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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王朝》
[荷]彼得·賈德森著
楊樂言譯
中信出版社
2017年8月出版
284頁，7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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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 非
一
世人對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向來風評不一。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由於哈布斯堡帝國從十九世紀中晚期到二十世紀初明顯的民族內鬥、窩囊與衰敗，以及它在一戰中的無能、一戰後的解體之徹底，使許多人對它心懷藐視，稱之為「帝國古董」甚或「民族監獄」。但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也還有很多人對這個帝國頗有好感。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面回憶自己的昔日母國，不乏「歲月靜好」「穩定進步」之類的觀感。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提出，多民族的奧匈帝國較民族國家而言，其實代表著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後來也有人說，奧匈帝國其實是歐洲多元共同體的前身）。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則指出，帝國內的民族認同與帝國認同並不矛盾，大多數人民對帝國忠誠有加（順便說一下，這三人都是奧地利猶太人流亡者，他們對帝國的認識也許代表著一個「國際民族」對奧地利多元國家的緬懷）。
荷蘭歷史學家彼得·賈德森的《哈布斯堡王朝》一書，可以看作後一種觀感的具體呈現（以下引用此書僅標註頁碼）。他在寫作的時候，時刻緊扣一個主題：哈布斯堡帝國始終是在演化之中的，並不僵化。他描述了特蕾莎王后（1717-1780）和約瑟夫二世（1741-1790）時代的開明專制改革，談起了帝國內各族人民對帝國本身的忠誠之心（雖則對王朝有這樣那樣的不滿），講到了弗蘭茨·約瑟夫一世（1830-1916）皇帝最開始所推行的中央集權改革雖然窒息著政治，但在社會和經濟上卻是一個自由化的時代（政治上的紛爭不斷，不能掩蓋帝國經濟上的突飛猛進），而這個自由化時代最終推動了帝國的憲政改革——普選、國會、法治與地方自治，最終讓奧地利成為一個「自由帝國」。
各種民族主義運動在帝國末期蓬勃發展，民族紛爭不絕，這一點人所共知，對這個明顯的「攻擊點」，彼得·賈德森的辯護詞是：「奧匈帝國的政治活動中存在的民族主義運動和民族主義衝突，並沒有對這個國家造成致命的削弱作用，而它們也不是奧匈帝國在1918年崩潰的元兇。」1880年至1914年的政治喧鬧不過是民主化初期表面的噪音、整合時濺出的火花。民族主義與帝國並非不兼容，廣大群眾在被民族主義動員起來時也由於生活、政治與社會的改進對帝國日益忠誠。
為什麼哈布斯堡帝國最後還會瓦解呢？賈德森認為這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意外後果，是帝國統治者的失策所導致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帝國內閣無限期休止國會和各州議會，停止公民憲法權利，將整個國家置於軍事專制之下。對國內的少數民族橫加猜疑，物資匱乏與戰爭失敗磨滅了人們的愛國熱情，這才導致了帝國的崩潰。換言之，這是術的失誤而非道的缺陷所導致的。
但老實說，我覺得這種看法並不非常能令人信服。1918年帝國的瓦解是相當平靜的，在克拉科夫（波蘭）、利沃夫（烏克蘭）、布拉格（捷克）、紮格雷布（克羅地亞）和布達佩斯（匈牙利）等城，都是民族主義人物登高一呼，萬眾景從，帝國政府乖乖地一槍不放，就將主權拱手讓人。如果帝國不是人心喪盡，恐怕很難有這種局面。而這種人心的流失，也很難說全是一戰的「功勞」，因為除了俄國，我們並沒有看到其他參戰國也徹底瓦解。
從奧匈帝國加入一戰的原委來看，就更不能說帝國的瓦解只是戰爭的後果——當初帝國之所以要對塞爾維亞開戰，是因為害怕塞爾維亞會成為「巴爾乾的皮埃蒙特」（義大利統一運動的發起者）。但是帝國內的南斯拉夫人加在一起有七百萬，遠比塞爾維亞的兩百一十萬為多。按道理說，應該是塞爾維亞怕帝國才對。但實際上，由於帝國境內的南斯拉夫人遭到匈牙利的打壓，又由於帝國政治結構的局限沒有辦法組成一個獨立的邦國，將帝國改造成奧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聯邦，所以才心向塞爾維亞。因此，戰爭的起因本身就是帝國身患「重病」的結果。
此外，許多獨立運動的主管人的思想和決心並不是在戰時才形成的。比方說捷克主管人馬薩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1850-1937），他是資深議員和查理大學哲學教授，對波希米亞和整個帝國的傳統、現狀和未來都有很深的研究。在其政治生涯的早期，他的目標曾經是帝國範圍內的捷克自治。但是「尤其是在1907年以後，我越是了解奧地利和哈布斯堡王朝，越是迫使我反對它。這個王朝……看上去如此強大，道德上和物質上卻在退化。於是對我來說奧地利成為一個道德和政治問題」（威廉·M. 馬奧尼：《捷克和斯洛伐克史》，中國出版集團，2013年，132頁）。由此可知，馬薩里克在戰前就下定了獨立的決心。
《捷克和斯洛伐克史》
從以上三點來看，賈德森的說法都有可慮之處。如果我們問自己一個反歷史的問題：假如哈布斯堡帝國沒有加入一戰，那麼它還會不會分裂？這個問題大概沒有答案。但是我們至少可以有把握地說，這個帝國是設計不良、運轉失常的。弗蘭茨·約瑟夫皇帝自己在1916年曾對身邊的一位官員說：「長久以來，我已經意識到我們在現代世界上是如何的不同尋常。」他在1914年參戰的時候，其實已經對帝國的前途失去了希望，那年7月，他對近臣說道：「如果這個君主國一定要死去，那它至少也應該死得體面。」（史蒂芬·貝萊爾：《奧地利史》，179頁）簡而言之，皇帝本人也不看好帝國。
二
那麼這本書的貢獻在什麼地方呢？在於挑戰了這麼一個古老的假設——「帝國與民族內在不相容」：民族（nation）高舉其人民的共同性，而帝國（empire）則承認其多元人口的不同。民族傾向於同化/驅逐以求一致，而帝國則海納百川，自覺維持其屬民的多樣性，實施多重治理，從而凸顯其屬民的各自差別。這兩種政制旨趣相差太大，難以共存。有些研究者因此從一開始就不看好哈布斯堡這個多民族帝國，認為帝國內部民族主義興起繼而拆散帝國不過是必然之事。而賈德森則說：不，不是這樣。帝國與民族之間並不是敵對互斥關係。我們不能因為一個國家由多種文化、語群、宗教成分構成就自然認為必需「定於一」，否則就會被撕裂。難道同時代的法國、英國、德意志、義大利和西班牙不是由多種語言和文化構成的嗎？難道義大利政治家不是在1861年說過這麼一句名言嗎——「我們創造了義大利，我們還要繼續創造義大利人」（261頁）？現在的瑞士還是由多種人群組成，但也相安無事。賈德森提出：「民族主義衝突不是奧匈帝國社會多語化特質不可避免的產物，而是帝國制度造就的結果。」（262頁）
所以賈德森實際上否認了哈布斯堡帝國崩潰的必然性，認為在十九世紀中晚期，一切都在未定之中，在合適的條件下，帝國制度完全可以演化、應對與包容新興的民族主義挑戰（也初步做到了），只是惜乎未得其時而已（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我讚同賈德森的第一個判斷，即帝國與民族並非不相容，哈布斯堡帝國也沒有必然分裂的形勢，否則我們就很難解釋下面這些現象：捷克人帕拉斯基（František Palacký，捷克民族主義運動的發起者，在捷克被認為是本民族三位偉大人物之一）在1848年致信德意志聯邦法蘭克福議會，說道：「（奧地利帝國）的存在、完整和鞏固極其重要，這不僅僅對我的人民是如此，對整個歐洲、人類和文明來說都是如此。」這是因為只有奧地利能夠抵擋俄羅斯這個專制君主國家，後者對當時所有西方小斯拉夫民族的自由都是個威脅。「從性質和歷史來看，它注定成為歐洲的堡壘和守護者……如果奧地利國家這麼多年並不存在，我們就必須為了歐洲甚至人類的利益而努力盡可能快地創造它。」二十年後在另一處，他也說道：「我們在其他地方不會比在奧地利更好地保存我們的歷史-政治實體，我們特定的民族和文化和我們的經濟生活……我們沒有願望，也沒有政治企圖來超越奧地利。」「三百年前，如此不同的人群締結自由協定，形成了奧地利帝國，我認為這是天意在祝福所有的人。」（Krishan Kumar,Visions of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93-194.）他認為奧地利這個國家既不屬於德意志人，也非馬紮爾人、斯拉夫人和拉丁人，而是在一般意義上的奧地利人。
Krishan Kumar,Visions of Empire
這里還有個例子：在1848年革命中，除了匈牙利之外，哈布斯堡帝國中其他的地區都保持著相對的穩定，沒有乘機謀求分離。這並不是這些地方沒有被革命波及，無論是在波希米亞、克羅地亞還是蒂羅爾，都發生了革命，但革命者的目標都是憲政意義上的，而非地方獨立自主。一份捷克語的革命小冊子這樣宣稱道：「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為了更高的共同事業，倒在維也納的土地上。讓我們跟隨先烈的步伐，讓他們的鮮血成為我等手足情的紐帶。」一份維也納的刊物也這樣建議讀者：「告訴你們的讀者，他們不只是匈牙利人、德意志人、斯拉夫人或者義大利人，他們還是一個奧地利憲政國家的公民。」（194-195頁）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奧地利認同，想必他們是不會說出這些話的。
書中對有利帝國統一因素的闡述還有很多，此處就不贅述了。也推薦匈牙利政治家、學者雅西（Oscar Jaszi）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分裂》（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一書給大家，他是當事人，對帝國的分裂頗多惋惜，對此節著述甚多。
《哈布斯堡王朝的分裂》
三
但是，如果說帝國並沒有必然分裂的形勢，但這並不能說明哈布斯堡王朝的操作就沒有問題。如果正如作者所說，哈布斯堡王朝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危機，從勝利走向勝利，那大戰一起帝國就頹然垮台，豈非是一個笑話？
在繼續講述之前，我應該稍微介紹一下哈布斯堡帝國的一些形勢：在帝國絕大部分時間里，它都呈現出一個「隔離帝國」的特徵——這指的是帝國統治者有意識地在各個族群之間劃出政治界限，實施間接統治、分割治理。比方說哈布斯堡王朝並不以德意志人自居，其統治也很少有民族本位，無論是匈牙利人還是波蘭人都在其宮廷、政府出任高級職位。從這點來說，哈布斯堡王朝極具普世帝國的餘韻。除此之外，帝國內部各族群內部也能看到隔離的痕跡——同一個族群，被分割到不同的地方。這種隔離倒不一定是帝國有意為之，而多半來自歷史的繼承。捷克地方由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和西里西亞構成（如果不算上斯洛伐克的話），羅馬尼亞地方由特蘭西瓦尼亞和布科維納組成，克羅地亞人則分布在達爾馬契亞、伊斯特尼亞和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諸省之間。應該說，在一個普通人對政府沒有什麼期待的前現代社會中，這種隔離確實能夠起到穩定秩序的作用。但是隨著大眾政治時代的到來，一個高高在上、視自己為諸民族調控措施的帝國政府就不夠用了，這就需要一種新的政治安排，以便能夠在各族之間起到溝通、聚合作用。
1848年革命很顯然就是中歐地區大眾政治時代到來的號角。革命之後，哈布斯堡王朝也感到了改革傳統帝國政制的壓力。問題是，哈布斯堡王朝打了一手爛牌。
首先是開局不利——新皇帝弗蘭茨·約瑟夫一世在1851年撤銷了憲法，開始在全國推行一種赤裸裸的官僚集權主義。以前舊有的地方自治機構一律廢止，一切政治活動均被禁止。這種新專制主義的設計者與推行者先是施瓦岑貝格親王（Felix Ludwig Johann Friedrich，1800-1852），後是內政部長巴赫（Alexander von Bach，1813-1893）。時人說，這兩人治理國家依靠的是四支軍隊：一支走路的軍隊（士兵），一支坐著的軍隊（官僚），一支跪著的軍隊（教士），一支爬行的軍隊（密探）。
鑒於帝國在1848年革命中由於匈牙利的叛亂差點分崩離析，施瓦岑貝格和巴赫決定用一整套理性、現代化的官僚機構取代原有的松散治理體系，他們廢除了帝國境內（尤其是在匈牙利）所有的傳統行政單位，劃定新的邊界，代之以新的行政區劃分。政府從維也納向全國各地派遣了一大批說德語的政府官員（他們被當地人稱作「巴赫的驃騎兵」）來執行中央政策。在上面所述四支「軍隊」的幫助下，政府權威直插入社會基層，哈布斯堡帝國全境第一次被一種單一力量所支配。弗蘭茨·約瑟夫皇帝宣稱：「所有在舊的、歷史上的，還是全新頭銜下的土地，都將與奧地利聯合起來，成為奧地利世襲君主國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8頁）
吊詭的是，哈布斯堡王朝在政治上全面收縮的同時，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卻在進行一場全面的自由化改革。它廢除了封建制度的殘餘，終止了行會特權，廢止國內關稅，建設公共道路，保護財產，保證人們在遷移、擇業方面的自由，強調法治，改良教育。這些自由化政策反映在經濟上，就是哈布斯堡帝國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經濟的迅速成長。在1858年，對外貿易較前增加了四倍，經濟繁榮惠及了大量的城市職業階層和中產階級，帝國境內的自由貿易也讓維也納成為重要的金融與商業都市。帝國指望經濟與社會方面的繁榮能夠綏靖人民。
巴赫指望的是，通過從上到下有效回應社會的需求，會得到大眾的認可。一個強大高效、官員勤勉為國、理性的現代官僚體系將有效管理奧地利這個多元社會，用進步的現代社會來取代各民族落後文化，從而整合帝國。巴赫曾經很自信地說，只要上面這些改革能夠持續下去，「我們一定會成為贏家」。
但諷刺的是，從事後來看，新專制主義的改革並沒有讓帝國變得更穩定，而是埋下了帝國覆亡的禍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我們需要指出，指望用增強國家力量來馴服不同民族地方的做法本身大概起了反作用。第一，派向地方的官僚主要來自德語人群，為了方便行政管理，行政語言也被設為德語。而這些人一般也把德語文化看作是一種高級文化。對相當的匈牙利、捷克等族群人民來說，如果說以前突出是官民矛盾，現在他們更容易把國家的管制看作是一種族群/文化壓迫。第二，奧地利政府為了便於行政管理，在各地消滅自治，重新設置行政區，並對居民進行語言識別。這些事情都在反方向上促成了地方民族主義的興起。歷史學家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在《哈布斯堡君主國，1809-1908》（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 A History of the Austrian Empire and Austria-Hung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一書中指出，在匈牙利，奧地利政府中央集權的後果是把匈牙利均一/單一化，原來地方自治機構被削平，權力向布達佩斯集中，一個統一的匈牙利社會開始形成。在某種程度上，普通匈牙利人是被巴赫強行聚攏在一塊並引入公共政治生活的（前書86、105頁）。行政官僚在民族地方進行的語言識別也有類似的功效。因為在帝國境內大多數人民實際上是使用雙語或者多語，但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居民們強制選擇一種語言，也就被強行賦予了特定民族身份。
《哈布斯堡君主國，1809-1908》
巴赫體制的另一個意外後果是王朝反對派的分裂——由於帝國的經濟改革可以說是非常成功（擴張的官僚機構也給了德意志中產階級以工作機會），這導致許多德意志的自由派開始認為王朝本身已經采納了自由主義原則（那些仍然不滿的則遠渡重洋去了美國，其他人則忙著賺錢）（235-237頁）。巴赫體制對地方自治權利的壓制被看成是進步對封建的勝利（《哈布斯堡君主國，1809-1908》， 112頁）。於是許多原來的革命者開始認為已經走出了「歷史三峽」，可以通過漸進改良的方式與王朝共存。1857年，曾是重要革命理論家的恩斯特·馮·施瓦澤（Ernst von Schwarzer, 1808-1860）發表文章，宣稱「那些心懷不滿的反抗者和烏托邦幻想家一度嘗試用政治和社會革命達成的目標，如今在政府的協助下，通過法律和經濟改革變成了現實」（229頁）。這是那個時代的「告別革命」。但是對德意志自由派反對者「利好」的改革，在捷克、匈牙利等族群的自由派看來卻是赤裸裸的壓迫，於是他們各自向本民族的封建貴族靠攏（以放棄部分自由主義主張為代價），以求在民族內部形成統一的反對力量，這樣就更增添了德意志自由派與他們之間的裂痕。這樣，1848年代那個跨民族的革命者同盟就逐漸趨向於瓦解。
巴赫體制給奧地利多民族國家埋下的最後一個隱患是這樣的：過去哈布斯堡帝國一直注意在屬下各民族間製造一定矛盾，拉一派打一派是帝國的運作訣竅。比如，塞爾維亞人、斯洛伐克人、羅馬尼亞人和克羅地亞人一直同匈牙利人不和，所以在1848年革命中，克羅地亞人支持王朝復辟以打擊匈牙利人。但是隨著巴赫體制的建立，帝國一視同仁地管制下屬民族，這在實際上迫使以前相互敵對的族群開始相互靠攏，以便反對帝國的中央集權。
四
上述這個官僚烏托邦的問題是「太費錢」——軍隊、官僚、教士、暗探與經濟建設需要大量的金錢投入，這對國家財政是一個嚴重的負擔。百姓稅負沉重，在匈牙利，1848年到1857年，直接稅收增長了十倍。帝國在這個時期的外交政策更是為財政困難添磚加瓦，1859年，法國與撒丁王國聯手擊敗了在義大利的奧地利軍隊。那一年，帝國遭遇了大規模的貨幣與財政危機。
經濟危機和外交失敗迫使弗蘭茨·約瑟夫要做些政治讓步。1860年，他寫信給自己的母親：「我們確實需要一個小小的議會政府，不過權力仍然掌握在我的手里。」（241頁）
政治讓步的第一步是巴赫引咎辭職。皇帝的第二步是向地方貴族伸出橄欖枝，在1860年12月發出《十月敕令》（October Diploma）,宣布恢復各地方的傳統自治（即各州的議會），由貴族把持的各州議會會選代表到帝國議會（該議會只有有限立法權）。這是一個保守主義色彩極濃的貴族聯邦主義方案。但國家的兩大政治力量（地方貴族和中產階級）對這個方案都不滿：匈牙利人覺得這個方案沒有突出匈牙利的特殊地位，而德意志的中產階級嫌這個方案立憲和自由權利的味道太少。既然這步走不通，皇帝的第三步就是轉向德意志自由派，任命前革命家施默林（Anton von Schmerling，1805-1893）做了首相。施默林在1861年制定了所謂了《二月特許狀》（February Patent），收回了十月敕令中給予各州議會的立法權，使它的主要角色縮減為選舉機構（也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權），向中央集權回歸。這個方案比起上一個來說要更具立憲氣質，提供了有限選舉權，讓國會有了更多憲政底氣，但是由於有限選舉的緣故，使得德意志人在國會中占據不成比例的多數席位（比如說在摩拉維亞，主要由德意志人組成的四十三萬城市居民有十三個國會代表，而主要由斯洛伐克人組成的一百六十萬農村居民只有十一個代表）。於是，帝國中的其他民族，比方說捷克人、匈牙利人和波蘭人，抵制了這個制度，不往議會派出代表，或者中途撤回。這樣，帝國就再次陷入僵局。這種反復出現的僵局，實際上標誌著帝國政治中逐漸出現的一個致命問題——王朝本身已經失去了統合這個多民族國家的能力，但是反對者卻也做不到，德意志自由主義者同地方聯邦主義者彼此衝突，沒有辦法形成合力，給出一個穩定的政治替代方案。於是帝國就仍然只能湊合著過下去。
同以前一樣，施默林體制的終結是由奧地利的外部危機帶來的。正如梅特涅所說，對一個「國際」國家（international state）來說最大的威脅永遠是國際戰爭。1866年，奧地利與普魯士為了爭奪對德意志的主管權而爆發了戰爭，奧地利戰敗。哈布斯堡王朝既大失顏面，也非常虛弱。皇帝極需要同自己過去的主要敵人——要自由的德意志人和要獨立的匈牙利人——和解。對德意志人，他給予了一個最低限度的憲政政府，國王雖然還手握行政、外交與軍事大權，但是把部分立法權限讓給了帝國議會（Reichsrat）。對匈牙利人，他打算給他們最想要的東西：自治與獨立。
在匈牙利人一方，他們的主管者在當時是費倫茨·迪克（Ferenc Deák，1803-1876），當他聽到奧地利戰敗的消息，說道：「我們輸了戰爭。我們現在勝利了。」（Oscar Jaszi,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0, p.106.）他知道奧地利現在一定會讓步。但是迪克不同於他的革命前輩科蘇特（Lajos Kossuth，1802-1894），認為留在哈布斯堡帝國內，借助與奧地利的聯繫才能維系匈牙利人對克羅地亞、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人的支配地位。科蘇特曾經希望匈牙利同塞爾維亞、克羅地亞和羅馬尼亞聯合構成一個聯邦，迪克則回答說：「寧願要維也納，不要貝爾格萊德。」（《哈布斯堡君主國，1809-1908》，122頁）1867年2月1日，在大臣議事會上，失勢的前首相貝爾克萊迪伯爵（Richard Belcredi，1823-1902）對帝國體制的新轉向表示不滿，主張君主不應該依賴某些特定的民族，而應超越於所有的民族之上，而且君主肯定不應該忽視這個國家的斯拉夫人（這指的是同匈牙利人妥協會把那些與匈牙利有衝突的斯拉夫民族置於匈牙利人的管轄之下，肯定會引起怨恨）。帝國新首相博伊斯特（Friedrich von Beust，1809-1886）答道：「政府不可能始終對所有民族都公平相待，因此我們必須依靠那些最有活力的民族的支持……這就是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弗蘭茨·約瑟夫皇帝最後做了裁決：「貝爾克萊迪伯爵提出的方案也許是最不容反對的，但博伊斯特男爵的方案應能更快達到預期目標。」（史蒂芬·貝萊爾,《奧地利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138頁）
《奧地利史》
於是，在1867年稍後，奧地利與匈牙利簽訂協議，將哈布斯堡帝國改造成一個雙元帝國。以萊塔河為界，帝國被分割成由德意志人來治理的內萊塔尼亞（帝國西部），和由匈牙利人來治理的外萊塔尼亞（帝國東部）。這個新帝國的精神，用當時的帝國首相博伊斯特對匈牙利人講的話來說，就是：「你們管好你們那邊的野蠻人，我們管好自己這邊的。」（Miller, Stuart Tindale,Mastering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16, p.263.）
根據協議，哈布斯堡帝國將一分為二：匈牙利和奧地利。在中央，弗蘭茨·約瑟夫以匈牙利國王和奧地利皇帝的身份成為兩邦共主（雖則匈牙利人常驕傲地只當弗蘭茨·約瑟夫是匈牙利的國王，只不過偶然還兼著一個奧地利皇帝的身份）。在外交、國防和有限的財政事務上兩國組成聯合部門予以處理。每年從兩國議會中各選出六十名代表來討論並批准聯合部門的要求，商量稅收和軍隊建設。每十年再重新修訂協議的財政條款，再安排關稅和貨幣事務。在地方，兩邦分立。匈牙利王國有自己的政府、議會、司法體系，克羅地亞和特蘭西瓦尼亞（羅馬尼亞的一部分）等地被交給匈牙利治理——在許多斯拉夫人看來，這是一種出賣。一位斯洛文尼亞民族主義者憤怒地說道，這是「無功之民族進行統治，而無過之民族淪為臣仆」（253頁）。如果說之前哈布斯堡帝國作為歐洲之必需的功能是居中調節諸民族爭端，同匈牙利分治帝國這件事實實在在地讓那些仰望維也納的小民族失望透頂，同時也暗忖，「匈牙利通過頑固阻撓帝國議程能夠辦成的事情也許我們也能學習」。
如果說皇帝希望用讓權的方式換來匈牙利對帝國事務的投入的話，他注定失望。奧匈帝國呈現責任上明顯的不對稱。匈牙利所管轄的東部帝國人口占總人口的五分之二，但每年只需要負擔帝國總稅收的三分之一。再比方說，自1889年起，匈牙利一直拒絕增加奧匈帝國軍隊數量並提供預算，這導致帝國陸軍的兵力只有法德的一半，俄羅斯的四分之一（而正是因為武備鬆弛，奧匈帝國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打得那麼慘）。
更關鍵的是匈牙利對帝國憲政改革的阻撓。這是因為匈牙利即使獲得了相當的獨立，也不會忘記這份獨立實際上是外部壓力的贈予，而不是帝國自發改革的成果。因此，他們小心謹慎地企圖維持某種帝國「均勢」的存在。比方說，在1878年，民族叛亂席卷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東南歐的省份，俄國介入叛亂擊敗了奧斯曼土耳其，德國首相俾斯麥召開柏林會議予以調停，為了制衡俄國，曾經想過把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納劃入奧匈帝國。匈牙利堅決反對，原因是害怕吞並這兩個地區將帶來數百萬斯拉夫人，更加削弱匈牙利對東部帝國的控制。俾斯麥大為驚嘆：「我聽說過有人不肯吃他們的鴿子，除非有人把鴿子射殺，替他們烤好，但我從沒有聽過有人非要人把他的嘴掰開，把鴿子強行塞進他喉嚨，他才肯吃。」（傑弗里·瓦夫羅：《哈布斯堡的滅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41頁）
《哈布斯堡的滅亡》
為了維系這一均勢的存在，匈牙利並不希望帝國內的德意志人與其他民族改善關係，這尤其體現在德意志人與捷克人的關係上。捷克人本來就是帝國中的第三大民族，由於歷史的原因，德捷之間的社會距離要小於德匈之間的社會距離。自帝國經濟由於自由化改革興起以來，相當多的捷克人從農村遷入城鎮尋找新的工作，城市的工作條件和社會環境對這些工作移民並不友善，而他們的雇主往往是德意志人或是猶太人。於是階級衝突就跟族群認同聯繫在了一起。而帝國五十年代以來的教育擴張也為德捷矛盾貢獻了力量。1860年代，大學里面一半學生是德意志人，到了二十年後，就下降到了四成。受過教育的捷克人希望能夠在官僚機構及其他有利可圖的部門任職。而奧匈帝國由於此前的專制性質，政府手上幾乎控制一切資源，這就為各民族的爭搶提供了動力。到了七八十年代，新一代的捷克人（號稱「青年捷克人」）興起，在政治上比起老捷克人（比如帕拉斯基）要更咄咄逼人，比起俄羅斯來，他們對帝國懷有更大的惡感。
本來，匈牙利人阻撓帝國日程這件事明眼人一眼便知。而要挫敗匈牙利，就必須改善德意志人與捷克人之間的關係。1871年，新的內閣企圖與捷克民族主義者達成一個協議（被稱作「基本條款」）。根據這個協議，波希米亞議會將承認帝國的基本主權，而帝國將給予波希米亞內部的自治權，讓捷克語與德語成為平等的行政語言，並把波希米亞劃分成捷克語區與德語區。這樣等同於再造一個聯邦單位，把帝國從兩元改為三元。更有甚者，帝國也有意向加利西亞（波蘭地區）伸出相似的橄欖枝。
老實說，這個協議如果成立，後果未可知。有可能這會把捷克變成第二個願望滿足但離心離德的匈牙利，但也很有可能這會在帝國內部促成某種真正的均勢。假如說下奧地利（現在的奧地利）地區是帝國的政治中心的話，那麼捷克就是帝國的經濟中心。捷克地區的人口約占帝國的三成五。在1716到1739年，帝國財政收入是一億六千六百萬盾，捷克的稅賦占到一億兩千六百萬盾。到1870年，捷克承擔了帝國境內近百分之四十二的直接稅、近百分之四十五的間接稅（到1909年各為百分之三十四和百分之六十三）（高曉川：《奧匈帝國民族治理研究》，時事出版社，2017年，93-94頁）。捷克地區與奧地利同為工業社會（匈牙利則務農），但捷克與匈牙利也同為邊區，所以也許能夠起到中間調停的作用。
《奧匈帝國民族治理研究》
匈牙利人首先反對這個方案，他們認為1867年協議賦予了他們對帝國憲政安排的單方面否決權。生活在捷克地區的德意志人也不滿，他們占本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向來居於本地社會經濟的上遊，不願意捷克人由於人口多數占據政治主動地位，從而危害到他們的利益。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不喜歡。因為談成這個協議的人是德意志自由派（他們在1867年至1879年負責主持國政，當然大權還在皇帝手中），比起匈牙利人來說，皇帝本人更害怕德國自由派，他害怕他們同捷克人聯手進一步針對王朝。所以皇帝最後否決了這個協議，放任兩元結構繼續摧毀他的帝國。
五
1867年後的十數年里，德意志自由派控制著內閣。他們繼續推行一系列自由化改革，同皇帝爭權。但是德意志自由派的根基並不牢固，在西部帝國，德意志人只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受惠於施默林所設計的有限選舉制度，他們才能在國會中占據多數。由於自由派同地方民族主義者的歷史紛爭以及自由派對中央集權的堅持，導致他們缺少盟友，只能單打獨鬥。捷克人長期抵制帝國議會，不予出席。
1873年，奧地利爆發經濟危機與政府腐敗醜聞，自由派遭到嚴重打擊，相當多的德意志人放棄了自由主義原則，轉向對國家的依賴。1878年，自由派在國會投票反對吞並波斯尼亞，這激怒了皇帝，也給了皇帝以借口。1879年，皇帝任命自己的童年好友愛德華·塔費伯爵（Eduard Taaffe，1833-1895）擔任首相，塔費的執政策略是聯合少數民族及保守派組成一個聯合執政集團——又被稱為鋼鐵集團（iron ring），來對抗德意志自由派。他頗有作為，到他下台的時候（1893年），德意志自由派已經從一個大黨被削弱成一個小派別。
塔費的問題是，他集合起來的黨派集團個個只關心狹隘的民族和集團利益，國家政策沒有一致性，而是各利益集團交易的產物。以後的人稱之為菜市場政治，這點倒並不奇怪。政府為了收買各民族，大肆擴充官僚隊伍（封官許願），花在官僚上的錢在特定年份要超過軍事開支的五倍。
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到一戰前夕，盡管一些研究哈布斯堡王朝的歷史學家指出，這一時代是一個基礎設施、法治、民權與社會都興盛的進步時代，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種興盛同中央層面的政治僵持並行不悖。奧地利逐漸進入了一個大眾政治時代，選舉權一步一步擴大並最終在1907年做到了普選，但幾乎所有的政黨都以某個民族與族群為基本盤，他們競相爭取國家好處，彼此爭鬥不休。
這種菜市場政治從兩方面損毀著人們對帝國的信心。一方面，議會內缺少穩定的多數，議會政治常常因為一個地方政策矛盾停擺。帝國憲法的第十四條規定，當帝國議會休會時，皇帝可憑敕令頒布緊急立法。而這種敕令時刻越來越多，1897年到1904年期間，敕令被動用了九十七次之多。在1903至1905年期間，議會乾脆沒有通過任何預算案。各政治派別由於達不成交易，於是爭相同官僚機構勾搭，於是整個帝國似乎又回到了過去的官僚絕對主義時期。另一方面，這種菜市場政治為民族主義者的動員做了充分的輿論和心理準備。為了這個地區或那個地區應該使用什麼樣的語言教學，這個地區或者那個地區的行政語言應該是哪個這樣的文化議題，人們爭鬥不休。1908年11月，為了語言教育問題，布拉格城內兩萬德意志和捷克暴民相互攻擊，三百人喪命，六百人受傷。在其他地方也有類似衝突，斯拉夫民眾扯下國旗，高唱俄羅斯和塞爾維亞國歌。
德意志人，過去被稱為「國家民族」，是帝國最忠誠的擁護者，這個時候由於王朝與少數民族的妥協勾搭，也怨氣沖天。他們不僅在口頭上抗議，同時也訴諸行動。有位外交官寫下報告，說：「德意志元素，始終是奧地利境內最強的膠黏物，如今卻已成為促成奧地利分解的最有力東西。」（傑弗里·瓦夫羅：《哈布斯堡的滅亡》，42頁）興起的德意志民族主義政黨吸引了大批德意志人，比方說1882年，德意志民族主義者舍內雷爾（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1842-1921）制定了所謂的《林茨綱領》，要求拋棄匈牙利，讓斯拉夫人的土地獨立，反而剩下的德意志人占多數的領土歸並德意志（順便說一下，這個人被他的擁護者尊稱為「元首」，他也是煽動街頭暴力的一把好手）。他把德國皇帝而非哈布斯堡帝國的皇帝稱作「我們的皇帝」。帝國議會里面的有些德意志下院議員跟他一樣，每聽到霍亨索倫家族（德國皇帝的家族）的名稱時就歡呼叫好。他們也逐漸放棄了把德意志性看成是一種高級文化的態度（這種態度固然自高自大，但也不乏開放性，因為不管是誰接受德語教育，也就被認為是德意志人），開始從血緣上來看待民族。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德意志反猶主義的興起。生活在奧地利的猶太人一般說德語，也自認是奧地利人，具有很強的德意志認同。但是隨著現代化和大眾民主的興起與衝擊，很多德意志人傾向於把自己的困境歸咎於「外來者」的競爭之上，於是猶太人首當其沖。反猶主義最猖獗的地方就在維也納，維也納市長卡爾·盧埃格爾（Karl Lueger，1844-1910）主管的基督教社會黨，把民粹主義、社會主義與反猶主義揉為一團。而希特勒的青年時代正好生活在維也納，他日後在《我的奮鬥》一書中說道，他崇拜盧埃格爾，為他的去世悲痛欲絕：「維也納是而且仍然是我一生中最堅難、最徹底的學校。我進城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孩，但離開的時候已經是一個男人了，變得安靜而嚴肅。在那里，我獲得了一種哲學的基礎，也獲得特定政治觀點，後來我只需要對它進行詳細補充，但它從未離開過我。」（Stuart Tindale Miller,Mastering Modern European History,p.271.）
當相當多的德意志人在心理上也拋棄了這個多民族帝國的時候，這個帝國就實際上已經消逝了。有種說法是，八零年代到一戰之前的三十年，是帝國躺在床上茍延殘喘的年代。以後帝國在一戰中遇到重大挫折後，就相當平靜地分崩瓦解，不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六
以上這些內容，都是賈德森這本書里面輕描淡寫帶過去的，但從這些方面看，哈布斯堡帝國的崩潰又並不是偶然的結果，而有其結構性的因素。問題似乎出在王朝的歷史選擇上，在好幾條可能會統合國家的路徑上，它都似乎做出了錯誤的選擇：它沒有能夠在德意志、捷克與匈牙利之間建立足夠的平衡；它建立絕對主義統治的時間過晚（十八世紀而不是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就不能在民族主義興起之前完成社會統合（如英法）；它鎮壓了1848年革命，沒能讓地方主義遏制住民族主義（如瑞士）；它為了王朝利益首先通過絕對主義消滅了可平衡民族主義的各地方勢力，接著又利用民族主義來抗衡德意志自由派；當民族主義興起的時候，它在1867年建立的共治體制又不是一個真正的聯邦方案，反而封閉了帝國聯邦化的真正可能。總而言之，無論是統一還是隔離，王朝都不得其法。
賈德森在這些王朝失策上的輕描淡寫，也許是出於對一個多元國家的同情，有點「君非亡國之君」的感嘆在里面，但是，如果說哈布斯堡帝國沒有必然亡國的形勢，弗蘭茨·約瑟夫一世則確實是亡國之君。
鄭非
上海政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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