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茜X郭台銘：我的字典里沒有安逸兩個字

文 | 《我害怕成功》

 

一定要抓住現在，勇敢面對未來。

知識只是告訴你怎麼思考，而經驗則是告訴你怎麼判斷。

這一代的年輕人，不是失落，是被慣壞了，需要全力奮鬥。

——郭台銘

◇ 陳文茜：郭董事長你在全世界跑，很了解現在全球經濟的困難，年輕人要如何殺出人生一條血路？

◆ 郭台銘：我不是學者，不適合談一些數據，但是，我們搞工業的人，對於經濟現況，「應該是春江水暖鴨先知」。我一年365天，大概有將近200天在外面跑，就是為了這一年上半年的訂單，過去都是為了下半年的訂單，現在是為了將來做下一波的布局，當然還有為世界各地110萬名員工要開始動員月會、尾牙，所以我深深感受到現在年輕人最需要了解什麼。其實將來命運不在我們手上，在年輕人的手上，因為年輕人不僅充滿了活力，也有豐富的學養，如果你們對未來茫然無知，那這個社會、國家就會出問題。經濟景不景氣固然是問題，但你們有沒有信心，如何看待自己的未來，才是重點。

2011年，我們公司占整個大陸出口的4.9%，今年的內部目標還要突破，雖然真的是非常困難，但我們想盡各種辦法開源、節流，但不裁員，我們全球110萬名員工不但沒有無薪假，而且還在加班。在大陸，各省市的主管者都將經濟的敏感度當作政治責任的一部分，對於人民和年輕人能否有更多的工作和就業機會，所付出的努力都是有目共睹的，因為我也都參與其中。現在任何一個主管人，都面臨如何給年輕人更多就業機會的問題，這是全世界皆然，不論美國、歐洲都一樣。所以，我想跟年輕人說，現在是最關鍵的時刻，究竟要選擇穩定，還是改變。

我們公司也做了兩三套方案以因應目前可能的變局，對我們來講，2012年以後，經濟確實有太多的不確定性，唯一能確定的是衰退。過去你問99個人，也許有60個人說可能會衰退，但今天問99個人，99個人都對2012年的經濟不敢有任何樂觀，認為未來一片光明。大家都變得保守，而只要大家採取守勢，經濟就活絡不起來，更何況經濟有很多結構性的問題，所以，2012年確實是非常挑戰的一年。

人生走了這麼多年，我在1974年創業，從沒有碰過像最近的經濟景況，這次並不是單一事情引起，而是所有問題都連貫起來，而且每個連貫的背後，又有很多的可能性和不連貫性，造成年輕人或經濟情勢有很大的危機。我們公司已經在幾個月前就開始「打三呆、處三閒」，三呆就是呆滯的資產、設備、廠房，這些全部要打掉；閒置的資產或部門也要處理，任何貨只要超過兩天賣不出去，就停止進貨。也就是說，所有的人現在都把腳踩在剎車上，而不是油門，當然隨時也要準備踩油門。

◇ 陳文茜：請教郭董事長，你剛才特別告訴年輕人你從1974年創業到現在，全球員工有110萬人，在中國大陸、巴西、東歐、越南都有設廠，但是你沒有看過比這次更可怕的金融海嘯以及歐洲的衰退？

◆ 郭台銘：可以這樣說。

◇ 陳文茜：但你們仍然需要人才，只是年輕人在面對這樣前所未有的經濟衰退，必須對自己的人生做出足夠的準備！我們都知道你之前經歷過富士康非常重要的危機，這恐怕是你人生里最大一次的摔跤吧？

◆ 郭台銘：不是，我還有更大的摔跤，就是我太太和弟弟的去世，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兩個打擊。

◇ 陳文茜：那第三個打擊就是前一陣子富士康事件？聽說你那時在富士康鐵皮屋里的行軍床睡了兩個多月，你那麼有錢，為什麼要過這樣的苦日子？很多年輕人知道他們將來要過苦日子，但是你貴為首富，為什麼還要躺在行軍床、鐵皮屋里？要讓你的企業重新站起來？

◆ 郭台銘：富士康事件可以說是我人生第三個打擊。那時，我睡行軍床不是兩個多月，是三個多月。人生要面對太多的未知和不確定，前一刻、後一刻的情勢可能都不一樣。記得我弟弟發病是在正月初一，原本我跟他約好去拜拜，因為我們每年都會去板橋的媽祖廟，拜完以後再和我兒子一起到鴻禧山莊打球，我弟弟說他很不舒服，不想去，結果我跟我兒子打完球就接到要我們趕到馬偕醫院的電話，那時我心里就有預感，從那之後的一年半我都是在處理弟弟的病，而弟弟和太太兩個人最後都是我親手將他們冰冷的身體抱進棺材。我想人生經過這兩次的經歷，面對任何恐懼，都不會有什麼害怕了，因為最恐懼、最悲傷的就是摯愛的離去。

所以，後來發生員工自殺事件，我們10天不到就築起了150萬平方米的天羅地網，請全世界的專家協助。深圳廠區有47萬名員工，超過彰化市和基隆市的人口，都是23歲到25歲的年輕員工，發現都是感情因素，後來發現當初給家屬一筆豐富的撫恤金是個關鍵錯誤，當然經營者的我必須負起責任。

我這輩子沒有好的家世背景，也沒有機會到台大或其他大學念書，在經過很多的人生起伏轉折後，覺得大家一定要抓住現在，勇敢面對未來，尤其是在不景氣的現在更是如此。現在很多年輕人結婚就想買房子，但我記得我1974年創業，到了一九八幾年才分期付款買了第一棟房子，那時我兒子已經出生了，當時我就住在來來酒店的後面，也是結婚十年才買第一棟房子。

年輕人應該在年輕時，努力找好工作，盡全力沖刺，用學到的基礎實務去做實業，不要務虛，要務實，到工廠也好，到廠房生產也好，哪怕下田耕種，年紀輕可塑性還很強，但任何的經驗都要和知識匹配，知識只是告訴你怎麼思考，而經驗則是告訴你怎麼判斷。英文有一句話「No experience, no judgement」，也就是沒有經驗就沒有判斷，年紀輕時，多犯一些錯誤，多去學一些失敗經驗，不是只有成功經驗，這樣將來就可以做出更多的判斷，對你將來的人生，絕對有很大的幫助。

◇ 陳文茜：我們都知道金融海嘯對年輕人影響很大。我們電視台的記者，去英國一所很棒的學校伯明翰大學訪問一位建築系畢業生，他只能找到賣冰淇淋的工作，再去愛爾蘭三一學院，也就是王爾德畢業的學校，聚集了全英國頭腦最聰明、最好的學生，我們訪問一位女學生，她在賣鞋子，他的男朋友則在肉鋪里切肉，也就是很多年輕人都找不到工作。在美國，很多人雖然都可以找到工作，但都沒有薪水，所以現在不是年輕人優不優秀的問題，而是這個時代太對不起他們，很多年輕人在大學就打工，結果畢業時，找到的工作並不是可以發揮專長的工作。

因為他們面對的是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他們沒有犯任何錯，犯錯的是華爾街，是過去領太多退休年金的歐洲人，是開太多支票的歐洲政客！年輕人如果將來工作找得不順利，薪水太少，是時代對不起你們，世界對不起你們。但是，喬布斯的父母對不起他，一生下來就遺棄他，他還是靠自己闖出他的故事，走出了二十一世紀人類最了不起的一條路，所以，想請問高教授想給現在年輕人什麼樣的建議？

◆ 高希均：我們《遠見》雜誌幾年前做了一個調查，問外商公司最佩服的三位台灣企業家，調查結果第一名是王永慶先生，第二名是郭台銘先生，第三位是張忠謀先生，我很高興台灣大學出了很多人才，但是沒有出大企業家。

◇ 陳文茜：第一名的學歷最低，第二、第三名學歷依次愈來愈高。

◆ 高希均：是的，而且，張忠謀先生的模式是一般人學不到的，因為他高中畢業後第一個學校是哈佛，念了一年到MIT大學部和研究院，拿了碩士出來找事，最後拿到史丹佛的博士，那三個學校一般人連一個都很難進去，何況是進了三個，所以那個模式是可望而不可即，還不如退而求其次，以郭董事長的模式為典範。

郭董事長比我小很多歲，他的成功是奮鬥努力來的。我自己是個眷村長大的小孩，1949年，13歲從大陸到台灣，在台灣念了10年書，1958年畢業。很幸運，那個年代申請獎學金相對容易，所以我們那一代的年輕人有機會到國外念書，於是我就在國外念書、教書一段很長的時間。

你們可能不相信，1954年我考大學時，台灣只有一所大學，叫台灣大學，另外三所，一個是台北的師范學院，一個是台中的農學院，也就是我考上的學校，另一所則是台南工學院。但今天，我們有160所大學，但我4年前在台大畢業典禮講話時，那年台大的畢業生有8800位，而且里面有一半是碩士和博士生，那一年博士生將近450位，碩士畢業生則有3300位，所以你不能想像在那過去50年里，台灣在各方面都大幅進步，也包括教育的進步，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面臨很多挑戰。

如果問我為什麼今天台灣人自我感覺非常不好，非常缺乏自信，深深覺得台灣好像是在水深火熱之中，對這種悲觀現象，我深不以為然。看看台灣的痛苦指數就知道。我是念經濟學的，痛苦指數很簡單，就是1970年美國一位很有名的經濟學家歐肯（Arthur Okun）提出來的，他說一個社會如果失業率、通貨膨脹率很高，就非常痛苦，而兩個加起來就叫痛苦指數。當年提出來時，剛好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準備競選連任，而里根（Ronald Reagan）是共和黨候選人，要挑戰他，就用這個數字說：「你看卡特做了4年美國總統，這兩個數字加起來是21%，在美國歷史上，很少失業率加通貨膨脹率是21%！」

所以，那一年卡特就輸掉了。里根也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大家都聽過，就是「Are you better of now than you were for years ago?」里根用這句話告訴選民，不要卡特，我們比4年以前差得太多，所以里根起來了。

再來看英國《經濟學人》最新的資料，全世界有195個地區參與，第一名是日本，它通貨膨脹最少，因為它的失業率4%，台灣的失業率4.3%，覺得幾乎不能忍受了，如果我說這不嚴重，大家會說我自我感覺良好，但我們的通貨膨脹率是1.6%，兩個加起來是5.9%，台灣的痛苦指數是全世界第二少。兩個月以前，《經濟日報》請了三位諾貝爾獎得主，他們都是因為研究失業、就業問題，在2010年同時得諾貝爾獎的。我有機會跟他們見面，就問這三位諾貝爾獎得主，並且讓他們看這張表，問他們你會不會覺得訝異，台灣的痛苦指數是全世界第二低。他看了之後當然說非常了不起，但他說你若再試著把「經濟成長率」和「失業率」比較，結果也許會有一點不一樣。後來我就算了一下。加完之後，很驚人，台灣竟然是第一名，本來第二名就變成第一名，我就將這個指數換個名字叫穆爾森指數（Mortensen Index），因為是這位諾貝爾獎得主建議我做的。

所以，就總體經濟指標而言，台灣何其幸運，台灣痛苦指數是全世界最低的，而且把經濟成長率算在里面，我們就更好了。在過去50年以來，我們幾乎難以想像，在195個地區里，有5個成長最快，而這5個里的4個，就是我們最熟悉的四小龍：台灣、新加坡、香港、韓國，這四個地方在過去50年里是195個地區中最長期成長的，最近20年增加了中國大陸，勉強可以再加印度、巴西，這7個地方在過去半世紀里，創造了很多經濟上的成就。

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年輕朋友或中年人，應當十分驕傲，是當年800萬的台灣居民所為，今天也有2300萬居民，締造這些功勞，過去的二三十年，民間企業扮演了最大的角色。如果今天郭董事長出現G8、G20這些世界性的場合，談他明年要在哪里投資、發展，有什麼新產品，影響全世界，這個影響力是難以想像的，因為郭董事長集團的營收，已經超過三兆元新台幣，這個天文數字卻是他憑自己的本事，一己的力量成就的。不像中國大陸，是國家的力量在背後支持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他只是一個海專的畢業生，1974年開始創業，十年後買第一棟房子，所以他的故事絕對可以學習。

◇ 陳文茜：我們需要一個環境，讓年輕人可以踏出社會的第一步，但是，最先決的一項條件，就是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經濟大環境。我今天就叫製作單位特別找出台灣市值50塊錢以上的公司，算算看哪幾家和大陸兩岸關係沒有關聯，我發現93％都有關聯，而且這些都不是以大陸的內需市場為主，不是旺旺、不是康師傅、不是統一，甚至不是捷安特，為什麼？因為他們都是在大陸直接設廠。現在有一個說法，認為年輕人之所以沒有工作，是因為我們太依賴大陸市場。我要特別請教兩位，這是事實嗎？我們真的那麼依賴大陸市場？是大陸人偷走我們年輕人的工作嗎？

◆ 郭台銘：其做到在全世界的經濟情勢大家都了解，歐洲不能說樂觀，因為無法樂觀，也不曉得怎麼悲觀，因為看不到底。大陸本身不但是工廠，也是市場，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台灣的企業今天要完全跟大陸切割非常困難，因為它有充沛的人力資源，我們每年在台灣招收新幹班，在大陸找5000位大學畢業生，受訓後再分發到各省，比較之後發現，台灣年輕人思想比較開放，敢沖撞體制，對於未來也抱有比較平衡的想法，就是認為只要努力，就會有成果。可是，大陸過去因為封閉，所以很苦幹，兩者的精神如果能調適，就是我們最想要的幹部。也就是說最被需要的人才，是有國際視野、開放心胸、追求自由的心態，同時能夠努力、勤奮。現在的大陸年輕人好像迷失了一點，會希望一步登天。所以兩邊人才各有優劣、各有千秋，如果結合起來，我相信會是很好的特質。

至於在台灣的企業，甚至台灣的將來，是不是可以沒有大陸這塊市場或資源，我想不管做任何行業，哪怕是文創產業、創新產業，都必須了解大陸的人才、市場，在你打國際競爭時，這是不可或缺最重要的資源。我們現在全球有110多萬名員工，在台灣有1萬多名工程師，光鴻海就有9000多位工程師級的員工，其中580多位是台大人，現在大概都是中高階主管。可是如果我們沒有這100多萬名員工，這500多位台大人可能沒辦法設計出這麼好的產品，因為他們也是從製造過來，必須到工作現場，不可能把工作現場丟出去。當然自動化是我們可以丟出去，可是畢竟還有很多作業員、全技員、品管員不會聘雇大學生做。雖然也可以把這些交出去，但這是工廠世界化的基礎，當有這麼大的基礎，工程師就可以像落磚一樣，坐在中上階層，專心致力於訂單的掌握、產品的設計、材料的開發以及新技術的研究。

◇ 陳文茜：郭董事長，你有100多萬員工，有人認為台灣企業家把所有的風險都集中在中國大陸，應該分散市場到所謂的VIP，也就是越南、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而這些人宣稱2013年中國即將崩潰，你有什麼看法？

◆ 郭台銘：我在印度、越南有設廠，最近也在看印度尼西亞，但是發覺這些國家有一定的限制。甚至我的客戶都一直問我，例如，幾年前沃爾瑪的採購長去中國，曾經告訴我，他的老板讓他擔任沃爾瑪的全球採購，叫他到香港、大陸，把總部設在深圳，給他的第一個任務不是叫他去多買大陸的東西，而是叫他怎麼分散採購來源，這大概是六七年前的事。他就想辦法，把家擺在香港，人住在深圳，可是他告訴我：「老郭，我花很多時間在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亞，分散所有沃爾瑪採購的來源，在印度、泰國有些成果，只是都是象牙雕塑的東西，有文化傳統的東西非得跟印度買不可，但其他都買不到。」所以，最後5年要離開時，他並沒有達成老板交給他的任務，而且採購愈來愈集中，這也是全世界現在航空業面臨的問題。出口出去，回來都沒有貨裝，最多買些半導體設備、晶圓，但都是坐飛機，船都是空櫃子。再舉個例子，我到巴西、捷克，甚至很多地方投資，發現來找我們的不是台灣當地的代表，而是對方的代表。什麼叫政治替經濟服務？就是我們到日本或任何地方投資，台灣當地的代表要來拜訪了解我們，「立法院」的同仁並沒有時間思考今天哪一個單位要來投資，應該接待他，但政治必須替經濟和年輕人服務。

◆ 高希均：「失落的一代」這個名詞好像很浪漫，但並不精確。這一代的年輕人，不是失落，是被慣壞了，需要全力奮鬥。我們台灣應當在世界上被肯定，你們走出去時，應當要抬頭挺胸。在2012年，英國《經濟學人》預測我們人均只有2.2萬美金，關鍵是經過所謂購買力調整之後，台灣是4.3萬美元，而德國、英國、法國、日本，沒有經過調整的當然比我們高，可是因為他們價格太高，我們台灣的價格相對比較合理、比較低，因此，我們的實際GDP經過調整之後，確實高過了德國、英國、法國和日本。

◇ 陳文茜：高教授，這會不會因為是平均了你們這些老人的所得，而年輕人很窮？

◆ 高希均：所以，為什麼我們台灣的旅行證今天到歐洲可以免簽證，以及為什麼我們希望能夠在2012年的秋天到美國不需要簽證，原因是我們的購買力很強。1971年，我在美國教書，學校派我到哥本哈根，我和內人、兩個孩子當然是帶台灣證件。你在丹麥教書，開車或坐火車幾個小時就到了德國、法國，但是有簽證問題，我在教書、上課、做研究，我內人一天到晚拿著台灣證件到處去簽證，又要等兩個禮拜，附上機票、旅館的證明，非常痛苦。可是今天你拿了台灣的旅行證，居然可以到124個國家，這真是了不起！

◇ 陳文茜：現在問題不在這兒，而是要把餅做大的同時，有人告訴你，這種行為叫作賣台行為怎麼辦？

◆ 高希均：胡錦濤、溫家寶說，當一個國家有一些經濟成就時，對國家很重要，可是到了大陸，被13億人口一除，就變得微不足道；小國有的一些問題，到了大陸，13億人口一乘，也會變得不可收拾。但是你們不要把大陸的市場去掉，不能夠排除，而是要把大陸市場加進去。因為我們有市場、有潛力，大陸歡迎你們來投資，這就是大陸說的「加減乘除」。在這個情況之下，我相信郭董事長走遍世界，最後選擇了那些地方去投資。我一輩子教經濟學，相信的不是政府的智慧，而是企業家的判斷，以及人民的努力。至於誰應當對你的失業負責任？誰應當決定你們的前途？你們要相信我，不是政府，政府應該不要插手，要自己決定自己的前途，不要政府告訴你該到哪里去。

年輕人如果跟我說找不到工作，我不會馬上同情你，反而要問你三個問題。第一，你到底有沒有認真學習？第二，你到底有沒有專業技能？第三，你到底有沒有工作熱情？三個都有了，一定找到工作，一定可以在郭董底下做事，而且不是台大畢業的，他可能更喜歡。

◆ 郭台銘：我在四十歲以前幾乎沒有投過票，雖然我父親是國民黨，而我那時也是。但年輕人沒有叛逆是不對的，因為年輕人本來對現實就抱持理想主義，充滿憧憬，我也一樣。可是現在我們老中青三代站在這里，想要強調的是，如果任何當權者要在選舉中取勝，就要努力做到三件事情：第一，一定要擴大年輕人的就業機會，也許政府沒有百分之百的責任，但是怎麼擴大就業機會，政府一定要想辦法做大這個餅；第二，一定要想辦法維持兩岸和平穩定以及經濟合作，尤其是年輕人可以彼此競爭，也可以互相學習，因為對我們來講，在進行國際化的過程中，這是很必然的機會，所以一定要和大陸維持可以發展商貿關係的穩定局勢；第三，則是產業結構的調整。

（此對談內容時間為2012年1月10日）

以上文字摘選自文茜的名人對談系列叢書《我害怕成功》。想了解更多名人的故事、傾聽他們的信仰箴言，可以繼續往下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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