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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西方時裝設計師將目光投向東方，企圖從豐富且悠久的中國歷史尋求靈感時，第一個想到的總會是龍紋、祥雲和大紅燈籠。這些充滿東方風情的時尚單品，從某種意義上就是「東方主義」的實證——自從1978年愛德華薩義德關於這一主題的開創性論文的出版以來，它已經對西方至上主義和種族隔離產生了負面含義。在其核心，薩義德將東方主義解釋為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觀，將東方人民和文化進行對象化、本質化和刻板印象的處理。比如東方女性在西方國家的眼中要麼是清純順從的「白蓮」，要麼是邪惡妖媚的「龍女」。
然而今天我們想逃離這些學術化的桎梏，少一點政治化，多一點華麗的幻想。今年是新中國成立的第七個十年，冷眼君在這里以十年為一個節點，回顧了70年來中國時尚的變遷及其是如何影響世界。回望過去，中國的時尚在不斷被西方借鑒，蜚聲國際；放眼未來，在即將跨入下一個十年的關口，來自東方的「白蓮」與「龍女」該何去何從？
演員黃柳霜就是西方視角下的東方女性典範
50年代
中山裝和列寧裝
建國初期，雖然沒有確定服飾制度，但由於國際形態的變化，人們的著裝會在不經意間與意識形態掛鉤。為了體現艱苦樸素的社會主義新氣象，當時的人們進入了男女同裝的時期，無論男女老少，穿的都是中山裝或列寧裝。撇開1956年出現充滿春天氣息的「布拉吉」不談，當時的著裝理念是最大程度地模糊性別差異、社會階層、職業、地位，同時不分年齡，不分季節，不分場合。盡管當時也有愛美的少女會穿工裝褲和碎花襯衣，但潮流的主流一直都是「男穿中山裝，女著列寧裝」，這兩種服飾變成全國上下最正式也是最普遍的服飾。
這兩種服裝折射出的理想主義和烏托邦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由解放和性別平等的美好願景。因為當時勞力力的稀缺，政府鼓勵女性走出家門，投入生產——在動員海報中，先進女性穿的都是列寧裝。另外，這兩種服裝在歐美成為了反資本主義的象徵，許多左傾的知識分子熱情地接受了這種服裝文化的影響，事實上，法國也出現過類似中山裝的「高領束腰外衣」，而美國百貨公司布明戴爾的「軍藍色工人套裝」更是大賣商品。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現在，甚至投射到高端時尚中。
近年，不少在外國打響名堂的華裔設計師都會在作品中回溯根源。在華裔設計師張卉山的 2013秋冬系列中，設計師為中山裝注入嫵媚元素，有著粉色蕾絲和水鑽紐扣的中山外套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張卉山表示，傳統上只有男性穿中山裝，這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將”權力還給女性，社會不僅僅只有男權”的呼籲。
張卉山（Huishan Zhang）設計的中山裝
60年代
綠軍裝與「小紅書」的天下
1966年，十年浩劫開始，經濟進入困難時期，國民服飾陷入更加單一的局面。在「不愛紅裝愛武裝」等思想影響下，由綠軍裝、解放鞋、紅袖章、軍挎包構成為當時男女青年的時裝，誰要是再手拿一本「小紅書」那就是最時髦的人了。
1999年Dior春夏系列，設計師John Galliano用《紅太陽》作為音樂背景，以當時中國的服裝為靈感，設計了這一命名為「紅色衛士」的系列。Galliano在採訪中提到，他當時正在看中國的軍隊服裝，看這些服裝的顏色以及上面金色的亮片，大受啟發。這個系列當中的元素如紅色的火炬，細小的紅珠以及絲綢做的臂章，都是出自於那個年代瘋狂的「年輕的信徒」的制服上面。
Dior 1999春夏
John Galliano對中國元素一直有著不可思議的執著，在他入主Dior的15年里，他曾數次致敬中國傳統文化，無論是身著旗袍的「東方龍女」，手捧紅寶書的「紅色戰士」，中日融合的「魅惑藝伎」，還是借用了青花瓷元素的華服禮裙，無一不是設計師對東方符號的理解和重組。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有些人可能認為這種服裝中存在隱含的權力不平衡，但設計師對政治邏輯其實都不大感冒，他們通常更關注表面審美而不是文化背景的細節。
70年代
藍軍裝背後的偏見
邁入70年代，革命的狂熱漸漸褪去，人們重拾對知識的追求，包括對美的追求。即便是在經濟困難時期，民眾依然依靠自身智慧創造出一樣極具時代特色的東西——「假領子」。同時海魂衫也在受到追捧，白色回力或飛躍鞋更是時髦人士的標配，出門前他們會用鞋粉把它刷白，或者乾脆直接用粉筆灰往上抹。但總體而言，1976年人們的日常衣著和文革期間沒有太大區別，放眼望去依舊是單調的藍、灰、綠，也沒能改變男女同裝的局面。
然而，在那個局勢危急的冷戰時期，一切事物都有可能成為東西方陣營互相攻擊的對象。一方面，一些西方國家會把當時穿著藍軍裝的中國民眾，視為「一群過分順從的藍螞蟻」。另一方面，也有同情者願意挺身而出，破除偏見印象。美國的尼爾倫夫婦1958年初到中國，正趕上中國的「大躍進」時代，他們將自己的觀感寫成《美好新世界》一書。其中對「藍螞蟻」的駁斥最為有趣：「……這種統一化的目的在於設計、印染和衣料生產的經濟性……統一著裝在幾年內不僅節省了大量經費，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培養了一種患難與共的意識和步調一致的素質。上至殿堂，下到廠長、手工藝人、普通工人、農民，無論男女，一律統一著裝。所有中國人所關心的不是外表，而是如何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國家建設中去。」
2012年，「朋克教母」Vivienne Westwood沖破偏見與惡意的桎梏，設計出前衛性感的藍軍裝，將這種「無性別主義」的大眾符號，變成了大紅大藍、剪裁講究又富有女性美的服裝。「患難與共」的革命樂觀精神也融入到模特有力的步伐當中，英姿煞爽。
Vivienne Westwood2012春夏
80年代
街上流行紅裙子
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服裝領域也出現了變革。喇叭褲蛤蟆鏡高跟鞋碎花衫連衣裙風衣燙頭健美褲蝙蝠袖……流行的單品數不勝數。1985年，彩色故事片《街上流行紅裙子》上映，反映的正是八十年代初期女性在穿衣方面觀念的變化。電影一經上映，街上的頓時出現了許多紅色裙子。
在中國文化中，與火元素相對應的紅色象徵著好運和幸福。在西方眼中，紅色也是最典型的中華符號。當華倫天奴於2013年在上海推出高級服裝系列時，創意總監Maria Grazia Chiuri和Pierpaolo Piccioli就選擇了紅色作為主題。他們也參考了Valentino的歷史，因為紅色一直是品牌的標誌性顏色。早在20世紀60年代，其創始人Valentino Garavani就在他的收藏中使用它，特別是在他奢華的晚裝設計中。
Valentino 2013年「上海」系列
90年代
緊追國際潮流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西風東漸，社會風氣欣欣向榮，尤其是在人們的服飾方面，流行的趨勢繁復多樣，可謂是「亂花漸欲迷人眼」。年輕女孩都愛暴露度較高的露臍裝、超短裙，配上松糕鞋和小辮子，時髦程度比肩國際一線城市。成熟女性就更加偏愛墊肩西裝，這件從80年代就流入中國的單品，雖說是舶來品，但是其在中國大範圍的流行——乃至於復刻了男女同穿的局面——正好說明了當下的中國接納了該種服裝背後的文化隱喻。巨大的墊肩代表了權力和強大，身穿墊肩西裝的中國女性身姿挺拔，神清氣爽，如同即將跨入千禧年的中國一般，令人雀躍。
另一方面，隨著東西方交流的增加，西方時尚界也在以古老中國為土壤，創造出「鏡花水月」般的意象。上文提到的John Galliano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他在1997年正式入主Dior，推出的第一個高定成衣系列就是以20年代的上海名伶為靈感，將旗袍的雍容華貴與靈動綽約的女子身姿完美結合，T台上的每一幕都美得令人心醉神迷。然而，若是你仔細端詳秀場上的造型，你會發現模特們所演繹的形象與其說是「復古名伶」，倒不如說是「妖童媛女」。設計師本人也毫不忌諱地承認這場大秀是建立在他個人得到幻想之上，而不是確鑿的史實。Dior1997的春夏大秀雖美得令人心顫，但這始終是一座「空中樓閣」。
Dior 1997 春夏高定系列
John Galliano本人就很喜歡中國文化，他曾在2002年到訪中國，因為這次旅行，他更加熱愛中國了。他透露到，他非常著迷中國的一切，尤其是中國各式各樣的色彩。比如像是：夜上海沉浸在紅色燈籠投射出來的燈光之下，而北京，灰蒙蒙的天空中一輪橘色的太陽照射在綠藍相間的磚瓦房頂之上，給人一種不可置信的美。
在John Galliano之前，迪奧老先生本人就十分喜歡中國文化，他在40至50年代就設計過一系列中國風單品，老先生的設計不是簡單的「照葫蘆畫瓢」，而是把中國元素與Dior經典的New Look Style相結合，古典中透露著法式優雅。
Christian Dior先生以張旭《肚痛帖》(清拓本）為靈感設計的「Quiproquo」雞尾酒裙
千禧年後
打破「鏡花水月」的幻想
邁入新世紀後的中國，隨著國力的提升，對時尚的熱情愈發高漲。根據CNN網站報導，從英國倫敦的塞爾福里奇百貨公司到美國紐約的第五大道，中國人湧向奢侈品牌服裝店的場面已經讓許多西方朋友見怪不怪了。麥肯錫咨詢公司的市場分析師說，中國人對歐洲和美國的奢侈品牌似乎擁有永不滿足的胃口，中國現在已經占據全球奢侈品超過四分之一的市場，而這一數據仍在上升。
但中國消費者對時尚的熱情顯然不是西方時尚界談論中國的唯一原因，中國新一代年輕的時裝設計師才是讓他們驚訝的關鍵。2015年的Met Gala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題，展出了140多件高級時裝和前衛成衣以及中國藝術品，其中就有冉冉升起的中國設計新星郭培和許建樹的作品。
郭培是當下著名的中國高定時尚設計師，她曾為許多中國名人設計禮服，如宋祖英、章子怡、范冰冰等。蕾哈娜於同年在Met Ball紅毯上所穿的黃色禮服就出自郭培之手，禮服一經曝光，郭培的名字一下子傳遍西方。2016年，她榮登《時代周刊》全球10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榜單，隨後的兩年她更是6次受邀登上了巴黎高定時裝周的舞台。碧昂絲、Lady Gaga都是她的顧客。
蕾哈娜身著郭培製作的高定禮服，這是一條通向西方時尚界大門的「金鑰匙」
她的金色禮服裙作為展覽的壓軸展品，與佛教題材的藝術品共同陳列在208號畫廊中。在這件禮服中，佛教圖像學提供了靈感的主要來源。衣身形狀像蓮花，是八個佛教符號之一，代表精神純潔和啟蒙。與本次展覽中的其他西方設計師一樣，郭培並沒有直接復制東方符號，而是將東西方元素結合成一種共同的文化語言。
另一位中國設計師許建樹則是與范冰冰同時在西方時尚界打響名聲。與郭培不同，許建樹一開始是作為影視服裝設計師在國內獲得關注，姜文的《太陽照常升起》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隨著他在國外的走紅，許建樹的客人漸漸從一線明星拓展到國家政要。2017年，他曾受到美國總統女兒伊萬卡的邀請，為她和她的女兒定制訪華服裝。
他為范冰冰設計的多件具有濃鬱中國風的禮服向西方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之美。其中，最著名的龍袍與湯姆·福特（Tom Ford）為伊夫·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設計的龍袍並列放置，突顯出當代中國設計師對自己審美歷史的不同闡釋方法，展現了新一代亞洲設計師們的創作方式——他們通過創作展現東西方現代平衡的作品引起人們的注意和稱讚。
而值得思考的是，時至今日，西方許多媒體及公眾對「中國時尚」的理解依然停留在「龍鳳」與「旗袍」式等符號式中國元素。在西方看來，似乎只要是來自中國的設計師，就必須帶有這種「中國」元素才稱得上來自「中國」的時尚。所以站在Met Gala的角度，他們為什麼選擇了郭培與許建樹兩個以龍鳳設計著稱的設計師的原因顯而易見。
但事實上，能夠代表中國時尚，並在西方有一定知名度的設計師大有人在。用Google搜尋所有現在已登陸過「四大」時裝周的中國內地設計師和品牌的名字，只有兩個中國設計師可以找到系統性的報導，即王汁（Uma Wang）與前文提到的張卉山（Huishan Zhang）。報導這兩位設計師的媒體，幾乎涵括了全球最重量級別的媒體，囊括時尚五大刊以及WWD這樣的主流網站。
兩位設計師都不刻意用表面化的符號詮釋「中國風」，而是從中西融合的角度另辟蹊徑。在張卉山的作品中，中國元素不再是展示身份的工具，而是轉變成了融合和認可。他酷愛使用刺繡和蕾絲——這兩樣形式繁復、結構複雜的工藝，恰好是張卉山中西結合設計理念的展示。而來自上海的王汁則演繹了一個厚積薄發的勵志故事。她先在工廠磨煉了幾年，再出國深造。由於她專注海外市場多年，她被媒體譽為繼Vera Wang與Alexander Wang之後，第三位引起時尚界關注的Wang。她喜愛在設計中運用現代感濃厚的垂墜手法，以創新方式將立體感面料組合運用。王汁的設計沒有直白的東方元素，但有人認為，它們自帶東方氣韻。正如她自己所言，這可能受到她身為中醫的雙親的影響，「設計的服裝都感覺和中藥外的那層包裝紙有點像。」其實，西方對中國時尚的偏見是不會在短期內消失的，若想讓中國時尚真正走出去，還需要更多的創意作品和創意人才的湧現。
Huishan Zhang 2015 春夏系列
Uma Wang 2016春夏系列
結語
其實可以將時尚界對中國傳統元素的借用視為一次無限想像力和創造力的延伸，從而鼓勵新的美學解釋和更廣泛的文化理解。人們可在其中重新思考東方主義背後的含義。作為西方與東方相遇的文化回應，我們看到的不是片面的模仿，而是一系列層層疊疊的跨文化交流。正是這種有活力的雙向對話，重新構想了東西方之間的關係，在這場充滿想像力的華麗冒險中，誰也不曾是權力的主導者或被害者，畢竟在美的面前，眾生平等。
（撰文：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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