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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垃圾分類成為一樁具體的日常行為後，公眾第一時間把目光轉向日本。雖然垃圾分類並不是日本獨有的專利，不過出於中國遊客對日本禮儀秩序的刻板印象，日本的垃圾分類自然成為首先拿來對比的對象。
論及原因，糾葛甚多。一方面，是日本文化中固有的「分類」傳統，也就是對儀式、等級的天然重視。另一方面，日本自古對「清潔」或「淨化」極其重視。日本很容易給人留下「乾淨」的印象。從日本人好洗澡的習慣，甚至將泡湯拓展為特有的旅遊項目中，就可見一斑，況且一系列文學和繪畫的傳統作品，都表現了日本人對日常環境的特別關心，也令人聯想起垃圾處理和清潔文化之間的一些聯繫。
不過，就具體的垃圾分類來說，其淵源還是和二戰以後的一系列文化轉變有關。戰敗後，日本經歷了從美占時代到五五年體制建立，再到六十年代經濟騰飛和一系列激進民主運動。正是在整個社會的民主化和激進化進程中，環保訴求日益延伸到日常垃圾領域，直到垃圾分類制度形成。
可以說，日本的垃圾分類制度產生於其獨特的歷史進程之中。只有在日本社會的專門土壤中，才誕生出日本式垃圾分類行為。這不是一個抽象的觀念，對日本的垃圾分類，將其放置於整體的日本現代歷史中，才能真正理解。
歷史是一連串事件的因果鏈條，垃圾分類的故事要從日本戰後建立的「五五年體制」開始。當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於1952年撤離日本後，日本社會的政黨政治迅速建立，並且形成了以自由黨和民主黨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社會黨和日本共產黨等為代表的激進改革派。1955年，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併為自民黨，在選舉中占據優勢一舉奪魁。從此，自民黨連續主導日本政局長達38年，過程中看似多黨派競爭，實際是自民黨獨大，其餘黨派難以撼動其龍頭之位。這樣的政黨格局及後來所形成的經濟局面，史稱「五五年體制」。
「五五年體制」確立後的基本結果，就是日美同盟的牢不可破，同時日本經濟高速發展。與之相伴的，也包括日本國內抗議之聲越來越大，民眾的民主訴求日趨激進化。經濟騰飛和民主浪潮，是日本社會在1955年後的兩個主要聲音，也是對當時的市民日常生活影響最大的兩個側面。
經濟騰飛最直接的影響，是日常生活的全面西化。不僅是在風格上模仿西方，而且伴隨著日常生活在現代技術層面的全面革新。舉例來說，傳統的柴炭式廚房逐漸被煤氣灶取代，後來又變成了電氣灶。這些技術方面的改變，帶來的是一個新的「現代主婦階層」，比她們的先輩們在勞力上更輕鬆，觀念上也更現代，因而有更多時間參與到外界社會的現實中去。
1964年，日本東京奧運會的召開，被視為日本五五年體制的重要成功標誌，也被視為日本走出戰後陰影，重回國際社會的重要表達。日本人突然意識到，本國不再是國際社會上的醜小鴨，已經脫胎換骨成為天鵝之子（《成長中的日本經濟》下村治）。
對一般市民來說，經濟的騰飛刺激到了每個人的工作欲望。這個年代成了昭和日本記憶中的黃金年代，半藤一利在《昭和史》中說：「我們日常生活的發端，真的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市民找到了不同於往日的現代日常生活形態，也逐漸具備了不同於往日的現代生活理念。
而五五年體制的另一個後果，就是民主聲浪。嚴格來說，這場聲浪到今天依舊在發出強大的聲音。一系列針對五五年體制的抗議運動，進一步激發了一系列民間運動。來自學校的大學生和基層勞工的工會組織，在運動過程中逐漸成熟。同時，1960年代的民間運動在國際上形成了全面的合唱之聲，和青年亞文化興起、反戰運動等並行而出。這場越發激進的民間抗議風潮，也影響了各地民眾集團化的形成。人們追隨各自的訴求，形成了不同的訴求團體，同樣以民主運動的方式，參與到整體日本社會政治中，其中也包括民間的環保組織。
可以說，1960年代的日本民眾，一方面沉溺在經濟騰飛的強大快感中，也以一種積極而激進的態度參與到公眾生活里。民間的環保聲浪不僅是一種抽象訴求，也成為對日常生活的直接介入方式。更何況，經濟的騰飛所付出的代價包括在環境方面的損害，而這些損害直接影響到人的日常生活。
從1950年代開始，一些地方就陸續出現因環境污染而導致的疾病。其中比較嚴重的包括發端於熊本的水俁病（水銀中毒）、發端於富山的痛痛病（鎘中毒）、發端於三重的哮喘，由於水俁病發生在水俁市和新潟市兩地，所以統稱為「四大公害」。
在1960、70年代，環境污染的受害者所採用的抗議方式，和民主抗議或反戰運動類似，而環境保護已然成為市民生活中的重要問題。在日常生活領域，由於主婦階層已具備了非常現代的介入意識，也開始以日常改善的方式表達對環保的訴求。
這些訴求指向產品的生產方，包括了呼籲消費者運動以及抵制不良商品等方面，同時也含有對垃圾循環利用的倡議。五十嵐曉郎在《日本政治論》中提到：「垃圾處理問題更加積極的解決辦法是循環利用。為做到循環利用，地方自治體和地區的自治會在承擔處理廢棄物的同時，主張循環利用的市民運動也必須不斷追究製造方的責任。」
大約從這個階段起，日本的環境保護——或者具體為垃圾的循環利用制度，成為了政府和民間組織互動的過程。1970年實施《廢棄物處理法》，開始正式處理垃圾問題，區分了日常垃圾和工業垃圾。表面上看，對民眾和政府的良性互動和環境保護本身而言，這些都是推進性的措施。
可也別忘了，盡管日本在1970年後經濟發展速度趨於緩和，但環境污染依舊在繼續，並沒有減緩的趨勢。可以說，一邊在積極環保，另一邊在積極污染，反而構成了某種很現代的「共謀」。
戈登在《日本的起起落落》中這樣寫道：「當工業毫無節制地擴張，有時甚至不計後果，空氣與用水質量自然會急劇惡化。環境受損的代價，又或工人與居民的健康受害，乍看似無關輕重。它對生產者無直接關聯，政府亦不需馬上付出代價，欣欣向榮的國民生產總值也不會因此而有所減損。事實上，假如環境受損，反而會刺激經濟活動，如建造濾水廠或送污染受害者到醫院治療，這些產品與服務又會被看做’不斷增長’經濟的一部分。」
這樣的狀況持續到泡沫經濟年代，甚至可以說持續至今。其結果究竟如何，始終在爭議之中，是一個遠未有答案的問題。
1997年，日本推行《容器包裝循環利用法》，成為了外國遊客對日本「垃圾分類」最直觀的表達。不過，對日本的垃圾分類制度來說，可以說是環保問題、民主政治問題，也可以說是日常生活形態問題，甚至也可以說是一個日常美學問題。
日本的垃圾分類制度，背後是日本半個世紀的社會經濟進程。日本的垃圾分類制度也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過程，而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抽象問題。只有在日本的具體社會變化中，才能看到其具有特色的垃圾分類和環保活動的獨特性。
（作者系日本文化研究者，曾訪學於大阪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