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戰」到「五四」——梁啟超歐戰及外交思想變遷

撰文：朱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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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國肇建到五四爆發的近十年間，是中國內政外交最為複雜的十年，也是中國與歐美亞各國外交關係劇烈變化的十年。事實上，這後來所有的外交成果，都有賴於這十年的奠基。

這十年之間，北洋政府一直致力於各種外交的努力。從中日「二十一條」到「民四條約」到「巴黎和會」再到「太平洋國際會議」，中國政府一直在極力爭取外交主權。只是，當時民國肇建，國力衰微，中國並沒有太多外交上的自主權，故而導致有袁世凱時期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但即便如此，也還是取得了諸多外交權益。這在中國的外交史上，書寫了濃重的一筆。而這些，都為「五四」的爆發埋下了深刻的伏筆。其中尤為可說者，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一戰」）。沒有「一戰」的前奏，巴黎和會和「五四」都不可能得以發生。正如徐國琦所說，「沒有一戰，何來五四？」

不論是民眾，還是學界，對於「一戰」似乎都太陌生。

「一戰」爆發之際，人們對「一戰」的閱讀和印象，多來自於梁啟超的文字描述。梁啟超就像一個戰地記者，時刻將「一戰」的戰況從「前方」傳回「後方」。這其中，有一本經典著作，即《歐洲戰役史論》。說是史，其實不是史，因為當時歐戰剛剛爆發，它更像一個時局觀察。說是史，又不能不是史，因為，歐戰爆發，有其深刻的歷史及地緣政治原因。而梁啟超在這部書中，對歐戰爆發的歷史根源進行了縝密的觀察和研究。毫無疑問，這是第一部全景式觀察世界大戰的戰爭史經典之作。但是，如果僅僅將其當作歷史學著作來讀，則又非梁氏初衷。梁氏初衷，是要通過此書，造成中國國民思想的一大轉變，養成中國國民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

除了思想層面，最為要緊的，即是政治及外交上的舉措。面對歐戰，中國該如何做？是保持中立還是參戰？如果參戰，是參加協約國一方還是參加德國一方？這是梁啟超及當時的精英們必須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也是北洋政府要解決的問題。梁啟超認為，歐戰正是中國人觀察世界、改變世界觀並進而參與世界格局考量的一次契機。

這里，有必要仔細審視一下梁啟超的戰爭思想。

在大部分人看來，戰爭，無論如何都是一種罪惡，但在梁啟超看來，戰爭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世界發展局勢，而且從客觀上來說，有利於世界格局的重新調整。當大多數人都還在糾結戰爭是否正義之時，梁啟超卻注意到了此次歐戰將深刻改變世界格局乃至人們的思想。所以他認為，中國不能當旁觀者。即便是他一開始主張中國保持嚴守中立，也不等於就要當旁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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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戰役史論》成書於1914年12月，時正值「一戰」爆發。

此書一面世即引起巨大反響，被譽為「灌輸國民常識」的一部經典著作。1914年8月「一戰」爆發，梁啟超從一開始就十分關注歐戰局勢的發展，密切註視這場戰爭對中國的影響。戰爭剛剛爆發幾個月，梁啟超就著手撰寫這次戰爭的歷史，可見其目的非在寫史，而在於針砭時事。這部書梁啟超只花了十五天時間便告完結，如此急就章，只為急切地要為中國的國民帶來關於歐戰的啟蒙。這應當是中國人第一次如此系統地描述有關世界戰爭尤其是歐洲戰爭的著作。

梁啟超《歐洲戰役史論》手稿

戰爭甫一發生，梁啟超就敏銳地意識到，這場戰役之於歐洲乃至世界以及中國的重要性。在他看來，這不是歐洲之戰，而是世界之戰、人類之戰。「今之戰，殆全世界人類相互之戰也，與一域中國與國相互之戰既異，與一國中人與人相互之戰更異，則記載之義例，其亦安得不有以異於古所雲？……且吾之為此，非以希藏山之業。吾自托於遒鐸，為國人周知四國之助雲爾。」梁啟超對這場戰爭的定義是，它不同於一地域中國與國的相互之戰，也與一國中人與人的相互之戰不同，它不是內戰，也不是民族戰爭，也不是階級戰爭，也不是國與國之間的主權爭奪戰，而是超越階級、民族、地域、國別的相互之戰，它突出的是「相互性」或「交互性」。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戰役本是歐洲之戰，戰場也主要在歐洲，但梁啟超在此書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其乃「全世界人類相互之戰」，也即世界大戰。

何以梁啟超要稱此戰為世界大戰？得出此結論，並非易事。為此，梁啟超在書中對歐洲各國政治歷史地理外交局勢進行了全方位地研究和觀照。「一戰」的直接導火索，源於奧匈帝國皇儲在塞爾維亞被刺，遂引發奧塞之戰，由奧塞之戰又引發了俄德之戰，由俄德之戰又引發了英法之戰，等等。為何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之間會發生戰爭？梁啟超在開篇即用大量篇幅，論述了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獨特的地緣政治關係與錯綜複雜的民族與種族之紛爭，而這其中又涉及兩國之支援國德國與俄國，遂牽一發而動全身；進而，梁啟超又論述了俄國進取東方之動機及巴爾幹問題之由來，巴爾幹問題之起源與大斯拉夫主義及大日耳曼主義之緣起，而之所以產生大斯拉夫主義及大日耳曼主義，則由於巴爾幹問題，巴爾幹半島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歐洲列強的戰爭火藥桶，俄國與歐洲列強爭奪巴爾幹之戰爭，俄奧兩國利害之衝突，奧匈帝國存亡問題；緊接著，又論述了俄國與土耳其戰爭及柏林會議，之所以有此戰，乃由於柏林會議，之所以有柏林會議，乃由於俄國東方政策之第一次失敗，此又涉及英法普奧對俄之關係，以及一八六二年巴爾幹之內亂，一八七五—一八七六年巴爾幹之內亂，第二次俄土戰爭；接下來第八章則詳細研究了三國同盟與俄法同盟之緣由及近況；歐洲外交形勢之推移——三國協商與三國同盟對抗；三國同盟之離散——義大利中立；戰役之間接近因——摩洛哥問題、俄奧吞並坡赫二州、兩次巴爾幹戰爭之餘波；開戰機會之輳泊；俄奧德法宣戰與戰前外交；歐戰之結局與預測；戰局之前途；歐戰之於中國之影響；等等。凡此種種，梁啟超在書中皆有詳細論列，其考論之精詳，材料之完備，視野之宏大，布局之嚴密，其對戰役及涉及國家地域及外交關係之熟稔，超乎儕輩。

除《歐洲戰役史論》之外，梁啟超還在接下來的其他言論中繼續關注歐戰，如《歐戰蠡測》一文，即是對《歐洲戰役史論》的補充與延續，也是對歐戰戰局的進一步研究、觀察與蠡測。有意思的是，在《歐洲戰役史論》中，梁啟超經過對歐戰戰局的精細分析及嚴密論證，得出結論：德國必將戰勝，協約國必將戰敗。故此，他極力向當局建議，中國務必保持中立國，不可參戰，一旦參戰，則可能導致危局。而在《歐戰蠡測》一文中，梁啟超則詳述了「一戰」中參戰諸國（包含日本共十國）不得不卷入戰爭的內在根由，意在論證各國參戰的正義性，並以此鼓動中國積極備戰，鼓動中國人積極觀察這場戰爭。此時已是1915年，距「一戰」爆發已有近一年，此時的梁啟超，立場逐漸發生轉變，他開始考慮中國應當加入戰爭，而不應嚴守中立。再加上1914—1915年間中國與德國、日本有關山東青島問題等的摩擦衝突不斷，他認為中國參戰，時機已漸趨成熟。

1914年11月，日軍占領青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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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匈帝國皇儲遇難，只是「一戰」的一個導火索，而非根本原因。但何以能成導火索？奧皇儲遇難也許會引發戰爭，但何以能引發整個歐洲乃至世界的戰爭？這便需要從國家學和史學層面對整個歐洲國家的起源與遞變等進行長線考察。梁啟超認為，歐戰之所以能成為一個整體戰爭而非局部戰爭，乃源於歐洲國家已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在他看來，整個歐洲國家，在誕生的近百年中，由於力量薄弱，不得不相互結成一個整體，各種同盟、協商關係次第成立，「於是有所謂俄、德、奧同盟，德、奧、意同盟，俄法同盟，英日同盟；英俄協商，英法協商，英意協商，法意協商，日俄協商等。」此種同盟、協商關係，此消彼長，合縱連橫，日夕捭闔，以期確保一種勢力均衡。然另一方面，此種同盟與協商關係，「實又永為爭亂之因緣。」原因是，「蓋各有所以互相倚以為重者，則易以凌人，及至予人以不能受，則其所還相加遺者，亦必如其分……故禍一發而不復可收也。」在梁啟超看來，此種同盟與協商關係，一旦被打破，則各自不能獨立自主，而不得不倚賴他國，遂釀成戰爭禍端。事實證明，的確如此。自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後，歐洲國家間戰爭不斷。如俄土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英意戰爭、日俄戰爭、土耳其革命戰爭、中美南美諸國革命戰爭、巴爾幹諸國之相互戰爭、美墨戰爭等，此類戰爭，為兩國間領土爭奪戰爭或本國內部革命戰爭，尚未能波及歐洲全局，原因是彼此間各種同盟關係尚未建立，不至於牽一發而動全身。然同盟關係一旦確立，情況則有所不同。

那麼，何以會有全世界之戰爭？《歐洲戰役史論》導言中有一句話十分關鍵：「民族國家主義之發展與國民生計之劇競。」這是解開世界大戰爆發的關鍵鑰匙。戰爭的直接動因，固然是為了爭領土、爭地盤、爭資源、爭利益，但僅有這些，尚不足以誘發世界大戰，之所以誘發世界大戰，根本動因是歐洲諸國的迅速崛起，以及隨之而生的民族國家主義思想。欲解此問題，不得不理清梁啟超的國家主義思想。梁啟超集十數年之精力，思考國家主義思想之發端，目的當然不是基於純學理之思考，而是用以啟發國民之國家主義思想。

所謂國家主義，自然與「國家」之義緊密相關。國家者，非同於民族，然由民族所構成，民族者何，則由人民所構成。國家之具備，固由民族構成，然民族不等同於國家。民族先於國家。當民族積聚至一定程度時，則必有國家之強烈呼籲。而欲成國家，則需有領地權，領地權之獲得，則不得不由戰爭之爭取。

毫無疑問，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國家思想最主要的發起者和倡導者。早在1899年4月10日至10月25日，梁啟超在《清議報》的第十一期至第三十一期，即以《國家論》為題，陸續刊登了日本人吾妻兵治所翻譯的伯倫知理的《國家學》。然而，此時的梁啟超的主要興趣還在盧梭的民約論上，認為盧梭的學說才是中國的救時良藥。但是，由於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國家是建立在伯倫知理國家學說的基礎之上的，其政府的中央集權和權威主義傾向不能不給梁啟超留下深刻印象。這是構成梁啟超思想由民權主義轉向國家主義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梁啟超

1901年，梁啟超發表了《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這可能是梁啟超也是晚清思想界最早明確宣傳民族主義的文章。此文以「國家」命名卻在熱情地宣傳「民族主義」，認為講求民族主義是當時中國最迫切的事情，如謂：「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勿侵他族之自由」。此時的梁啟超，更主要是宣揚其大民族主義，並相繼提出了「中國之民族」「中國民族」「中華民族」等概念，但謂其國家主義思想作了很好地鋪墊。梁啟超的大民族主義，是容納了以漢族為主體、以多民族共同融合的民族觀，這與今天的中華民族格局基本相當。

1903年訪美歸來後，梁啟超系統接受了伯倫知理的國家學說。在革命排滿思潮風起後，梁啟超與革命派展開激烈論戰，他將革命派的漢民族主義稱為小民族主義，而將自己的合中國境內諸民族的民族主義稱為大民族主義。實際上，梁啟超這種大民族主義不過是由於西方民族主義理論本身的偏頗而採用的一種修辭，其實質是「國家主義」，這樣，梁啟超成功地做到了從民族主義到國家主義的過渡。

需要強調的是，梁啟超的國家主義不同於那種強調國家至上、個人隨時準備為國家犧牲的國家主義，他提倡的國家主義的特點是將國民資格、國民素質而不是民族同一性視為建立近代國家的基礎條件，所以說這是一種「國民國家主義」。他在1902年的《新民說》中就已經提出了培養國民能力這個重要命題。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中，他認為中國當時最大的問題在於有部民資格，而無國民資格。如果不具國民資格而強行共和，則人民將不得幸福而得亂亡，不得自由而得專制。

梁啟超以國家比作筆，人民則比作毫，以國家比作帛，人民則比作絲。「欲求良筆，務純其毫，欲求良帛，務均其絲。」「於是乎，謀國之士，其國中有數族者，則思所以同化之而維系之。其一族散在數國者，則思所以聯絡而吸集之，坐此而戰爭乃往往起於其間。」國與國戰爭的爆發，往往是由於爭領土與資源，但世界戰爭之爆發，則牽涉更大的民族與國家問題。如只是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戰爭，則不會擴大遷延，如涉及民族與國家之複雜問題，則戰爭往往由此及彼。此即是世界大戰爆發的總根源。

為了詮釋這一命題，梁啟超花費了大量筆墨，以義大利、德意志等帝國進行論證，「義大利、德意志在五十年前，皆民族之名詞，非國家之名詞，今意德之領土，彼時分隸奧法名義之下，可能為小侯，可能為郡縣，徒以民族國家之義鼓吹實行之結果，則既龐然為大國以立於天地矣。其他族之同一境遇者，安得而不聞風而起？此巴爾幹半島斯拉夫民族，所為日尋幹戈，為全歐戰禍之源也。」接下來這一段話更為關鍵：「以一民族組織一國家，茍其國家之容積與民族之容積適相吻合，而無復有一同族之民受治於他國，斯亦已耳。如其有之，則其外屬之族姓，恒思內向，而其族之宗邦，恒思外吸，此又自然之勢也。」此即為全世界民族國家主義發端之由，也是全世界民族國家不能不面臨的問題，尤以歐洲為劇。以「一戰」爆發為截止時間計，歐洲國家，皆為近百年來發端之薄弱民族，故尤思此種進取之心。於是，才有梁啟超所謂大日耳曼主義、大斯拉夫主義之發端，而這正是導致歐洲乃至世界戰禍之源。

在這里，梁啟超用國家思想詮釋了「一戰」爆發的總根源。梁啟超在《歐洲戰役史論》中，還預言全世界之禍源地有二：其一為遠東之中國，其二為近東之巴爾幹半島。唯有明乎「民族國家主義發展之情狀與國民生計劇競之大勢」，方能得出此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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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梁啟超在輿論上為中國參戰進行了很好的鋪墊，但事實上中國參戰一波三折。

1917年，是中國對德宣戰的關鍵一年。圍繞對德宣戰問題，北洋政府政爭劇烈。該年2月9日，北洋政府對德國的潛艇政策提出抗議；3月14日，宣布對德國斷絕外交關係；5月7日，北洋政府咨送對德宣戰案至眾議院；5月19日，眾議院議決緩議，各省督軍為宣戰憲法問題開軍事會議於北京，呈請大總統解散國會；5月20日，免國務總理段祺瑞職。

關於對德、奧絕交和宣戰問題，在野者，以梁啟超主張最力，當政者則為段祺瑞，而反對者則包括黎元洪及多數國會議員，在野者除康有為、孫中山、唐紹儀等通電反對外，國內輿論多不讚成參戰，故此梁啟超的參戰主張遭到了國內輿論的激烈抨擊。

對梁啟超宣戰言論抨擊最激烈的，要數以馬君武為代表的國會議員和立憲派骨幹伍憲子。1917年2月28日，馬君武等三百餘人發表反對絕交參戰通電，歷數參戰之種種不利：「中國實力全無，事事被動，既加入協約，強鄰必借題干涉內政，侵害國權，其禍一；中國財政困難，瀕於破產，既入戰團，種種需費，己債已多，更為他人負債，清償無期，其禍二；三次革命以後，元氣未復，土匪遍地，更遇對外戰爭，內地土匪乘機而興，全國糜爛，其禍三；西北回部與土耳其同種，中國既入協約，與土為敵，邊防空虛，其禍四；潛水艇封鎖以後，中立國船只皆不至英國，舉國驚惶，平和極近，中國此時加入協約國，戰後之賠償品，其禍五；即協約國戰勝，中國衰弱，無利可圖，徒自破均勢，任人處分，其禍六；中國今日急務，在整理內政，自圖生存，外戰既趨，法律無效，全國人心更無注意內政之暇，憲政破壞，無以立國，其禍七。總之，對德斷絕邦交，加入協約，無利可圖，而此後種種禍害，不可勝言，應請全國速電政府，合力阻止，以救危亡。」

馬君武

應當說，馬君武等此論非屬黨派之見，而是出於公心之論。只是馬君武仍然站在中國內政立場，未能審視國際局勢，故有此論。此論本非偏宕之論，而是國內民眾的一般輿論。須知，馬君武之言論非代表其一人之言論，而代表整個國會議員之言論，而整個國會之言論，又某種程度上代表國內民眾之一般言論。當時的大多數國民，對於「一戰」的認識與梁啟超最初的言論是基本一致的，即認為德國陸軍擁有強大的實力，在戰爭中必勝，這是有事實依據的。但出身德國陸軍的段祺瑞卻獨持相反意見，他認為德國必敗。此時的段祺瑞非常痛苦，因為他無法以既有的事實批駁國內民眾的一般輿論。所幸的是，梁啟超經過對「一戰」的深入研究，改變了自己前此認為德國必勝的觀點，轉而認為德國必敗。梁啟超立場的轉變，為段祺瑞提供了強有力的輿論支持。不過，梁啟超的言論一出，遂引發國內有關對德宣戰問題的軒然大波。

康門弟子均對梁氏言論表示激烈反對，其中尤以伍憲子為代表。伍憲子為梁啟超知交，也是康門中立憲黨後期的骨幹成員，但他對梁氏宣戰言論頗為不滿並竭力勸解：「自抗議起至今將兩月，弟始終不以兄所主張為然，但人各有見，不能強同，故弟亦不便反對之，惟今則國人反對之，兄二十年來之名譽今遂頓減。」「自戰則愈戰而愈亂，則引外兵以平亂而已矣，而中國遂從此已矣。兄數十年拳拳愛國之心，其結果則中國乃亡於兄手，兄縱不愛惜其名譽，獨不愛惜國家乎？」伍憲子此番勸解當然是出於好意，其以國民輿論作為勸解梁氏之依據，勸其幡然改轍，可謂苦口婆心，實是出於愛護梁氏之心，但梁氏仍不為所動，足見其立場之堅決。

有關宣戰主張及詳細經過，除梁啟超的《外交方針質言》及《餘與此次對德外交之關係及其主張》外，1917年2月13日的上海《申報》刊載了記者採訪的梁啟超對德外交主張：「此次德國布告之潛航艇作戰新計劃，實屬違背公法，蹂躪人道，危害中立國人民生命財產，中國亦中立國之一，烏能隱忍，任其施行。我駐德公使既接德政府通告，我政府若置不問，即同默認，既必須通牒，則除抗議外，更有何話可說，故政府抗議之舉，鄙人認為極正當之辦法……至協約國方面，想必樂睹吾國之加入，吾國政府隨時勢之推移，自不能不先求接洽，就中於日本者，誼屬同洲利害關亦較密切，尤應開誠布公，與之協商，此則今日吾國應取之根本方針，萬變不離其宗旨者。」梁啟超的主張是，對德態度要強硬，但此次只是提出抗議，抗議目的不是為了絕交，而是為了兩國友誼，如果德國不理會，則再宣戰不遲。此外，梁啟超認為對於鄰國日本，尤其應做好協商事宜。

有關這一時期的對德外交問題，北洋政府頻頻邀請賦閒在津的梁啟超參加會議，同年2月28日《申報》報導梁啟超參加外交會議事：「昨晚開外交臨時特議，元首出席，馮副座（馮國璋）、段總理、徐東海（徐世昌）、王聘卿（王寵惠）、蔭午樓（蔭昌）六人，結果對德方針完全決定，未實施前仍取嚴慎主義。」可見此時的對德方針仍為比較審慎的保守主義取向，盡管梁啟超主張宣戰，但他也主張不到萬不得已，不宜宣戰，也就是說，宣戰是一個具體時機問題。

是時，段祺瑞命陸征祥以總理代表的名義與協約國駐京使節商談中國參戰後的權利與義務問題，梁啟超也以在野身份與各國使節時有接觸。3月2日，梁啟超致書段祺瑞，陳述其與美國駐京使節晤談情形：「談頗久，其意總以不加入為善。謂加入後，美國所欲讚助我者，反不便容喘。惟又稱總須速行絕交，否則不能取得國際上地位雲。我與言，現在尚未提商何等條件，若至萬不得已需加入時，其權利條件有與各國聯帶關係者，擬先請美國讚同，然後與協約國談判，望美力為讚助。」可見，美國與梁啟超立場基本一致，支持中國對德絕交，但是否參戰尚需據具體情況予以考量。能否獲得美國支持，是中國參戰能否獲得權利的主要決定者，所以梁啟超要以在野身份與美國斡旋，極力爭取作為參戰國之後所應獲的權利。

段祺瑞

段祺瑞與黎元洪的關係在這一段時間幾經波折，先是因參戰問題決裂，後又修復，修復後，段由天津重返內閣，梁啟超則趁此機會，連續致書獻計：「公既歸，京外人皆知外交方針從此決定實行。德國希望既絕，恐其遂鋌而走險。鄙意謂宜即日將德、奧商船捕獲，免其爆鎖黃浦，此目前最要之著。此著既辦，即同時宣布絕交，絕交後，徐議條件最為穩便。」

3月8日，梁啟超又致書段祺瑞，對段政府當時迫切要解決的問題提出意見。梁啟超提出了幾點意見：一是外交總長問題；二是內閣改組問題，此時宜暫時擱置；三是確定4月8日為下次會期；四是「內閣既不能急速改組，則此次因外交牽連之事，關係極重，若因應失當，則滿盤皆輸。」五是借機向段政府推薦弟子張君勱，張君勱為法學人才，留學德、日、英前後十餘年，研究國際公法及財政經濟，為戰時不可多得的人才；六是新國會選舉此時必須籌備。有關對德絕交方面，梁啟超表示，絕交（德國）與加入（協約國），分兩步辦……「一面即宣告絕交，俟條件商妥，再行加入，此中稍留伸縮餘地，則對內對美皆易就范，我公日前主張如此，似是不易辦法，請更與潤田熟商之。」

關於對德絕交之後，收回德租界之事，梁啟超也有擘畫：「德租界采莫理循建議暫設委員會，由友邦推員公共管理，我亦加入似最合宜；海關所用德人自當停職，宜與各邦商，將大陸人久在海關著有勞績者擢補一部分；可否由外交部與兩院外交委員長分別有所接洽；今當最緊要關頭，公與東海（徐世昌）似宜多會晤，老成人閱歷深，見地必常有高出吾輩也；等等」。

在梁派人物中，協助梁啟超為參戰事宜奔走最力者為其弟子張君勱，梁是時亦推薦張君勱入閣輔佐段祺瑞，故有關內閣宣戰諸事宜，張君勱出力甚多。關於宣戰如何對外發布問題，張君勱曾就商於梁：「宣戰布告望先生屬稿寄下，其中僅指潛艇，抑就中、德國交十餘年歷史立論，亟應斟酌。末後以戰爭狀態已存在為結束，但以何種事項為戰爭狀態，又苦於無可借口，除兩月來華人死者外，是否可以拘留顏使（顏惠慶）為口實，亦請先生酌之。軍事會議除讚成政府方針外，有合全體督軍督促之意。」

盡管幾經奔走，國內各方讚成參戰者日多，但各有目的，尤其是以參戰為借口，以倒閣為目的者甚多。「日來國會形勢甚惡，有以倒閣為目的者，有以無條件交換而反對者，有始終懷疑者，分派既雜，言論極不一致。」就張君勱所言來看，國會隨時可能被解散。「絕對反對者，持此說以倒閣，條件反對者持此為交換之資」，此中代表人物為章士釗及政學會人士。但段祺瑞態度堅決，「謂總理可辭，條件不能換。」「最近政學會稍稍讓步，謂不必在宣戰前改組，但得總理一言為保證，已可同意於宣戰案。」也即是說，國會同意宣戰案的前提是段祺瑞去總理職。段辭任總理已成不得已之事，內閣改組已勢成必然。但此時段既不同意辭職，也不同意內閣改組，國會與內閣遂勢成水火。為使宣戰案獲得參眾兩院順利通過，張君勱等力勸段祺瑞「萬一不通過，當先之以辭職，然後及於根本解決。此為獨一無二之法門，不容再有第二路」。

然而，段祺瑞在這件事上並未及時采納梁啟超及張君勱意見，一意孤行，他秘授陸軍部，採取非常措施，組織公民及軍隊包圍總統府及國會，脅迫總統及國會讚同參戰案，其具體步驟是，「先國會，次總統衛隊，又次軟禁總統，再次去之而後已。」但由於事機不密，段陷於被動，遂「不得不以平和方法為調停，發命令嚴懲首禍之人。」而此時反對派則更提出內閣調整之議，主張建立國防內閣。

1917年四五月間，憲法和宣戰問題正處緊張之際，黎、段之間矛盾升級，內閣與國會間更勢若冰炭，故當時一方面有解散國會之風潮，另一方面亦有倒閣之運動。梁啟超為國家大局計，頗多折沖斡旋於其間。梁啟超之斡旋主張，在其《政局藥言》一文中，尤其對國會反對參戰之主張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國會自身為保持意思之一貫起見，在今日已完全不能不立於同意之地位，蓋既已同意絕交於前，既已絕交，則時時為交戰狀態，今若反對宣戰，則前此之同意絕交，可謂毫無所取義。」「國會自身表示其意思之前後矛盾，非所以自保威信之道也。」有關宣戰後內閣是否應該改造及如何改造，梁啟超認為「此別一問題，萬不容並為一談。若借此事為倒閣手段，無論其以國家對外事件為兒戲，於良心上有所不安也，而於國會自身乃更不利。」不過，梁啟超雖然主張偏於內閣一邊，但他亦盡量不生偏袒之心：「吾之所希望於兩造者如此，而此希望不能不先求諸國會，蓋國會對政府不生問題，政府對國會當然不生問題。萬一不幸，而此第一希望不得達，國會對政府已生問題，然政府對國會仍宜勿生問題，此吾之第二希望也。」

1917年8月15日，北洋政府發布由梁啟超起草的宣戰布告，中國對德、奧宣戰，這意味著中國正式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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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中國順利參加「一戰」，梁啟超在協助段祺瑞粉碎張勛復辟陰謀之後，再度入閣，與段攜手，擔任段祺瑞內閣的財政總長，目的是要借此機會，重整財政，為中國參加「一戰」鋪路。

遺憾的是，梁啟超在財政總長的位置上只坐了四個多月。但在這短短的時間里，他協助段祺瑞政府，進行與日本的借款合作。他一面主導段政府與日本簽訂「西原大借款」，一面著手整頓幣制，改革多年以來積累下來的財政之弊，推行銀本位制度，建立中國銀行，等等，一時之間，北洋政府的財政狀況得以扭轉。但是，由於梁啟超協助段祺瑞與日本進行借款合作，使得其飽受朝野詬病。很多人認為梁啟超多年積累下來的名聲，從此跌到了谷底，甚至比與袁世凱合作時的名聲還要低，再加上他一意孤行，執意推動中國參戰，在很多人看來，梁氏此舉是要將中國拖下敗亡的深淵，而目的只是為了討好段祺瑞的武力統一中國。梁氏的許多朋友、門生、同僚都極力勸阻，但他沒有采納他們的意見，而是一如既往。當然，他的計劃也很快遭到了失敗。四個月之後，連同段祺瑞內閣一同倒台。

促成「西原大借款」的日方代表西原龜三

盡管在參戰問題上，梁啟超是始作俑者，但在參戰問題上，梁啟超又表示出了自己謹慎的意見，認為應謹慎參戰，並對外界宣稱，自己只是讚同參戰，不是主動參戰，他不願將自己塑造為參戰的始作俑者，不想攬功，「吾為讚成派，故不敢掠人美也。」梁啟超承認自己是讚成派，但不承認自己是主動派。這並非是推卸責任，而是一種謙遜之德。「吾未蒙咨詢以前，所主張已與政府相同，及晤談後，詢悉交涉經過情形，其讚成自無待言，然吾當時猶主張稍緩發表，其理由有二：一則謂茍最後非有宣戰之決心，則抗議毋寧勿發。二則謂發抗議以前，有三方面當先行接洽。其一協約國方面，其二國會方面，其三各省長官方面。」可見，在參戰問題上，梁啟超是積極的鼓動者和支持者，但是，他認為決定參戰之前需要有一個合理合法的程序，以確保萬無一失，也即是做到讓各方面接受。段祺瑞政府正是由於未能做到上述，甚至繞開總統府和外交部，才引發了朝野上下的輿論攻擊，並導致段內閣下台，以至於連梁啟超也受到牽連。

事實上，在提出中國應當參戰的問題之後，梁啟超就已經做好了接受輿論攻擊的心理準備。他甚至宣稱：「將來茲事如誤國也，餘不敢辭罪，茍其利國，吾不敢貪功。」在此之後，他又針對國人的質疑和攻擊，再度回應：「鄙人雖嘗蒙當局之咨詢有所獻替，若雲主動則論者究置當局於何地，且與事實相去抑甚遠矣。」 不承認自己是主動論者。

事實上，關於是否參戰，梁啟超的態度發生過前後截然相反的轉變。在撰寫《歐洲戰役史論》一書時，梁啟超是不主張中國參戰的，他認為中國應當保持中立。他在書中預言，從戰略及戰術角度言，德國的潛艇戰歐洲無與倫比，故德國必將獲勝，協約國必將戰敗，若德國獲勝，則中國無論是站在德國還是站在協約國一方，都將遭受權益損失。站在德國一方，則中國必將面臨山東青島膠州灣問題，中國不但不能收回膠州灣，而且還更加受制於德國；若站在協約國一方，則將一同敗亡。故而此時他建議中國應保持嚴守中立，竭力維持現在格局，雖不好，但亦不壞。然而，由於戰爭形勢急劇變化，戰場瞬息萬變，隨著時間的推進，到了1917年，德國在歐洲戰場已漸露敗相，故梁啟超迅速轉變觀念，他預言，德國戰敗已成必然，中國應抓住有利時機，對德宣戰。

時局發展及外交關係的複雜微妙與變化多端，一度改變著梁啟超的主張。在是否參戰問題上，絕不可能一錘定音。即使是梁啟超本人，也是到了1917年2月9日下午六點之時，其參戰立場才發生了決定性的改變。在此之前，「餘為取慎重主義之一人」，當2月9日下午六點以後，「餘為取急進主義之一人」。何以會在這個時間節點發生重大變化？這其實並非是一個參戰與否的根本問題，而是一個對德絕交及對德宣戰的具體時間節點的問題。這個問題非常關鍵。原因是，中國對德宣戰必要有一個理由，對德宣戰之前必先發聲明對德絕交，但也要有一個合法理由。這其中美國的行動十分關鍵。1917年，美國宣布與德國絕交。梁啟超遂認為，美德絕交勢必波及大陸，「遂致書當局，勸其研究預備，復托眾議院副議長陳敬民謁段總理面述此意。」然而，正當梁啟超欲致書國務院之時，美國駐華公使已以公文及口說敦勸中國政府與美一致行動，此時當局派人到天津梁宅詢其意見，梁方草一長書，書尚未發，當局旋以電話敦促入京面議，而梁啟超到京時，國務院已召開六次國務會議，並有議決結果。此時府院意見一致，立即發抗議書。但此時，梁啟超又表示出了前所未有的謹慎。梁啟超讚成發表對德抗議，但需要一個合理的時間節點問題，他不讚成此時匆匆發表，這涉及一個政府決心和程序問題。「不抗議則已，既抗議則勢必絕交，既絕交則勢必宣戰」，「茍無宣戰之覺悟，則毋寧勿抗議也」，在他看來這是一個「事前程序問題」。那麼梁啟超所主張的發抗議時間究竟是何時呢？梁說「吾三人（指當時面商的梁啟超、汪大燮、段祺瑞）當時所商榷，極欲將抗議稍擱數日，待討論已決定，預備確已周全，然後發出。」但是，此前的商議已無效，當梁啟超趕到國務會議時，外交總長及參事已決定將抗議書發出，無可更改。

但是，事情至此並未結束。

抗議發出後，未料國中此前讚成抗議宣戰之人，忽然又主張嚴守中立。原因是，怕德國追究責任。對於此種言論，梁啟超批駁說：「既欲嚴守中立，何故畫諾？」既然抗議已經發出，就已經表明中國與德國已然決裂，再反悔已然無濟於事。抗議本無錯，只是一個時間節點問題，既然走錯的第一步已無法回收，就必須堅持走第二步。

此時，已是1917年尾聲。離一戰結束只剩一年。就在這時，北洋政府毅然作出參戰決策。具體做法是，由梁士詒主導，派出14萬華工奔赴歐洲戰場，為歐戰軍人服務，算是趕上了一戰的末班車。然而此時，梁啟超已經退出政壇，但他不惜以在野身份，不斷干預內政外交，給北洋政府施加輿論壓力，鼎力協助北洋政府參戰，並為北洋政府派出華工鼓與呼。

一戰中的華工

6

從某種程度上說，不論是推動中國參加「一戰」，還是發起五四運動，均為梁啟超國家主義思想誘發之結果。五四爆發的總根源，與「一戰」爆發的總根源，具有某種內在的一致性，都是國家主義的誘發。五四的直接導火索，是巴黎和會山東青島問題的失敗，導致國內爆發學生運動，目的就是為了阻止和會代表團在協約上簽字。當然，爆發學生運動，也是為拒絕簽字提供種種正當理由。問題的關鍵是，何以會有巴黎和會？中國何以會有資格參加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何以會有資格在巴黎和會上申訴山東青島問題？事實上，這一系列皆為「一戰」所致。巴黎和會的參與國，實質上即為參與「一戰」的協約國。巴黎和會，即為戰勝國討論重新劃分歐洲格局乃至世界格局的一次國際性會議。這是「一戰」所給予的勝利果實。其中最為緊要者，即為德國租借地山東青島膠州灣問題。按照戰時條約，德國此前租借的中國山東青島膠州灣，應當歸還同為參戰的戰勝國中國。也就是說，中國收回青島應為題中應有之意。可是，事情並不那麼簡單。因為，這其中還涉及日本。

日本作為參戰國，也參與了對德作戰。日本又與英國結成英日同盟，英國與美國也是盟國，而參戰國中，實力最強大的是美國，故英、日都不得不唯美國馬首是瞻。而美國是率先承認中華民國作為主權國的國家。所以，中國也不得不對美國言聽計從。此次巴黎和會，即是由美國主導。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奉行「利益均沾」，故勢必要借巴黎和會分一杯羹。日本對中國山東青島的覬覦由來已久。青島膠州灣，一度成為日、德在中國勢力範圍劃分的爭奪地。

在此前的對華戰爭中，1897年11月14日，德皇威廉二世下令德國兵艦占領膠州灣。從此，膠州灣開始了長達20餘年的德國占領，德國成為青島膠州灣的權益擁有者。但除了德國，日本也一直覬覦膠州灣。日本對此前侵占的中國遼東半島、台灣、澎湖列島並不滿足，而對青島良港的優越條件早有覬覦。在青島被德國占領時期，日本當局為了及時掌握青島和山東的近況，時常派遣特務化裝成中國人，潛伏於膠濟鐵路。中國與德國、日本均簽訂了相關條約。按照列強之間的條約協議，德國一旦失去對中國山東的權益，則將交由日本。日本對青島的覬覦比德國還早，只是由於一直將精力放在了朝鮮半島及遼東半島上，無暇顧及青島。但德國強租膠州灣，對日本形成強烈的刺激，迫使其不得不加緊爭奪膠州灣的步伐。1913 年「一戰」爆發前，日本突然對青島表示出了超乎尋常的關注與興趣，頻頻派軍政要員到青島活動，伺機取代德國對青島的「租借」。1914年「一戰」爆發，主要地點在歐洲。故歐洲各國將主要兵力都收縮在了歐洲戰場，德國尤其如此。由於無暇東顧，德國只能向中國政府表示，願意將青島歸還中國，但要求中國政府給予德國建設青島的資金賠償，並要求中國為德國重新選擇一個適宜的港口。袁世凱政府為此與德國進行了秘密磋商，但日本得知消息後，向北洋政府發出警告，指責中國這是破壞中國的中立立場，站到了德國一邊。在大戰爆發半個月後的1914年8月15日，日本以「維護遠東和平」為名義，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德國立即從日本海面和中國海面撤走德國裝甲艦和全部軍艦，不能撤走者，立即解除武裝，9月15日以前無條件或無補償地把德國所租借的膠州灣地區移交日本，這一地區將來再歸還中國。但日本的這一請求沒有得到答復，於是日本向德國宣戰。但與此同時，德國駐華代辦馬爾代表德政府向袁世凱政府建議，把膠州灣租借地立即無條件歸還中國。袁世凱政府不敢表示同意，卻建議美國政府從德國手中接受膠州灣，以便隨後歸還中國。然而，袁世凱企圖利用日美矛盾的計劃落空，美國不願意干預，擔心牽連其中。於是，便有了日本的恣意妄為。日德的青島之戰已經事實上證明，日本已取代德國，成為控制青島的第二個國家。

只是，這種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導致中國利益受損，青島遲遲不能歸還中國。青島問題遲遲不能解決，導致國內群情激憤。作為愛國領袖的梁啟超，自然也不能不關注。從1914-1919年的這數年之間，梁啟超頻發輿論，指責日本政府對中國尤其是山東青島的勃勃野心。

但是，梁啟超對待日本的態度是極為複雜多變的。日本之強租膠州灣，從另一個層面來說，並非是事出無因。這緣於日本與袁世凱長期以來的敵視關係。盡管日本政府與袁世凱簽訂了有損中國權益的「二十一條」，但這「二十一條」內容，袁世凱政府已經是作了最大限度的爭取和抗爭，才盡量將損失減少到最小。既然袁世凱如此仇日，為什麼又會簽訂這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原因是袁世凱極欲復辟帝制當皇帝。袁世凱復辟帝制，首先必須獲得日本的支持，沒有日本政府的支持，袁世凱當皇帝只能成為黃粱一夢。故為了討好日本政府，袁世凱不得不作出妥協讓步。段祺瑞與袁世凱不同，段祺瑞反對袁世凱復辟，但段祺瑞與日本政府異常親密，段祺瑞為了武力統一中國，不得不與日本政府磋商，向日本大借款，而且，段祺瑞政府由於一直積極準備中國參戰，但日本政府卻反對中國參戰，理由是中國作為中立國，一旦對德宣戰，則勢必會打破勢力均衡原則，影響日本的在華利益，再加上日本本身也已對德宣戰。這樣，中國與日本之間，也因參戰問題矛盾重重。為了修好這一矛盾，讓日本支持中國參戰，段祺瑞政府也不得不作出妥協，於1918年向日本大借款，日本幫助中國組建一支赴歐參戰軍隊，同年9月，北洋政府與日本達成借款換文，作為交換條件，其中在山東問題上，主要內容是：

1.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

2.關於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3.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對於上述日本的提議，段祺瑞政府表示同意，由此成為日本在巴黎和會上強占中國山東青島的借口。北洋政府已經將山東的大量權益交給了日本，想全部收回，日本當然不會答應。當時的實際情形是，無論是仇日的袁世凱政府，還是親日的段祺瑞政府，都處處受制於日本政府，並不得不在山東青島問題上予以妥協。對於袁世凱政府而言，相比於山東青島問題，復辟問題當然更為重要；對於段祺瑞政府而言，武力統一中國，中國參加「一戰」，當然比青島問題更為重要。就戰後的戰勝國狀況來說，相比於中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日本在「一戰」中出力甚多，故從其本國立場出發，日本在巴黎和會上漫天要價也在情理之中。而相比之下，中國只是派出了14萬華工協助英法軍隊參戰，中國對於一戰起的仍然是輔助性作用，故此缺乏強有力的話語權，但也很快就在1922年的太平洋國際會議上得以從日本手中收回青島。但即便如此，中國作為戰勝國，還是取得了諸多國際性權益，只是青島的歷史問題過於複雜，才未能得以徹底解決。基於上述複雜的內情，巴黎和會青島的歸還問題才成為懸案。

因此，沒有巴黎和會的奠基，也就不可能有太平洋國際會議的收回青島主權，而沒有「一戰」，就不可能有巴黎和會中國的參會，也就不可能會有「五四」，而沒有梁啟超的主導，沒有段祺瑞政府的強有力的推動，也就不可能會有中國加入「一戰」。

7

為巴黎和會埋下禍根的，最嚴重者無疑要數袁世凱政府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一直以來，史學界均將袁世凱作為與「二十一條」有關的賣國者。但事實並非完全如此。

袁世凱

袁世凱與日本交惡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因此在其掌權後就竭力抵制日本，日本也對袁氏頗多不滿。袁氏在外交上一直依賴歐美抵制日本，但由於「一戰」爆發，歐美各國成為歐戰主戰場，無暇東顧，故此，日本加緊了企圖全面控制中國的計劃。1914年9月，日本借英日同盟之名，向德國宣戰，出兵占領青島及膠濟鐵路，同時，日本內閣決定，在歐戰結束前，青島及山東戰區一律實行軍事管制，各級官吏由日本委派，山東省路礦由日本監督，海關由日本管理。之後，中國就日本撤出山東問題與日本展開外交談判，但日本非但沒有撤出之意，反而希望利用戰爭的有利機會，向中國提出更多要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違背外交慣例，越過外交部，直接向袁世凱遞交「二十一條」密約，旨在將中國變為日本的附庸國。

「二十一條」的第一條即是有關山東問題，內容是「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國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德國關於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對中國政府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概行承認。」也即是說，凡此前德國享有在中國山東的一切權利，皆悉歸日本所享有。第二條為，「中國政府允諾，凡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與別國。」此條比第一條更進一步，第一條是涉及德國在山東權益的，悉歸日本，此條則是山東省內任何名目的權益，皆歸日本所有。此條款項，無論如何袁世凱政府都難以接受。

眾所周知，「二十一條」是日本企圖全面控制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但袁世凱政府並非聽之任之。袁世凱政府在談判中，採取了許多策略，一是故意拖延談判時間，避重就輕，二是故意將「二十一條」內容泄密給歐美諸國，為此，袁世凱採取了「以夷制夷」的方略。於是，新任外交總長陸征祥甫一上任，即走訪沙俄駐華公使，將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信息故意泄露給俄國。袁世凱還通過專辦秘密外交的蔡廷幹，將其透露給西方記者，又通過他們將條約有關內容披露給《泰晤士報》和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袁的英文秘書顧維鈞則「每天在外交部開完會後，如不是當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見美國公使芮恩施和英國公使朱爾典」。由於消息泄密，西方各國紛紛對日本提出質詢，並對日被迫向各國提供的「二十一條」刪減本提出質疑，使日本陷於被動，並不得不承認「二十一條」第五號條款的存在。此外，有關「二十一條」，美國反響十分強烈。即便在日本已迫使中國簽訂條約之後，美國仍向北洋政府和日本政府連致兩電，其一稱：「凡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業經議定可能將來仍須議定之合同，並所允認各節，美國政府對於該合同與所允各節內所有損害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按約所有權利之處，並損害中國國政主權、領土權、或各國與中國邦交上名稱所謂門戶開放主義，一概不能承認。」美國之態度，對於日本獨占中國的囂張氣焰，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打擊。此外，袁世凱也派其日本顧問有賀長雄，前去東京，與日本元老院私下活動，利用日本元老派與大隈重信內閣在侵華手法上的某些意見分歧，試圖在外交談判中討價還價。此外，狡猾的袁世凱，還利用中國國內的輿論力量，竭力披露或抨擊日本的醜惡行徑，而梁啟超此間有關日本的言論就是這時發出的。

從實際效果來看，在袁世凱後來與日本簽訂的《中日新約》中，日本不得不降低了要求，把危害中國最大的條款刪除，與日本一開始提出的「二十一條」內容有了很大區別。

盡管「二十一條」內容經過中國的極力爭取與周旋，得到了很大的緩解，但仍然有相當一部分涉及侵害中國權益的條款未能廢除，尤其是有關山東問題。該條約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山東省不得讓與或租借給他國，這在客觀上為後來段祺瑞政府及巴黎和會埋下了禍根。

8

關於巴黎和會中青島問題的爭論，丁中江的《北洋軍閥史話》有詳細記載。

在巴黎和會上，美國總統威爾遜提議把所有德屬殖民地及東土耳其占領地一律歸國際共同管理，但英、法、意、日四國反對，經過一星期的折衷討論，最後決定用委任統治制，由國際聯盟組織按各殖民地文化程度及統治時間的久暫，並按各殖民地的需要，委任適當國家代為統治。「這等於是五強瓜分德屬殖民地。」只剩下一個青島需要討論，「因為青島是德國向中國租借地，嚴格來說，並非德國的真正屬地，所以五強最高會議討論青島問題時，法國外交部通知中國代表團出席，中國由顧維鈞、王正廷出席。」日本代表團當時提出日本政府的要求書一件，內容如下：

日本政府以為膠州灣租借地及鐵路，並德人在山東所有其他一切權利，德國應無條件讓予日本。蓋自歐戰開始……日本為極東和平起見，根據一九一一年日英同盟條約，致最後通牒於德國，要求交出膠州灣，以便將來歸還中國，德國不依限答復，日本乃與英國出軍占領膠州灣、及膠濟鐵路……日本為削除德國此種勢力，犧牲不少，不能任德國勢力恢復活，故日本對德要求，實正當而且公平雲雲。

從日本本國利益及國際權益角度而言，日本的要求其實並無過分。但是從中國本國權益角度而言，這無疑損害了中國權益，中國代表團無論如何不能答應。

但根據丁中江的記載，當時中國代表對青島問題，並未準備說明書，因此當日本代表提出侵占青島的要求時，中國代表「大感狼狽」，顧維鈞乃起立發表聲明說：青島問題對中國關係極為重大，希望本會議給中國代表團一個時間，以便提出具體的意見再行討論。會議同意代表於次日提出詳細意見再行討論。

那麼，中國代表團的意見是什麼呢？

丁中江的《北洋軍閥史話》對於巴黎和會的實況有詳細記載：

……可概括為甲乙丙丁四項：甲項述德國租借權暨其他關於山東省權利之緣起及範圍，乙項述日本在山東軍事占領之緣起及範圍，丙項說明中國要求歸還膠澳之理由：一為膠州租借地素為中國領土中不可分拆之一部分，二為膠州租借地為山東省之一部分，三，以歷史言之，山東為中國孔孟兩聖所誕生，實中國文化發源之地，四山東人們稠密，故經濟競爭，頗為劇烈……其不能容納他國羨餘人們，亦已明甚，此地而創立他國特殊勢力範圍，或特別利益關係，則除居民橫被削腹外，無他結果也。五，山東一省，備具中國北部經濟集權之要則。六，以形勢言之，膠澳為中國北部門戶之一。七，就各方面觀察，膠州租借地以及附屬權利問題，其解決之法，不能有二。丁項說明膠州灣必須直接歸還中國之理由。歸還之法有二：一由德國直接歸還，一由日本間接歸還。而中國政府，願取直接歸還。中國之請求直接歸還，非不知日本將德人驅逐時所受之犧牲，與其生命財產之損失……然感激雖深，中國之領土不能因他國之戰爭而受影響也。中國政府非不知日本四年以來，對於此項租借地及鐵路等權利，處於軍事上占領者之地位。然徒因戰事之占領，不能遂為獲得土地及產業之主權也；等等。

丁中江的記載均有中日雙方公文為證，是比較可靠的，且可與顧維鈞的回憶錄相印證。與此可見，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是經過了極力爭取的。中國代表團所持之意見不可謂不充分，義正辭嚴。但問題是，這只是中方的理由。日方亦有其種種理由。此不多贅。而且，中國在戰勝國上仍處弱勢地位，缺乏強有力的話語權。巴黎和會的話語權，主要把控在美日英法意等國手中，而在青島問題上，誰都不願擔責，故日本一旦強硬，則其他諸國不能不屈就於日，而青島問題遂擱置。

應該說，在青島問題上，中國固然徹底失敗。但是，中國也輸得理直氣壯，可歌可泣。既然日本不答應歸還中國，那麼中國代表就有理由拒絕簽字。但是，真正要拒絕簽字，還需很好的理由作支撐。正在中國代表和中國政府進退兩難之際，梁啟超的一封電報來了。

梁啟超與聞巴黎和會青島問題失敗，第一時間即向國內的國民外交協會領袖林長民、汪大燮發回電報，報告青島問題外交失敗，請告知政府，並設法發起拒絕簽字的民意運動。而且，梁的電報一封接一封，林、汪等人為代表的國民外交協會第一時間報告總統徐世昌，徐世昌與汪、林等人商議，授意代表團拒絕簽字，汪、林二人並將梁啟超電報在《晨報》公諸於眾，遂引爆了五四學生運動。

（作者為近代史學者，《中國書法》雜誌社社長助理兼現代編輯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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