次閒談中提到莫言眼睛發亮:
1986年夏天，我和莫言在遼寧大連，他講起有一次回家鄉山東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個蘆葦蕩，於是卷起褲腿涉水過去。不料人一攪動，水中立起無數小紅孩兒，連說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復歸平靜。
但這水總是要過的，否則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於是再涉到水里，小紅孩兒們則又從水中立起，連說吵死了吵死了。反復了幾次之後，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阿城說，這是他自小以來聽到的最好的一個鬼故事。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莫言時給出的獲獎理由是:通過幻覺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
這個總結不僅僅是給他得獎的作品，也是給他所有的作品，包括他最富盛名的那部《紅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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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於1955年2月17日出生在山東省高密東北鄉平安莊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本姓管，名謨業。莫言說:「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處漏風，上面漏雨，牆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煙熏得漆黑。根據村里古老的習俗，產婦分娩時，身下要墊上從大街上掃來的浮土，新生兒一出母腹，就落在這土上……我當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親從大街上掃來的被千人萬人踩踐過、混雜著牛羊糞便和野草種子的浮土上。」
在解放軍藝術學院上學的莫言
爺爺是莫言的第一個老師。雖然爺爺是個文盲，但卻十分聰明，稱得上博聞強記。從三皇五帝至明清民國的歷史變遷，改朝換代的名人軼事他可以一樁樁一件件講個頭頭是道；不少詩詞戲文他都能背誦。更令人奇怪的是，他雖不識字，卻可以對照藥方從大爺爺(爺爺的哥哥)的藥櫥里為病人抓藥。至於那滿肚子的神仙鬼怪故事、名人名勝的傳說，更是子孫輩夏日河堤上、冬季炕頭上百聽不厭的精神食糧。莫言作品中絕大多數故事傳說都是從爺爺那兒聽來的。
1967年莫言上小學五年級，適逢「文革」，被迫輟學。當時上中學都要貧下中農推薦，中農出身的莫言被拒之門外，成了一名公社社員。他每天牽著牛羊，從學校教室的窗外經過……同學的喧鬧之聲毫無遮攔地傳到大街上，傳到田野里。每當這時，他心里就浮起一種難言的滋味，感到自卑，感到了很多難以言傳的東西。在無際的荒野，莫言孤獨寂寞，感覺前途一片渺茫。
正是少時的艱苦，一方面使莫言想像力豐富，另外也讓他或多或少有著「鄉土」情結。
1987年他還在解放軍藝術學院讀書，剛剛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一篇中篇小說，有天在宿舍寫東西，聽見有人在樓道里叫自己的名字，出來一看:「一個穿著破汗衫，剃著光頭，臉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著一只破鞋，他的一只涼鞋帶子在公共汽車上被踩斷了，他說他是張藝謀，他看好了《紅高粱》，想當導演。」
年輕時的張藝謀
後來在一篇《到底是張藝謀成就了莫言，還是莫言成就了張藝謀》的文章里面，莫言被問及為何單單把劇本給了張藝謀?莫言說，因為所有的人都說我像個農民作家，農民作家肯定信賴農民導演，都是農民兄弟，我找一個工人、知識分子，可能他還導不了。
那個時候的張藝謀已經38歲了，在廣西電影制片廠擔任攝影師的他已經參與過《一個和八個》、《黃土地》還有《大閱兵》的拍攝。能當上攝影師拍上電影對於他來說已經是命運的轉折，他並沒有那麼大的野心。
而他畢業的北電78級，同一個班上有太多的才子才女，「影二代」，比如陳凱歌、田壯壯，還有李少紅。
很多年以後李少紅回憶起大學時光，把聰明才華之類的形容詞給了其他同學，說到班里年齡最大的同學張藝謀的時候，她用的詞是「特別用功」。
他是攝影系的，我印象中特別用功，做筆記，我們有幾個愛做筆記的同學，我們會互相交流筆記，等於默記鏡頭，把一部電影整個鏡頭全部默記下來，在本子上面，回去把它謄出來，就是一個電影的分鏡頭一樣的了。那時候交流筆記就是看誰記得最全，我也有幸被他們交流過，張藝謀那時候是一本一本的記得特別多，所以我們都很想去跟他交流，看看是我記得多還是你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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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31歲的莫言在文壇剛剛嶄露頭角。張藝謀和他討論劇本的時候，他回答說:「改編我這樣的無名小輩的作品，根本不需要顧忌這個問題，想怎麼改就怎麼改，別說讓我爺爺、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就是讓他們在高粱地里搞核武器試驗，我也沒有意見。」莫言把紅高粱的劇本賣給張藝謀，按照國家的稿酬規定，是800元。
但是莫言唯獨就對《紅高粱》的女主角有些犯嘀咕，男演員很快定下來是姜文，1987年，24歲的姜文憑借秦書田一角，榮獲第10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男主角，已經算得上聲名鵲起。女演員卻遲遲找不到合適的，莫言心目中的「我奶奶」應該是一株鮮艷奪目、水分充足的帶刺玫瑰。面試了幾十個，感覺都不合適。
楊鳳良當時在《紅高粱》劇組任副導演，他披露了當時尋找演員的過程:
當年鞏俐還在中戲表演系讀二年級，也就22歲。「我奶奶」九兒這個角色很關鍵，尋找的過程也比較費腦筋，找了幾個人選，史可也是候選人。正準備回去的時候，北影導演李文化的女兒、當時也正在中戲導演系讀書的李彤說:鞏俐演這個角色肯定合適。和鞏俐見面談了不到10分鐘，她當時看上去很瘦，但是很有一種獨特的味道。分別給鞏俐和史可造型，發現感覺不太一樣，後來又拍了她們兩段小品，還是覺得鞏俐更合適。
張藝謀曾談到他第一次與鞏俐見面時的情形:
第一印象是清秀、聰明。當時她穿著一件寬大的衣服試鏡，與我想像中的女主角對不上號，經過進一步接觸，發現她的性格正是人物需要的，外表很純，不是那種看起來很潑辣的樣子。外表不張揚、誇張，但性格又可以很好地傳達出來。
如果說文革之後復蘇的中國電影，女性的形象依舊保守含蓄，那麼這麼個混合著粗糲與野性、兼具了風情與細膩，融合了獨立與自我意識的女性形象是中國電影的一個突破，也順利托舉著鞏俐走向了電影的殿堂。
1988年的鞏俐
誰也不會想到《紅高粱》竟也成為了張藝謀和鞏俐的「定情之作」，那是張藝謀拍得最艱苦的一部電影，也是最具有「張藝謀特色」的電影。導演如果對於自己的作品有著濃鬱的愛，也很難不愛上自己鏡頭下的女主角。
正像莫言說的:「鞏俐和張藝謀的關係，恐怕不能簡單以緋聞概括。這兩個人，互相攙扶著走過了一段艱難的人生和藝術的試探路途。」
值得玩味的是《紅高粱》里最著名的場景，餘占鰲與九兒在高粱地里野合，餘占鰲把九兒搶到地里，掰折大片高粱，九兒背靠著太陽，在高粱地里像女神一樣地緩緩躺下，而餘占鰲面對心愛的女人是先跪下，再完成了野合。
《紅高粱》里最著名的場景
後來有很多影評人分析，這是表達男性在求歡之前先表達了崇拜，張藝謀在這部戲里一定是特別愛九兒和鞏俐的。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在哪部電影表現這麼濃烈的「女性崇拜」的意味，反而是從這部戲里走出去開始「導演生涯」的姜文，發自內心喜歡仰視女人，從第一部戲開始，直到最新的《邪不壓正》，都是把女人當靈欲之神來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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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俐有一句傳得很廣的話:「不覺得一個女孩子有了美貌之後就可以擁有一切，她一定要社會上有她的價值，你沒有一份自己的工作或者能力會枯萎，你的美貌什麼都不是。」
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會讓人想起鞏俐拍戲的那些往事。鞏俐很喜歡演員羅伯特·德尼羅的一句話:要想演好一個角色，不是光要扮演她，而是要努力成為她。
張藝謀當初對鞏俐的「判斷」，認為她只是表面潑辣或許並不準確，一個對自己不夠「狠」也不夠潑辣的女演員某種程度上是做不到成就那麼多不一樣的角色的。
當初鞏俐還在讀中央戲劇學院，那個時候排在第一位的都是去演戲劇。鞏俐在演完《紅高粱》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學校的師生不但沒有任何羨慕，反而更多的是帶著一絲不屑:好好的學生不讀書，去拍什麼電影——那個年代還不是電影盛行的年代，某種程度上，《紅高粱》既是張藝謀對鞏俐的選擇，也是鞏俐對於張藝謀的選擇。
拍《紅高粱》時，鞏俐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學習用擔子挑水，時間長了一邊肩膀磨破了就換另一只肩膀。不能用空桶假裝，會左右搖晃，有水的桶是上下顛簸的。
拍《藝伎回憶錄》時，她花了一個半月體驗生活，了解日本文化。在5個月的拍攝期間，她每天練習扔扇子幾千下，在電影中的扇子舞表演達到了專業水平。
那也是作為演員的姜文位於巔峰的時候，姜文塑造角色，從來不計成本。謝晉導演找他演《芙蓉鎮》里的右派秦書田，他生活中並沒有接觸過右派，根本不了解右派是什麼樣，為了演好秦書田，他花了幾個月時間走訪了50多個當年的右派，和他們深聊。最終，他為秦書田寫的人物小傳、心理分析和行為設計，比《芙蓉鎮》原著小說還厚。
年輕時的姜文
而《紅高粱》的選角，只有姜文是毫無爭議的人選。張藝謀心目中的「我爺爺」是個什麼模樣?他最初是「我奶奶」出嫁時抬轎的轎子頭，後來發生了諸如和「我奶奶野合」、「酒壇子里撒尿」、單挑土匪等一系列事件，這就應該是一個外形上比較壯碩，性格上很有些混不吝，但是氣質上還有些痞帥的感覺。而姜文的性格什麼樣?當年他接下《本命年》後，找導演謝飛要了《憤怒的公牛》錄像帶，他很喜歡羅伯特·德尼羅，想學他的硬漢表演法。後來《本命年》在柏林拿了銀熊獎，記者採訪姜文，說他的表演很像羅伯特·德尼羅。姜文答:對不起，我沒聽說過他。
回過頭去看，就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樣，那樣拼命的鞏俐也遇到了那樣使勁的姜文。《紅高粱》也同樣使姜文名聲大振。更重要的是這一次，姜文參與的，不只是表演。張藝謀也承認，從頭到尾，大家都商量著來。除了角色塑造外，姜文還貢獻了很多精彩的劇情細節設計。他的導演之路也是從這里起步的。
最好的鞏俐遇到最好的對手。或許正是這樣的底氣，多年以後鞏俐敢於拒絕007當中邦女郎那樣的角色，只是因為她覺得「角色太過於單一」。這個時候她已經被稱作「鞏皇」，是中國最國際范的女明星，52歲登上時尚雜誌的封面，依然神采奕奕。
而多年以後的此時，張藝謀在接受最新採訪時說，鞏俐依然是他心目中最好的女演員。這位導演活躍至今，有人說他靠謀女郎而紅，他就全部啟用群眾演員；有人說他損害中國形象，他就拍最美的武俠給世界。義大利歌劇，日本車廣告，全黑白新電影，只為挑戰自己，他似乎已經到了「隨心所欲不逾矩」的時候了。
只是很多年以後，沒有人想到莫言會拿到這個星球最高的文學獎項。辦個書法展也會引起各種風波，網上出現各種偽造的他的名言，比明星還要光耀大地。
而姜文，在這個很多年以後連一線男星的帽子都不想要，讓最紅的小鮮肉在電影里全裸，自黑似地演一個牙被撬光的壞人。第一部執導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拿下當年國產片票房冠軍，被美國《時代》周刊評選1995年度全球十大佳片之首。他也因而被認作是二十年來最有才華的導演之一。
茨威格寫作人物傳記《人類群星閃耀時》，闡述每個人物每個行動會帶來的變化和意義。然而當我們回過頭去，才會發現1988年是中國電影的一條分水嶺。這不由得讓人疑心，每一條月光之下彎彎曲曲的小路，都有可能在某處匯合。
那一年《紅高粱》臨時頂替《孩子王》被送去柏林參加電影節，通知到張藝謀的時候影片還處於聲、畫尚未合一的階段，連個完整的拷貝都沒有。
張藝謀是連夜趕工才把電影製作完成，趕上了送展的最後期限。
張藝謀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第一次做導演的處女作《紅高粱》會一舉奪得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最高獎項:金熊獎。
而作為原小說作者和編劇之一莫言，則突然發現:
1988年春天過後，我走在路上，深夜里也能聽到許多人大聲唱《紅高粱》里的歌曲。
那一年，張藝謀38歲，莫言33歲，姜文25歲，鞏俐23歲。在彼時那張合影里，只是四個略顯平庸的年輕人，直到20多年後人們才恍然大悟，這張略微曝光過度的照片的定格瞬間，便是群星閃耀之時。
左起:鞏俐、莫言、姜文、張藝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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