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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尚品牌的社會影響越來越普遍，「種族歧視」這一事件帶來的影響也越來越廣泛嚴重。
「種族歧視」的分類 大體分為設計師的種族歧視言論、和品牌的產品涉嫌歧視兩大方向，其中按性質可細分為明顯惡意和對文化多元性的不了解，當然品牌都會否認三聯「我不是，我沒有，你別亂說」，品牌簡單的危機公關技巧已經不能糊弄辨識度逐漸提升的民眾們，當然相對的也出現了一些認為消費者過於敏感的言論。
設計師種族歧視的言論帶來較嚴重後果的代表性是前Dior設計師John Galliano的歧視猶太人種，以及去年的Dolce&Gabbana辱華事件。非創始人的設計師被開除雪藏，而對於品牌創始人之一的Dolce&Gabbana，或許沒辦法開除涉事設計師，則導致品牌被中國市場抵制並在大多數電商平台被下架。
2011年，前Dior設計師John Galliano因酒後涉嫌歧視猶太人種，並高呼「我愛希特勒」，後被Dior開除並被判決8421美金的罰款。從被稱為鬼才設計師到在時尚圈消失很多年，最為諷刺的是，他是以非洲部落為靈感開啟了自己的高定首秀，不僅如此，他非常喜歡非西方國家的藝術元素提取，卻是倒在了種族歧視這個言論中。
近幾年重新復出與Benjamin Shine合作製作的人臉造型設計，依舊是十分驚艷，如果他沒有種族歧視，不知道能給我們帶來多少經典的時裝，雖然可惜但也需要為做錯的事情承擔責任。
除了奢侈品牌的設計師的「歧視言論」，奢侈品牌作品的「踩坑」比率更多一些，例如Dolce & Gabbana、PhilippPlein的辱華事件；近期的幾起黑人歧視事件：Gucci的黑色高領毛衣「Balaclava」，因拉長至模特臉部的黑色毛衣，嘴部設計的紅色唇型缺口，被網友認為影射黑人臉部特徵，與早一些時間Prada的Pradamalia系列產品的「紅唇黑猩猩」玩偶。
有評論稱：如果說Dolce & Gabbana辱華事件讓品牌失去了為全球貢獻三分之一銷售額的中國消費者，那麼Prada和Gucci則動搖了另一批潛力客群的根基，不斷龐大的黑人消費者。
「種族歧視」的定義
對於疑似「種族歧視」質疑的聲音來說，或許可以給他們一個教科書式的回答：所有對於種族、群體的刻板印象，即抹殺個性化的固有框架，都是「種族歧視」。更別說字面上辱罵和隱喻諷刺。
在前幾年Dior與攝影師時曉凡合作推出的「上海舊夢」系列就是非常明顯的抹殺個性化例題（敲黑板）：穿著時尚白人模特站在相貌一模一樣的中國「復制」人當中，被批臉孔重復的中國衽是沒有個性的大眾，而Dior和西方就代表了個性化。
值得注意的是，攝影師在之後的澄清中聲明，這些中國模特不僅僅是人，而是象徵了1960至1980年代中國歷史。對此英國《衞報》時裝專欄作家 Jenny Zhang更以「中國人都像毛澤東思想機械人？多謝了， Dior」為題寫評論稱：「現在的 Dior中國顧客不會從這些照片中獲得認同。」
而對種族和群體的刻板印象，例如前段時間的Dolce&Gabbana和最近Zara的廣告。當然具體還需要就「臉」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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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模特都不是現在流行的錐子網紅臉，但是明顯的東方臉型。Dolce&Gabbana視頻中模特被吐槽的很大原因，是眼睛並不算小的模特被化裝成的「瞇瞇眼」和字里行間對筷子文化的嫌棄。眼睛這是被西方強加給亞洲人種的固有歧視形象，之前Gigi也因為在ins上發的瞇瞇眼照片，受到抵制，中國也拒簽了她的維密走秀的簽證。
但Zara的情況有點不太一樣，評論中大部分的人也認為不是辱華，因此引發了關於辱華一詞是否不能亂用的討論。選擇的模特是世界Top 50的李靜雯，沒有刻意醜化模特，而是展現了真實的一面，保留她特徵意義的雀斑，這也是國外品牌從不避諱的個性特徵，反對者則認為她不能代表中國臉。
或許不是時下被美顏相機們統一「美化」的面孔，但真實一定是美的一種，更何況小姐姐很多造型都非常的出彩。
而Gucci和Prada共同的「黑臉」（blackface）事件，是與美洲殖民歷史有著深刻的淵源。被塑造成黑臉紅唇低智的刻板印象，借流行文化的「調侃」在美國人的潛意識中紮根，是黑人種族這150年間努力掙脫的痛苦枷鎖。
▲有爭議的歧視書籍《小黑人桑波》
這些主要原因都在於「基於固有歧視形象」的嘲諷或者「調侃」，這是一種象徵意義所帶來的喚醒記憶。而即使自認為是娛樂和調侃，事實上只要被歧視的群體認為自身受到傷害，無論其他人怎麼證明指控的不合理，歧視的事實就已經存在。並且沒有任何借口或道歉可以消除這種侮辱。
為什麼「種族歧視」頻發
《華盛頓郵報》文章評論稱：當涉及到種族、民族與多樣性的話題時，時尚產業在製造混亂與憤怒上的能力似乎是沒有底線的。即使企業變得更加全球化與國際化，它們從錯誤中吸取教訓的能力也仍然有限。
而品牌明知故犯、一錯再錯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信息時代每天信息量過大，更新快，對於中國來說，民族正義感支撐不了那麼久的關注度，在「中國本土品牌中沒有能替代的奢侈品牌」的情況下抵制購買意義不大；雖然中國市場確實越來越重要，也被外媒評論說奢侈品不能太依賴中國市場，但我們不能用購買力來「威脅」品牌道歉，這種所謂的道歉並不誠心，因為並沒有實際上的改變。
其次對一部分群體顯而易見的種族歧視，其他的易被歧視群體卻不在意，更有甚者，在辱華事件中，也有一部分人認為過於是「小粉紅們」小題大做。因為無知或者固守自閉不願去了解而無法相互理解，甚至產生弱者敵對的心態論。
為什麼品牌頻發「作死」事件，因為之前的事件對他們沒有太大損失，而對於產生的刻板印象實際上更容易成為創作靈感而產生同類共鳴，對於品牌主要市場來說損失得罪一部分邊緣群體更為划算。
現階段時尚品牌的應對方法
隨著時尚公司變得越來越來越國際化，它們的產品可以廣泛地接觸到不同的受眾，但這些品牌仍難以深入地了解它們業務所在的國家的風俗習慣與情感。這些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它們的公關辦公室，但它們在確保對各個市場能夠深刻了解方面，幾乎沒有多少保障措施。
但隨著危機公關的失效，即使是奢侈品牌也不得不開始面臨得罪白人經濟瓦解下的後果。涉嫌「種族歧視」醜聞後 Gucci宣布多項舉措以促進企業文化多樣性，Prada也宣布成立「多元與包容委員會」，為的是解決困擾它以及時尚行業內包括Gucci、H&M等其它品牌都在面對的因文化挪用而引發的「品牌涉嫌種族歧視」危機。
而我們針對這類問題的目的並不在於「搞垮」一個品牌，而是通過以自身的努力讓品牌正視這些問題，在品牌消費者、投資人的身份之前，我們首先是中國人、黑人或猶太人。Gucci為代表的年輕化奢侈品牌，連續的增長離不開年輕人的消費推動，所以此類事件帶來的影響力開始進一步擴散。
Gucci CEO Marco Bizzarri稱這次事件是加速Gucci推行多元化和包容性舉措的一記警鐘。Gucci已開始在包括紐約、東京、北京、首爾等全球多個城市展開獎學金項目，以為設計團隊培養具有全球文化視野的儲備人才。同時，Gucci已經緊鑼密鼓的圍繞設計團隊展開新一輪招聘，希望能在最多時間內將團隊組成人員的多元性提升到最大。
當奢侈品從高定轉變為時裝開始，它早已不僅僅是創意和設計，而是需要消費者買單的全球生意。多數奢侈品牌來自歐洲，但是其大本營西歐奢侈品市場影響力正逐漸減弱，真正支撐著品牌財政的主要市場則是品牌原本並不熟悉的亞洲和美洲新興市場。
這些綜合因素決定了時裝行業必須重視種族問題，表現為奢侈品的危機公關從「被盜號」到道歉並成立相關部門，無論是嚴重的歧視還是文化理解偏差，正從歷史因素中逐漸浮現到我們面前，而我們正需要用自身的飛速發展，去徹底解決掉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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