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懾東南：明朝中期的葉宗留-鄧茂七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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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區話題丨你怎麼看明朝對於各地經濟結構的破壞？

震懾東南：明朝中期的葉宗留-鄧茂七起義歷史第1張

15世紀40年代，一直被認為是明朝無力應付各類外患的開始。除了發生在北方邊界的土木堡慘敗，還有多次耗費巨大的西南麓川之役。但在明朝內部，各種暗流也在爭相湧動。尤其是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南，人們皆因朱家天子的暴虐而陷入饑饉。

因此，發生在浙江、福建與江西三省的葉宗留-鄧茂七起義，就是體現明朝統治藝術的一個巨大窗口。

貨幣制度與壓榨理念

明朝大部分問題都可以從朱元璋說起

起始於1444年的葉宗留-鄧茂七起義，實際上源於明朝時期的特殊貨幣制度。自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大明朝後，就對原本已相對活躍的經濟狀態抱有敵意。為了加強本王朝對地方的控制，想盡各種辦法壓榨民間經濟。例如將已經成為世界硬通貨達2000年時間的白銀，宣布為非法貨幣，並禁止在任何民間交易中加以使用。

盡管很多後世學者得出結論，古代東亞長期存在貴金屬匱乏問題。但至少到宋元之際，白銀在流通領域的重要性已不可替代。北宋時就為和契丹人的遼國貿易，發行了基於銅錢造型的銀幣。等到大量外番商人東來的蒙元，白銀更是在民間成為重要的支付手段。至於夾在兩朝之間的南宋，也出於各種原因而加大對白銀的開采力度。尤其是在距都城臨安不遠的浙江東南部山區，銀礦數量大大增加，並被後來的明朝所直接繼承。

直到今天南方依然存在大量的可開采銀礦

立國之初，朱元璋就已經將白銀從明朝官方貨幣體系中剔除。但這並不意味著朝廷不需要銀兩來進行對外貿易和對內賞賜。加上元末的大瘟疫和長期戰亂破壞，使得民間經濟相對凋敝，所以對采礦業就沒有進行集中打壓。當時的南京朝廷不僅默許私人開礦，甚至視為自己吸納白銀的主要手段。此外，由於朱皇帝斷絕了東南沿海地區的民間貿易，讓府庫的貴金屬收入急劇下降，就更需要借助民力來挖掘財富。

這樣短暫的和諧，很快就因為朱棣的篡權上位而被終結。在鄭和不斷率船隊下西洋之際，明成祖又加大了對民間貿易的打壓。由於大量發行無準備金的紙幣，明朝的貨幣系統很快就因惡性通脹而瀕臨崩潰。為了杜絕民間自發以任何貴金屬進行交易，朱棣下令將銀礦全部收歸官府所有。雖然在表面上留下部分民戶礦主，但其實全都由關係戶擔當。任何人如果敢私自采礦，不僅自己會被判處死刑，家人也將按律遭到流放。

朱元璋時代出現的無準備金紙鈔

此外，由於經濟活力遭到嚴重壓制，大部分人便只能依賴腳下的土地為生。對於許多原本就不依賴農業為主的地區而言，這無疑是一種經濟層面的降維打擊。一些同地方官府有利益勾兌的富戶，也趁機進行大肆兼並，致使地區內的大部分人淪為佃農。加上大量皇莊、宗室封地和衛所占地的存在，讓更多人的生活陷入赤貧。

當然，再嚴酷的惡法也擋不住民間的求生欲望。例如在礦源集中的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原本就不以農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當地人，就因失去小塊份地而偷偷進入山區尋找白銀。明朝官府通常會在初期視而不見，等到確定對方采集成功，再派人進山抓捕。一直到後來出現財政困難，對控制全部區域感到力不從心，才僵化的將許多山地封禁起來。結果，就更多流民選擇抱團進入，為自己和家人尋找一線生機。根據1441年時的調查，僅浙江金華一個地方的編戶齊民人口，就平白無故的消失了40%。顯然，這些人不會無緣無故的人間蒸發。

苦不堪言的民眾被迫進山開采白銀

葉宗留礦工起義

明英宗時代的戰亂頻繁對資金的消耗極大

公元1442年，英宗皇帝治下的明朝已3次出兵西南地區，並消耗了大量庫存資金。為了彌補軍費虧空，就催生了更高的農業稅與白銀索取。原本在浙江處州擔任衙役的葉宗留也因此失業，並依靠自己在鄉鄰間的號召力，帶著800人進入浙江-福建-江山三省間的山區尋找白銀。

兩年後，新的銀礦順利開采，也引起了地方官府的注意。此時的葉宗留已將隊伍發展到數千人，並用開采的白銀購買了武器和盔甲，成為樹大招風的地方刺頭。1444年6月，在福建地方官的禁令傳達後，羽翼漸豐的礦工也向對方發出戰書。7月，有1000人的明朝官軍前來赴約，並毫無懸念的被精壯礦工們給幹翻。領頭的福建參議竺淵，還被葉宗留親自射箭擊殺。這則消息很快在附近山區流傳，並引起各路礦盜團體的相應，轟轟烈烈的葉宗留礦工起義也就此正式展開。至於眾多部署在周遭地區的防禦衛所，卻沒有任何辦法加以限制。

明朝官軍很樂意查封已經開采成功的銀礦

到1445年的12月，才有第二批明軍從江西方向南下，準備將分布在三省交界的礦工們一網打擊。然而，要抵達葉宗留等人的根據地，就必須越過贛南與閩北之間的眾多山麓。很不幸，長期在此活躍的礦工們對當地更為熟悉，所採取的戰術也絕非普通的盜匪能夠相比。葉宗留主動率領部下出擊，攻占了屬於今天江西上饒地區的廣豐城。數千明朝官軍抵達後，發現城池已經被礦工們占領，就準備在外圍安營紮寨。結果，城內的義軍突然殺出，將半數缺乏組織的明軍消滅，殘部只能倉促逃亡北方。

第二年春季，明朝官方開始重視起葉宗留的礦工集團。禦史柳華奉命執掌浙江、福建和江西的三省兵馬，同時進剿造反的礦工。當時，由於浙江的處州和溫州等地也陸續爆發了規模不等的佃農起義，所以明軍的兵力被大大稀釋。同時，連年的遠征麓川，又讓湖南等地的苗人武裝損失巨大，根本無法調來增援東南。明軍就只能繼續使用不可靠的地方駐軍作戰，卻發現軍戶人口中也有不少人已提前逃逸，甚至跑去為叛軍效力。

震懾東南：明朝中期的葉宗留-鄧茂七起義歷史第8張

浙江南部與福建交界存在大量的私人銀礦

葉宗留也迫於各路兵馬的陸續抵達，能率領數千人的隊伍四處機動。依靠自己對於山區環境的熟悉，不斷與數量占優的官軍周旋，不斷採用打了就跑的方式還擊。在戰鬥的間隙，他們也繼續挖掘發現的銀礦作為費用，並會組織投奔而來的流民耕作土地生產。明朝卻只能被他們牽著鼻子亂跑，實際上連義軍主力究竟在什麼地方都搞不清楚。

鑒於江西與浙江南部已經失去控制，明朝官方將剿匪重點部署在福建一省。不僅是因為當地駐軍被大量抽調，還因為那里同樣存在數量不等的銀礦，還有隨時同叛軍合作的沿海走私商販存在。柳華就在當地大力推廣保甲制度，將眾多可能參與叛亂的人口都編組為鄉兵使用。不少城鎮與大型村落都設立了碉堡，並安排數量暴漲的地方民團加以駐守。這個做法也很快收獲了效果，葉宗留在數次進攻中都被加固的城池所阻擋，只得趕在朝廷的援軍抵達前撤離。

明朝開始在福建等地建立鄉兵保甲制度

鄧茂七的佃農鄉兵起義

葉宗留不僅開始稱王並嘗試將手中的部隊正規化

時間進入1447年，葉宗留在左右人的擁戴下，打出旗號並自稱大王。此外，他還從已經擴張到萬餘人的隊伍中選出數千精壯，進行強化的軍事訓練。這些人獲得了較好的甲胄保護，並開始以長槍對抗明軍。其他部眾的戰術紀律也大為提高，基本上已經同追繳自己的明朝官軍水平無異。

如此一來，眾多只獲得有限兵力的明朝縣城就不能靠防禦幸免於難，包括福建浦城與江西鉛山等地被依次攻克。原本的礦工班底，也因為大量流民的加入而擴充到50000人左右。葉宗留的好友陶得二也轉戰浙江處州，掀起更大規模的佃農起義，將這個方向的明軍都牽制在原地。而在福建沙縣，原籍江西的鄧茂七也宣布起兵加入反明隊伍。諷刺的是，由於此前已經被官府收編為保甲鄉兵，所以他們從一開始就有了完整的組織和部分地方武庫的控制權。兵力嚴重不足的明朝官府，只能出動300人的小規模隊伍趕去鎮壓，結果被群起攻之的佃農們打的大敗。

原是保長鄉兵的鄧茂七也在福建開始起義

至此，明朝在東南沿海的統治已面臨全局崩潰的威脅。不僅有葉宗留的礦工流民武裝在贛南和皖北紮根，還有浙江佃農與福建鄉兵在兩翼予以聲援。甚至在靠海的泉州等地，還出現了走私海商攻擊衛所駐軍的事情。但當時的明英宗卻還將主要目光聚焦在西南，下令集合雲南、廣西、湖南、貴州等地的駐軍籌備第四次麓川之役。稍微有些戰鬥力的邊軍部隊，則被崛起的瓦剌太師也先所牽制，難以迅速趕往東南作戰。至於一直享有最好待遇和武器供應的京軍，也必須駐守北京而很難調離。

1448年的夏季，禦史丁瑄只能率領南直隸等地的二三流部隊增援東南。當他派出2000官軍進攻鄧茂七所在的沙縣時，遭遇沿途山民和義軍的聯合伏擊。戰力羸弱而缺乏意志的明軍，在狹小的山路被前後堵截，最終全部死在包圍圈內。鄧茂七隨即放出風聲，宣布自己將進攻位於武夷山區的延平縣城。丁瑄再次出動4000多人前去阻截，結果還是在山路中誤入義軍提前布置好的伏擊圈。領頭的指揮室遭到斬首式襲擊而死，餘下部眾在意識到自己被包圍後一觸即潰，並再次為對方奉上數千人頭。

鄧茂七的出現讓福建也成為重要戰場

由於慘敗接踵而至，坐鎮北京的明英宗再也無法沉得住氣。他在9月下令集結所有可用之兵，交由都察院右僉都禦史張楷節制，準備對各路叛軍進行最後的總攻。約有20000人的京營沿著運河南下，並在攜帶大批火器之餘也不忘配上數百蒙古騎兵助戰。他們在抵達南直隸後，還能獲得超過萬人的漕運部隊支持，以便維系遠征部隊的後勤保障。

此外，明朝的地方官府與士紳也開始從初期的震驚中緩過神來。他們慢慢注意到義軍規模雖然龐大，但內部實際可以分為多股勢力。除了葉宗留和陶得二彼此協作，包括鄧茂七在內的其他首領大都互不統屬，所有人都各行其是。同時，大部分義軍內部缺乏起主管作用的主心骨。不少外圍隊伍內夾雜著流民、佃農、小商人、盜匪、手工業者和逃跑的軍戶，彼此間缺乏認同，時間長了也容易滋生矛盾。於是，僅僅通過收買變節者和以談判為由進行誘捕，便很快將浙江地區的大部分小規模叛亂壓了下去。

明朝地方官與士紳嘗試收買了不少小規模義軍

極限操作

義軍在明朝京營抵達前也加速了行動

迫於形勢的逐步惡化，兩路義軍為在明朝中央軍抵達前做好準備，開始了範圍更大的極限操作。葉宗留一面警惕的關注浙江方向，同時又派重兵守住江西與福建的交界。因為根據常識，北方的贛江是從長江沿岸南下的最快途徑。倒是浙江大部分地方多為山區，缺乏輔助航運的大型水系。至於在福建活動的鄧茂七，也開始大舉向南方的泉州等地推進。

然而，都察院右僉都禦史張楷卻反其道行之。他派出部隊兵馬由江西南下，同留守南部山區的精銳礦工武裝對峙，自己則率領大部分主力由浙江沿海殺向福建。但在京營與蒙古騎兵抵達之前，他依然只有南直隸等地方省的衛所兵可供調遣。因此，走在最前頭的先鋒部隊又遭到伏擊，被由流民構成的義軍偏師消滅。直到這年的11月時，張楷才再次率領2000人突然拔營，從浙江南部突然轉入贛南山區，抵達鉛山一帶的黃柏鋪。

江西南部也重要的戰場

駐守此地的義軍遭遇兩路夾攻，只能以長槍陣死守山頭。明軍則用特制的大型藤牌抵消長槍威力，並在盾牌陣背後瘋狂射箭。最後，由於葉宗留在混戰中被流矢擊殺，義軍隊伍才被迫撤入山中。此後，處州礦工武裝的殘部繼續在山間不停遊擊，迫使明軍進行分頭掃蕩。義軍也抓住機會，再次殲滅幾波明朝官軍。他們還派人向南方的鄧茂七聯繫，並派出400人加入他的隊伍。

當時的鄧茂七部隊，還在進行漫長的延平圍攻戰。在持續將守軍壓制在城牆內後，首先分兵控制武夷山的幾處戰略要地，然後出動包括礦工盟軍在內的更多部隊進攻南方。利用礦工們帶來的地道和器械製造技術，順利拿下了德化、永春、安溪等地，並進而抵達泉州城下。最後一支人馬向西發展，進攻疏於防備的閩西各城。利用明軍主力依然忙於追繳葉宗留殘部的窗口期，將10萬流民發展進自己的陣營。

浩浩蕩蕩開向東南三省的明朝京營

1449年初，明軍的京營和蒙古騎兵陸續進入東南戰場。通過已經大體平息事端的浙江，直接沖入福建北部。當地的葉宗留殘部被迫後撤，並使得張楷率領的地方軍也得以突破贛南山區。鄧茂七果斷放棄對延平的圍攻，期望以內線機動進攻實力較弱的張楷所屬部隊。但當他發現對手已經占據建寧之後，便又選擇向南退入山區據守。同時，兵力日漸稀少的南路軍也在泉州城下屢攻不克，逐漸成為強弩之末。

在朝廷的重壓之下，福建義軍內部開始出現了大批變節者。明軍則通過他們釋放虛假信息，引誘鄧茂七率領主力從山區走出來同自己交戰。後者不知情況有變，在2月率領數千部眾再度返回進攻延平。

15世紀的明朝京軍幾乎對火器形成壟斷

數萬明朝京軍早已在河道對岸部署了射擊陣地，並派出大量步兵和蒙古人迂回到兩側進行埋伏。等到鄧茂七的義軍開始渡河，就釋放大量火器和箭矢進行突然阻擊，瞬間殺死了幾百人之多。接著，利用後方義軍陣腳不穩之際，出動大批伏兵從兩翼發起合圍。作為靈魂人物的鄧茂七，就這樣死於亂軍中飛來的箭矢。

3月，明軍開始對分散到各地的義軍殘部加以獵殺。作為福建義軍總部的沙縣被大軍攻克，不少人在稍後選擇向官軍投降，留下極少數人繼續堅持遊擊。到1449年的5月，最後一支200人的佃農部隊被官兵絞殺，整個福建地區的叛亂才徹底平息。但葉宗留殘部的礦工們還在贛南等地不斷流動，並在下半年殺回了老家處州。由於已經無法迅速得手，便在官軍回援後被迫撤走。1450年時，堅持到最後的一批人被捉住殺死。至此，持續6年的葉宗留-鄧茂七起義才算徹底宣告結束。

葉宗留與鄧茂七的部眾幾乎撼動了東南半壁

影響和預示

鄧茂七死後半年蒙古人在土木堡俘虜了明英宗

發生在1440年代的這次東南大叛亂，無疑是明朝農民起義的典型。不負責任的土地、經濟和貨幣制度，催生出各類社會矛盾。明朝當局不僅沒興趣加以化解，反而總有人期望利用經濟衰退來發不義之財。這也就怪不得廣大生活在底層的人民走上了暴力反抗路線。

同時，明軍的實際戰鬥力也在這次叛亂中暴露無遺。由於時間線與麓川之役同期，所以明朝在很長時間內都無法抽調慣用的土司武裝加以平息。各地駐軍在紙面上依然維持著朱元璋當年吹噓的百萬雄獅規模，實則三省合計的可用力量不過每次數千。若非最後調動京營和蒙古騎兵出戰，那麼義軍完全有可能占據整個福建和半個浙江。然而，就在鄧茂七義軍的殘部被消滅1個月後，明英宗自己也和數萬帝國精銳一起折戟土木堡之戰的沙場。若再將視角縮小到具體實操層面，也能注意到明朝大部分軍隊其實不具備火器實戰能力。空有朱棣時代就開始的普及推廣運動，依然是連最原始的火門槍都沒有普及。

明英宗重新奪權後對東南各省給予一定的懷柔

1450年，明英宗在完成傳奇性的「北狩」後才得以返回國內。由於葉宗留-鄧茂七起義給予他的巨大震撼，明朝當局也開始對地方治理模式進行必要休整。除了派巡視組體察當地民情，也取消了對於私自開礦者的死刑規定。當然，更重要的是派更多官吏和駐軍進入浙江-福建-江西三省間的山區，設立新的郡縣，並在地方上進一步推廣儒家官學教育。至於所需費用，自然還是由經歷浩劫的民眾買單。

最後到15世紀後期的成華和弘治年間，明朝官府終因迫於無奈而認可白銀為合法的支付手段。但隨之而來的貨幣稀缺問題，還要等到16世紀中期的隆慶皇帝來加以緩解。在此之間的嘉靖倭寇大爆發中，許多第三方記錄都顯示有一定比例的徽商出沒於倭寇隊伍當中。顯然，他們是為了貿易和白銀而南下，並繼續通過贛南-閩北的山區通道來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