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年前的笑話：中國知識分子勸英國向清朝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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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李鴻章致信總理衙門：

「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①

由此，李鴻章踏入了以「師夷長技」為目的的洋務活動之中。之後的近三十年里，他成了西方軍事技術的忠實信徒兼重要購買商。

當然，李的認知也在變化。譬如，他漸漸明白，僅靠購入先進武器是不夠的，還需要培養與之相適應的具備近代軍事技術與軍事理念的軍事人才：

「西洋水陸兵法及學堂造就人才之道，條理精嚴，迥非中土所及。」②

北洋海軍留洋管帶群體、天津水師學堂等等，都是這種認知進化後的產物。

圖：1879年，李鴻章與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合影

軍事之外，李鴻章還觀察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經濟現象。

比如，西方列強疆土狹小，但「歲入財賦，動以數萬萬計」，中國疆域遼闊，卻「積弱患貧」，財政上捉襟見肘。李鴻章對此深感困惑，想要找出原因。他早年認為，答案在於列強有「煤鐵二端」。稍後，他的看法有了進化，開始意識到商業的重要性：

「欲自強，必先裕餉源；欲裕餉源，莫如振商務。」③

基於這種認知，李鴻章決定扶植紳商購置機器創辦織布局，振興中國自己的工商業。在給朝廷的奏折里，他成了「民富才能國強」理念的支持者（不過，在搞「官督商辦」企業的過程中，他仍一再損害「商辦」者們的利益）：

「古今國勢，必先富而後能強，尤必富在民生，而國本乃可益固。」④

至晚在1870年代末，李鴻章已經拋棄了「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的舊觀念。郭嵩燾於1877年致函李氏，詳細介紹了西方的「議政」體制。李鴻章回信稱，自己對這些東西，其實已有頗多了解：

「西洋政教規模，弟雖未至其地，留心咨訪考究幾二十年，亦略聞其詳。」⑤

圖：郭嵩燾

但他同時也在信中感嘆，自己提倡的種種改革措施，包括開煤礦、修鐵路、設電線，添洋學等，均難以得到朝野的支持，收效甚微：

「其功效茫如捕風，而文人學士動以崇尚異端、光怪陸離見責，中國人心，真有萬不可解者矣。」

由「師夷長技」出發，李鴻章認知能達到這樣的水準，是一種水到渠成的結果——近代文明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李鴻章辦洋務，雖僅從引入軍事技術與先進武器入手，但軍事技術與先進武器，勢必關聯機器製造業等領域，這些領域又勢必關聯鐵路、開礦等事，上述種種又勢必需要革新教育制度，來提供人才支持；而欲革新教育制度，又關係到科舉興廢等根本性制度的改革。李鴻章搞了三十多年洋務，獲得上述認知，不是什麼奇事。

可惜的是，李鴻章無法讓實踐與認知同步。

1860年代設同文館培養翻譯人才，朝堂之上責難之聲四起，說什麼「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說什麼「（西學）疆臣行之則可，皇上行之則不可」……

稍後，李鴻章與曾國藩合作推動的「幼童留美」，也被迫於1881年中止，歸國的幼童，被朝廷視作「思想犯」，實施了嚴格的人身監控。⑥

鐵路建設的進展尤其艱難。李鴻章自1860年代開始提議籌劃，屢被朝廷以打壓舟車運輸、奪小民生計、便利敵軍深入國境等理由駁回，言官們給李扣了許多帽子：

「似為外國謀，非為我朝廷謀也。」

「無非肥己進身而置國家利益於不顧也。」

1860~1890年代，太多的知識分子還深陷在傳統的「治國平天下之術」中難以自拔。他們普遍懷有一種「文化優越感」與「制度優越感」，視洋務為不足道的奇技淫巧。1876年，郭嵩燾赴英擔任公使，經學家王闓運聞知後，寫信給郭，諄諄告誡他，去到英國後，要承擔起時代的責任，用中國的「聖道」規勸英國人走上正途：

「海島荒遠，自禹墨至後，更無一經術文儒照耀其地。其國俗，學者專己我慢，沾沾自喜，有精果之心，而並力於富強之事。誠得通人開其蔽誤，告以聖道，然後教之以入世之大法，與之論切己之先務，因其技巧，以課農桑，則炮無所施，船無所往，崇本抑末，商賈不行，老死不相往來，而天下大平。此誠不虛此一使，比之蘇武牧羊，介子刺主，可謂狂狷無所裁者矣。」⑦

大意是：英國這地方，乃是荒遠的海島，從來不曾接受過「經術文儒」的教育和熏陶。這個國家的風俗，學者們傲慢利己，沾沾自喜，做事精明果決，熱衷於追求富強。如果有「通人」能夠幫助他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傳授他們「聖道」，傳授他們「入世之大法」，讓他們拋棄商船，回歸農桑，走上「崇本抑末，商賈不行，老死不相往來」的太平盛世之道，那麼，你郭嵩燾就可以說是真的不虛此行，就可以與蘇武、傅介子這樣的古人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