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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猛
來源:人大復印:《文化研究》2017 年 04 期；原發期刊:《中國青年研究》2016 年第 201612 期 第 91-97 頁
摘要:鳳凰男相關話題是當前中國社會討論的熱點之一。西方學術界也有一個與鳳凰男相似的概念——階層旅行者，指的是那些通過教育做到階層向上流動的人。階層旅行者形成了特定的心理特質，包括三重羞恥感、回報家庭的自然需要、對賢能主義的崇信以及容易生長出幻滅感。
同時，階層旅行也是文化旅行。階層旅行者處於文化夾縫和人際交往的雙重高牆之中，缺乏歸屬感並面臨異化與自我疏離的風險。鳳凰男作為中國情境下的階層旅行者，造成他們被「污名化」的諸多負面標籤實質上也是其心理和文化特質的一種投影。跨越階層的向上流動過程並不圓滿，即便是一段美談，也要付出相應的文化代價。
關鍵詞:鳳凰男/階層旅行者/向上流動/心理特質/文化代價/
歷經種種考驗、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農民子弟一旦在城市從事中產階層的工作就突破了父輩原有的社會經濟地位，做到了向上的社會流動。但剛剛走出校園、步入工作崗位的「農村大學生」們很快又陷入一個頗具負面含義的標籤——「鳳凰男」(人們經常用「山窩窩里飛出了金鳳凰」比喻那些出身貧寒、靠自己勤奮努力走出農村、受過高等教育、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鳳凰男往往指男性，但也有鳳凰女的說法)。
在村莊，鳳凰男是被人欣羨的「別人家的孩子」。在城市，人們卻對鳳凰男有諸如「死要面子」「思想守舊和古板」「土氣」「吝嗇」「大男子主義」之類的刻板印象。王文龍稱其為「鳳凰男的污名化現象」[1]。
許多有關鳳凰男的「經典」故事伴隨著一個城市「孔雀女」(在網路上，把城市女孩統稱為孔雀女，也有特別指那些在父母溺愛之下長大的城市獨生嬌嬌女的意思)親身的「血淚史」，正是孔雀女自覺悲哀的現實處境襯托出鳳凰男身上存在的種種「缺陷」。但若是將鳳凰男這些所謂「缺陷」映射出的心理和文化特質理解為一種被動的「污名化」，就忽略了這一群體成長經歷的特殊性與個體的能動性。
鳳凰男並不是中國社會獨有的現象，那些通過取得高學業成就做到向上流動的社會底層子弟都是某種意義上的鳳凰男。在西方學者的研究里，有一個與鳳凰男相同意向的稱謂:階層旅行者(class traveller)。文化社會學的代表人物馬茨·特朗德曼(Mad Trondman)對瑞典19世紀80年代「許多沒有太多思考的短途階層旅行者」進行了研究[2]。他把通過教育做到階層跨越的人稱為階層旅行者，階層旅行意味著「向上的流動」[3]。個體從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階層躍升至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階層是一場漫長的教育與文化之旅。
早在1960年，美國社會學家特納(Ralph H.Turner)就對社會向上流動可能造就的心理和人格特質表示出了極大的興趣。「在競爭性模式下，人們由於無法確定自己是否能升遷而形成嚴重、持續的緊張心理。而在讚助性模式下，人們為了適應階級地位的變換必須經常地改變友誼方式，人們遇到的更多的問題是如何克服障礙以學成精英階級的價值體系。進一步弄清這些區別有賴於進一步認識美國的階級制度。
到現在為止，尚未有人研究過在讚助性模式下人格形成的過程」[4]。在中國情境下，高學業成就的農民子弟一般歷經農村小學、農村/縣城中學、城市重點高中、重點大學的向上流動軌跡。這其中既有帶有分流和選拔性質的讚助性流動，又有長期的競爭性流動。
這種「向上的流動」或者說「階層旅行」會鍛造出怎樣的心理特質，又可能會付出何種文化代價?梳理西方學術界與階層旅行相關的研究成果，可以為我們理解鳳凰男，即當今中國社會通過教育做到向上流動的農民子弟提供新的視角。
一、階層旅行者的心理特質
階層旅行者共通的社會向上流動經歷似乎使他們具備了一些相似的群體特質，美國關注社會流動的研究者們通過數據統計發現了一些端倪。比如，「總體來看，向上和向下流動的個體相比停留在工人階級或中產階級地位的人孩子更少」[5]；「向上流動的個體更傾向於投票給共和黨候選人」[6]，「向下流動的個體參加工會的比例低於那些父母就是工人的人」[7]。
但遺憾的是，以上研究都是基於統計數據的量化研究。伊麗莎白·希金博特姆和林恩·韋伯批評說:「之前的對白人男性的定性研究以及後面對個體教育與職業發展的定量研究都缺乏對目前情境下社會流動的主觀體驗的理解」[8]。量化研究提供的數據結論雖然容易激發人們的好奇心，但沒有回答階層旅行究竟對個體心理和人格造成了何種影響。這一缺憾促使學術界對階層旅行這一特定社會流動進程進行更細致的研究。
1.三重羞恥感
盡管階級在美國是一個「骯髒的小秘密」，「因為它並不像性別和種族那麼明顯」[9]。但正是在美國，湧現出了不少有關階層旅行者的研究。理查德·森尼特和喬納森·科布在《階級的隱藏傷害》中根據一個做到大幅階層跨越的銀行經理人的訪談提出了一個重要概念:「階層衝突的內化」，即「每一個人之間的爭鬥過程導向每一個人內在的爭鬥」[10]。
傑克·賴安和查爾斯·夏克瑞認為階層流動意味著「階層體系中的衝突會內化在個體的、做到社會流動的人身上」[11]。通過教育做到階層向上流動是一場漫長的旅程，求學過程中的種種文化衝突形塑著階層旅行者的心理特質。因此，探索階層旅行者的心理特質離不開對他們的學校和家庭體驗進行深入考察。
社會底層子弟要想做到向上流動就必須與中上階層子弟打交道，學會如何在中上階層社會立足。但他們畢竟所能享受的物質條件不如中上階層子弟，他們的原生家庭也不可能像中上階層家庭那樣傳遞一套系統的中上階層文化資本。
安妮特·拉魯(Annette Lareau)通過長期對美國不同階層、種族家庭生活的觀察和訪談，認為中產階級「協同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的方式相比於貧困工人階級家庭教養孩子採取的「成就自然成長」(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能夠很大程度上讓孩子在學校生活中占據優勢。
她認為:「對於工人出身的家庭和貧困家庭來說，他們在家中教養孩子的邏輯和教育機構的標準是不同步的。其結果就是，如果家長採取了協作培養的策略，他們的孩子看起來就獲得了一種優越感，而像比利·楊內利，溫迪·德賴弗和哈羅德·麥卡利斯特這樣的孩子，他們看起來就在自己歷經教育制度的體驗中得到了一種形成中的疏遠感、不信任感和局促感」[12]。「
可以說，盡管農村出生的讀書人通過個人努力得以改變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還依存各種血肉關聯，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會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13]。處於求學階段的階層旅行者在面對公共機構和中產階層社會時容易手足無措，難以融入，產生強烈的自卑感。這便是第一重羞恥感。
這種對自我的羞恥感也會衍生出對家庭成員的羞恥感。美國學者麥克·格蘭姆斯(Michael Grimes)和瓊·莫里斯對45名工人階級背景、身處學術界的社會學家進行了研究，發現「62%的被訪者曾經因自己的父母、親屬，家庭或鄰居而感到羞恥」[14]。
但同時，底層家庭子女又很清楚父母為自己的學業成功所付出的犧牲。這樣來看，勞力家庭子女很容易對家庭，特別是父母形成愛恨交織的複雜情感。這種情感在勞力階層家庭往往缺乏出口。勞力階層家庭中父母對子女的愛往往行勝於言，不說「愛」，很少「擁抱」，少有事無巨細的語言交流，子女也在這個過程中失去了向父母直接表達情感以及傾訴生活細節的可能。
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區分了兩種家庭類型與相應的交流結構，一種是個人中心型家庭，一種是地位型家庭。「在個人中心型家庭中，成員的內心世界通過交流結構而可感知，因為這里的個人更容易受到干預和控制。在這樣的家庭里，言語是實行控制的主要媒介。……就兒童來說，在地位型家庭中，他得到強烈的社會身份感而犧牲了自主權」[15]。
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也對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家庭的親子關係做過有趣的區分。他認為工人階級家庭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尤其是父親與兒子的關係)經常是競爭性的。對於工人階級子弟而言，「他們的世界變得越重要，他們的父母就變得越不重要。男孩的成長和他日益增長的文化信心，通常把他置於同父親競爭，試圖在一定程度上支配母親的位置上……盡管父子情深，家庭氣氛中還是存在一定的張力，‘像老爸那樣’意味著能夠‘勝他一籌’」。
而「中產階級孩子與父母的關係不是競爭性的，而是依賴性的。家中的軸心與學校里的軸心如出一轍。在上/下層的關係中，知識和指導用來交換期冀中的尊敬。因為父母具有支持孩子的經濟能力，這個關係尤其穩固……不是像工人階級那樣對獨立自主的孩子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16]。
對於社會底層家庭的子女而言，通過教育走上階層旅行之路就注定了他們要成為與父輩不同的人。他們的父母缺乏這樣的經歷，也就不可能提供這一過程中學業和成長所必要的知識和經驗，相比於中產階級家長事無巨細的指導，底層家庭的父母們也容易顯得對子女「漠不關心」。
這很容易使得底層子弟在與中上階層子弟的對比中產生自己的父母不如中上階層同學的父母，自己的父母不夠關愛自己的感受，進而衍生出對家庭成員的羞恥感。一旦階層旅行者的父母和親屬出現在他們所生活的中產階層圈子，他們便會很容易因自己家庭成員「不恰當」的言行舉止而感到羞愧，擔心被別人瞧不起。這是第二重羞恥感。
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個體不會安於對自我及家庭成員的羞恥感，也會對這些羞恥感做出反應。在威利斯的研究里，有志於通過教育做到向上社會流動的循規生「期望權力關係最終反映出的只是能力上的差別」[17]。階層旅行者容易把自己能夠脫穎而出的原因歸於個人能力出眾並引以為傲，但他們還是免不了在充斥中上階層精英的環境中陷入某種因家庭背景或缺乏中上階層文化資本引發的自卑。
從某種意義上說，階層旅行者是自傲與自卑的矛盾結合體。一方面，他們會因自己生發出的羞恥感而感到羞恥。另一方面，階層旅行者相比於中上階層子女更清楚家庭對自己的付出，深知對自己的家庭成員，特別是父母應當感恩。但當他們為自己的出身或家人而羞恥，產生愛恨交織的情感時，又會認為這種羞恥感和怨恨是不應當的。自我道德上的壓制帶來「對羞恥的羞恥」，也就是第三重羞恥。這一重羞恥是最讓人痛苦和煎熬的。
2.愧疚與回報家庭
拉魯(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一書中分析了中產階級和貧困的工人階級家庭孩子與錢有關的不同體驗。對於中產階級孩子而言，「錢，永遠存在卻絕不提及」。而在貧困家庭，「對經濟問題的討論不僅很公開化而且還經常出現，孩子們很清楚家長能付得起什麼，不能付得起什麼」[18]。這種發現非常富有洞察力。一「錢」一世界，從不同階層家庭出身的子女對錢這一符號的意義建構中能夠窺見不同的思維模式與精神世界。
伊麗莎白·希金博特姆(Elizabeth Higginbotham)和林恩·韋伯(Lynn Weber)通過對美國做到社會流動的黑人和白人的研究發現他們都有一種「義務感」(Sense of obligation)。「
許多做到社會流動的美國黑人感覺到一種‘社會性債務’，即家庭在他們往上爬的過程中資助他們，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當我們問研究中的白人，一般來說，你是否覺得自己欠自己的家庭太多?許多人都困惑地問這個問題是什麼意思。而向上流動的黑人女性比白人更容易表達出一種對家庭的虧欠感」19。其中一個黑人女性，職業治療師卡羅爾·華盛頓(Carole Washington)說:
「我知道是我父母的努力才讓我有今天。我知道他們沒有放在其他家庭成員的精力，盡管他們確實想放在那些地方，而且他們希望。我覺得回饋給他們那些他們曾給予我的精力是我的責任。這是我自己想要做的，而不是一種外在要求」[20]。
與此相反，菲利斯·喬(Phyllis Coe)，一個白人法官回應說:
「不。在一個家庭成長，我不覺得這是那樣一種關係——那是他們的工作。我和我的兒子就是這樣的。我當然愛他，但我不想他哪怕一刻落入一種覺得他虧欠我的境地」[21]。
卡林頓(Carrington)的研究證實「經濟困難的黑人婦女表達了強烈的培養和‘照顧’重要他人——配偶和孩子們的需要。他們經常在做能夠提升自己的活動時覺得愧疚，不管是職業的還是個人的，而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囊括他們家庭的活動。這種愧疚感在做到社會流動但又經濟困難的黑人女性身上特別地體現出來」[22]。
無論在何種文化情境之下，社會底層家庭為了一個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所投入的財力物力人力是巨大的，底層父母所做出的犧牲甚至高於中產階級父母。因而，底層子女對錢更敏感，即使父母不有意提及或者有意不提及，他們的學校生活也每時每刻都離不開對錢的記憶，而且總能很明顯感受到家庭為自己做出的犧牲。
同時，因為這種犧牲，底層家庭的父母們容易對其子女報有高期待，並自覺不自覺地在共同生活中向子女傳遞了這種期待。高期待的愛一定也是高負擔的愛。階層旅行者因家庭為自己求學所做的犧牲背負上了沉重的道德債務，這使得他們容易形成對家庭的愧疚感並「自然」地形成了一種回報家庭的心理需要。
3.賢能主義和幻滅感
社會底層子女要想通過教育做到向上社會流動就必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遵循學校制度與教師權威，遵守學校官方的時間表，當一個「循規者」(conformists)。威利斯對此有深刻的洞見，他認為「‘技術工作’青睞招聘循規生……他們被那些掌握大權的人視為更不願意接受現狀、更具威脅性的群體。因為這些男孩還如同以前一樣，習慣於學校或多或少地傳講給他們的那些平等、任人唯賢和個人主義的觀念……
因此，這些孩子更希望從工作中獲取真正的滿足和晉升的機會」[23]。「循規者也許會發現，他們最終的職業‘體驗’非常令人不滿，而且對某些人來說，他們也許會有一種非常強烈的‘幻滅感’，而‘家夥們’卻不會有這樣的感覺」[24]。
圖明(M.Tumin)曾提出底層工人階級子女具有一種「向上爬心態」(mobility-minded)[25]。他們秉信賢能主義(Meritocracy)，不認可出身，最厭惡「拼爹」和找關係。循規者對於「任人唯賢」的崇信很容易因為在現實世界中受到挫折而發展出一種憤青感。遵循學校制度和教師權威、有志於取得高學業成就的循規者恰恰可能成為最大的反叛者。
斯蒂芬·木札提(Stephen L.Muzzatti)和文森特·薩馬爾科(C.Vincent Samarco)曾寫道，他們「因成為專業學者而感到一定程度的矛盾」。一個杜克大學的教授曾問他們「你們認為你們很特別?你們並不特別」。斯蒂芬和文森特卻堅持認為自己有著特定的「階層自覺」，「對無根據和錯位的學術精英主義感到惡心，瞧不上同事做出的那些不認錯且傲慢的行為，蔑視那些來自經濟特權階層的人把教育當作一種應得權利和消費行為的觀念，最終很大程度上不信任管理者」[26]。
說到底，階層旅行者是以自己的階層流動為武器挑戰現有階層秩序的人。當現實與「選賢任能」的原則相違背時，他們感到被欺騙、無力和無奈。
階層旅行者的向上爬心態雖然能夠衍生出強烈的上進心，但他們往往夢想遠大而目標模糊，不像中上階層子女容易滿足於具體的職業目標。他們的夢想沒有終點，容易帶來嚴重的「成功焦慮」。同時，階層旅行的路途需要堅強的毅力和有效把握每一次機會的能力。
出身社會底層的階層旅行者像是永遠在等最後一班公車的乘客，總是格外小心地面對每一次向上攀爬的機會。而中上階層子弟像是等幾分鐘一班的公車的乘客，能夠更從容地面對向上流動的機會。反正，不管錯過幾趟，下一趟還有。由於這種向上爬的心態，在失敗時，來自底層家庭的子弟更容易生長出幻滅感。
二、階層旅行的文化代價
相比於停留在父輩原有階層，做到向上流動是一條艱難之路。階層旅行既是個體心理與人格特質的形成過程，也是不同階層文化相互碰撞的過程。
1.缺乏文化歸屬感
彼得·布勞(Peter· M.Blau)區分了停留在原有階層(stationary highs and stationary mobile)以及做到了階層流動(upwardly mobile and downwardly mobile)的兩個群體，他認為做到階層流動的群體中的個體的「行為被預期夾在那兩個靜止的階層中間」[27]。
海德維格·艾克瓦德(Hedvig Ekerwald)認為「一個工人階級背景的孩子如果長大後成為上層階級的人，在這樣一個階級穿梭者那里，兩個階級的文化將會相遇」[28]，這種相遇意味著衝突、碰撞、取舍與煎熬。
通過教育做到向上流動的階層旅行之路伴隨著個體可能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不斷上移，但不能因此認為文化也會自然做到上移。這樣的說法忽視了文化的特性、心理的特性和人的本質。
首先，文化是具身的。文化和經濟、政治不同，個人享有的文化就是他自身。「通過創造我們的文化世界，我們成為我們自己」[29]，一個人不可能徹底告別過去的自己，也就不可能徹底告別過去的文化世界。
其次，在心理層面，一個人無法告別記憶，也就無法告別曾經的文化。「記憶在不同的場合和環境下會出乎意料地出現。過去的事情可能已經遺忘，但是當現在與過去關聯時，過去的事又會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30]。
再次，人總是處於社會關係之中，個體可以逐步做到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但他的家庭、朋友卻很可能還停留在原地。個體的向上流動帶來群體關係的震蕩不安。底層家庭子女通過階層旅行可以獲得較高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但文化卻具有相對獨立性。「社會流動的個體經常糾纏於該忠誠於哪一群體，在不同階級的文化里漂泊」[31]。「
跨入大學之門的寒門子弟需要不斷面對所在場域的文化與自己原生家庭文化的疏離，在矛盾和衝突之中面對和融入城市中上階層文化」[32]。最終階層旅行者成了在兩種文化中漂泊的流浪者、掙扎於文化夾縫中的邊緣人，難以建立起對特定文化的歸屬感。
2.人際交往的雙重高牆
索羅金(P.A.Sorokin)認為「地位的改變要求相應的一系列的身體、心智和反應的適應」[33]。通過教育一步步做到向上流動的個體不僅缺乏文化歸屬感，往往也容易在人際交往上面臨困難，而且這種困難還是雙重的。「那些社會向上流動者必須做到自己定義中的完美，接納一個新的參照群體，擁抱中產階級價值和願望，花時間和‘正確的人群’相處。為了做到這樣，強調獨立、超脫、理性(經濟驅動)選擇的男性社會化過程會促使工人階級背景的人遠離他們的家庭和朋友」[34]。
階層旅行者需要適應和學習另一個階層的語言、價值、甚至是體態，這時橫亙在他面前的是一堵由自己原生家庭所在階層文化樹立的高牆，他必須努力攀爬才能越過，獲得另一個階層的文化特質。
「他們意識到為了獲得更高的位置，必須擺脫目前的等級。他們會做出系統性努力，以便扔掉舊朋友和熟人，遷出原有居住的社區，遠離舊鄰居，變換所在的學校、教會以及俱樂部，包括更改他們穿衣、演講、吃飯、娛樂的風格，以及所有其他一個人在日常用於界定等級區隔的要求」[35]。
階層穿梭的體驗也會和種族的經驗，具體的時代情境緊緊纏繞，並不是孤立存在的。歐巴馬(Barack Obama)在上大學前夕一個要好的朋友警告他大學會讓他「把自己的種族遺忘在門口，把自己的同胞拋棄在身後」[36]。
一個步入中上階層的底層家庭子弟很可能在學校和未來的職業情境中神采奕奕、如魚得水。當他回到原生家庭中，面對處於與自己不同社會經濟位置的家庭成員，曾經努力習得的中產階級價值和行為反而又成了一堵新的高牆，阻礙其融入原生家庭。
對於階層旅行者的父母而言，他們也會同樣發現，雖然與子女身體上近在咫尺，但心理上橫亙著萬水千山。「父母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些影響，他們會因這樣的結果而痛苦。像是移民的父母，送他們的子女去學校和大學，期盼他們能夠‘成功’，但只發現他們是那麼成功，以至於在他們和孩子之間有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37]。這樣，備受他人欣羨的階層旅行者就面臨人際交往的「雙重高牆」，他們不得不在兩種文化和兩種社會關係的夾縫中掙扎。故鄉已經遠去，家人變得陌生，充滿歸屬感和親密感的生活再難以找尋。
3.異化與自我疏離
在海德維格·艾克瓦德(Hedvig Ekerwald)看來，「不同文化在一個人的身上碰撞是異化與文化的最佳聯合點」[38]，他還認為這種異化可能導致西門(M.Seeman)所言的異化的第五種形式「自我疏離」(self-estrangement)，意味著「酬勞是在活動之外的」，比如「工人工作只是為了得到薪酬，家庭主婦做飯只是為了趕快做完，或者其他種類‘僅僅為了別人’的行動」，這樣就很難找到能夠「獎賞自己的活動」[39]。
階層旅行者們往往習慣於通過主動付出獲得肯定，通過滿足他人彰顯自我價值，在向上爬的壓力和對成功的焦慮中難以自如地享受愛和生活。
黃燈在談到自己農村出身的丈夫時說，「丈夫和任何一個通過求學改變命運的農村孩子一樣，在城市的生活從來就不以追求享受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開銷，在他看來都是一種負罪，與生俱來的家庭陰影深深滲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40]。
對於底層家庭子弟而言，他們很容易一方面形成道德化思維，對家庭充滿愧疚感，有回報家庭的急迫情感。另一方面家庭出身又是帶給他們自卑、甚至是屈辱的經歷。父母「粗糙」的教養方式、帶著沉重負擔的愛又讓他們對城市中產階層家庭充滿著向往。
而這種向往很容易被個體視為對原生家庭的背叛，一旦湧現就會被認為是錯誤的，額外增添了自己的心理負擔。同時，對原生家庭的愧疚感和回報家庭的心理需要也會讓階層旅行者倍感壓力。因此，底層家庭子弟特別容易被對家庭愛恨交織的矛盾情感所困擾。
在原生家庭的生活實踐中，底層家庭子弟長久地體驗著「錢」的稀缺。節儉是生存需要，也促成特定的習慣和思維模式。中上階層生活又是一種由金錢搭建、盛行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階層旅行者很容易把自己目前的生活視為一種不恰當的享受並因此心生愧疚。
如此，在中上階層文化情境中被視為正常的消費和享受也會給階層旅行者帶來一定的心理負擔。此外，底層家庭子弟原生家庭的相處模式、習慣和價值觀與中上階層有許多顯著差異，階層旅行的個體很容易陷入文化錯位的情況，即在一種文化情境下顯露出了另一種文化情境才被視為恰當的言行和價值觀。
文化形態處於夾縫之中的階層旅行者免不了有錯位的自我呈現並因此帶來人際和情感上的負面體驗。這樣一來，階層旅行者的情感、享受及文化形態就被自己加上了道德枷鎖，陷入重重矛盾之中。
異化勞力是馬克思提出的重要概念。人並不享受勞力，而是成了勞力的工具。霍赫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認為馬克思還在考慮更基本的問題，「人類為自己成為勞力工具而付出的代價」。為此他研究了服務業的從業者所進行的情感勞力(emotional labor)，比如空姐的勞力使得「勞力者和她們自己的微笑疏離」[41]。南森·格雷澤(Nathan Glazer)在總結異化概念時說:……曾經緊密連接的東西分裂開來的感覺，價值、行為、期望咬合結成的無縫模子被破壞了」[42]。
威利斯曾引述了一位進入精英大學的農村女孩的個人體驗:「現在我也許能找到不錯的工作，但是我迷失了。我不知道我屬於哪里。我失去了自己固定的身份。我真的熱愛我那無比美麗和靜謐的家鄉，但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我和家鄉的社會有些不相容，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我在北京也找不到任何歸屬。我對自己究竟是誰感到困惑。我是不同文化的混合物，但也不屬於任何一種文化。許多中國的年輕人都和我一樣，我們找不到歸屬」[43]。
階層旅行者也陷入了這樣一個曾經緊密的東西不斷陌生，陌生的東西又不斷回歸的循環。他們在不同文化情境中穿梭，情感、享受與文化難以定型，不斷生產著疏離感。迥異的情感、價值與文化形態也迫使他們改頭換面，自我陷入分裂，成了一副副生存的面具，真實的自己隱匿起來，不知歸路。
凡勃侖曾在《有閒階級論》中指出「由於刻意的模仿與系統的訓練，可能使人們在體格和態度方面發生一種病態的或其他特異性的變化；人們就利用這一點來有計劃地造成一個文化階級，往往收到很圓滿的效果」[44]。
但通過對西方學術界有關階層旅行者的研究成果的梳理，我們發現跨越階層的向上流動過程並不圓滿，即便是一段美談，也要付出相應的文化代價。鳳凰男作為中國情境下的階層旅行者，造成他們被「污名化」的諸多負面標籤實質上也是對其心理和文化特質的一種投影。
對鳳凰男或階層旅行者的關注不能僅限於他們的心理特質以及付出的文化代價，更不能把這些看作是注定和先驗的。「同樣處於低社會等級、用同一種方式看待自己等級的降低、對等級也同樣敏感的人卻會有非常不同的反應」，「
總的來說，意識到自己的地位對於生活在所有社會的人來說在各個層面都意義重大……但對於生存而言，享受他人的良好評價本身值得追尋，是對生計的一種保障。避免羞恥以及降級是世界各地的人們的一種強大驅動力」[45]。階層旅行者群體性的心理特質和所付出的文化代價並不是靜態的，而是情境性和富有創造性的。他們不會安於自卑、羞恥或加諸自身的道德枷鎖，而是有自己「獨特的洞察」與「文化生產」[46]，這等待更多細致的實證研究來豐富學術界對他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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