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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王笛，《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記憶》，原標題為《改正亂撒尿的習慣經過了長期的努力》，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1月。已獲授權。
從20世紀初以來，許多社會改良者認為，一個城市街道的面貌直接反映了這個城市的文明狀況，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許多社會改革都力圖通過推進衛生狀況來提升城市形象。
到了近代，中國城市的衛生狀況非常差。八國聯軍進京後，對北京遍地屎尿，垃圾堆積，臭氣熏天的狀況，有許多記載。他們發現，北京就是一個巨大的露天廁所（編者註：見文末所附《百年前的北京，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廁所》一文）。那時候，中國人對城市衛生基本上沒有什麼概念。結果德軍發布了一個禁令：「一各街巷俱不準出大小恭，違者重辦。」
19世紀後期，一位到成都的法國人曾抱怨道，他曾「誤入不通之巷，時須跨過垃圾之堆。街石既不合縫，又極滑達，經行其上，跌撞不止一次」。
正如傅崇矩在《成都通覽》中提到的一樣，有的街道「穢物之堆積，惡氣觸人」，若是陰雨天則道路泥濘，外加「屎酸糞汁及一切臟水」彌漫；晴天則「塵埃四塞，黴菌飛揚」。
傳教士也觀察到，由於成都街頭環境糟糕，女士們很難在街上行走。在街道的每個拐角處都會有「難聞的垃圾」，人們把垃圾倒在街上，而「骯髒的豬、家禽和老鼠就以這些垃圾為食」。
自1903年成都警察出現後，衛生問題才真正開始被解決。警察對街頭衛生進行整頓，令清除垃圾和動物的死屍，病豬肉不準運入城，街邊尿缸一律填平，各街廁所改良盡善。除此之外，社會改良者還提出了其他保持城市衛生的建議，比如要求趕牛車的車夫和街道清潔工隨時清除牛糞，把難聞的皮革作坊遷到郊外等。
他們還建議，為了保護人們的健康，禁止挑水夫從禦河取被污染的河水。當時的成都人都有飼養家畜的習慣，像豬、羊、雞、鴨等大都在街上放養。為了改善衛生狀況，警察局嚴禁一切家畜出現在街道上。
圖：成都郊區龍泉驛的一家店鋪門前。麥登斯攝，1941年
從晚清開始，警察局開始雇用街道清潔工。根據傳教士J·韋爾的記載，他們穿著前後寫著「清道夫」三個字的制服，工具是一輛手推車、一個柳條編的籃子和一把掃帚。所有的家庭必須在7點鐘清道夫收垃圾和清掃街道之前把家里的垃圾拿出去，清道夫把收集的垃圾運到指定的地方堆放。
當時清道夫的社會地位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低，因為是被警察雇用的，所以他們認為自己是「官方雇員」。1914年《國民公報》的一篇以「清道夫之惡焰」為題的報導，指責了一個「欺壓人民」的清道夫。文章說，一個清道夫推著垃圾車在街上橫沖直撞，撞倒了一個婦女和她的小孩。他不但不道歉，還破口大罵。他的行為激怒了居民和行人。該報導也憤憤然說：「清道夫何人？不過巡警部分之走卒耳。」
當然，這個報導是想要抑惡揚善，但字里行間仍流露出對清道夫的歧視。如果真是一個「官家人」在公共場所耀武揚威，不知這位作者是否也會同樣義憤？
圖：甘博1917年拍攝的成都戰後的廢墟
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以前，清潔工仍然不是很普遍，居民們仍是各掃門前雪。按照傳教士的說法，經常是「人們在自己家門前拿著一把小掃帚把垃圾任意掃成一堆，直到有人想徹底地清潔街道時，這一堆堆的垃圾才會被弄走」。
當局要求城市居民為公共衛生各盡其責。1928年頒布的衛生規則規定：「不準由樓上或牆上拋棄什物或傾倒茶水於街面或人行道上」，「打掃臨街樓房，應先灑水，然後掃除，不得使灰塵飛揚」，「污穢之衣物，不準曬晾簷下及人行道上」，等等。這些規定都說明了警察對衛生的管理已經深入每家每戶。
圖：民國時期，關於當街晾曬衣物和廁所的諷刺漫畫
八國聯軍用槍桿子，逼迫北京人建立公共廁所，這樣才開始了中國公共廁所的歷史。幾年以後，隨著晚清城市改良運動的發展，公共廁所開始在成都推廣。
1903年，四川警察總局令按照政府規定修建公共廁所。在1906年，警察發布了修建設公廁的標準。根據新的規章，這些過去街邊的「尿坑」被填平，如果有誰在街上小便就會被處以50文的罰款，對於那些付不起罰款的人則責令其勞作一天。
但當時在街上小便的事情還是經常發生，有時還會引發違規者同警察之間的衝突。一則新聞報導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粗人」晚上在街上撒尿的時候被警察逮個正著，他不僅不服管教，還攻擊警察。當警察準備把這個藐視法律的人帶到警局時，他猛擊警察一拳，然後逃之夭夭。第二天他以違反衛生法和襲擊警察的罪名被逮捕。
圖：民國時期，報紙上諷刺亂撒尿惡習的漫畫
但直到民國初年，居民對有關衛生法規仍然置若罔聞，公共廁所的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1914年4月，警察局命令警察和公共廁所改進衛生狀況。
警察局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禁止街頭小便行為，違者坐一天牢或支付至少一銀元的罰款。但這似乎沒有起到明顯的作用，當局認為這是執法不嚴之故。因此，7月進一步頒布有關「訓令」：
各街茅廁內，皆狼藉臭穢，最礙衛生。迭經勒限改良，添役清掃，以冀遵守。……查現在廁所仍多玩忽不治，與昔無異。臭穢之氣，幾於更有過之。此雖廁主等積久玩生，而該管員警等，督飭之疏，已可概見。合再令飭各區署所，查照先今訓令，嚴加整率，恒久忽懈。倘仍漫不加意，一經查出，定將該管署所員警等，並予處罰不貸。
盡管有了新的規定和公共廁所，甚至可能會因此坐牢一天，仍有人繼續在街頭小便。《國民公報》報導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公館坐落在一條僻靜的街道，行人經常在其門口小便。它的主人便在牆上貼了這樣一則告示：「往來人等不得在此小便。」但是有一天他正好撞見一個人在那里撒尿，便有了下面兩人的對話：
「我有告白在此，汝無目耶？」
「我看清楚，才窩的（「窩」為成都方言，準確地說應該是「屙」，即「撒」的意思）。你那告白明明說是‘往來人，等不得，在此小便’？我至此實在等不得了，故爾小便。是你許的，然何又干涉我？」
如果在不同的地方斷句,這個行人便是對的，但是很顯然他是在故意曲解意思，並對這個告白進行公然的挑釁。不過，這倒也顯示了成都人時常有的那種幽默感。
警察局還強行要求對那些停放在寺廟里的死屍進行埋葬。成都是一個移民的城市，很多人是在明末張獻忠之亂後來到成都，有的則是在清初城市重建時來到這里，另外每年不知有多少外來人到此做生意或謀生活。像其他中國人一樣，他們都有「落葉歸根」的習俗。這些移民死後，他們的遺體必須被送回家鄉安葬。
圖：路邊的神龕。甘博攝，1917~1919年
在這一切安排好之前，靈柩會暫時停放在城外的寺廟內。出於種種原因，有些死者的家屬未能按計劃把這些棺材運回家鄉安葬，有些在寺廟里一停就是幾年，甚至是幾十年，有的則完全被遺棄了。
1909年，警察公所報告僅東門和北門外的寺廟里就有327口棺材，其中有些自同治年間所置，已經在那里停放了三十多年。據描述，在這些廟宇里，「木槨摧殘，屍骸暴露，折肱斷肢，四散橫陳，慘狀戚容，幾難罄述」。
政府部門因此發布了一個告示，要求死者家屬在三個月內埋葬所有的棺材，無法找到家屬者，其同鄉應幫忙安葬，否則警察將自行處理。盡管當局希望改變這個「陋習」，但顯然這種行之已久的風俗並非一朝一夕所能終結，這種習慣在20世紀30～40年代仍然存在。
警察也對食品衛生進行管理。比如不準出售不新鮮的肉類，如果有人違反規定，一旦發現，食品就會被沒收。警察禁止出售蛙肉，因為賣青蛙的農民將蛙皮剝下後，蛙肉很快就會變質。一些牛肉商店打折出售變質的牛肉給街頭小販，窮人因這種肉便宜而購買，進而成為腸道疾病的受害者。警察於是發布公告禁止銷售這種不衛生的牛肉。
另外在夏季，豬肉到下午會變味，一些屠夫以抽獎的方式進行促銷，即給獲勝者提供1斤打折的「變味豬肉」。警察一旦發現病豬、馬、牛肉，就會當眾把肉扔進河里，並對肉販進行處罰。
所有這些關於城市環境的改良，都反映了警察當局為改變城市面貌做出的努力。警察所制定的各種規章，盡管在執行過程中面臨不少的困難，仍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例如像強制的交通控制和市場管理，以前從未在城市中出現過；而有些管理和控制雖然曾經存在過，但其由民間組織負責。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當警察接管之後，都大大地提高了運作效率，而城市面貌改觀的事實又為進一步的改革運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推進公共衛生可謂是步履維艱，這倒從一個角度反映了整個城市改革的難度。我們應當認識到，並不是只要改革對民眾有利，就會受到民眾的配合和支持。因為事情往往是，他們在得益之前，首先受了限制，他們傳統的生活方式被迫發生改變，即使不公開反對，他們也會消極反抗。另外，從上面的訓令我們也可以看到，執行者的不作為或不認真履行職責，也是衛生改革進展遲緩的原因之一。
（完）
百年前的北京，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廁所
文 | 諶旭彬
1900年夏，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然後，他們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座巨大的露天廁所之中。
滿街屎尿的北京
戲曲名家齊如山，在這座巨大的露天廁所中生活了多年。據他所見，清末之時：
「北平城內，……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與人齊，矮者也有三四尺高，兩旁的便道也很寬，但除小商棚攤之外，其餘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滿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則都是水窪。」①
名妓賽金花，在接受劉半農的口述訪談時也說：
「北京的街道，那時太醃臢了，滿街屎尿無人管。洋人最是嫌膩這個，便下了個命令，叫住戶各自打掃門前的一段，倘有一點污穢，查出來是先打後罰，他們這種辦法，固然太厲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卻賴以潔淨了許多。後來西太后回鑾抵京，看見街上比從前又整齊，又乾淨，很是喜歡，很誇讚洋人們能幹。」②
慈禧有沒有「誇讚洋人們能幹」，不得而知。但八國聯軍對北京城這座露天大廁所深惡痛絕，卻是實情。聯軍入京時，一名叫做「仲芳」（這是此人的字，其姓、名不可考）的讀書人，居住於宣武城南椿樹二巷之「叢桂山房」，留下了一部日記，載有頗多聯軍強迫北京市民改變隨地大小便陋習的情形。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初九日記：
「德國在通衢出示安民，內有章程四條，其略曰：一德界內糧食，禁止出界外販賣；一各巷街道令各戶修墊平坦，打掃乾淨；一無論鋪戶住戶，每日門前於七點鐘各懸燈一盞，至十一點鐘止；一各街巷俱不準出大小恭，違者重辦。」③
聯軍不許隨地大小便，對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嚴重「影響」。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仲芳氏記：
「近來各界洋人，不許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潑倒淨桶。大街以南美界內，各巷口皆設公廁，任人方便，並設立除糞公司，挨戶捐錢，專司其事。德界無人倡辦，家家頗甚受難。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數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趕緊掃除乾淨。女眷臟穢多在房中存積，無可如何，真所謂諺語‘活人被溺蹩死’也。」④
圖：八國聯軍進入紫禁城
頗多實在憋不住繼續隨地大小便者受到了聯軍的嚴懲。十一月十六日，仲芳氏記：
「各國界內雖不準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設茅廁，尚稱方便。德界並無人倡率此舉，凡出大小恭或往別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經洋人撞見，百般毒打，最近受此凌辱者，不可計數。」⑤
聯軍不只關注隨地大小便。對京城隨地堆放垃圾的現象，也同樣深惡痛絕。十二月十八日，仲芳氏記：
「惟烈風時起，塵沙敗葉吹滿門，必須時刻掃除乾淨，否（則）遇洋人巡查，即遭威嚇。又爐灰穢土，街前不準堆積，無處可倒，家家存積院中。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車，挨門裝運。惟德界無人倡率此舉，似亦缺事耳。」⑥
次年春夏之際，聯軍陸續撤離北京。北京市民再度獲得隨地大小便、隨處堆放垃圾的自由。仲芳氏深感愉悅，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十四日記：
「城內城外各段地面，即歸還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巡緝，最近尚稱安靜，搶盜之案亦不甚多。……各街巷掃街、潑水、點燈、倒土、出恭、夜行等事，暫多松懈，不甚嚴查究責。究竟我兵同氣連枝，互相憐憫，不比洋人橫暴耳。」⑦
圖：仲芳氏之日記《庚子紀事》
隨處便溺的其他城市
八國聯軍侵入之前，市民隨地大小便的現象，實非京城獨有。
在上海，鄭觀應1890年代之所見是：
「餘見上海租界街道寬闊平整而潔淨，一入中國地界則污穢不堪，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隨處可以便溺，瘡毒惡疾之人無處不有，雖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而過之而已。可見有司之失政，富室之無良，何怪乎外人輕侮也。」⑧
在山東營口，因俄國人強迫中國市民清理隨地所拉之大便引發激烈衝突，《大公報》1902年曾刊文打抱不平。其文稱：
「查街除穢之俄兵，每見途巷之中，牆垣之下，有遺留之糞溺，皆不肯用鐵鍬掇除，輒逼迫左近商民，以手捧掬遠移焉。……職是之故，深結眾怨。後復有派人以手捧糞之事，遽被華民捧糞污，擲俄兵面目，遂遠遁焉。俄人之看待華民，直奴隸之不若也。」⑨
俄兵強迫隨地大便的國人用手捧糞，國人則把糞扔到俄兵臉上，衝突由此而起。據文章語氣，作者對俄兵的痛恨，遠超過了對國人隨地大小便的厭惡。
在山海關，同據《大公報》的報導，1905年禁止隨地大小便後，民眾頻頻抱怨生活不方便：
「人言藉藉，多稱不便。緣各胡同內，皆系住戶，距廁較遠，既不得隨意便溺，左近又無官廁……」⑩
在天津，王錫彤1898年的觀感是：
「道路之污穢，街巷之狹隘，殊出情理外。沿河兩面居民便溺，所萃不能張目。」
美國人阿林敦則稱：「
（天津）直到1900年都被說成是廈門之外中國最骯髒的城市。」⑪
……
圖：1896年，李鴻章訪問英國與Lord Salisbury（左）、Lord Curzon（右）合影。李鴻章也很了解西方國家的城市衛生狀況
缺位的公共服務
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天津、北京，當是中國近代史上首次全城禁止隨地大小便。
這種全城禁止，純以武力威懾為後盾。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曾見到「另一國人士為了宣揚他們清潔的信條，射殺任何在公眾場所便溺的人」。⑫
聯軍控制下的天津，也是同樣的情形。天津文化人士儲仁遜，曾目睹一名外國士兵在發現一名十餘歲的中國少年隨地大便後，用刺刀威脅少年以雙手將大便捧至指定之處。⑬
如此種種，與前引仲芳氏日記中所言「在街上出恭，一經洋人撞見，百般毒打」相一致，足見聯軍禁令的執行力度確實很大。
可惜的是，重返京城的清廷，並無意繼承八國聯軍留下來的那些公廁。
相比需要政府出資的公廁，他們更喜歡聯軍留下來的用於維持治安的巡捕制度，以及由道路兩側居民出資、出力維持的路燈制度、道路灑掃制度。
據統計，直到1911年，北京城區仍只有官建公廁3座，私建公廁5座。⑭
在天津，聯軍撤退後，負責接收的袁世凱雖然保留了官廁，但這種官廁，並不等同於公廁，據儲仁遜講，大便須收五文，小便須收兩文。
1902年，《大公報》如此報導聯軍離開後的天津：
「洋官經理時，街道極為潔淨，刻下則糞溺狼藉，又復舊觀矣。」
1904年，《大公報》又報導：
「（天津城內）來往行人任便當街撒尿，並無人禁止。」
以上，既非欲「美化八國聯軍」——其侵略性質毋庸置疑；也非欲「醜化國人」——城市居民排泄物的處理，終究是一項須由政府統籌提供的公共服務。
清廷高層並非不知北京城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廁所，也並非不知西方國家的城市衛生是如何情狀——1860年年代，奉旨出洋的斌春、張德彝、志剛等人，已見識過巴黎的「淨無塵埃」、英國廁所的「時時洗滌，極精潔」；1870年代，奉旨出洋的李圭、劉錫鴻，也已見識過倫敦的「潔淨無穢氣」，東京的「河渠深廣潔淨，道路開闊，時時洗滌之，經過處無纖毫穢物也」⑮……
但在清末所有的新政舉措中，公廁始終缺席。即便是八國聯軍在北京實施了公廁制度，清廷也無意繼承和延續。近年來，頗多學者和著作談及晚清新政，多惋惜其改革誠意被革命所中斷。然而，這樣一個連公廁這類最基本的公共服務，都無意好好向民眾提供的政府，欲證明其改革有誠意，恐怕也是很難罷。
①《齊如山文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P32-34。
②劉半農，商鴻逵/訪問整理，賽金花/口述，《賽金花本事》，嶽麓書社 , 1985，P37-38。
③仲芳氏，《庚子記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P61。P33。
④同上，P52。
⑤同上，P61。
⑥同上，P64。
⑦同上，P70-71。
⑧鄭觀應，《盛世危言·修路》，收錄於《鄭觀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P663。
⑨《污人自污》，《大公報》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第5版。轉引自：餘新忠，《防疫·衛生行政·身體控制——晚清清潔觀念與行為的演變》。
⑩《善後事宜》，《大公報》光緒三十年二月初八，第3版。轉引同上。
⑪張海榮，《清末天津衛生事業的發展與市民衛生觀的初步確立——以〈大公報〉為中心的考察》。收錄於《城市史研究》第31輯。
⑫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人民出版社，2002，P348。
⑬儲仁遜，《聞見錄》，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初三（未刊）。轉引自：（美）羅芙蕓，《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P176-177。
⑭段柄仁/主編，《北京胡同志 上》，北京出版社，2007，P46。
⑮范鐵權，《近代科學社團與中國的公共衛生事業》，人民出版社，2013，P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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