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40年：改變命運的七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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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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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電視劇《大江大河》在全國熱映，口碑爆棚。這部片子以三個貧窮青年的奮鬥歷程為主線，觀眾們透過步步推進的劇情，看著他們考大學、辦窯廠、賣饅頭、做生意等，一路從底層拾級而上。這種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逆襲故事，迎合了時代的宏偉敘事，受到了官方和民間的雙重追捧。

津津有味的觀眾，不應該忽略這樣的問題:在過去的四十年里，普通中國人到底有多少次改變階層的機會?

階層和階級，歷來都是能撥弄群眾神經的詞匯。在改革開放前，經過多年運動的碾壓，中國社會形成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組成的「兩階級，一階層」的格局，對此梁曉聲曾經這樣比喻[3]:生產力就像一把梳子，在落後的時代，梳齒稀少，只能將人群劃分成幾個有限的群體。

但扁平只是表面現象，底下早已暗流湧動。1978年前的平均主義和群眾運動，碾碎的只是家庭積累的經濟資本，而階層躍遷的另外兩個重要的資本——政治資本和知識資本——正在悄無聲的沉淀和聚集。這兩種壓抑多年的力量，將在日後成為撬動階層分化的重要元素。

1978年之後，中國的經濟進入騰飛的四十年，而中國的階層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革命導師說過:歷史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人民群眾在鑄造偉大時代的同時，他們自己本身也有7次較大的改變階層的機遇，應該說中國幾千年以來，這樣高密度的躍遷時機屈指可數。

四十年過去了，昔日的扁平結構如同被篦子犁過一般，早已層級複雜。人們在社交媒體上宣泄著固化的焦慮，而那躍遷的秘密卻逐漸從大眾視野里褪去，隱藏在偷摸開工的鄉鎮作坊、亟待填補的幹部斷層、雙軌套利的薄紙批文、晝夜不停的印鈔水閘等看似不相關的歷史細節里。

穿越階層的秘密和方法，是治愈固化焦慮的良藥，看得清昨日是如何發生，才能辨得明未來該怎樣前行。

第一次: 高考歸來

我的時代在背後，突然敲響大鼓。

——1978年，北島

1977年10月夜色蒙昧，四川達縣鋼鐵廠，一個名叫羅中立的年輕人在鍋爐房勞作了一天後匆忙背起畫架，沿著大巴山下的州河，抹黑走了十幾里的山路去報名參加全國高考。他每次進城都要走河邊，大霧聚集。母親是當地的知識分子，文革中受到衝擊，被剃陰陽頭，渴望兒子能夠借此改變命運[1]。

這一年，跟羅中立一同參加高考的還有570萬考生，比如在黑龍江插隊、日後成了國務委員的王毅，和在內蒙插隊、後來官至銀保監會主席的郭樹清。同樣參加了這屆高考，後來成為清華經管學院院長的錢穎一字字鏗鏘:我們這代人，就是高考改變命運。媒體更是這樣謳歌:1977年，沒有冬天。

通過考試改變命運，在中國歷史悠久，這是朝堂和民間之間長達千年的默契。

自隋唐以來，科舉制度就是中國社會底層向上流動的重要通道。「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種通道給了天下讀書人以希望，從某種程度上保證了社會穩定。清末，運行千年的科舉制度被廢除，普通人再想要通過讀書改變命運，擺在他們面前最重要的路變成了:考大學。

建國之前，大學在中國是個貨真價實的精英事物，各大高校招生都是自己考錄。新中國成立後，各校的招生權被逐步收回，先是同一地區聯合招生（1950年），再是大行政區統一招生（1951年），最後是全國統一的高考（1952年），一直到1966年被廢除，此間15年共招生合計231萬人。

1966年，風向驟變。6月11日，以孔丹為代表的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革命學生，察覺到風向的變化，瞅準時機給毛主席寫信呼籲立即廢除高考。這封信以獨特的方式傳到最高層，隨即便登上6月18日的《人民日報》，5天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宣布要將高考「扔進垃圾堆里去」。

於是很快，高校招生就變成了「自願報名，基層推薦，主管批准，學校復審」的四條方針。

凡是走「推薦+批准」的路子，葫蘆里到底是什麼套路，老百姓心里是有數的。比如1973年王石從軍隊復員，來到鄭州鐵路局水電段做工人，彼時他父親正在柳州鐵路局擔任主管。工作僅僅一年，王石就脫穎而出，拿到了整個鄭州局兩個推薦上大學名額中的一個，你說厲不厲害。

1977年，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主抓科教工作。8月份，他組織了有30名科學家參加的科教工作座談會，會議期間武大教授查全性言辭激烈，狂批當時的招生制度並諫言恢復高考，鄧小平當機立斷，讓坐在旁邊的教育部長劉西堯追回已經發出的招生文件，重新組織統一考試。

卷子是抽調《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印的，這種寓意極強的動作令人感慨萬千。而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出去之後，舉國青年為之振奮。歷史證明，「開科取士」是穩定知識青年的最佳手段。1984年，這批趕上了改變命運第一次機遇的大學生們，在國慶閱兵時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標語。

77年~79年上大學的這批人，作為知青上山下鄉，在農村都有過摸爬滾打的經歷，用他們自己的話說，身上都有一股韌勁兒，求知若渴，比如根據同窗回憶，當時在北京大學法律系就讀的現任總理，那會兒終日揣著一疊自己做的英文單詞卡片，用橡皮筋兒一紮，一有空就拿出來背。

時代虧欠這代人的東西，會用另一種方式進行補償。他們不知道的是，這種補償會是無比的豐厚。

十年動亂，國家的人才供應出現了嚴重斷層，幹部年輕化成為一個必然趨勢。1982年，陳雲提出要大量選拔中青年幹部[2]:「現在，中央、省、地三級黨委的主要主管同志大多數在六七十歲左右。到這些幹部成批離去的時候，就將構成一個重大的問題。因此，現在就要下決心挑選一批四五十歲的人上來。」

這為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們留下了充足的發展空間。這幾年的大學生，畢業後或供職政府機關，身居要職，或下海經商，終成巨賈，或投身文藝，名揚海內。77屆、78屆等幾批早期上大學的畢業生，逐漸占據了社會最頂尖的資源，政界、學界、商界、文藝界········都有他們的影子。

1977年到79年，三年高考錄取人數大約有100萬，被稱為「百萬雄師」，絕大多數人的命運都得到了徹底的改變。

在整個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大學生仍然是稀缺資源，是社會公認的「天之驕子」，考上大學依然是貧寒子弟階層躍遷的最簡捷的方式。當然，1999年大學擴招之後，普通高校已經很難承擔階層躍遷的職能，需要211、985甚至更高的學校，才能有機會改變命運。

昔日挑戰制度的韓寒，也在成年後這樣寫道:「通過教育可以大概率改變命運和階層這個窗口期的時間不會很長，可能也就幾代人……幾代人後，社會的階級基本固化，改變命運就會變得更難了……趁現在，大家都尼瑪自然吸氣，你趕緊多吸幾口，讓自己排量大一些吧。」

有一個故事很說明問題:昔日帶領一群北京四中高幹子弟呼籲廢除高考的孔丹（父親是中央調查部部長），雖然沒讀大學，但動亂結束後直接考上了社科院的研究生，後來做了中信集團董事長；而當年瞎起哄的「白卷英雄」張鐵生（毫無背景的農民子弟），則足足坐了15年的牢。

這正如韓寒所總結的:成熟的向上流動通道，寒門子弟應高度重視和充分利用，學別人那樣瀟灑地棄如敝屣，最終倒霉的都是自己。

第二次: 鄉鎮企業

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

——鄧小平，1987年

1980年冬天，一場汽配展銷會正在山東膠南縣城里的一個破舊體育館里舉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體育館內冷冷清清，館外的一個不起眼的地攤兒前卻擠滿了人，35歲的魯冠球正在熱情地接待著顧客，正當他扯著嗓子推銷著自家產品時，有人從突然樓上潑下一盆冷水，把他們澆了個透心涼。

這是展廳里心生妒忌的同行送給魯冠球的一個下馬威。雖然連腳底破洞的解放鞋都被淋濕了，但魯冠球依舊開心的嘴不合攏。他們產品的價格比體育館里的那些「正規國營廠家」優惠足足20%，沒幾天的光景，就拿到了200多萬的訂單。在那個年代，這絕對是個天文數字。

這200萬只是一個開始。半個世紀後，魯冠球手里的這個小作坊，一步步變成了一家民營汽車零配件巨頭。從小吃不飽飯的魯冠球，完成了一個農民到企業家的的人生躍遷。

農民，幾千年來都處於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是食物鏈的最末端，改變階層的機會少之又少。

1955年，旨在消滅農民私有制的「合作化」運動興起，農民加入合作社後集體勞力，吃大鍋飯，而後全國興起了「割資本主義尾巴」風潮，禁止農民自養牲畜、發展家庭副業。這股風潮一致持續到改革開放。生產資料被沒收，中國農民傳統靠勞力發家致富的可能性，也幾乎被消滅殆盡。

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8位不堪忍受窮困生活的村民，用生死狀撕開了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一道口子，農村生產力得到釋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農民獲得了溫飽，但仍然無法改變農民的身份和階層，此時，一批腦子活的農民開始尋求新的出路，在70年代末80年代中，鄉鎮企業借勢崛起。

早在1969年，魯冠球就帶著同村的6個莊稼漢創辦了寧圍公社農機修配廠，在此之前，他進城當過鐵匠，開過面粉廠，六年換了7個地方，都因「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罪名無疾而終。這次，精明的他學了個新辦法，他說服了大隊幹部，讓他使用農機修配的招牌，大隊給魯冠球記工分，賺了錢歸大隊。

到了1979年，腦子靈活的魯冠球將修配廠轉向汽車零配件-萬向節，廠子也更名為蕭山萬向節廠。這時候，計劃經濟的威嚴還籠罩在這個國家的上空，社會的主流聲音對鄉鎮企業噤若寒蟬。想要參加汽車展銷會卻拿不到資質的魯冠球，想到了開頭擺地攤的辦法，這就有了本章開頭的那一幕。

事情在1984年迎來轉機。這年，中央下發了4號文件，第一次明確了鄉鎮企業的含義和地位。文件中，將農名戶辦、聯戶辦的企業與原有社隊集體企業統稱為鄉鎮企業。並且提出鼓勵三者共同發展，要求各級政府對鄉鎮企業與國營企業同等對待，一視同仁，給予必要的扶持。

在整個鄉鎮企業歷史上，有兩次大的飛躍期:第一次是1984~88年，第二次是1992~95年。到1995年時，鄉鎮企業創造的工業附加值已經占到全國工業附加值的的1/3左右，不僅如此，鄉鎮企業的崛起還解決了大量的農民就業問題，「到88年前後差不多能達到1700萬到1800萬」。

除了魯冠球，今天我們還可以列舉出很多一窮二白，面朝黃土背朝天、白手起家的農民企業家案例。新希望集團的劉永好兄弟、華西村的吳仁寶、橫店集團的徐文榮、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溫氏集團的溫北英······80年代的鄉鎮企業，給了農民第一次翻身做到階層躍遷的機會。

這是中國歷史上，農民群體唯一的一次大規模「由農入商」，有相當一部分人擺脫了土地的束縛，完成了階層躍遷。而隨著城鎮化接近尾聲，這種機遇恐怕也將成為絕響。

第三次: 雙軌生意

這一場春天的雷暴，不會將我們輕輕放過。

——駱一禾，1989年

如前文所述，家庭三大資本中的知識資本和政治資本，在1978年之前缺乏套現的土壤，但在80年代，政治資本迎來了第一次大規模兌現高潮:價格雙軌制套利。

價格雙軌制是80年代的一種特殊經濟制度。79年後，國家對原材料實行價格管制，同時又允許企業生產自銷產品，這就形成了「計劃」和「市場」的兩個價格。從1984年提出到1989年十五屆三中全會「雙規變單軌」，價格雙軌制只存在了短短數年時間，卻催生了一個一夜暴富的階層:倒爺。

倒爺們利用關係，拿到計劃經濟下商品供應的批條兒，用計劃內的低價買來，再用計劃外的市場價賣出，賺取官方價格和市場價格價差利潤，「空手套白狼」。這對於有政治資本積累的部分中國人來說，無疑給了他們一種合法的套現通道，他們瘋狂地復制這種倒賣，賺取暴利。

新華社一名記者曾講過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12]:在天津的一個旅館里，一個倒騰鋼材的「倒爺」將一張鋼材提貨單賣給同房的另一名「倒爺」，每噸加價200元；第二名「倒爺」再順手把提貨單賣給第三名「倒爺」，然後第三名又找到第四名……最後提貨單還沒出旅館，價格就由每噸700元漲到1600元。

80年代靠倒爺發家的人很多，上到紅頭批文，下到日用百貨，幾乎沒有什麼不可以拿來倒賣牟利的。

比如1988年馮侖去海南籌建海南體改所，苦於沒有經費。臨行前，中央體改所給了馮侖1萬台彩電的批文作為開辦費。彩電當時是緊俏的商品，一紙批文價值不菲。到了海口，馮侖將1萬台彩電批文遞給一外貿公司老總，外貿公司老總立馬拍出了30萬元，這批文比支票還好使。

出身交通系統的王石也沒閒著。1983年，王石通過從北方倒賣玉米到深圳，在短短幾個月內賺到了300萬，這是他的人生第一桶金，也是後來創辦萬科的底子。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馮侖和王石那樣「幸運」，同樣加入倒爺大軍的柳傳志，就被騙子騙走了14萬，當時他薪水每月才104塊。

1989年，《黨的建設》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講道:「時下有句順口溜:辛苦一輩子，不如倒爺一陣子。」

倒爺階層賺取的暴利，歸根結底還是來自於國家和老百姓。曾經有學者做出可能:因為價格雙軌制而流出的財富高達幾百億。這是一筆驚人的財富轉移，讓一整批人完成了原始積累和階層躍遷。但這場財富狂歡，是80年代社會不公的主要表現，產生了極大的副作用，最終成為諸多事件的導火索。

利用制度的缺陷和窗口進行套利，在90年代還會發生很多次，甚至直到現在，我們都能看到它們的影子。

第四次: 九二下海

40年代全民扛槍，50年代全民煉鋼，60年代全民備荒，70年代全民下鄉，80年代全民經商，90年代都想把大款當當。

——民謠，1990年代

1992年5月，黑龍江省綏芬河市市長趙明非早晨5點起床，帶著一件夾克、兩個飯盒、一套牙具、一台收音機和幾瓶蜂王漿，在貿易市場的街邊擺起了地攤。沒過一會兒，電視台、工商局、派出所的人就先後趕來，拍攝的拍攝，吆喝的吆喝，一起為「市長擺攤」的這場作秀添油加火。

這場真人秀後來引起轟動，主要是因為這位擺攤市長是總設計師的外甥女婿[13]，而後者剛剛在3個月多前，完成了那場影響中國歷史的的南巡。

春江水暖鴨先知，看清方向的人已經開始蠢蠢欲動。1992年南巡講話結束後，兩個里程碑式的文件《有限責任公司規範意見》和《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出台，使得1992年成為中國公司的元年。到了10月份，中共十四大召開，「市場經濟」被寫進黨章，直接引爆了下海經商的熱潮。

資源豐富、嗅覺靈敏的官員們，成為下海的主力，長長的名單包括:泰康人壽創始人陳東升、華泰保險創始人王梓木、中誠信創始人毛振華、愛國者集團總裁馮軍、匯源果汁創始人朱新禮、巨人集團創始人史玉柱、中國國際期貨公司董事長田源、北京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

陳東升給他們這群人起了個響亮的名字「92派」，根據統計，1992年體制內官員的下海經商的官員和知識分子數量至少有15萬。

這批人在下海前，大都在體制內擁有體面的待遇:華泰的王梓木是國家經貿委綜合司副司長，匯源的朱新禮是副縣長的熱門人選、中誠信的毛振華在國務院政策研究室擔任處長，中坤的黃怒波在中國市長協會擔任副秘書長，建業的胡葆森已經是河南外貿部門的正處級幹部……

放棄體制內的舒適待遇，顯然是看到了更豐饒的蜜糖之地。比如，92派下海多從事房地產、金融等「政策密集型」的管制行業，巧妙地避免了在純市場化的行業里廝殺。陳東升後來總結道:「用計劃經濟的餘威，搶占市場經濟的灘頭。」這句話里，「餘威」是關鍵詞。

當然，下海潮並非只屬於體制內的官員，也屬於普通的知識分子。在1992年前後，復旦大學青年老師郭廣昌辭職，成立廣信科技咨詢公司；北京大學青年老師俞敏洪辭職，成立了北京新東方學校；而34歲的河南舞陽鋼鐵廠車間主任許家印，也在1992年辭職南下，投入到商海大潮中。

在農民群體於80年代出現大規模「由農入商」之後，知識分子（官員也屬於知識分子）也終於挽起袖子投入市場經濟。這意味著，1978年前中國的「兩階級一階層」中，已經有兩個群體中率先向「私營企業主」這個新興階層轉移。在這種大轉移中，相當一部分人改變了自身的階層。

清華大學李強教授將建國後中產階級的形成管道分成三類[5]:教育管道、專業技術管道和市場管道。這三條路徑翻譯成白話就是:考大學、學技術、做生意。其中「做生意」是最直接的途徑，無論是面朝黃土的農民，還是滿腹經綸的書生，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在市場經濟中賺取改變階層的財富。

而「兩階級一階層」中剩下的工人階級，需要經歷1998年國企陣痛和2001年世貿開門，才會成規模地向私營領域轉移。在工商鼎盛的年代，其實每個人都有機會。

第五次: 資源巨潮

我很懷念煤老板做投資人的日子，他們特別好，除了要求找女演員以外，沒有別的任何要求。

——汪海林，著名編劇

2005年9月，北京建外SOHO開盤，來自山西的煤老板豪擲5個億，買了接近一半的樓盤；2006年，煤老板楊三俊聯合親友團，一口氣買下了北京二環外的100套房源；2007年，煤老板耿建平娶親，12輛悍馬車隊亮瞎全國；2012年，柳林首富邢利斌7000萬豪門嫁女，陪嫁了6輛法拉利。

曾在歷史上聒噪一時的晉商在2000年後再度崛起，主人公從喬家大院換成了煤老板，暴富是他們身上第一個標籤。

有中國富豪殺豬榜美譽的胡潤排行榜曾經這樣統計過山西的黑金財富:截止到2017年，山西家庭資產超過600萬元的有49000戶，擁有千萬資產的16300戶，擁有億元資產的1460戶，超過70%的富人都來源於煤焦產業。相比之下，2017年，中國城鎮就業人員年平均薪水為7萬元。

煤炭，成了山西大地上新的造富圖騰，暴富神話就像失控的火山口，挖煤、洗煤、販煤、設備、運輸甚至路邊的飯店，也都跟著騰飛起來。伴隨著煤價的瘋漲，曾經落後貧困的山西突然迎來了煤炭行業高歌猛進的十年，而這背後，正是2000年後中國第一個工業化黃金期。

2001年，加入WTO、城鎮化提速、製造業崛起等一系列因素，推動中國進入前所未有的重化工業進程，中國對以大宗商品為代表的原材料需求以驚人的速度增加。到了2009年，中國的鋼消費已經占據世界的50%、銅消費占36%，鋁占41%，鋅占40%，鉛占41%，大豆占24%。

貨幣對資源價格的上漲，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加入WTO後，國家外匯儲備從2000億突破3萬億美金。以外匯為錨的貨幣發行機制，導致國內出現貨幣供給寬鬆的局面，加速了資產水平價格的上漲。而作為一個典型的周期性和資源型行業，煤炭價格完美的享受到了這一波超級紅利。

行業黃金十年的起點是2002年。在這一年，國家發文取消電煤指導價，煤價開始蹭蹭上漲，從2000年的每噸129元，漲到了2007年的330元，並在2011年突破了800元。煤炭行業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從2000年的不足2%，一直攀升至2011年的6.5%。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資產價格飆漲。

黑金狂潮下，內蒙古鄂爾多斯、陜西榆林等城市強勢進入大眾視野，並貢獻了無數關於權謀、香艷、暴力和揮霍的故事。

筆者曾認識這樣一位煤老板:90年代承包國營煤礦的坑口，一噸煤只能賺幾塊錢，遇到市場谷底，堆成小山一樣的煤即使白送也沒人願意來拉。2002年後煤價坐上火箭，開始日進鬥金，2006年拒絕了同行3.6億的收購，2009年被礦難困擾，最後以13億的價格賣給了一家國有煤炭公司。

煤老板的財富故事，曲終人散於2008年。這一年，山西襄汾發生尾礦庫潰壩事故，277人在災難中死亡，這場事故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隨後，山西用強力的行政手段進行煤炭整合，大量煤老板的礦被國進民退，整個山西的辦礦主體從2200多家減少到130家，血煤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歷史的諷刺還在於:煤老板被國營煤礦整合時，通常都拿到了豐厚的補償款或者轉讓款，多數人轉手就去買了大量北京上海的房子，避開了2012年之後煤價的暴跌。而當年背景夠硬可以不被整合那些煤老板，反倒是在煤價暴跌中負債累累，甚至沒能熬到供給側改革的那一天。

如果把視野放到全球，這波大宗商品超級牛市里的煤老板以及同樣邏輯的鋼老板、銅老板、鋁老板等，是每一個超級經濟體崛起必然會出現的一個群體，可以與之類比的是美國19世紀誕生的石油富豪階層。但由於中國的制度因素，他們的財富額、影響力和活躍度遠低於西方國家的可類比群體。

所以，隨著中國基建周期的臨近尾聲，以及資源領域持續的「大魚吃小魚」，礦產老板們的野蠻故事，未來已經沒有重現的可能。

第六次: 樓市瘋狂

我不認為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房價大幅下降的情況。

——任志強，2016年10月

2001年，《溫州晚報》選了8月18號這個吉利的日子，組織了150多個溫州人，擠滿三節火車車廂來到上海，花了時間三天狂掃100多套房子，豪擲5000萬元。

消息像野火一樣在溫州這個三線城市的小圈子里傳播著，一批又一批的溫州人踏上北上的火車，6800萬、8000萬、1.2億，不斷刷新的金額終於引爆了大眾輿論，「溫州炒房團」正式登上歷史舞台。在第二年，單是《溫州晚報》一家組織的購房團，就買掉了上海價值2.5億元的幾百套房子。

現在回過頭來看，專業炒房團是市場嗅覺最靈敏的食利者，他們的線索通常來自新聞聯播和權威報紙，政策的變化，往往就隱藏在那些公文格式的句子里。

政策的松動始於1998年。當年為了抵禦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國務院決定將房地產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以「取消福利分房，做到居民住宅貨幣化、私有化」來推動房產改革。這開啟了中國的商品房時代，伴隨著中國城鎮化的狂飆猛進，房地產開啟了「黃金十年」。

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單一品類資產價格牛市到來了，無數人被瘋漲的房價而改變了財富地位，也同樣有無數人被瘋漲的房價拋落了時代火車。

根據天風證券的統計[13]，「黃金十年」的數據驚人:從1998-2007年，房地產投資平均增速24%，拿地面積平均增速21.1%，新開工面積平均增速17%，商品房銷售面積平均增速20%，而同期中國經濟增速只有12%。在這期間，無論是豪擲千金的專業炒房團，還是多供一套的老百姓，都獲利豐厚。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房地產突飛猛進的十年告一段落，一二線城市積累了大量難以消化的庫存，但隨後而來的「四萬億」和央行貨幣政策的松綁，拯救了岌岌可危的房地產市場，2009-2010年之間房價再次全面上漲，直到中央連續出台嚴厲的調控政策，才將瘋狂之勢摁了下去。

從2004年到2014年，中國GDP從16萬億增長到64萬億，漲幅4倍，但大部分一二線城市的房價漲幅都遠超這個水平。當然，房地產的最後瘋狂還沒有到來。

2014年下半年，央行再次降息，南方的深圳樓市率先開漲，並逐步蔓延到京滬。2015年9月30號，央行降低首套房首付比例，4個月後更是降低到20%，去庫存的號角吹響，樓市烈火烹油。到了2017年，一二線溢出的資金與棚改貨幣化一道，瘋狂地湧入二三四線城市，全國呈現燎原之勢。

如果說之前的房價是從1漲到了5，那麼這次就是從5漲到了10，漲幅雖然沒有之前可觀，但付出的代價卻更大:居民部門的住房貸款按揭餘額在2014年突破10萬億，2015年達到14萬億，16年更是直接達到了19萬億。這些增加的負債，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壓縮居民的消費空間。

應該說，無論是不是炒房，凡是在1998-2014年這期間購買了多套房的人，都獲得了可觀的財富，這些財富足以改變很多人的階層。

東亞經濟圈對房子的熱愛有目共睹，日本、韓國、台灣、香港都經歷過房價瘋漲、泡沫、破滅的周期輪回，大陸的群眾也未能免俗，並且將房子與擇偶等個人生活深度捆綁。電影《甲方乙方》里劉蓓說:「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幸福的。」葛優回答:「沒有房子的婚姻才是不幸福的。」

一個開放商曾不無幽默地總結:在旺季，你要打出「歡迎溫州看房團」的橫幅，神經緊張的本地人肯定來搶；在淡季，你花錢找一幫人凌晨1點在售樓處排隊，還在觀望的客戶就會上鉤；在熊市，你要敢於雇人砸售樓處，讓媒體驚呼「降價巨大引發老業主不滿」，尾盤便會被迅速清光。

在各種因素的環繞下，樓市具備了門檻低（大部分普通人都能參與），時間長（上漲時間長達二十年），漲幅大（多數城市房價漲幅超過10倍），帶杠桿（可以方便的按揭）等眾多特點。這是既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價格牛市，也是一場全民都能參與的資產遊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當然，房價的上漲讓所有的參與者都獲得了財富增值，但要到改變階層的程度，條件還需要進一步壓縮:一二線城市+3套以上住房+無負債或者少量負債 ≈ 從小康跨入了富裕。盡管條件嚴苛，但在北上廣深人口接近1億的背景下，中國達到這個標準的家庭至少是百萬的量級。

如果按照代際的觀點看，出生在1970-1985年之前的人充分享受了房地產大牛市的紅利。對於85後和90後來說，屬於他們的同級別機會，可能還要等很多很多年。

第七次: 網路紅利

50年代嫁英雄，60年代嫁貧農，70年代嫁軍營，80年代嫁文憑，90年代嫁富翁，2000年代嫁碼農。

——民謠，2015年

水木論壇上曾有這樣一個提問:為什麼北京南城房價遠低於北城?一個網友神回復:因為南城是一個工程師到不了的地方。

改革開放後中國有四波創業浪潮:84派、92派、99派和11派。以BATJ為代表的99派和以TMD為代表的11派是典型的「互聯網創業家」，這兩波創業者都是依托經濟發展史上的第五次經濟周期——信息技術革命的紅利發展而來。這波技術創新肇始於上世紀90年的美國，千年後逐步轉移到中國。

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社會階層的明顯變化，就是IT精英的崛起。例如美團上市，近五萬員工中，造就了4614名百萬富翁。小米上市，據說工號1000以內的都能一把付得起北京的首付了，其中一位沒有上海戶口的老碼農松了口氣:2000萬的財富，小孩上學毫無問題，國際學校一年也就才多交30萬。

早在2005年，在納斯達克上市的百度一夜之間造就240多個百萬富翁，那時候百度只有750人。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是當時全球第一大IPO，號稱史上最大規模的互聯網上市造富運動，不僅讓馬雲成為榮登首富寶座，還創造了上萬名的百萬富翁，直接大幅拉升了杭州的房價，直逼缺乏互聯網公司的上海。

2015年後，赴美赴港上市的互聯網公司更是如過江之鯽，眾安保險、愛奇藝、B站、映客·、搜狗、閱文、拼多多·····還有排上日程的頭條、滴滴、螞蟻金服……

中國第一波互聯網創業者多為60後和70後:馬雲（64年）、李彥宏（68年）、丁磊（71年）。第二波互聯網創業者則多以80後居多:王興（79年）、程維（83年）、張一鳴（83年）。第一波創業者抓住了互聯網普及的紅利，而第二波創業者則抓住了移動互聯網興起的紅利，

受益的不僅僅是創業者。1999年，高校開始擴招，計算機專門作為熱門專業，吸納了大量儲備人才。高歌猛進的人才培養和互聯網公司的騰飛在這20年形成了一個漂亮的雙曲線。大量的資本湧入，IT產業化應用的黃金時代，這些都是推升工程師走上社會高收入人群的推手。

工程師階層的高收入，已經是有目共睹。在號稱中國矽谷的海淀中關村，有著全國密度最大的高科技企業，獨角獸企業近百家。20多年前，這里荒草叢生，僅僅是北京海淀北街的一個破公共汽車站，房價只有兩三千。如今海淀黃莊緊鄰中關村三小等重點小學的房子，單價已經逼近10萬。

這個價格，早已超出了普通工薪階層可以承受的範圍。而任職互聯網公司的碼農，則成了房產中介最愛的人選。一個拿著熱包子，喝著豆漿，穿著沖鋒衣或者格子衫，背著雙肩包在西二旗擠地鐵的碼農，很有可能月薪五萬+，手里握著價值幾百萬元甚至更多的股權，秒殺90%以上的北漂。

中國很多行業都享受過過所謂的「風口」，如鋼鐵、煤炭、地產、金融、電子等領域。但跟這些領域出現的「老板吃肉，高管喝湯，員工苦逼」不同的是，互聯網在風口釋放的紅利更加普惠，主要原因在於互聯網是人才密集型行業，商業模式杠桿高，單位密度產出高，激勵制度更加合理。

盡管距離中國人合法擁有財富只有短短四十年，但企業家群體已經有了old money和new money之分。應該說，崛起過程原罪較少（但不是沒有）、創始人履歷透明陽光、基礎員工收入高企、企業社會形象健康（當然也有很爛的）的互聯網行業，就是中國new money的代表。

站在當前時間點上，移動互聯網的紅利期接近結束，估值泡沫尚待消化，但互聯網行業的新模式、新技術、新生態仍然層出不窮。因此，只要中國工程師紅利沒到殆盡的那一天，通過這個行業做到階層逆襲的大門，就仍然沒有關上。

08. 尾聲

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七次的階層躍遷的機遇，到今天仍然具有指導意義。我們把這其中的方法論總結為:合法通道、制度套利、行業風口和資產紅利。

合法通道:目前在中國，通過讀書和考試改變命運，仍然是可以走通的模式，高考、考研和考公務員都是成熟的向上通道。這些通道盡管有種種問題，但還是比較依賴個人的智力和勤奮，而且受制於社會輿論，它們的大門會變窄，但很難被完全關閉。

對於毫無背景的年輕人來說，合法通道是他們改變階層的第一次機遇，應該堅決地抓住。但可惜的是，大部分學生都沒有這樣的覺悟，很多人在參加工作後才追悔莫及。

制度紅利:過去四十年是一部經濟發展史，也是一部制度改革史。這意味著在改革的進程中，總會有短暫的制度紅利釋放出來。雙軌套利是利用了定價機制的漏洞，而鄉鎮企業和九二下海則是抓住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期間的空白期，做到了企業和個人的原始積累。

中國的制度改革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因此制度紅利的機會還會不斷出現，如農村土地流轉、國企改革、壟斷行業準入等，當然，它們給普通人參與的機會也越來越少。

行業風口:無論是財大氣粗的煤老板，還是待遇優厚的工程師，都受益於自身行業的快速發展。俗話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選擇比努力更重要。對於兩個同樣能力的年輕人，新興行業和傳統行業賦予的職業回報往往相差十倍。

對於普通人來說，想要依靠行業紅利來穿越階層，主動尋找一個有前途的行業，跟在一個衰落的行業里摸索折騰，前者的難度會更小，成功率也更高。

資產紅利:周金濤說過:十年前你在中信建投找了一份工作不重要，十年前在朝陽門的中信建投證券旁邊買了一套房子真的很重要。資產紅利是人們在勤奮勞力之外的一條極為重要的階級躍遷通道，至少在過去十幾年里，如果不去主動參與，不但無法完成階層躍遷，甚至還有跌落階層的風險。

在地產牛市已經臨近尾聲的時點，普通中國人希望通過資產紅利來翻身和躍遷，可能只能寄希望於證券市場的長牛和長紅，而像匹凸匹和比特幣這種「機會」，普通人還是不要參與的好。

綜合來說，在不同階段，各個要素對人發財致富的作用不同。計劃經濟時代，收入平均化，考大學填補幹部空缺，辦鄉鎮企業填補市場空缺，均能獲取最大回報；市場經濟全面啟動後，下海經商成為階層躍遷的重要途徑；而到了新世紀，選擇開始大於努力，資產升值和行業風口變得比個人勤奮重要。

這些改變命運的機遇，大約5~7年會出現一次，絕大多數中國家庭都離其中的2~3次非常之近。如果一次都沒能抓住，大概率四十年原地踏步甚至倒退；抓住一次就不會被這個時代所拋下；抓住兩次，便能大幅提升家庭在社會上的階層；抓住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基本上就是國民級的勵志故事了。

以許家印為例:1978年以周口市第三的成績考入武漢鋼鐵學院（抓住第1次機遇），畢業後被分配到河南舞陽鋼鐵公司工作。1992年辭去國企工作來到深圳下海（抓住第4次機遇），1996年創辦恒大專注於房地產行業（抓住第6次機遇）。連續三次踏準節奏，讓許家印成為中國首富。

不過在品讀勵志故事的同時，我們需要清楚地認識到:盡管過去四十年中國人的生活得到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大多數人在社會中的相對位置其實並沒有改變。

從種地的貧寒農民，到富士康的流水勞工，這並沒有改變階層；從陋巷的拮據市民，到艱難經營的街邊店主，這並沒有改變階層；從車間的藍領工人，到寫字樓里的廉價白領，同樣也沒有改變階層。普通人改善生活際遇不難，但要改變在社會里的相對位置，幾千年來都是一項艱巨的修行。

趟過階層的河流，需要善於向時代借力的智慧，需要勇於做關鍵選擇的睿智，也需要敢於告別舒適的魄力，作為普通人的我們來說，永遠都不該有放棄努力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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