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歐洲和古代中國的「農民起義」有何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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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諶旭彬｜短史記（ID:tengxun_lishi）

問：歐洲和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有什麼區別？

文 | 諶旭彬

以前回答過類似的問題。這里重新做一下整理。

先說一下「農民起義」這個概念。

「起義」是一個有著明確的道德判斷的詞。中國古典文獻中有「起義」一詞，但從來沒有「農民起義」連用。

比如，《水經註》「汝水」條下，有「汝南太守周矜起義於懸瓠者是矣」之句。《三國志·袁紹傳》裴註中，有「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田）豐」之句。《通典》中有「桓玄篡晉，宋武帝起義討之」、「大唐高祖起義至京師」、「大唐起義太原」等句。《三國演義》中，「高祖斬白蛇而起義」、「斬蛇起義」等句，出現頻率也很高。

「農民起義」一詞最早見於何人作品，很難搞明白。可以肯定的是，要到50年代，該詞才在報刊雜誌和書籍中大量出現（40年代後期的《新華日報》，已較頻繁使用該詞）。

在《民國38年前重要剪報資料庫》中檢索「農民起義」，僅能得到得1項結果（檢索「起義」有130項結果）。孫中山生平文章，經常使用「起義」一詞，但在「國父全集全文檢索系統」中檢索「農民起義」，結果也是0（檢索「起義」有481筆資料）。

不止是報刊和政治人物，民國教育界和學術界，也很少使用「農民起義」一詞。

1934年開明書店「中學生叢書」出版《晚明流寇》（王耘莊著）一書，專供初中學生各科課外閱讀之用。該書總結農民暴動產生的六大原因——1、天災流行；2、賦稅繁苛；3、政治腐敗；4、外患頻仍；5、兵變迭起；6、鄉官虐民——可謂對農民充滿了同情，但作者仍以「盜賊之禍」名之，未使用「農民起義」一詞。

1933年亞東圖書館出版的《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蔡雪村著）、1935年神州國光社出版的《中國農民戰爭之史的研究》（薛農山著）等，也沒有「農民起義」之說，而多用「黃巢暴動」、「流寇之亂」、「農民戰爭」、「農民暴動」、「農民騷動」等詞。蔡雪村是留蘇地下黨、薛農山曾加入陳獨秀組織的「無產者社」，屬於左翼學者。錢穆、呂思勉這些非左翼學者的著作里，也沒有「農民起義」之說。

古代歐洲和古代中國的「農民起義」有何區別？歷史第1張

圖：上世紀50年代，「農民起義」一詞開始井噴，圖為1954年出版的《中國農民起義論集》封面及前言。

動機層面的正義，不足以抵消手段和結果層面的非正義，這是民國史家對農民懷有深厚的同情，卻又很少使用「農民起義」這個詞的主要原因。

錢穆的解釋很有代表性：

「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不幸此等常為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限之進步。秦末劉、項之亂，可謂例外。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其他如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近人治史，頗推洪、楊。夫洪、楊為近世中國民族革命之先鋒，然此固然矣。然洪、楊十餘年擾亂，除與國家社會以莫大之創傷外，成就何在？建設何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常不為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國史大綱〉引論》）

也就是說，動機層面的正義，不足以抵消手段和結果層面的非正義。

比如，李秀成談起事初期裹挾民眾的訣竅，乃是「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了。寒家無食，故而從他。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為防擄來之兵丁逃逸，嚴格控制士兵私財，甚至在士兵臉上刺字「太平天國」，以斷其歸路。這樣的手段，無論如何不能說是正義。太平軍素有「打先鋒」之慣例，「每至一處，即肆意擄掠，必招本地無賴為眼目，就富家大小，以次搜尋。有預為埋藏者，亦十不免一。」蘇州在1830年時有戶口341萬，經太平天國之役後，至1865年已只剩下129萬，損失過半。當代人口史學者曹樹基的研究認為，1851~1864年，共約造成7330萬的人口損失。這樣的結果，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正義。這些也是錢穆評價太平天國「其擴大依然是恐怖裹脅政策的效用」、感慨「若太平天國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國歷史的失敗了」的緣故所在。

古代歐洲和古代中國的「農民起義」有何區別？歷史第2張

圖：錢穆

簡言之：「農民起義」是一個帶有明確褒義色彩的詞匯，並非所有的「民變」（我認為這是一個中性詞），都可以被稱作「農民起義」。一場「民變」是否算「農民起義」，不但要考察其動機是否正義，還需要考量其手段和訴求是否正義。

從這個角度來打量中國歷史，就不難發現，很多以往被理所當然視為「農民起義」的民變，其實只能算做「農民暴動」，動機（原因）是正義的，手段和結果則未必。比如，《天朝田畝制度》將「農民」視為下賤之人，涉及刑罰時動輒「黜為農」：

「官或違犯十款天條及逆命令受賄弄弊者則為奸，由高貶至卑，黜為農。……凡濫保舉人者，黜為農。……凡濫保舉人及濫奏貶人者，黜為農。……但凡在尚保升奏貶在下，誣，則黜為農。……頌讚天父上主皇上帝，講聖書，有敢怠慢者，黜為農。」

這就已經與「農民起義」相去甚遠了。

歐洲古代的「民變」情形，可參考《中世紀歐洲史》的以下表述：

「1381年英格蘭農民起義的直接原因是人頭稅大幅增加。該稅開征於幾年前。人人都要繳納。起義農民從肯特和埃塞克斯湧向倫敦。年輕的國王理查二世(1377–1399在位)和幕府沒有及時採取軍事行動。起義軍在泰勒(War Tyler)率領下攻入倫敦城，搗毀了薩伏伊宮(Savoy)。該宮主人為蘭開夏(Lancaster)公爵。起義軍在倫敦城郊向國王遞交了請願書。國王似乎有意妥協，但起義軍還是攻占了王廷要塞倫敦塔，並在城外的史密斯菲爾德(Smithfield)再度與國王談判。泰勒當著國王的面漱口並要了一杯啤酒，被倫敦市長殺死。國王奪回了倫敦，鎮壓了起義軍。從起義軍向國王提出的要求，可以看出他們的真正訴求，也可以理解倫敦之外的大修道院為什麼會成為農民的攻擊目標。起義軍的主要要求如下：廢除農奴制(仍存在於英格蘭東南部)，廢除黑死病之後制定的限薪勞工法，百姓有權參與鄉村政務，消滅英格蘭教會的世俗財產。最後一點並不算激進，當時威克里夫(John Wyclif)的教會改革思想已經廣為流傳，甚至得到了蘭開夏公爵的支持。

「1525年德意志農民起義在德意志南部和中部爆發(包括現今奧地利和瑞士部分地區)。該地區的很多農民都屬於農奴，早已不堪重負，而伯爵、修道院長和騎士等小領主卻日漸增多。這些小領主名義上歸德意志國王(皇帝)管轄，卻享有自治權，通常占據幾個村落，既當大地主，又作領主。這種雙重身份引起了農民的反抗。德意志南部的農民不僅發起暴動，還展開了宣傳攻勢，為自己辯護。起義源頭在士瓦本北部，起義者用簡潔的語言歸納了自己的主張，並作為宣言四處印發。《梅明根十二條》(Twelve Articles of Memmingen)就是一個范例，明確提出：農民有權選舉鄉村牧師，廢除農奴稅，削減什一稅，農民自主決定公共林地、牧場和水源的使用，要求地方法庭尊重當地習俗，不採用領主們強加的夾雜著羅馬法的法規。」（維姆·布洛克曼彼得·霍彭布勞沃/著，《中世紀歐洲史》，花城出版社，2012，P277-278。）

如果《中世紀歐洲史》的以上描述沒有錯誤，那麼，「1381年英格蘭農民起義」和「1525年德意志農民起義」，確實與「農民起義」的概念比較契合，他們的動機（不堪重負）、手段（對抗壓迫者和剝削者）和訴求（基於自身利益），均具備正義性。

廓清了「農民起義」的概念，文章開篇的問題，其實也就很自然地變成了：古代歐洲與古代中國的民變有什麼區別？

區別如下：

中世紀的歐洲，是一種「領主分封制」。民變者所反抗的是領主的暴政，他們也比較容易找到領主，進行直接對話。

古代的中國，是一種大一統的郡縣制。民變者所反抗的，是皇權直接制定或者間接衍生的暴政，但他們很難直接與皇權對話，往往只能和皇權的代理人打交道。

前者可以直接與領主對話，或展開談判，或暴力對壘。民變在手段與結果層面，往往距離「農民起義」往往較近。

後者直接面對的是皇權的代理人(要麼是郡縣的武裝力量，要麼是中央的武裝力量),為自身利益計，小規模的「民變」，往往更樂於落草為寇去侵害更弱勢的普通民眾，而非直接與郡縣的武裝力量對抗，比如民國年間，河南因軍閥混戰「民變」迭起，基本上走就是盜匪路線；大規模的「民變」，也往往更樂於去「擄掠州縣」，傷害更弱勢的普通民眾，而非直接與中央的武裝力量對抗，赤眉、綠林、黃巾、黃巢、李自成，這些民變者，都曾輾轉過小半個或大半個中國。如此，民變在手段與結果層面，也就與「農民起義」越來越遠。

這種區別，與「民族性」、「國民性」、「文化基因」之類玄之又玄的概念毫無關係，只是不同現實環境下的不同的「理性選擇」。

郡縣制下，地方郡縣官僚只是皇權的代理人，郡縣不是他們的私產，他們犯不著往死了鎮壓從其他地方流竄過來的民變者；民變者也很清楚，擄掠其他郡縣的普通百姓，風險要遠遠低於直接和國家機器（郡縣軍隊、中央軍隊）對抗。領主制下，封地是領主的私產，有強烈的的抵禦外來民變者的動力，民變者們也清楚，去擄掠其他領主治下的百姓，風險不一定低於直接反抗自己的領主。這也是領主分封制下，很少出現所過之處「凡有身家, 莫不破碎」的全國性民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