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慈濟如何步步做大

近半個世紀前，證嚴在台灣最偏遠貧窮的東部沿海地區創立的社區慈善組織慈濟，今天已成長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慈善基金會。人們尊稱這位創始人為證嚴上人。

　　慈濟創始人證嚴法師位於太平洋和一道險峻的海岸山脈之間，台灣東部的中央公路邊上，有一棟比傳統寺廟高大威武許多、更似大禮堂的白色佛教建築，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佛教慈善基金會的所在地，也是其創辦人證嚴上人和她的追隨者打造濟世夢想的地方。

作為台灣的驕傲，它不只在東方世界獲得廣泛追隨，也被西方國家高度認同。「9.11」事件中，只有三個團體被批准進入現場救災：國際紅十字會、基督教救世軍(基督教最大的慈善組織)和慈濟。

1966年，宗教人士釋證嚴在小城花蓮創立「慈濟功德會」時，這里只是一個名為普明寺的極為普通的寺廟，狹窄簡陋的屋子里，證嚴與幾位弟子在這里做手工，發放救濟品。

經過數十年發展，它在全球的會員(長期捐贈者)數目逾1000萬，志工近200萬名，次級團體的會員(全職志願者)接近30萬名。除了台灣本土外，它在全球47個國家和地區有分會，擁有372個據點。這位創始人，現在被人們尊稱為證嚴上人。佛教以「上人」稱呼高僧，謂「內有智德，外有勝行，在眾人之上」之意。2010年2月25日的美國《讀者文摘》(台灣版)對台灣人進行的「台灣民眾對島內名人信賴度」調查中，證嚴位列台灣最值得信賴名人榜榜首，並以絕對優勢遙遙領先第二名的李昌鈺。　　從宗教到慈善每天清晨7時，打開電視機，調到「大愛電視台」頻道——這幾乎成為慈濟人每天的必修課，電視里，證嚴上人正在「開示」，慈濟人稱為「早課」。相應的，證嚴每天清晨3時40分準時起床，4時20分帶著精舍師父(在證嚴門下出家的尼姑)做早課，7時通過衛星連線的方式和慈濟志工們再做一次早課。慈濟人都堅稱，證嚴這樣的做法幾十年從未中斷過。證嚴俗名王景雲，1937年出生於台灣台中。自幼，證嚴便過繼給叔父為長女。1952年，其養母患胃穿孔，需要動手術，在那個年代，這是場大病。據證嚴回憶，當時她想起日據時期每次飛機轟炸時，鄰居大媽都雙手合十口中默念「觀世音菩薩」，於是她對天祈願：「如果母親能好起來，願減少12年的壽命，並從今天起茹齋吃素。」母親的病竟奇跡般痊愈了，而證嚴也履行自己的誓言繼續茹素。1960年，證嚴的父親因腦溢血過世。證嚴在哀痛之餘，開始接觸真正佛教。在慈雲寺為其父做佛事期間，證嚴往來於寺廟，此後萌生出家之意，並堅定了信仰。值得一提的是，和普通佛教信徒不同的是，證嚴並非只對佛經感興趣，她還廣泛閱讀《新約聖經》、《舊約聖經》、《四書》，這讓證嚴日後有了罕見的宗教包容性。由於母親的阻止，證嚴數次棄俗不成。某日，路過花蓮秀林鄉一個村莊，正逢該村的普明寺舉行落成典禮。她決定在這兒安住，並在沒有剃度師父的情況下自行落發。1963年，證嚴來到台北臨濟寺受戒。寺中印順法師成為其正式的剃度師父。印順是著名的「儒僧」，後來成為台灣比丘界第一位以論文獲得日本大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的僧人，被台灣佛教界尊稱為「導師」。印順為王氏起名為「證嚴」，使其成為正式的尼師。剃度後，證嚴返回普明寺，不久也成為一名師傅，有了女弟子。她成為印順法師一直推崇的「人間佛教」繼承者——「人間佛教」的目的是將佛教理念推廣到全社會，而不是只招收剃度弟子。和其他寺廟不同的是，證嚴和弟子們從不化緣，也不做法會，而靠自力更生維持修行生活。她們到毛衣廠拿原料加工織毛衣，或把水泥袋改裝成小紙袋充當飼料袋，靠這些手工活來維持生活。1966年，證嚴在醫院探望一位弟子生病的父親時，目睹了一場悲劇：一名台灣原住民婦女難產，但因付不起保證金及醫療費用，醫院不肯收留，被迫離開。在證嚴因自己無力幫助那位婦女而自責時，偶遇三位天主教修女。交談中，修女們認為佛教與基督教雖然基本理念頗為接近，但佛教對社會缺乏具體的表現，至少台灣佛教界沒有具體作為。這番對話，讓證嚴發願要進行佛教的濟世工作。她的初步設想是，寺里包括她在內有6個人，每人每天生產1雙嬰兒鞋，每雙可盈利4元錢，一個月能賺720元。另外可動員30名由花蓮家庭主婦組成的信徒，每天到市場買菜前，先將省下的5毛錢投入寺里的募捐竹筒，一個月下來信徒們可湊成450元，二者相加近1200元的收入，成為最早的善款。主婦將5毛買菜錢捐出的消息很快便傳遍整個花蓮，「5毛錢也可以做善事」的故事吸引了更多人將零錢投入竹筒。當年4月14日，證嚴在普明寺創立了「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並定下宗旨：救濟貧民與病人，改變台灣東部地區醫療水平落後的狀況。證嚴的良好品質也為慈濟樹立了典範——靜思精舍不接受供養，連靜思精舍建築本身都是由證嚴的俗家母親出錢建造的。竹筒收集到的基金全部存入功德會名下，與證嚴的生活費用分開。早期慈濟的成員大部分是家庭主婦，這重新定位了女性的地位和作用，令慈濟在女性中獲得其他團體無法比擬的認同度。功德會成立不到3個月，證嚴又創辦了內刊《慈濟月刊》。這本小冊子，除了報導會務、轉載佛學文章外，最主要內容是帳目徵信，這是慈濟最早的帳目公開。和一些收香火錢的寺廟相比，慈濟的美譽度大增。不過，在慈濟成立最初數年里，除在花蓮地區增長迅速外，它的會員成長一直非常緩慢。在這個「兩蔣」治下的島上，基督教和天主教會正在享受自己在台灣最後的黃金時代。基督教長老會在台灣已經紮根一百多年，歷史可從加拿大牧師馬偕1873年來台算起。馬偕是加拿大第一位海外宣教士，他挑選台灣北部淡水作為傳教根據地，最出名的兩件事是免費為患者治病：當時瘧疾在台灣肆虐，患病者死亡眾多，他提供的特效藥奎寧被當地人稱為「馬偕白藥水」;此外，他還曾免費為台灣人拔了總共超過兩萬一千顆牙。這位外國牧師後來還娶了台灣本地人為妻，被稱為「將生命獻給福爾摩沙(台灣)的牧師」。為了紀念馬偕，教會在台灣建立了馬偕醫院。從馬偕傳教一直到1970年代馬英九們在大學里奮力模仿貓王的時期，教會在台灣的慈善事跡受到廣泛讚譽，他們向貧民提供面粉、奶粉及醫療用品等民生物品，神職人員既有學問又有拯救世人的道德使命，吸引了大批台灣知識分子加入傳播福音的行列。但好景不長，1971年，伴隨著蔣介石的痛罵聲，「中華民國」無奈地退出聯合國。8年後，蔣經國宣布美國將與之斷交。從前對在台各教會給予重金和人員支持的機構和資源，逐漸退出台灣，甚至被對岸開始打開國門的紅色中國吸引過去。一度在台迅速擴張的教會聲勢漸弱，慈濟等本土宗教團體開始浮出台面。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台北分院　　

慈濟綜合醫院成為新起點1979年，證嚴提出籌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的構想。此時的台灣長老會等基督教會組織已經沒有力量走出台北。而台灣早期的醫療資源分布嚴重不平衡，台北是繁華的首府，還有眾多公立醫院，台東一帶則缺少正規的大型醫院。除了距離遠，由於北部的醫院都需要繳納保證金，貧困的東南部民眾看病成為難題。證嚴試圖蓋一座不需繳交保證金就能醫病的醫院的想法，發表在《慈濟月刊》上之後，很快被其他有影響力的佛教雜誌轉載。彼時，東部就好像是被台灣政府遺忘已久的地方，尤其是東部居住著許多原住民，這成為當時台灣社會的原罪。如何關懷東部地區，一向是能夠打動整個台灣社會的議題(台灣女權運動便是以關懷東部原住民雛妓問題為起點發起的)，因此慈濟的想法不僅很快讓台東的大學教授、官員、議員、商人、工人、家庭主婦都起而響應，也進而引起整個台灣的共鳴。整個社會的輿論，都朝著有利於慈濟的方向發展：蔣經國的一些開明政策促進了台灣的民主化和本土化，本省籍政客正在成為地方選舉的明星，向慈濟靠攏對他們是加分之舉;而國民黨當局也希望能借此機會調整長期政策上的失衡，他們與民間團體嚴重對峙的局面正在趨緩;王永慶等企業家只會將台東這樣的地方視為工廠擴展的新地盤，他們的公益事業還未走出台北，在這些落後地區，政府、企業在社會慈善上的缺位，讓宗教慈善顯得尤為重要。1986年8月17日，耗費慈濟近8億元新台幣善款的慈濟綜合醫院落成。向來嚴謹的證嚴，深知慈濟還沒有經營醫院的能力，為了取信於社會，便把慈濟醫院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把經營權委托給在台灣最具公信力的學術機構—每年台灣聯考最吸引理科狀元的台大醫學院。前台大醫學院院長杜詩棉出任院長，醫師等重要幹部最初都是從台大聘請過來的。這等於是兩個機構的共生結合，使慈濟醫院幾乎等同於「台大花蓮分院」。這種巧妙的安排，為慈濟醫院的成功奠下了極佳的基礎。在台大醫學院的全力支援下，慈濟醫院在東部輕易建立起醫療權威的地位。慈濟的聲勢壯大，也讓證嚴成為全台最具影響力的佛教人物。1980年代，伴隨著慈濟醫院「不收保證金」、廉價醫療的濟世口碑，居士陳慧劍描寫慈濟和證嚴故事的書籍《證嚴法師的慈濟世界》第一版便發行30多萬冊，將證嚴的個人魅力散播到全台各地。證嚴的確令人敬仰，加上書冊將她描述成現代版活觀音，極大滿足了人們對現世聖賢的渴慕心理。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成就了一批暴發戶。「這些富人階層有不少是佛教徒，他們把具有濟貧扶弱特色的慈濟醫院當作回饋社會的對象，樂於出錢出力來幫助東部落後地區……台灣社會真正熱心公益的人找到了追隨的對象，即證嚴和慈濟。」台灣學者江燦騰稱。慈濟基金會蓋好醫院後，它的聲勢立刻扶搖直上。今天，研究慈濟的學者把這之前的慈濟稱為「草根性、地方性的施善濟貧廟宇組織」，而把慈濟籌建醫院視為慈濟轉型的開端。為了取得建立醫院的資格，慈濟功德會遂以260萬元新台幣的母基金向台灣當局申請成立「財團法人佛教慈濟慈善基金會」，並於1980年1月份獲立案通過。慈濟正式進入一個被台灣社會眾星捧月、自身不斷專業化和制度化的基金會時代。

二次轉型：「社區志工」計劃

在籌建醫院前，證嚴已經在那個被稱為「施善濟貧廟宇」的組織里建立了慈濟獨特的組織模式。起初，證嚴曾下定決心，自己除了不接收任何出家弟子，也不接受在家人皈依，但是有不少希望加入慈濟的人要求皈依。證嚴最終答應收這些人為弟子，但是要求皈依的俗家弟子首先必須是慈濟會員，同時還必須實際承擔基金會的社會救濟工作。一批最虔誠的人成為證嚴的俗家弟子，後來這些人被組織授予了「慈濟委員」的身份。為了能穿上海青色的委員制服、皈依證嚴上人，信眾都必須從普通會員做起，而且需要兩位正式委員推薦。接著，還必須跟著委員見習至少半年、至少參加慈濟精神研討會、新晉升委員的訓練課程一次，這被稱為「幕後委員」時期。早期慈濟會員大部分是委員的朋友、親戚，這種靠熟人網路建立起來的「委員—志工」組織模式，顯示了驚人的能量。1979年，慈濟醫院準備開工時，慈濟委員只有125位;到了1991年，慈濟會員達到120萬人，委員有3000多人。即便在離島澎湖，6萬人中也有1萬人是會員。1991年之後，很長時間里，慈濟會員幾乎以每個月6-7萬名的速度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宗教團體，慈濟並沒有排斥其他宗教的信仰者，會員的招收工作向任何宗教信仰的人開放。一個被慈濟人津津樂道的例子是：慈濟醫院的首任院長和慈濟大學的首任校長都是基督徒，但是這並不影響他們在慈濟服務，而且他們直到卸任也並沒有皈依佛教。隨著慈濟委員像滾雪球般越來越多，傳統「上人—委員」直接互動的模式已經行不通了，一場台風讓證嚴堅定地推行了慈濟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組織結構再造。1996年，「賀伯」台風造成大災，慈濟委員和志工們從花蓮等地區趕到救災現場，雖然他們已經先於政府救援隊和其他NGO，但還是有很多民眾不滿地質問：「慈濟的人怎麼到這個時候才來?」在靜思精舍的一場會議上，證嚴描述了部分民眾的不滿，她認為如果當時本地慈濟委員能夠在災害發生時更有效組織當地民眾開展救災，而不是等待來自總部的指示和外地志工的到來，那麼救災工作將更迅速、更有針對性。次年，慈濟全力推廣「社區志工」計劃。這個計劃要求慈濟委員改變熟人推廣和接受上人垂直管理的模式，以社區為單位，在各地推展健康照顧、環保志工、社區綠化等工作。慈濟委員今後必須組織自己所在的社區志工，進行日常培訓。證嚴也希望通過這樣的組織再造，能做到「人間佛教」的藍圖：每個人都關懷鄰居、熱心公共事務，每當災難來臨時，所在社區自然就有許多慈濟人可以就近伸出援手。就在證嚴描述新制度的優越性時，卻出現了來自內部的反對者。協助證嚴策劃這場變革的慈濟委員王文茜說，這樣的改革會讓一些老慈濟人失去在組織內原有的主管地位，因此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不少慈濟委員不能忍受組織再造帶來的陣痛，離開了慈濟。然而，證嚴不希望自己被反對意見劫持。不久後，組織規模開始發生改變。伴隨著「社區志工」計劃，慈濟開始在全台各地建立分會。此後又因為國際賑災，海外組織也得到了發展—此前慈濟組織即使擴展到海外，也主要在當地華人社群中發展。無論是島內還是海外分會，一般沒有「主管」，除了少數行政人員外，主要都是依靠在地委員組織活動。「如果有某個社區志工組織的慈濟委員超過了20人，那麼就要分出新組，獨立運作。小組人數少，組長才能照顧周全。當舉行大型活動時，又整合多個小組的能力，這樣可以有效地運用資源。」台灣《潤漬蒼生——證嚴法師的惜水智慧》一書的作者潘煊絲毫沒有掩飾他對證嚴的推崇，這種組織形態使慈濟的基層組織能同時發揮小團體靈活和大組織規模的優勢。以慈濟在南非的分會為例，志工中包括一群祖魯族女性，她們會進入一些其他組織不敢進入的高犯罪率城鎮，幫助照顧愛滋病患者。事實證明，在很多救災行動中，慈濟能夠比其他救援組織更快速地展開行動，證明了證嚴當初不顧阻力推廣「社區志工」計劃的正確。1990年以後，慈濟的志工群體已經不僅僅只局限於家庭婦女，其會員中有越來越多的男性及青少年加入，覆蓋了各種職業。「次文化族群團體」開始出現，包括以男性資深會員為主的「慈誠隊」、大學生會員組成的「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又稱慈青隊)、教師組成的「教師聯誼會」，還有精通外語的會員組成的「外語隊」，甚至還有「警察暨親屬慈濟聯誼會」等。如果說慈濟委員加入慈濟是因為宗教的力量，而後發展出的「慈誠隊」等團體則和慈濟在慈善領域的專業化、企業化有關。以慈誠隊為例，它的成立得益於慈濟1989年創立的護士專科學校。為了保護這些美麗的準護士，慈濟組織了資深的男會員擔任保衛工作，起到很好的效果。此後在證嚴的鼓勵下，以他們為基礎的慈誠隊成立了。此後其承擔的工作可謂無所不包，例如各地委員組的總務、環保、大型活動的場地布置、交通指揮、安全防護等。　　再次轉型：慈善帝國1989年，為了給慈濟醫院提供專業人才，慈濟成立了護理專科學校，後來這所學校發展為慈濟大學。此時的慈濟已經擁有龐大志工體系、教育和醫療事業群。越大越大的事業群帶來管理上的壓力，同時，為了符合當局對基金會的管理要求，引入現代企業制度成為燃眉之急。為此，慈濟設立了董事會，由七位董事組成，證嚴成為董事長。「慈濟需要制度，需要管理，現代管理制度，雖然我都不懂。」證嚴表示。慈濟已是一個跨越現代醫療、教育領域的龐大基金會，一個董事會遠遠不夠，需要專業的慈善基金會團隊。原有的靜思社等行政團隊已經無法符合組織要求，慈濟於1990年成立了「總管理中心」，而後又在1999年更名為「志業中心」，下設宗教處、文化志業發展處、人力處、財務處等8個部門，證嚴兼任執行長，該中心成為慈濟行政體系的「大腦」。「志業中心」的出現，也讓慈濟的決策機制發生重大變化，「志業策劃推動委員會」成為決策機構。每周四，這個委員會會在靜思堂開會，由證嚴主持，志業中心的三個副執行長—慈濟大學校長、醫院院長、電視台負責人參加會議。證嚴的俗家弟弟王端正成為慈濟改革的推手，他擔任志業中心的副執行長。記者出身的王端正十分善於處理與媒體間的關係。正是在他的倡導下，慈濟在志業中心設立「文化志業發展處」。這個發展處顯然承擔了相當重要的樞紐作用：將慈濟和證嚴的力量，不斷從宗教界推向世俗世界，令慈濟的事業生命力得以永續。通過這個發展處，慈濟除了買下廣播、電視時段為自己宣傳外，還建立自己的媒體群：除了《慈濟月刊》，還有《慈濟道侶》、《外文季刊》等雜誌，一個「靜思文化出版社」，一個24小時上星衛視—大愛電視台。大愛電視台將受助者的苦難故事拍成電視劇形式，在《草根菩提》欄目播出，同時在公交線路上播放，令需要幫助的人們能及時獲得關注和捐助。有的節目能獲得黃金檔電視劇一樣的高收視率，並因為感動整個台灣社會，不斷重播。台灣世新大學2005年公布的「媒體風雲排行榜」中，大愛電視台獲得「對社會影響最大」之冠。人文志業發展處吸引了不少台灣專業新聞人加入，台灣著名的新聞主持人何日生便是其中之一。何現任慈濟的發言人兼志業中心文化志業發展處主任。大眾傳播媒體時代來臨後，當年那本《證嚴法師的慈濟世界》小冊子上的故事又從慈濟委員和會員耳語傳播的時代搬到電視和報紙上，證嚴不僅很快成了佛教界崇高道德的典範，而且還在世俗社會上樹立了權威。「證嚴在經營慈濟的策略上，把宗教性和非宗教性的慈善事業作區隔，讓大學、文化、醫療、教育四大事業體由台灣的主流精英來籌辦和管理，非常正確地規劃了事業發展的方向，再倚靠媒體的充分配合，很迅速地便征服了台灣社會，威力之大所向披靡，影響力還漸漸擴散到亞洲之外的地域。」江燦騰稱。其實，證嚴法師本人就是一位說故事的天才，她能夠用既通俗又流利的國、台語，在電視上運用簡單且生動的比喻講解佛經，勸人向善，具備成為傳奇人物的個人魅力。1990年獲菲律賓麥格塞塞獎，1994年獲「艾森豪威爾國際和平獎章」，1996年獲台灣當局頒發醫療奉獻獎，2000年獲美國《商業周刊》評選為50「亞洲之星」之一，2001年獲香港大學頒給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因為這些榮譽，證嚴被譽為「亞洲的特蕾莎修女」。「民主化之後的台灣社會，全球化和資本主義成為不少台灣人憎恨的新對象，工業化又讓現代人的心靈產生疏離感，宗教信仰被視為清除社會罪惡的萬靈丹，佛教的禪學在台灣變成既時髦又有智慧的商品。」一位台灣資深記者認為，慈濟的成功除了有賴證嚴本人的信仰力量，也是時勢使然。佛教在台灣本就擁有很大影響力，不只佛堂寺廟四處可見，不少城市道場就設在都市寫字樓內。在台灣，不只結婚生子、喪葬儀禮有佛家參與的傳統，隨著工業化時代帶來的普遍精神焦慮，短期出家、假日修道等生活方式也越來越流行。經過在台灣一段觀察後，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哈利·艾利斯曾撰文稱，宗教信仰在這里似乎比在西方世界里更加成為生命中自然的一部分。而不念經、不「化緣」、更似志願者的僧人，讓台灣的佛教更顯得與眾不同。台灣由是出現了證嚴、星雲、聖嚴、惟覺四大佛教領袖。不過在這四位當中，只有證嚴是台灣本土人，其他三位都是從大陸到台灣的外省人，證嚴在本土信眾中也更有號召力。　　擔憂和質疑台灣「9.21」大地震、美國「9.11」事件、2004年印度洋海嘯、2008年汶川地震……都成為慈濟的成名之戰。但慈濟在深度參與世俗事務的同時，也面臨越來越多來自世俗世界的審視。

問題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1.慈濟名為基金會，卻還是以宗教慈善的方式行事，即在很多方面以宗教信仰共識代替企業化的現代管理制度，雖然宗教信仰能夠較好解決慈善信用問題，但會否有欠專業化?2.慈濟似乎過於依賴信眾對證嚴個人的感召力，後證嚴時代一旦來臨，慈濟會否難以為繼?

過於依賴宗教信仰的後果還包括，慈濟認為只有真正有舍己奉獻精神的人才能承擔慈濟的事業，因此對全職行政人員的管理十分嚴苛，甚至對髮型、日常穿著和形象都有嚴格規定，並要求他們吃素食，且待遇十分低。一些行政主管拿的年薪甚至比其進入慈濟前的納稅額還要少。此外，志業中心的每個部門都配有僧侶作「指導師父」，這些證嚴的出家弟子會對行政人員講解上人的佛教觀。因此，行政人員的流失率也較高。「從志願嚮導到眾學童們，每個人都身著整潔無瑕、藍白相間的制服。他們對通奸行為的貶斥以及對參與政治的抗議行為，也讓我感到困惑：這更像是‘老大哥’或毋寧說是‘老大姐’的做法。」一位英國報紙記者剛參觀完慈濟時寫下這段文字，他甚至想到了看《1984》、《我們》等反烏托邦書籍的感覺。後來經過深入觀察，他對自己的看法有所修正，表示：「並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應該被扔進垃圾筒，特別是慈濟這種溫和和非神祇論的佛教思想。」不過，他顯然還是在某種程度的困惑中。大多人沒辦法像這位記者那樣得到深入了解慈濟的機會。慈濟的封閉往往讓試圖了解它的媒體頭痛。慈濟過於依賴證嚴也成為潛在的問題。隨著證嚴年歲已高，早已有人擔心後證嚴時代慈濟的志工體系可否維持下去而不崩解。豎立另一個「克里斯瑪」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甚至即便是證嚴，都讓內部人士擔心，僅靠過往傳奇經歷的傳播，會不會由於故事重復性太高而很難帶來新鮮感，以至不少支持者希望慈濟或證嚴能獲諾貝爾和平獎，以持續振奮支持者的信心。盡管證嚴一直反對自己被神化，也時常鼓勵追隨者「人人都可以成為人間菩薩」，但是台灣人已經在證嚴身上寄托了太多感情和期望。無論如何，證嚴和佛教的力量的確讓慈濟與眾不同：不願意掏錢給官方慈善機構的人們，卻樂於將錢交給慈濟;由於慈濟的志工行善，多是自己掏錢，因此行政費用低得驚人，最新的數字是只占捐款的3%;慈濟的文化也讓志工們得到了平等相處的機會，社會地位再高的志工也必須服從組織安排—汶川地震中，台灣味全食品董事長魏應充負責人員與物資的交通運籌事宜，生產「康師傅泡麵」的頂新集團董事魏錦霓則親自炒菜。在普通世俗力量不能達到的領域，信仰力量卻可能直達—1993年台立法院通過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修正案》，開放非親屬間的骨髓捐贈，卻由於打開捐贈骨髓風氣十分不易，加上耗資巨大，當局無力承擔骨髓資料庫的建設，結果在台灣衛生署和醫學界呼籲下，慈濟成立了骨髓捐贈資料中心，迄今島內累計捐贈已經超過30萬份，而整個中國大陸的骨髓庫存也僅有65萬份。2010年12月12日下午，台灣中天電視台在一檔介紹台灣電子書的節目中，特別提到慈濟。華碩公司為慈濟特地定制了一款電子書，除了可以用來閱讀佛教經集及慈濟的各種讀物以外，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讓使用者看到個人捐款的使用情況。電子書的第一個試用者，就是73歲的證嚴本人—這仿佛就是這個以古老宗教為背景的慈善機構成功嵌入現代人生活的一個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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