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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愛滋病被人類首次發現以來，科學家們除了積極尋找治療方案外，也一直在試圖解開愛滋病起源之謎。愛滋病來源於非洲的黑猩猩，是現階段被大多數權威科學家認可的觀點。愛滋病被發現的二十年後，科學家才從黑猩猩體內發現SIV病毒。
SIV和HIV同為靈長類免疫缺陷病毒，基因十分相似。SIV為猴免疫缺陷病毒，HIV為人免疫缺陷病毒。他們認為，SIV病毒變異後，從猿猴傳播到了人類身上。上個世紀20年代，準備上山狩獵黑猩猩的非洲人。
那麼問題來了：黑猩猩又是怎麼把病毒傳染給人類的？
現在大多數愛滋病專家認為，這與非洲一些國家有捕食猿猴的習慣有關，他們在屠宰或食用的過程中被感染了病毒。所以，不要再亂猜想人類跟黑猩猩有什麼PY關係了。（那鬼知道有沒有骯髒的PY交易）
非洲農貿市場販賣的黑猩猩肉，價格只有其他肉類的幾分之一，被稱為窮人的蛋白質不過，以上的觀點都只是最合理的推測，愛滋病起源之謎到目前還不算真正解開。
畢竟第一次將病毒傳染給人類的黑猩猩，或是第一次把愛滋病傳染開來的病人，已經沒辦法找到了。雖然，這些最原始的病例無從考證，但「第一個」將病毒傳入美國的人卻有跡可循。
他就是被稱為愛滋病「0號病人」的蓋爾坦·杜加（Gaetan·Dugas）。「零號病人」，是指第一個得傳染病，並開始散播病毒的患者。在流行病調查中，也叫做「初始病例」。
因為「0號病人」這個錯誤標籤，杜加被認定為把愛滋病帶到美國、性生活混亂，並且惡意傳播愛滋病的反社會分子。這個不幸患了愛滋病的可憐蟲，還被指為愛滋病疫情的「源頭」，受盡了千夫所指。
年輕的杜加
直到上一年年末，研究者才通過歷史和基因分析，洗脫了他身上的罪名。原來杜加並非臭名昭著的「零號病人」，他只是成千上萬被感染HIV的一員，更不是他把愛滋病帶到美國來的。然而，這場鬧劇已持續發酵了近30個年頭。
空少杜加
蓋爾坦·杜加，出生於1953年，是一位法國國籍的航空乘務員。他相貌英俊，身材建碩挺拔，還帶著輕柔的法國口音。這樣的條件可以說是迷倒了一大票年輕小夥子——沒錯，他就是同性戀者。
從20歲起，他就成了一名加拿大「空少」。在飛行之餘，他每到一處就會去各個城市的同性戀聚集地嗨，如gay吧和桑拿房等。英俊的外貌和極具親和力的杜加，在同志圈子里大受歡迎，他也很享受這種生活。然而，他的好日子並沒有過多久。
卡波西肉瘤
1980年夏天，杜加的身上無端端長出了許多紅疹和紫斑。他隨後便被醫院確診為卡波西肉瘤。卡波西肉瘤：Kaposi Sarcoma，簡稱KS，當時是一種多見於男同性戀人群的皮膚癌，故被稱作「同志癌」。
杜加和那個時代的所有人一樣，並不知道這是愛滋病並發症的一種。他只知道，自己是眾多同性戀中倒霉的一員，也沒有想過這種疾病竟可以通過性生活傳播。所以除了積極參加化療外，樂觀的他該怎麼過還是怎麼過。
因為接受皮膚癌化療，他的頭髮不斷脫落。後來，他就索性剃了個光頭，並在頭上系一條豹紋發帶，是當時最為時髦的打扮。然而，生活從來不會因為樂觀和積極變得簡單。
1981年6月，美國疾控與預防中心就在《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刊》上介紹了5例愛滋病病人的病史（那時候還沒命名為愛滋病，杜加並不在這份名單上）。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有關愛滋病的正式記載。
然而，官方唯恐造成社會恐慌，並沒有像大眾透露太多該方面信息。他們只是打算悄悄地調查，把這種疾病的傳播源頭搞清楚。1982年，美國疾控與預防中心，就將目光投向了男同性戀中高發的卡波西肉瘤。
當時有卡波西肉瘤的同性戀患者可不止杜加一個，但就只有杜加最配合調查。
不過，也就是他的異常配合，導致了後面的悲劇。調查人員希望他提供五年內的性伴侶信息，協助他們弄清這種免疫缺陷症的傳播方式。
同其他患者的緘默和記憶模糊不同，杜加表現得十分配合。他不但專程從加拿大趕到美國亞特蘭大，接受詳盡的生化檢查。此外，還自爆出了讓人驚訝的性史，列出了72位性伴侶名單。
根據這份名單，疾控中心的人也順藤摸瓜地找到了這些人，並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結果顯示，很多杜加的情人，或情人的情人等，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病症。杜加的坦誠，使研究人員認識愛滋病及其傳播途徑的進程大大加快。那年的9月，疾控中心就向把這種疾病命名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AIDS）。
為了方便研究愛滋病的傳播途徑，疾控中心的調查員將所有關聯的病人，以城市和序號的方式進行標註。
例如這批病人來自洛杉磯，則標註為LA1、LA2、LA3…
而另一批病人來自紐約，同樣標註為NY1、NY2、NY3…
然而，在這組美國愛滋病關聯圖中，杜加是唯一一個加拿大人。所以便用字母O來代替，表示「 Outside-of-California 」。問題就出在這個字母「O」上。因為和數字「0」長得很像，很多研究人員都誤以為這個字母「O」是數字「0」。就在這麼一個烏龍中，杜加成了所謂愛滋病的「0號病人」。
《美國醫學雜誌》上的「Patient 0」
這份錯誤的報告把杜加稱為「0號病人」，並發表於《美國醫學雜誌》上。這「0號病人（Patient 0）」和代表疾病起源的「零號病人（Patient zero）」，只是寫法不同而已。當時報告一出，媒體哪管什麼是Patient 0和Patient zero就直接炸開了鍋。
雖然研究人員一再澄清，並沒有證據表明杜加就是把愛滋病帶到美國的罪魁禍首。但每一個報導都對杜加非常不利。
雖未指名道姓，但報導時處處暗示著這位經常往返加美的加拿大空少，就是美國愛滋病疫情的「源頭」。本來同志圈子就小，大家一下子就猜到了，杜加就是這位「0號病人」。曾經情人對他怒不可遏，曾經愛慕他的人也對他充滿鄙夷，每個人都在有意地疏遠他…
在愛滋病的世界里，比病毒本身更可怕的是對愛滋病群體的冷漠、誤解、恐懼和歧視。1984年，剛滿31歲的杜加，在病魔與輿論的雙重折磨下離開了人世。然而，他的離去並沒有帶來片刻安寧，這場鬧劇仍在不斷發酵升溫。
蘭迪·席爾茨
當時野心勃勃的記者蘭迪·席爾茨（Randy Shilts），正在寫一本關於美國愛滋病的書，想要解釋愛滋病是如何席卷美國大地的。同時，他也敏銳地感覺到，可以在這位「0號病人」上作點文章。
《And the Band Played On》
在《And the Band Played On》一書中，蘭迪即使沒證據說明杜加就是美國愛滋病病毒的傳播源，但卻一直用「0號病人」稱呼杜加。最重要的是，他還把杜加描述成一個具有反社會人格的愛滋病惡棍。
稱他在得知自己患病後，仍故意通過性行為散播愛滋病病毒，還推測說杜加共有2600個性伴侶。
1988年的新聞，標題聲稱已找到愛滋病的起因
那時正處於同性戀轟轟烈烈爭取平權的時代，媒體對同性戀話題本來就敏感。
愛滋病的出現，更是被稱為「同性戀」瘟疫，大肆宣揚。這下可好，這書一出，在社會上可謂引起軒然大波。各路媒體紛紛引用蘭迪書中對杜加的描述，驚人的性史和惡意傳播愛滋病的行為，成了抨擊這位已故人士的有力武器。
當時《紐約郵報》的頭條就是，「那個把愛滋帶到我們身邊的男人」謠言不斷發酵，「愛滋病哥倫布」、「沒良心」、「反社會人格」、「美國愛滋病傳染源」、「瘋狂濫交」等標籤，牢牢地貼在他的身上。
在之後的30年里，幾乎沒有人會質疑故事的真實性，更沒有人想要提起杜加對愛滋病研究的巨大貢獻和犧牲。
畢竟，在這個人人自危的年代，總要有人出來接受整個社會的憤怒。杜加自然也成了美國愛滋病傳播史中，最臭名昭著的替罪羔羊。各種歧視、謾罵、誤解、憤恨全部發泄到杜加的身上，就連杜加的家人也難逃此劫。
Hero or Criminal？
但杜加真的有如此不堪嗎？2016年3月，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進化生物學家，利用最新的技術手段「RNA jackhammering」，重新分析了70年代來自紐約和舊金山的8份男同性戀愛滋病血樣，並與杜蓋的血樣進行了對比。
分析表明，杜加的病毒更像是後來變異的HIV，在杜蓋患病之前，HIV病毒早已存在於美國大地。這篇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論文，正式把杜加身上「0號病人」的標籤摘除，社會對他的誤解也終於消除。此時，杜加已經去世32年。
參與研究的劍橋大學的理查德·麥凱說，杜加當時只是個青少年，不太可能擁有如此活躍的性生活，更不可能與2600人發生性關係。他更不是媒體口中所說的反社會人格，在最後的一段日子里，他都積極地參與愛滋病組織的志願工作。
就算有情人邀請他發生關係，他都竭力避免，有意地在彌補年輕時犯下的錯誤。
1983年，杜加在溫哥華的一個愛滋病論壇上發言。當年，還多虧了他的積極配合和提供的72名性伴侶的名單。疾控中心關於愛滋病和愛滋病傳播途徑的研究，才得以進展順利。
對待愛滋病，我們需要的是研究，而不是歇斯底里，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會想得愛滋病。就算是真正的「零號病人」，也只是不幸被病毒侵噬的其中一位而已。把某個人，或某個群體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對消滅愛滋病也並沒有任何積極的作用。
什麼也不說了，因為說什麼也沒用！大家還是注意安全吧，在這個混亂的時代，潔身自好。拒絕毒品，不亂輸血，不濫交，隨身攜帶安全小氣球！不然的話，怎麼得的病你都不知道，那就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