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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遺餘力為孩子提供完美童年的時候,我們可能正讓他們的成長變得更加艱難。」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美國《大西洋月刊》的這篇文章,值得每一位父母認真品讀。
一句話歸納,那就是:當我們掌握越來越多所謂前衛的育兒理念時,要記得魚和熊掌難以兼得的基本道理:
我們不能既渴望孩子取得高成就,又努力幫他們規避競爭和本應當經歷的掙扎。
文 | Lori Gottlieb
如果說,我在大學里學到了什麼,那就是詩人菲利普·拉金的話確實在理:「你爸和你媽傷害了你,雖然不是故意的,但他們的確傷害了你。」
當時,我生下兒子不久,便重返學校修讀臨床心理學。
腦中想著孩子,手頭卻還要準備期末論文,在這種情況下,我很容易留意到那些論述父母如何害了孩子的研究。
當然,每個人都知道,麻辣老媽、出任學校家長教師聯合會主席、每天孩子回家都奉上牛奶與親手烘焙餅乾的媽媽,會培養出完全不同的孩子。
但我們多數人落在這兩個極端之間,而在這個區間,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會做錯。
作為一名媽媽,我很想做對。但是,什麼才是「對」呢?帶著這個問題,我走進書店。過去所有研究——從約翰·鮑爾比的「依戀理論」到哈里·哈爾洛的猴子實驗——都表明:
如果不能精確解讀你的孩子,誤解了他們的信號,或者給予他們的愛太少,幾十年後,他們就很可能會走進心理治療診所(如果有足夠的鈔票支付這筆帳單)。
坐在沙發上,靠著一盒紙巾,聲淚俱下地回憶著媽媽對他做了什麼,爸爸又沒做到什麼——每周50分鐘,有時長達數年。
後來,我作為心理治療醫生,主要工作就是重新當一回這些來問診的孩子的父母,提供一種「矯正性情感經驗」,讓他們無意中將早期的被傷害的感覺移情到我們身上,然後給出不同的回應——與他們童年期所得到的相比,更加體貼、更具共情的回應。
但我開始接待病人之後卻發現,很多孩子最痛苦的,竟然不是爸媽做得太少。
這些孩子什麼都有
但就是不快活
我頭幾個病人,幾乎是教科書上的范本。當他們訴說不幸童年時,我毫不費力地就能將他們的傷心與成長經歷聯繫起來。
但是,很快,我遇到了一個例外,這個姑娘20多歲,聰慧美貌,姑且稱她為麗齊。
麗齊有堅實的友情、親密的家庭,和極度空虛的感覺。她告訴我,之所以來咨詢,是因為她「就是不快活」。
她還說,令人沮喪的是,她找不出來自己到底是對什麼不滿。她說她有一對「棒極了」的父母,兩個出色的手足,支持她的朋友,極佳的教育,很酷的工作,健康的身體,漂亮的房子。
她的家族史上,沒有抑鬱症或焦慮症病人。
那為什麼她老是失眠呢?為什麼她總是猶疑不定、怕犯錯誤、無法堅持自己的選擇呢?為什麼她認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評價的那樣「驚人」、覺得「心中總有一個空洞」呢?為什麼她描述自己感覺「飄忽不定」呢?
我被難住了。這個案例里沒有漠不關心的父親、求全責備的母親和其他放任自流、愛貶低人、雜亂無章的照料者,問題出在哪里?
當我試圖弄明白時,令人驚奇的事情發生了:類似的病人越來越多。
我的沙發上坐滿了二三十歲的成年人,自述患上憂鬱和焦慮,很難選擇或專注於某個令人滿足的職業走向,不能維持良好的「親密」關係,有種空虛感或缺乏目標感——但他們的爹媽無可指摘。
恰恰相反,這些病人都說到他們是多麼「崇拜」父母,說父母是自己在這世上「最貼心的朋友」,從來都是有求必應,甚至出錢讓他們來接受心理治療(當然也在替他們付房租和汽車保險),這讓他們既愧疚又困惑。畢竟,他們最大的抱怨就是無可抱怨!
父母拼盡全力
孩子卻哭訴空虛
起初,我很懷疑這些人的陳述。童年一般都不完美,那麼,如果他們的童年很完美,為何會如此迷茫、不自信?這跟我學過的知識背道而馳。
但相處一段時間後,我開始相信他們並無粉飾或曲解。
他們真的擁有關愛備至的父母:
給他們「發現自己」的自由;
鼓勵他們想做什麼都行;
接送他們上學放學,陪他們做作業;
當他們在學校受欺凌或孤立時出手相助;
在他們為數學發愁時及時請家教;
看到他們對吉他表現出一絲興趣就掏錢讓他們上音樂課
(喪失興趣時又允許他們放棄);
當他們違規時跟他們談心,
而不是簡單粗暴地懲罰(運用「邏輯後果」來替代懲罰)
一句話,這些父母很「體貼」,投入地引導我的病人們順利通過童年的種種考驗和磨難。
作為一個力不從心的媽媽,我常會在聽病人陳述時,暗自奇怪這些偉大的父母是怎麼做到這一切的。
直到有一天,另一個問題浮現在我腦海: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
是啊,我,還有無數同樣的人,都在努力地做好父母,就是為了今後我們的孩子不至於淪落到心理醫生的沙發上,而我正在目睹這種養育手段的血肉後果。
為了給孩子提供正確的養育,我們拼盡全力、精疲力竭,而他們長大之後,卻坐在我們的辦公室里,訴說他們感覺空虛、迷惑、焦慮。
我讀博士時,學院里的臨床焦點在於缺乏父母體貼如何影響孩子,誰都沒有想到問一問,如果父母過度體貼的話,這些孩子又如何呢?
過度保護剝奪幸福感
在美國,育兒一直是個爭議話題,因為風險太大,而各派學說難有定論。在不同門派之間,一直劍拔弩張:親密育兒派 VS 嚴格教導派,兒童中心派 VS 家長中心派,社會風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不過,所有育兒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樣的:將孩子未來成為充滿幸福感的成年人。
我的父母希望我幸福,我祖父母也希望我父母幸福。不過,近年來出現的變化則是:人們對幸福的看法和定義不同了。
如今,光是幸福還不夠,你得更幸福。美國夢以及對幸福的追求已經從「尋求大致滿足」變異為「你必須任何時候、各個方面都幸福」。
「我幸福,」格雷琴·魯賓在暢銷書《幸福工程》中寫道:「但我還應該更幸福。」這種追尋已經風靡全美,變成一場舉國運動。
那她到底應該幸福到什麼程度?魯賓也不確定。聽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況完全一樣:擁有絕佳的父母,「高大、黝黑、英俊」(並富有)的丈夫,兩個健康可愛的孩子,一大幫朋友,在上東區買了豪宅,耶魯大學法學學位和成功的自由撰稿事業……盡管如此,魯賓仍不滿意,「似乎缺了點什麼」。
為了消解「憂鬱、不安、低落和四散的內疚」,她開始了一段「幸福旅程」:列出行動清單,每周一買3本新雜誌,不斷收拾衣櫥。
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後,魯賓承認她仍在掙扎。她寫道:「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讓自己更不幸福了。」
接著,她揭示了所謂「成年的奧秘」之一:「幸福並不總讓你感到幸福。」
把幸福作為目標來追求
只會導致災難
現代社會學研究支持了她的說法。「幸福作為生活的副產品,是很棒的一個東西,」斯沃斯莫爾學院社會學教授巴里·施瓦茲說,「但把幸福作為目標來追求,只會導致災難。」
而現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著這個目標,卻適得其反。
我和同事由此開始懷疑:會不會是父母在孩子小時過於保護他們,避免讓他們不幸福,才剝奪了他們成年後的幸福感呢?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精神病醫生保羅·波恩說,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在臨床實踐中,波恩發現:
很多父母會盡一切可能,避免孩子體驗到哪怕一丁點的不適、焦慮或者失望。當孩子長大,面對正常的挫折,就以為事情嚴重出錯了。
他說:當學步兒在公園里被石頭絆到,剛剛倒地,還沒來得及哭呢,一些父母就會飛撲過來,抱起孩子,開始安慰。這事實上剝奪了孩子的安全感——不僅在遊樂場,而且在生活中。
如果你不讓孩子體驗那剎那間的困惑,給她一點時間,讓她明白髮生了什麼(「噢,我跌倒了」),讓她先把握跌倒的挫折感,並且試圖自己爬起來,她就不會知道難受是什麼感覺,以後在生活中遇到麻煩時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
這些孩子上大學時,會因為最小的麻煩發簡訊給父母求救,而不會自己找辦法解決問題。
假如,當孩子被石頭絆倒,父母允許她自己恢復一秒鐘,再去安撫她的話,孩子就學習到:「剛才有一秒鐘挺嚇人的,但我現在沒事兒了。如果有不快的事情發生,我能自己擺平。」
波恩說,多數情況下,孩子會自己應付得很好,但很多父母永遠弄不懂這一點,因為他們忙於在孩子不需要保護時,過早伸出援手。
這讓我回憶起自己,當兒子在沙坑里摔倒時,一個箭步沖上前。
回憶起兒子四歲時,我一個朋友死於癌症,我當時第一想法是:不能告訴他。畢竟他都不知道她病了。我知道他可能會注意到我們不再去探望她了,但我讀過的所有育兒書都說,得知親友的死訊對於孩子來說太可怕了。
最終,我把真相告訴了兒子。他問了很多問題,但並未因為震驚而昏倒。總之,用波恩的話說,我對兒子的信任,讓他更加信任我,並最終更有安全感。
通過告知他這件事,我傳達了一個信息: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傷和焦慮,而我會在一旁幫助他度過難關。
如果不告訴他,則傳達了另外一種信息:我覺得他處理不了難受。而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隱含的方式向孩子傳達的信息(相關文章《荷蘭人如何引導孩子直面死亡》)。
孩子不喜歡同車的同學
父母就親自開車送他上學
哈佛大學講師、兒童心理學家丹·肯德隆表示,如果孩子不曾體驗痛苦的感覺,就無法發展「心理上的免疫力」。
「這就像身體免疫系統發育的過程,」他解釋說,「你得讓孩子接觸病原體,不然身體不知如何應對進攻。孩子也需要接觸挫折、失敗和掙扎。
我認識這樣的父母:一旦孩子沒有入選棒球隊或者在全校演出里獲得角色,他們就給學校打電話抱怨。
還有一個孩子,說他不喜歡跟他一起乘車上學的另外一個孩子,而父母沒有讓孩子學會如何容忍他人,卻乾脆親自開車送孩子上學。
這些孩子直到青春期都沒有體驗過任何困苦。所謂文明,就是學會適應不夠完美的情況,但父母常常遇到不快即刻出手,為孩子鋪平道路。」
洛杉磯臨床心理師溫迪·莫格爾,10年前出版了《放下孩子》一書後,成為美國多所學校的顧問。
她告訴我,過去幾年間,大學招生部主任們匯報,現在「茶杯」式新生越來越多———他們是如此脆弱,稍稍碰壁,就有可能碎掉。
「父母出於好意,在其整個童年期替他們消化掉了所有的憂慮,」莫格爾評論說,「結果他們長大後不知如何面對挫折。」
大學聘用的「家長驅逐員」
這也許就是麗齊那樣的病人,最終會出現在心理醫生面前的原因。
「即便擁有世界上最優秀的父母,你還是會經歷不那麼開心的時光,」洛杉磯家庭心理師傑夫·布盧姆說,「一個孩子應該體驗正常的焦慮,才會有適應性。如果我們希望孩子長大後更加獨立,就應該每天為他們將來的離開做好準備。」
布盧姆相信,我們很多人根本捨不得孩子離開,因為我們依賴他們來填補自己生活中的感情空洞。不錯,我們在孩子身上付出了無數時間、精力和財富,但那是為了誰?
「我們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並認為這是最佳育兒之道,」布盧姆說著嘆了一口氣。
我問他為什麼嘆氣,他解釋道,「目睹這種現象令人傷感。我曾無數次告訴家長,他們因為自身的心理問題而在孩子的感受上投入過多關注。
如果一個心理醫生告訴你——你需要在孩子身上少花精力的話,你應該知道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去年十月,在為《紐約時報》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媽媽瑞內·巴徹,描述了送女兒去美國東北部上大學後她的空虛感。
巴徹本來想從其他身為人母的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安慰,沒想到人家正忙著給孩子的大學宿舍買冰箱,或者沖回家幫助中學生孩子關電腦。
於是巴徹也不時去女兒宿舍,找各種借口挑剔女兒的寓友,以幫忙搬家為由待上很久,開始她辯解說是為了女兒好,但最終承認:「人家所說的‘直升機父母’就是我這種人。」
巴徹這樣的媽媽並不罕見。莫格爾說,每年開學時,父母們賴在校園里不走,大學管理者不得不動用各種招數「驅趕」新生父母。
芝加哥大學在開學典禮結尾時加了一曲風笛演奏——第一曲帶領新生到下一個活動場合,第二曲意在把家長從孩子身邊趕開。
佛蒙特大學聘用了「家長驅逐員」,專門負責把緊跟不放的家長擋在門外。很多學校還指定了非正式的「家長接待院長」,專門對付難纏的成年人。
近幾年,有很多文章探討為什麼那麼多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拒絕長大,但問題往往不在於孩子拒絕分離和個體化,而在於父母阻撓他們這樣做。
繁忙的工作加劇了這種現象。
「如果你每天只能跟孩子相處20分鐘的話,」哈佛大學的肯德隆問,「你是想因為他沒收拾好房間而跟他拌嘴、讓他生氣呢,還是一起玩兒個遊戲?」
「我們不再給孩子立規矩了,因為我們想讓我們的孩子時刻喜歡我們,盡管有時侯讓他們受不了我們,其實對他們來說更健康。」
肯德隆還觀察到,由於我們比祖輩生的孩子更少,每個孩子都變得更加珍貴。與此同時,我們從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更多陪伴,更多成就,更多幸福,在此過程中,無私(讓孩子幸福)與自私(讓我們自己高興)界限越來越模糊。
我回憶起和一名夏令營營長的對話。她當時在對我介紹我兒子那個年齡組的活動,當說到籃球、T-ball、足球等時,她飛快地說,「當然都是非競賽性的,我們不鼓勵競賽。」
我忍不住笑起來,競賽原來是洪水猛獸啊,孩子們避之惟恐不及。
我們采納的,其實是「魚和熊掌兼得」的態度:既渴望孩子取得高成就,同時又不要他們付出取得那種成就所必須的犧牲和掙扎。
有不少人為了孩子能在家庭作業上多花時間,連最基本簡單的家務事都不讓孩子做。這些家長到底是太放縱了(不用做家務),還是太狠心了(教導孩子好成績比做一名負責任的家庭成員更重要)?
選擇與安全感
諷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自信與一個人將來會否開心關係不大,特別是當自信心來自不停的寬容和表揚,而不是來自真正的成就時。
研究表明,能預示一個人將來是否充實和成功的是堅定性、適應性和接受現實檢驗的能力,具備了這些品性,人們才能順利過日子。
但是現在,很多孩子沒有機會學習這些品性。幼兒園老師簡對此深有感受,她舉例說:
一位母親送孩子來上學,她忙著簽到時,孩子跑到一邊玩,跟另一個孩子發生了衝突。她的孩子先拿到了卡車,但另一個孩子把它搶走了。
兩人爭吵了一會兒,那個孩子拿了一輛舊卡車扔給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看到取勝無望,也就接受了這種安排。
但媽媽不幹了,跑過去講道理,說「這不公平」,要求那個孩子把卡車還回來。「你看,孩子本來沒事了,她的孩子很有適應性,但她破壞了這一切。
「我們的確教孩子不要搶玩具,但這種事時有發生,孩子需要學會自己解決問題。」
另外一位從教17年的幼兒園老師則說,這些年來,父母越來越多地干涉到孩子的成長之路。「入學之後,孩子會意識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這對他們來說是有好處的。
「因為在某些時候,別人的感受的確比他們的更重要。」這位老師還說,還有很多父母,自以為設定了限制,事實上卻沒有。當孩子纏著要買冰淇淋,家長先是拒絕,幾經談判後卻讓了步。
「每年都有家長找到我,問‘為什麼孩子不聽我的話?為什麼她不能接受拒絕?’我會說,‘孩子之所以不能接受拒絕,是因為你們從來不拒絕。’」
斯沃斯莫爾學院社會學教授巴里·施瓦茲認為,那些充滿愛意的父母每天給孩子很多選擇,結果卻出乎意料。「我們這個時代的理念是:有選擇是好的,選擇越多越好,」他說,「但這不是事實。」
當選擇更少時,孩子更有安全感,更不焦慮。較少的選擇幫助他們專注於某事,這正是日後生活所需要的。
研究顯示,專注於某項工作給人更大滿足感,那些總是面對很多選擇的人常常落在後面,」施瓦茲告訴我,「我的意思不是說別讓孩子嘗試各種興趣或者活動,而是應該理性地給予他們選擇。
很多父母告訴孩子,‘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可以隨時退出,如果不是百分之百感興趣,可以去嘗試其他。’那麼,當他們長大後以同樣的方式生活,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他在斯莫沃斯大學畢業班的學生身上看到了同樣的現象。「他們不能忍受這樣的想法:選擇一種興趣或者機會就要放棄其他,所以他們花費多年,希望能找到完美答案。他們沒弄明白,他們應該尋找‘過得去’的答案,而不是完美答案。」
而當我們給孩子提供無數選擇的同時,就向他們傳達了這樣的信息:他們有資格過完美生活。恰如哈佛心理學家丹·肯德隆所言:「當他們感覺不爽,就會有另外一種選擇擺在面前。」
父母的焦慮之下潛藏著一種信仰,那就是:如果我們做對了,孩子不僅會成長為快樂的大人,而且會成為讓我們快樂的成年人。
這是一種誤會,養育雖然重要,卻不能勝過天性,而且不同的養育方式適用於不同的孩子。
我們可以讓孩子接觸藝術,但不能教給他們創意;我們可以保護他們免受下流同窗、糟糕成績等各種因素的傷害,但在人生中他們總會遇到不快。
事實上,在不遺餘力為他們提供完美童年的時候,我們讓孩子的成長變得更加艱難。
就像溫迪·莫吉爾說的:「孩子不是我們的作品。」
-End-
作者:Lori Gottlieb,美國心理治療師,也是一位母親。原文來自美國《大西洋周刊》,由郭艷文翻譯,兒童教育專家小巫做了校譯。特此感謝。
>為什麼完美的童年,反而會剝奪孩子成年後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