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春運：慢悠悠的路途，沉甸甸的鄉愁 | 關山遠

首發：1月25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周刊

作者：關山遠（新華每日電訊專欄作者）

春節，是中國人儀式感最強的時間。這種儀式感，作為一種文化基因，深藏於血脈中，如此頑強，很難更替。或許其形成的過程，正是在許多許多年前，那些在緩慢的旅程中一點點靠近家鄉的古人心中積淀下來。因為回家如此艱難，團聚如此難得，春節，才如此珍貴，年味，才如此濃烈

風雪鐵路人，堅守保春運。1月23日，在黑龍江省漠河市嫩林線659公里處，加格達奇工務段線路工在進行鐵路凍害整修作業（無人機拍攝）。新華社記者才揚攝

又是一年的「春運」時間。掐著日子，選擇火車、飛機還是自駕……歸心似箭。

箭脫弦而出的速度，大約在每秒50米，折合為時速180公里，在今天中國的高鐵中，復興號時速350公里，和諧號300公里，已遠遠超過了箭的速度。

如果還原古人的「春運」，我們會發現，正是在古人慢悠悠的回鄉路途中，沉甸甸的鄉愁積攢而成的年味，才如此刻骨銘心。

來源：網路

一

從北京到江蘇宜興，1100多公里，在今天，自駕的話，大約12小時，乘高鐵，只需5個半小時，最快是坐飛機，北京飛南京，不到兩小時，出機場再坐大巴，一個半小時就到了。

但是520年前，一個宜興人從京城回鄉過年，足足走了差不多一個月：1498年，大明王朝弘治十一年，這年臘月，成功請辭告老還鄉的一代賢相徐溥，終於踏上了回鄉之路。從臘月初啟程，臘月二十七，才回到家里。後來他給同僚李東陽寫信感嘆說：這一路折騰得啊，我這把老骨頭都要散架了。這一年，徐溥已經71歲了。

在徐溥那個年代，從北京到宜興，最佳路線是乘船走京杭大運河。徐溥當過「四朝宰相」，回鄉路上享受的待遇不一樣，仍然累成這個樣子，可見其他歸鄉人在漫漫長路上遭遇的勞苦了。

或許，今天春運路上還有朋友對「堵車」「搶票」發慨嘆，但是放在古代，那才真叫難。一部古今春運史，背後是中國交通變遷史。

可以說，古代交通狀況，決定了古代春運的半徑、規模與質量。

中國古代交通的大發展，是從秦朝開始的，到漢朝又達到一個新的高峰。秦朝對中國交通的意義，在於秦始皇推出的「車同軌」。著名學者白壽彝在《中國交通史》一書中寫道：「‘車同軌’，實在充分表現了秦漢交通之大一統的新精神。它在字面上，雖只是要各處車轍的度數相等，各輪間的距離劃一；實際上，也告訴了我們：這時的車輛已可暢行中國各處，這時的交通情形已需要車轍和車輪度數的劃一了；如果車轍和車輪的度數不能劃一，一輛車子便不能暢行各處，便不能適應這個時代的需要了。」

秦漢之前，交通是很落後的。遙想當年，孔子坐在緩慢前行的牛車上，奔波於各個諸侯國之間，在今人眼里，是典型的慢鏡頭，轆轆的木車聲中，時間似乎停滯。這是老子喜歡的境界：「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但秦始皇不喜歡，統一六國之後，他將發展交通作為國家行政的主要任務之一，陸路交通得以快速發展，除了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車同軌」制度外，他還修建了以鹹陽為中心，東至燕齊，南至吳楚，西達臨洮，北達河塞，全程共八千九百多公里的「馳道」。

「馳道」，算是當時的高速公路了。《中國交通史》上說，馳道所采的路線，都是按最近的距離規定的，沒有什麼迂回曲折的地方，所以又叫「直道」。馳道的建設，是「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馳道路線之長，寬度之闊，取道之近，建築之堅實侈麗，「真是一個前古無匹的大工程」。試想想，如果在孔子的時代有了馳道，他老人家周遊列國的時間，也不會有14年之漫長了。

漢代交通又達到一個新高度，褒斜道連通了長安與巴蜀，夜郎道延伸到雲貴高原的莽莽群山之中。最有名的，當屬連通西域的絲綢之路的開拓。這條路，讓漢朝時代中國人的世界觀煥然一新。

從中國歷史的規律來看，大一統時代，交通就能獲得長足進步：隋唐時，運河建設卓有成效，形成了四通八達的水運網，唐代還修建了石門道，將川滇和中原連接起來；宋元明清時期，交通建設也越來越多樣化，陸海交通均獲得長足發展，比如有堪稱偉大的「鄭和下西洋」，到了清朝，絲綢之路上的茶葉貿易，也依托當時先進的交通，鼎盛一時。

但是，從一個大的時間跨度來觀察中國古代的交通，人在路上，始終是艱難的。到了晚清，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中國，在引進鐵路、輪船和汽車之前，道路狀況與交通方式，千年來並無質的飛躍。「行路難」，始終是不變的主題，當時漂在外地的人，要想回鄉過年，往往需要提前一兩個月動身，才能趕得上在迎接新歲的爆竹聲中，回到溫暖的家。

1053年7月，時任潁州(今安徽阜陽)太守的歐陽修，護送母親靈柩南下祖籍地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歸葬，這年冬天，再返回潁州過春節。在今天，從阜陽到永豐，不到1000公里，開車也就9小時，但當年歐陽修在路上就來回花了兩個多月時間，他感嘆說：「水往陸還，賓士勞苦」。

一輛東周時期的高等級馬車(2018年11月2日攝)。經過對車輛遺存的測量，初步確認這輛馬車擁有兩個直徑達140公分的較大型車輪，每個車輪擁有輻條38根。車廂橫寬142.5公分，縱長106公分，車廂殘高達50餘公分，一條殘長近280公分的車軸橫亙於車廂底部。專家表示，在以往的考古發現中，先秦時期出土如此體量的馬車遺存十分罕見。　　新華社發資料片(劉勇攝)　

二

「賓士勞苦」，確實是古代「春運」的主題詞。

明朝有個叫王錫爵的大臣，有一年雇船回老家松江(當時屬江蘇)過年，經漫長的旅程，老家在望了，開心啊，但馬上心情又變差了：靠岸時碼頭上烏麻麻全是船，擠了兩個時辰才擠進去……

在鐵路、輪船、汽車出現之前，舟車牛馬，是中國人千年不變的交通工具。

1793年，英國人馬戛爾尼率領使團以給乾隆皇帝祝壽為名抵達中國，其實是想通過談判打開中國市場。當時馬戛爾尼帶了一堆代表英國工業革命成就的產品來中國推銷，其中包括兩輛馬車。馬戛爾尼對英國馬車打開中國市場充滿信心，因為他抵達中國後，體驗過中國的馬車，沉重，緩慢，而且特別顛簸。他還近距離觀摩過乾隆皇帝的「禦駕」，同樣是式樣笨重。他帶來的英國四輪馬車可不一樣，帶著浮懸彈簧，可以有效減震，乘坐舒適度很高。

但是，馬戛爾尼失望了，他無功而返，帶來的各種產品被束之高閣。不是英國的產品不好，而是中國的皇帝太守舊，認為自己的東西已經很好了，比如馬車，上千年都這麼顛簸著過來了，難道還不好嗎?

是的，千年不變，中國古人就乘坐著笨重的馬車或牛車，在路上顛簸往返，無論是上任，趕考，還是旅行，或者，回家過年。

古代沒有相機，當時的交通工具究竟如何?好在，還有古畫流傳於世。以宋朝為例，從傳世的宋畫看，如《清明上河圖》《溪山行旅圖》《盤車圖》《雪溪行旅圖》等，大多是牛車，也有少量驢車。有人研究過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全卷共有八百一十四人，九十餘匹動物，十三輛車，二十九艘船，八頂轎子。車、船、轎子，就是當時的主要交通工具。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人騎馬或者乘坐馬車的不多，主要原因是：「兒皇帝」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和西夏崛起後，中原失去了戰馬的主要來源，因此嚴重缺馬，需要耗費巨資向周邊買馬，有錢人才養得起馬，普通人家，一般騎驢，當時京師開封還有專門出租驢子的商鋪，相當於今天的計程車公司。能夠出租馬的，就等同於今天的豪華專車服務了。

在宋朝，春節已經是非常重要的節日了，著名的《東京夢華錄》一書，就記載過當時春節前開封城外擁堵不堪的情景。當時的車，有「太平車」「平頭車」「串車」，太平車是大車，連成一排，用二十多頭驢或騾子來拉，也有用六七頭牛來拉的，堪稱古代的大型平板貨車了。名畫《雪溪行旅圖》中，還出了三輛三牛廂車，以三牛牽引，雙層車廂，上層低而寬，是臥鋪，下層高而窄，是車廂，整個車子呈拱形。從畫中可以看出，最前邊的那輛車有人正從下層向上層爬去，第二輛車門大開，車上層有人裹被而臥，下層一人閒坐。最後邊的車上下層皆閉門，可能是行李車。這幅畫描述的是雪中趕路，可以稱之為「大宋春運圖」了。

從古人記載來看，除官員有公家配給外，民間無論租賃車還是轎子，都有明碼標價，如果沒錢，就只能靠兩條腿了。　

當然，古代等級森嚴，對於乘坐什麼規格的車、幾人抬的轎子，都有明確規定，一旦超標，就可能給弄個「僭越之罪」，土豪們再有錢，明里也不敢亂來。歷史記載的皇帝之外最奢華的一次出行，是明神宗萬歷六年(1578年4月)，首輔張居正離京回湖北江陵老家。當時他乘坐的是前八後八左八右八的32人抬巨無霸大轎子，這個轎子大到什麼程度，像個小閣樓，里面分臥室及客室，還有小僮兩名在內伺候。地方官員為了讓這台巨無霸順利通行，增派民夫，拓展路面，動用工匠，加寬橋梁，忙得不亦樂乎。

即使對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張居正來說，這轎子無疑是嚴重超標了，更甚的是，還有精銳部隊護衛，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寫道：這支回鄉隊伍除了肅靜回避的儀仗隊，「隨從的侍衛中，引人註目的是一隊鳥銃手，乃是總兵戚繼光所委派，而鳥銃在當日尚屬時髦的火器。」　　　

當時張居正權傾天下，這次回鄉，拉風得很，但無論是高調秀恩愛，還是高調秀權勢，都沒好下場。張居正死後，遭受清算，這頂巨無霸大轎子，成了一大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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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宋詩人陸遊寫有中國古代第一本長篇遊記《入蜀記》，當時他由山陰(今浙江紹興)赴任夔州(今重慶奉節一帶)當通判(知州的佐理官)，乘船由大運河轉長江水路前往，經今浙、蘇、皖、贛、鄂、渝六省市，歷時160天才到。

如果走陸路，要花更長時間，畢竟是「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在陸遊那個時代的交通條件下，行速相當緩慢。史載，當時「馬日行七十里，驢及步人日行五十里，車三十里」。以北宋為背景的《水滸傳》，林沖被打了一頓棍子、臉上刺上字，給發配滄州，書上寫道：「第一日走了‘三十里多路’」，再走了三兩日，投宿村中小店，被董超、薛霸兩個壞蛋蓄意用開水給他洗腳，腳底起了大血泡，翌日更走不動，然後在野豬林動手。可見當時林沖帶枷而行，身上又有傷，也只能每天走30多里路。

遙想當年，一個四川人在京城(無論是開封還是北京)為官，要想回鄉過年，是何等漫長的旅程!

名山大川，是旅遊好去處，卻是回家的最大阻礙。在今天，從湖南衡陽到武漢，高鐵一個多小時可達，但就在三百多年前，晚明衡陽的王船山到武漢參加鄉試，回家途中，差點葬身魚腹——當時湖南到湖北，需過洞庭湖，王船山乘坐的船，過城陵磯港時，忽然狂風大作，帆船撞上礁石，散了架。

清朝雍正以前，湖南還是湖廣省的一部分，省會在武昌，考舉人的考場即「闈場」設在武昌，湖南的秀才要趕考，必須渡過八百里洞庭湖。毛澤東的嶽父、湖南著名學者楊昌濟曾回憶，他的外祖父向肇昆，就是因為陪伴兩個弟弟去武昌赴考，途中過洞庭時遇大風浪驚嚇得心臟病發作而去世的……可以說，一湖洞庭水，斷了無數學子「闈場」夢。一直到雍正元年，南北分闈，在長沙設立考場，從此湖南進入人才輩出的時代。這就是地理對地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方位影響。

試想想，王船山時代要想有「湘鄂情」，何等艱難，湖北女婿春節要陪夫人回湘過個年，是要冒生命危險的。

當然，除了路途艱險，古人春節回家，忌憚的還有路上的強盜劫匪。《徐霞客遊記》中記載有，這位古代最牛「背包客」曾經在路上三次遇到強盜。其中在湘江上的一次最為驚險，差點丟了性命：當時強盜先以一男孩哭泣誘騙，徐霞客同伴不忍心，上岸去察看，回船時，強盜趁跳板還沒撤，從河灘草叢里沖出來，點燃火把撲上客船，闖進艙室揮舞刀槍向客人亂戳亂砍。船客們在狹窄的空間里躲無躲處、逃無逃處，為保命只得掀開船篷、赤身裸體往冰冷的江里跳。徐霞客最後一個跳江，倒栽下水，耳朵和鼻腔都灌了水。好在他個子高(一米八)，水深只齊腰，掙扎出頭後刨著水爬到相鄰的運谷船上，「身無寸絲」，有位好心的船客脫了自己身上一套單衣單褲給他遮羞禦寒。

在路上，還有比強盜更可怕的。

今天，歡度春節的人們，或許會到動物園看看老虎什麼的，當年，那可是老虎等在路上看人。歷史上有太多虎患的記載，尤其是明清時代，人口繁盛，四處拓展，老虎們開始走出深山，慘烈的人虎大戰開始了。公然遊蕩在路上甚至村莊的老虎，成了時人揮之不去的噩夢。　

從這個角度來看，古代也不是想像中的那麼美好。一次告別，可能就是永別了。唐代詩人陳陶有一句詩催人淚下：「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試想想，新春佳節之際，一個妙齡女子在爆竹聲中沉沉睡去，夢見了自己的心上人，而這個人，早已經是萬里之外的一堆枯骨了，他再也不能回家過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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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明朝有個大臣叫楊廷和，四川人，很有名，他的兒子楊慎更有名，後來中了狀元，寫下了著名的「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楊廷和曾在京城國子監求學多年，有一年春節歸鄉省親，先是步行到今天的北京通州大運河，然後乘船，再轉船，兜兜轉轉大半個月，才平安到家。

國子監是古代的最高學府，沒有寒暑假、雙休日，但是春節放假，學生回家，國子監還提供差旅費。令今天大學生羨慕的是，國子監學生可以請「長假」，長假可以長到一年，如果超過一年而又不來國子監銷假，就要除名。楊廷和回四川過春節，應該是請了長假。

古代的春運人群，遠不如今天規模之大。孔子說過，「父母在，不遠遊」，當時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基本上都被禁錮在土地上，很少有遠遊的機會，遠遊在外，然後春節有條件回家的，基本上是這麼幾類人：官員、考生、商人、手工藝人。

官員春節均放假，《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一書寫道：宋朝官員的休假，大致分為公假和私假兩大類，公假有節假、旬假、國忌假(本朝先帝、先後逝世紀念日)、外官上任假、唱名後假(給考官放的)、朝假，還有特殊情況給假等；私假有婚嫁假、喪假、病假、探親假、私忌假等。有意思的是，宋代官員的婚嫁假，自身結婚有九天假，親人結婚也放假，視血緣親近，假期不一，親兄弟結婚，有五天假，曾孫、玄孫等結婚，給一天假，享受這個假期，應該是白髮蒼蒼的年邁官員了。

宋朝春節放假是這麼規定的：「假七日，休務五日」，這里的「假」是指在京的官員免予朝參，就是皇帝不上朝了，「休務」是指各級官署停止辦公。對於家鄉遠離京城的官員來說，這一點點假期，無疑是回不了家了，官員回家，基本上都上請探親假，給假最多不超過一個月，當然，除去路程。

其實古代官員能夠請假回去過年的，並不多，因為皇帝要請大臣們一起過年。《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寫道：宋朝的春節，朝廷準許京城百姓「關樸」(主要是賭博)三天。大家都穿上新衣服，到街上去逛，「其間開設舞場、歌館，車馬交馳，熱鬧異常。傍晚，貴族婦女出遊，入場觀看或進市店飲宴。」朝廷則舉行正旦(大年初一)「大朝會」，皇帝端坐大慶殿，四名魁偉武士站在殿角，稱「鎮殿將軍」。殿庭列儀仗隊，百官都穿朝服冠冕，各州進奏官手持土特產，各路舉人解元也穿青邊白袍、戴二梁冠立班，外國使臣，也隨班入殿祝賀。朝賀畢，皇帝賜宴。宮城外，已結紮起山棚(燈山)，百官退朝時山棚燈火輝煌，金碧相射……　　

如此看來，在古代，多數家在外地的官員，是很難回家過年的：路途遙遠、花費頗巨、難以請假、皇帝要陪……　　　　

唐朝詩人戴叔倫有一首《除夜宿石頭驛》，寫盡了不能回家過年的哀怨：「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當時戴詩人任撫州(今屬江西)刺史，他家在金壇(今屬江蘇)。撫州到金壇，哪有萬里?但是對一個春節不能回家的人來說，「萬里」，指的是心理距離。

古今悠悠數千年，無數人漂泊在外，春節思家，在時間里留下過酸楚慨嘆，只是除了官員、士子之外，絕大多數平民百姓沒有留下聲音。還好有音樂，雲南哀牢山《趕馬調》，記錄了當年茶馬古道上，那些「馬幫」春節思家的歌謠，今天聽起來，潸然淚下：

可憐可憐真可憐

趕馬不在家過年

世上可憐趕馬人

大年初一就出門

臘月趕馬大寒節

遇著哀牢下大雪

三十晚上回不到

老娘掛兒孫掛爺

富豪過年在家中

馬哥過年路邊蹲

哀牢山中老虎叫

騾馬不走就地跪

無量山中人熊笑

騾馬逃鞍收不攏

趕馬要給鋼鈴響

鋼鈴響著馬壯膽

……

來源：網路

五

「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殺只雞；二十八，蒸棗花；二十九，去打酒；年三十兒，捏餃子……」

遙想當年，經歷十幾天甚至數十天才回到老家過年的遊子，聽到這些民謠，怎不熱淚盈眶?

春節，是中國人儀式感最強的時間。這種儀式感，作為一種文化基因，深藏於血脈中，如此頑強，很難更替。或許其形成的過程，正是在許多許多年前，那些在緩慢的旅程中一點點靠近家鄉的古人心中積淀下來。因為回家如此艱難，團聚如此難得，春節，才如此珍貴，年味，才如此濃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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