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傑丨日本人如何從極度自卑突變極度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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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傑丨日本人如何從極度自卑突變極度自大 歷史 第1張

張宏傑丨日本人如何從極度自卑突變極度自大 歷史 第2張

張宏傑丨日本人如何從極度自卑突變極度自大 歷史 第4張

中國人一度自認為是「中央帝國」,天朝高高在上,因此常被西方觀察者批評為虛驕自大。

而在國門打開之前,日本人甚至比中國人還要驕傲。日本人認為日本是天下唯一一個由神創造的國家,而天皇就是神的代表。「日本乃神國也」,日本人因此也是天下最優秀的人種。

張宏傑丨日本人如何從極度自卑突變極度自大 歷史 第6張

天皇被認為是太陽神天照大神的孫子

但是,開國之後,這種虛妄被瞬間打破了。和西方文明撞擊之後,日本人馬上意識到了西方的先進,一下子陷入到巨大的自卑當中,社會上迅速興起了一股崇洋熱。幕府時期日本禁食牛肉,而此時牛肉卻成了 「文明的藥劑」。大家都以不吃牛肉為不開化的表現,牛肉火鍋店顧客盈門,人們在里面大啖牛肉,喝著葡萄酒,用蹩腳的英語談著時事,認為這是最時尚的表現。[1]「有人說,昨天晚上喝香檳喝多了頭疼,就好像他和上流社會有來往,提高了他的品位。但是如果聽說是喝日本酒醉了兩天,別人就會不由得皺起眉頭。」「化妝品不起個外國名就不能暢銷。」

日本人甚至發明了「日本人種和日本文化劣等論」,認為自己從人種到語言都一無是處。福澤的弟子高橋義雄認為,要改變日本人的落後狀態,最有效的手段是實施「人種改良」。由於西洋人在身高、體重、頭腦等各方面都強於日本人,日本人應該與西洋人「雜婚」,這樣於公於私都有好處。明治初期的外交官兼學者森有禮的觀點更為偏激,他曾於1872年發表了《英語國語化論》,主張停止漢字教育,廢除日本語,用英語取代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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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後日本迅速崛起,連接迎來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

隨著對外戰爭的勝利,日本人的自我認識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日本人的自信心達到頂峰,認為日本已經成為一等國家。日本人不但一掃對歐美的自卑感,「日本人優秀論」還應運而生。他們認為大和民族是上天選定的完美無缺的民族,體質上經受得了對外征戰,因此國民性冠絕萬國。他們總結出日本人的「十大優點」:忠君愛國,崇祖先重家名,現實實際,愛草木喜自然,樂天灑落,淡泊瀟灑,纖麗纖巧,清淨潔白,禮節作法,溫和寬恕。他們說,日本國民和天皇如父子般親密,平時恭儉慈愛,勤勉服從,戰時舉國一體,勇於犧牲,因此才有兩次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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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戰爭的勝利,戳破了當時非白種人劣等的迷思

《山梨日日新聞》中有一篇社論,雖然充滿軍國主義的謬論,但卻典型地反映出日本人自我認識過程中由自卑向自大的迅速轉變:

「吾邦此次戰爭中最值得在世界誇耀的,在於顯示了大陸民是世界唯一之高潔人民,……我邦最初之派兵,其目的在於挽救鄰邦之顛覆,軍隊行進所至秋毫無犯,相反,在軍旗行進之所,發布政令,撫恤人民,按照如此嚴謹之軍紀,不能不說這來自於大陸民高潔性情之發揮。……吾邦之地位己經達至世界上最強國之同一地位,然彼輩不知大陸民之品位也在世界最前位。吾人從彼處輸入物質文明,作為其報酬,現在也必須向彼輩大量輸出大陸高潔無形之文明。」

那麼,日本人為什麼能這樣「冠絕萬邦」、「世界最優」呢?顯然,這是日本的「神國」本質所決定的。日本人的自大開始變成了「自嗨」。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認為日本人如此優秀,乃是因為他們是「神國國民」。昭和初年由「大日本國民修養會」編纂的《世界國民性讀本》就充斥著這種理念,此書對英、美、法、德、意、俄等強國和弱鄰中國的國民性一一做了充滿情緒化的評述,最終將日本的國民性定義為「大和魂」,其特質就是所謂「忠孝義勇、清廉潔白、高雅優美……自古即系勇武之民族,同時亦注重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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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本國民修養會」編纂的《世界國民性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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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性的極度自負代表的是日本的信心膨脹。日本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的發展雖然在大正民主時期再度出現進展,[2] 但好景不長旋即又跌入法西斯主義狂熱的泥沼。

狂熱的結果是慘敗。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人又一次開始對國民性劣根性的反思,試圖找出日本人戰敗的原因及其與國民性欠缺的關聯性。《菊與刀》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成為著名讀物,引起了日本人的廣泛共鳴。「神國」觀念被徹底打破,越多越多的知識分子不再認為日本文化是「神性文化」,甚至也不是什麼純的文化,而是一種「雜種文化」。知識分子接續啟蒙時代的任務,繼續批判日本人的封建等級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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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與刀》的中譯本

日本知識分子也開始反思日本人身上的狹隘性。他們說,日本人缺乏遠見,只注重瞬間的眼前利益。岸田國士提出了「日本人畸形說」,列舉出日本人的九大短處,即封建性、島國性、形式主義性、非科學性、利己性、暴發戶式、幼兒式、野蠻等。

然而,經過戰後的經濟高速增長,日本迅速成長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創造了所謂的「日本奇跡」後,日本人的自負又一次開始抬頭。一部分日本學者又開始吹噓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異之處。他們強調,日本之所以經濟成功,是因為日本人的儒教文化與中國有本質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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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東京奧運開幕前夕通車的新幹線,被視為日本戰後復蘇、邁向經濟大國的重要象徵。

日本街頭曾出現過這樣一本暢銷書《再見,亞洲》,在這本書里,作者長谷川慶太郎把日本比作高聳入雲的霞關大廈,而把其他亞洲國家比作東京灣里的垃圾島,甚至對歐美國家,日本也開始不以為然起來。他認為英國人氣質消沉,法國人過於輕佻,而美國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黑西哥人降低了美國人的整體素質。馬野修二甚至宣布:美國不過是一個由歐洲劣等的下層階級後裔湊成的移民國家。日本人越比較越覺得自己確實高人一等,日本一些學者通過一系列獨特的「研究」後宣布,日本人的大腦、語言、氣質乃至風俗習慣都比世界上其他民族優秀高貴。日本開國以來取得的一系列輝煌成就就是證明。

日本人的自我認識,就是這樣從一個極端跳向另一個極端,由極度自卑可以輕易變為極度自負。總的來說,他們對自身國民性的認識是隨著國家命運的興衰而在自卑與自信中交替。

漢語中的「國民性」(或「民族性」)一詞來源於日本引介西方的「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文對譯。幾乎每個研究國民性的人都承認「國民性」是一個非常難以準確把握甚至界定的概念,這不光是因為它的客觀判定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更是因為它的主觀感受也非常易變。任何事情都存在兩面,優點和缺點可以隨時轉化,日本人的自我認識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註釋

[1] 宋成有:《新編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 2006年。

[2] 日本公民社會另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是大正民主時期,個人主義思潮高漲,政府和政黨、民眾之間的多重反復博弈,社會空間逐步擴大,社會風景較之明治時期己經為之大變。民眾也逐步具備了國民所需的另一個條件: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以及相應的行動。民眾的抗爭活動,為民主架構下政府與民眾之間進行協商運作積累了經驗。

原標題:《日本人對自身國民性認識的戲劇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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