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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評：一名修行者的「濟世」之路。
慈濟創始人證嚴法師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台北分院
二次轉型：「社區志工」計劃
再次轉型：慈善帝國
1989年，為了給慈濟醫院提供專業人才，慈濟成立了護理專科學校，後來這所學校發展為慈濟大學。此時的慈濟已經擁有龐大志工體系、教育和醫療事業群。
越大越大的事業群帶來管理上的壓力，同時，為了符合當局對基金會的管理要求，引入現代企業制度成為燃眉之急。為此，慈濟設立了董事會，由七位董事組成，證嚴成為董事長。
「慈濟需要制度，需要管理，現代管理制度，雖然我都不懂。」證嚴表示。慈濟已是一個跨越現代醫療、教育領域的龐大基金會，一個董事會遠遠不夠，需要專業的慈善基金會團隊。原有的靜思社等行政團隊已經無法符合組織要求，慈濟於1990年成立了「總管理中心」，而後又在1999年更名為「志業中心」，下設宗教處、文化志業發展處、人力處、財務處等8個部門，證嚴兼任執行長，該中心成為慈濟行政體系的「大腦」。
「志業中心」的出現，也讓慈濟的決策機制發生重大變化，「志業策劃推動委員會」成為決策機構。每周四，這個委員會會在靜思堂開會，由證嚴主持，志業中心的三個副執行長—慈濟大學校長、醫院院長、電視台負責人參加會議。
證嚴的俗家弟弟王端正成為慈濟改革的推手，他擔任志業中心的副執行長。記者出身的王端正十分善於處理與媒體間的關係。正是在他的倡導下，慈濟在志業中心設立「文化志業發展處」。這個發展處顯然承擔了相當重要的樞紐作用：將慈濟和證嚴的力量，不斷從宗教界推向世俗世界，令慈濟的事業生命力得以永續。
通過這個發展處，慈濟除了買下廣播、電視時段為自己宣傳外，還建立自己的媒體群：除了《慈濟月刊》，還有《慈濟道侶》、《外文季刊》等雜誌，一個「靜思文化出版社」，一個24小時上星衛視—大愛電視台。大愛電視台將受助者的苦難故事拍成電視劇形式，在《草根菩提》欄目播出，同時在公交線路上播放，令需要幫助的人們能及時獲得關注和捐助。有的節目能獲得黃金檔電視劇一樣的高收視率，並因為感動整個台灣社會，不斷重播。台灣世新大學2005年公布的「媒體風雲排行榜」中，大愛電視台獲得「對社會影響最大」之冠。
人文志業發展處吸引了不少台灣專業新聞人加入，台灣著名的新聞主持人何日生便是其中之一。何現任慈濟的發言人兼志業中心文化志業發展處主任。
大眾傳播媒體時代來臨後，當年那本《證嚴法師的慈濟世界》小冊子上的故事又從慈濟委員和會員耳語傳播的時代搬到電視和報紙上，證嚴不僅很快成了佛教界崇高道德的典範，而且還在世俗社會上樹立了權威。
「證嚴在經營慈濟的策略上，把宗教性和非宗教性的慈善事業作區隔，讓大學、文化、醫療、教育四大事業體由台灣的主流精英來籌辦和管理，非常正確地規劃了事業發展的方向，再倚靠媒體的充分配合，很迅速地便征服了台灣社會，威力之大所向披靡，影響力還漸漸擴散到亞洲之外的地域。」江燦騰稱。
其實，證嚴法師本人就是一位說故事的天才，她能夠用既通俗又流利的國、台語，在電視上運用簡單且生動的比喻講解佛經，勸人向善，具備成為傳奇人物的個人魅力。1990年獲菲律賓麥格塞塞獎，1994年獲「艾森豪威爾國際和平獎章」，1996年獲台灣當局頒發醫療奉獻獎，2000年獲美國《商業周刊》評選為50「亞洲之星」之一，2001年獲香港大學頒給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因為這些榮譽，證嚴被譽為「亞洲的特蕾莎修女」。
「民主化之後的台灣社會，全球化和資本主義成為不少台灣人憎恨的新對象，工業化又讓現代人的心靈產生疏離感，宗教信仰被視為清除社會罪惡的萬靈丹，佛教的禪學在台灣變成既時髦又有智慧的商品。」一位台灣資深記者認為，慈濟的成功除了有賴證嚴本人的信仰力量，也是時勢使然。
佛教在台灣本就擁有很大影響力，不只佛堂寺廟四處可見，不少城市道場就設在都市寫字樓內。在台灣，不只結婚生子、喪葬儀禮有佛家參與的傳統，隨著工業化時代帶來的普遍精神焦慮，短期出家、假日修道等生活方式也越來越流行。經過在台灣一段觀察後，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哈利·
艾利斯曾撰文稱，宗教信仰在這里似乎比在西方世界里更加成為生命中自然的一部分。
而不念經、不「化緣」、更似志願者的僧人，讓台灣的佛教更顯得與眾不同。台灣由是出現了證嚴、星雲、聖嚴、惟覺四大佛教領袖。不過在這四位當中，只有證嚴是台灣本土人，其他三位都是從大陸到台灣的外省人，證嚴在本土信眾中也更有號召力。
擔憂和質疑
台灣「9.21」大地震、美國「9.11」事件、2004年印度洋海嘯、2008年汶川地震……都成為慈濟的成名之戰。但慈濟在深度參與世俗事務的同時，也面臨越來越多來自世俗世界的審視。
問題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1.慈濟名為基金會，卻還是以宗教慈善的方式行事，即在很多方面以宗教信仰共識代替企業化的現代管理制度，雖然宗教信仰能夠較好解決慈善信用問題，但會否有欠專業化？2.慈濟似乎過於依賴信眾對證嚴個人的感召力，後證嚴時代一旦來臨，慈濟會否難以為繼？
過於依賴宗教信仰的後果還包括，慈濟認為只有真正有舍己奉獻精神的人才能承擔慈濟的事業，因此對全職行政人員的管理十分嚴苛，甚至對髮型、日常穿著和形象都有嚴格規定，並要求他們吃素食，且待遇十分低。一些行政主管拿的年薪甚至比其進入慈濟前的納稅額還要少。此外，志業中心的每個部門都配有僧侶作「指導師父」，這些證嚴的出家弟子會對行政人員講解上人的佛教觀。因此，行政人員的流失率也較高。
「從志願嚮導到眾學童們，每個人都身著整潔無瑕、藍白相間的制服。他們對通奸行為的貶斥以及對參與政治的抗議行為，也讓我感到困惑：這更像是‘老大哥’或毋寧說是‘老大姐’的做法。」一位英國報紙記者剛參觀完慈濟時寫下這段文字，他甚至想到了看《1984》、《我們》等反烏托邦書籍的感覺。後來經過深入觀察，他對自己的看法有所修正，表示：「並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應該被扔進垃圾筒，特別是慈濟這種溫和和非神祇論的佛教思想。」不過，他顯然還是在某種程度的困惑中。
大多人沒辦法像這位記者那樣得到深入了解慈濟的機會。慈濟的封閉往往讓試圖了解它的媒體頭痛。
慈濟過於依賴證嚴也成為潛在的問題。隨著證嚴年歲已高，早已有人擔心後證嚴時代慈濟的志工體系可否維持下去而不崩解。豎立另一個「克里斯瑪」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甚至即便是證嚴，都讓內部人士擔心，僅靠過往傳奇經歷的傳播，會不會由於故事重復性太高而很難帶來新鮮感，以至不少支持者希望慈濟或證嚴能獲諾貝爾和平獎，以持續振奮支持者的信心。
盡管證嚴一直反對自己被神化，也時常鼓勵追隨者「人人都可以成為人間菩薩」，但是台灣人已經在證嚴身上寄托了太多感情和期望。
無論如何，證嚴和佛教的力量的確讓慈濟與眾不同：不願意掏錢給官方慈善機構的人們，卻樂於將錢交給慈濟；由於慈濟的志工行善，多是自己掏錢，因此行政費用低得驚人，最新的數字是只占捐款的3%；慈濟的文化也讓志工們得到了平等相處的機會，社會地位再高的志工也必須服從組織安排—汶川地震中，台灣味全食品董事長魏應充負責人員與物資的交通運籌事宜，生產「康師傅泡麵」的頂新集團董事魏錦霓則親自炒菜。
在普通世俗力量不能達到的領域，信仰力量卻可能直達—1993年台立法院通過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修正案》，開放非親屬間的骨髓捐贈，卻由於打開捐贈骨髓風氣十分不易，加上耗資巨大，當局無力承擔骨髓資料庫的建設，結果在台灣衛生署和醫學界呼籲下，慈濟成立了骨髓捐贈資料中心，迄今島內累計捐贈已經超過30萬份，而整個中國大陸的骨髓庫存也僅有65萬份。
2010年12月12日下午，台灣中天電視台在一檔介紹台灣電子書的節目中，特別提到慈濟。華碩公司為慈濟特地定制了一款電子書，除了可以用來閱讀佛教經集及慈濟的各種讀物以外，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讓使用者看到個人捐款的使用情況。電子書的第一個試用者，就是73歲的證嚴本人—這仿佛就是這個以古老宗教為背景的慈善機構成功嵌入現代人生活的一個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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