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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853年7月的黑船來航事件，開啟了日本近代化的歷程。
然而明治維新是不徹底的近代化改革，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殘餘[1]。雖然經過自由民權運動，日本的政治結構也沒有徹底近代化，盡管日本一度曾經出現過非常高的言論自由度和多黨競選制度，但是「帝國議會」沒有權力控制軍隊和內閣，對行政權沒有制約，對軍隊沒有任何插足的權力。
豐原周延畫《帝國議會貴族院之圖》
積累起來的外交屈辱和弱肉強食的國際環境，讓近代日本把自己的國家戰略核心確定為「富國強兵」，而不是民主和自由。近代日本致力於國家意識的喚醒和民族主義的培養，但其目的是為了「國家崛起」這個具體目標。為了這個目標，日本統治階層甚至有意識地壓制日本人由臣民到公民的轉變過程。因為一個「順民社會」顯然比一個「公民社會」更有利達成國家的集體主義目標。[2]
因此明治天皇於1890年發布《教育敕語》，宣稱「臣民應孝父母，友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這表明了明治政府為了建立順民社會，轉而向傳統倫理價值尋求資源，因為只有傳統的孔孟之道才能支持民眾無條件為國家的強大而壓制自我甚至自我犧牲。明治政府還把「等級式集團主義」作為「和魂」的重要內容加以弘揚，通過神化天皇把人們置於一種宗教式狂熱狀態。田雪梅說：「它蹂躪了正在成長中的近代教育與獨立自主精神,其實行時間之長、影響之深和作用之大,難以言表。」
《教育敕語》發布50周年紀念郵票（1940年發行）
甲午戰爭的勝利，更刺激著日本精英階層的擴張意識，強國的目標進一步壓倒了強民。1885年10月出版的東海散士柴四郎所著的《佳人之奇遇》中說的:「方今燃眉之急，與其內伸十尺之自由，毋寧外張一尺之國權。」而隨之而來的日俄戰爭的勝利，更是讓日本人陷入了對軍國主義的迷信當中。就連反對「權力偏重」、主張民眾「獨立自尊」福澤諭吉也從強調民權轉為強調國權，甚至為了強化國權，宣稱可以停止擴大民權。他寫了《通俗國權論》，大力鼓吹對外擴張。他說：「百卷外國公法不敵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 [3]。從這個時期開始，他不再對儒學大加批判，轉而提倡「官民調和」，甚至提出帶有濃重儒學色彩的「報國盡忠」，要求人民從屬於天皇制國家的利益，說什麼「我帝室乃收攬日本人民精神的中心」；什麼「日本國民道德標準，以報國盡忠最為適合」，日本應當「爭雄東亞」，「永為東方魁首盟主」。[4]
日本近代重要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
公民意識培養的中斷，與狂熱的民族主義興起，導致了嚴重的後果。越來越多的日本人變成軍國主義分子，連福澤諭吉都成了狂熱的軍國主義者。他宣稱，在中國的土地上「插上日本的國旗使之飄揚，使日本國得以滿足」 「以我所見，分割[中國的土地不但有理由，而目在國防上是不得已的必要」。割讓台灣只是一個開頭，「待他日分割四百餘州的時機-，就必須向它的中原地區大力挺進，選擇立足之地」，並認為這是「今後的大勢所趨」。[5]
一些日本人甚至開始提倡國粹主義，他們批判對西洋的崇拜，批評日本人「一度陷入支那崇拜熱，再度患上西洋崇拜病。」他們認為，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證明，日本已經超過西方，「經過日清日俄兩役，漸漸恢復健康。」[6]更有甚者，則徹底否認了明治維新以來向西方學習的道路，說「國家單單外表上進步，國民的實質沒有相伴，道德標準被打破，國民的精神被惑亂」。
日俄戰爭
他們認為日本人已經可以結束對歐美的學習和追隨，因為日本已經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幾百年走的路，學完了西方所有的東西，接下來日本要勇敢地創造自己的世紀，為世界指明新的方向。當然，這新的方向，要建立在傳統的日本價值觀上，也就是「大陸民三千年來身體力行聖人之名教，……我大日本國民的道德在忠孝節義。」 [7]他們開始赤裸裸地鼓吹戰爭，將世界史歸結為戰爭史，呼籲日本人為做到「肇國大業」而獻身，要「身心一致」地「與天地同時憤怒」，在戰爭中淨化靈魂。他們鼓吹「日本民族至上主義傾向」，他們認定，日本人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人們相比，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要基於所謂「八綋一宇」的理念處理與世界各國的關係。也就是說，日本要成為天朝上國，其他國家都要追隨日本，讓日本為人類的發展指明方向，要「創造新的世界性的日本文化」， 「樹立新的世界史之原理」。
1937年日本政府文部省向全國學校頒發了「國體之本義」的指南，將日本的社會及意識形態危機歸結於西方思想，強調以「服務天皇」為社會生活及道德原則，取代西方思想。1941年太平洋戰爭前，文部省又頒布愛國主義教育大綱《臣民之道》，這個大綱開宗明義地告訴日本人，日本有其特色，與世界多數國家的不同，因為天皇制是日本的國本。
《臣民之道》
它把近代世界劃分為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日本為代表的東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基礎就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和唯物主義」，它們「信奉弱肉強食，無限地追求享受和奢侈，鼓勵物質主義，刺激對殖民地的競爭和對貿易的控制，把世界投入形形色色爭鬥和流血的地獄。」
而日本的傳統價值觀念是集體主義，崇尚家族血緣關係，以「和諧」為本。「家國」一體，「國家」一脈，而不承認和鼓勵個人主義。
《臣民之道》說現存的世界秩序是由西方建立在個人本位之上的叢林法則規定的，是「霸道」，而「日本的使命」是要行「王道」，把自己文化中「家國一體」的美德引入國際社會，建立以「德治」為本的「國際新秩序」，從日本一國的「和諧」達到天下的「和諧」。
大綱回顧明治維新以來的歷史，說日本在追求國家富強的同時，讓各種不良的西方文化觀念湧入，削弱了國本。現在必須肅清西方思想，維護國體。
軍方人士還號召要大力肅清西方思想對日本的滲透：「我們必須首先拋棄美國心、英國心，清除這一切洋夷思想，回歸於‘大和心’。此乃當務之急」。
這一理論實際上是拒絕了現代社會「公民」的概念，大力弘揚「臣民」身份，每個人都是「皇國血緣」的一分子，他們和國家權力之間的關係是小輩與長輩之間的孝順和慈愛。[8]
一些日本學者認為，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存在一個「國民不在」或者說「國民缺席」的時代[9]。「沒有自主的國民，民眾就無法從內部產生出對體制和文化的質疑乃至反抗力量，只能形成對它的絕對服從」[10]。正因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拒絕參加軍隊的日本人僅僅只有38人，而同期的美國由於「良心的兵役拒絕」而選擇牢獄之路的美國人有16000人，英國人則高達59000人，從而使天皇制國家無法從內部被顛覆[11]。正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臣民」身份認同上的「皇民」意識，誘使很多日本人喪失了獨立思考，淪為軍國主義的炮灰。
二
公民意識發育不完全，對國家對民眾都是悲劇。天道好還，世界自有其定理，狂熱的結果是不言而喻的慘敗。日本人不但失去了第二次大戰前期的一切收獲，也失去了明治維新以來對外戰爭的幾乎所有成果。日本本土被炸成焦土。廖季威回憶說：「我初到日本時，看見來往的日本人，男的都一付垂頭沮喪的樣子看見盟國的軍官，都很自卑地不敢正視。日本婦女一般是低頭小碎步往前走的同時，或向我們俯首鞠躬，以示尊敬。」「一般做工勞力的日本人在用午餐時，就是幾個土豆或一點紅薯充饑而已。因此，很多人都是面黃肌瘦，營養不良，這是長期未能食飽的緣故。」[12]
沒長成的谷子注定不能收獲，自己不能完成的，需要由他人幫助完成。日本人真正完成現代化轉型，是美軍占領的結果。
美軍占領日本後，為了徹底熄滅日本「軍國主義」的烈火，大力推行「民主化」改革，對日本政治進行了全面改造。美國主導制定了日本新憲法，根本改變了舊憲法下國會、行政、司法都從屬於天皇的性質，確立了三權分立原則，標誌著日本政治制度終於徹底現代化。美國按照自己的聯邦體制，幫助日本初步實行了地方自治，地方的長官由居民直接選舉產生，並且地方設有議會，擁有審核財政的大權，這對傳統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產生了嚴重地打擊。在美國占領軍總部的干預下，日本政府還釋放了政治犯和思想犯；開放了工人運動，通過了《工會法》，修改了《選舉法》，首次給婦女以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1946年1月8日，美國三部協調委員會所制訂了題為「日本人再定位」的文件。文件中指出日本民族是一個有著傳統封建主義觀念的民族，尚武、屈從權威，有著強烈的種族意識和排外情緒。有鑒於此，美國占領軍總部連續發布了一系列有關指令，有計劃地對日本人進行「意識形態改造」。美國人廢除了日本舊有的控制新聞、出版、閱覽、言論自由的舊法令，打開了言論自由的大門。占領軍當局還從一切教材中刪除法西斯軍國主義思想內容，進行議會民主和基本人權教育；允許教職員和學生自由討論有關政治、宗教、公民自由等問題；全面禁止傳授舊的封建倫理道德，停止講授含有濃重傳統意識的「修身」課程和民族主義意識的日本歷史地理課程。在課程設置中強調追求個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效仿美式的以個人為主的價值觀。[13]
這些改革深入到日本文化的深層，對日本國民的心理髮生了深刻的影響，因此日本人稱美軍占領對於日本是「第二次開國」。日本人至此才徹底認識到公民意識缺失對國家命運的影響，茅原廉太郎說，日本人沒有確立自我，沒有建立起平等意識，只有片面的國家觀念而不具備社會觀念，等級觀念根深蒂固，所以很容易被軍國主義動員。
三
日本人現代化的目標經過巨大挫折才真正做到。事實證明，後發國家民眾的頭腦現代化，是一個艱苦的過程，總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後發國家現代化轉型的一般規律，都是由這個國家的知識階層或者說精英階層睜眼看世界，然後將新的觀念傳導給整個社會，在整個社會由上層到中層再到底層完成層層傳導，轉型才算徹底做到。
然而，近代中國社會幾乎在各個層次間都出現嚴重的傳導不暢。與日本相比，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啟蒙遭遇了兩個瓶頸。
第一個瓶頸是精英階層很難客觀地看世界。比如走出國門的第一個外交官郭嵩燾，將他的所見所思寫成書向國人匯報，卻因為知識分子階層的反對而遭遇毀版。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說，日本文化是月亮性格，自古以來就習慣於吸收外部能量。中國文化是太陽性格，一直以來是中國向外傳播文化，很難承認其他文化高於本國文化，因此精英階層這個沙土層始終沒有完全浸透。
郭嵩燾
第二個瓶頸是精英階層向普通民眾傳導不暢，缺乏自由民權運動這樣的「翻土」行動，底層民眾這個厚厚的黏土層始終沒有突破。也就是說，人的頭腦現代化進程基本上停留在知識分子階層，並沒有真正深入到普通民眾中去。因此中國人的文化心理表現出超強的恒定性。
參考文獻：
[1] 楊鵬飛：《從傳統社會到現代文明 十六至十九世紀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重建與社會變遷》,蘭州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23頁。
[2]田雪梅：《近代日本國民的鑄造：從明治到大正》，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
[3] 轉引自王向遠：《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昆侖出版社,2005年,第48頁。
[4] 轉引自王凌皓：《中日近代道德教育理念比較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09頁。
[5]王向遠：《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昆侖出版社,2005年,第50頁。
[6] 遠藤隆吉：《日本我》，轉引自楊寧一：《了解日本人：日本人的自我認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頁。
[7] 遠藤隆吉：《日本我》，轉引自楊寧一：《了解日本人：日本人的自我認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頁。
[8] 以上六自然段主要參考程映虹：《日本法西斯主義是怎樣煉成的》，http://www.sohu.com/a/9590204_114825
[9] 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義 1868-189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25頁。
[10] 向卿：《近代日本民族國家論》。南昌航空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
[11] 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義 1868-189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460頁。
[12] 成都市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編：《成都文史資料選編 抗日戰爭卷 （中卷） 血肉長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82頁。
[13] 於利民：《淺淡二戰後美國對日本的現代化》，《決策與信息》，2015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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