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啟示錄：大國以誰為師？|| 大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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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國的互動

上周「大視野」寫了《京都職人記》。京都是秦朔朋友圈和第一財經公益基金會發起的「全球商業文明之旅」的第一站。日本有「職人精神」，正如德國有「隱形冠軍」，都是值得心態比較浮躁的我們借鑒的。

京都作為日本的首都，始於公元794年桓武天皇遷都於此，當時叫平安京，以唐代的長安為摹本建造，面積為長安的五分之一。天皇的居住地大內里，位於平安京正北。外面以朱雀大路為中心，整座城分為兩個對稱的部分，即右京（又稱「長安」）和左京（又稱「洛陽」）。因右京地形不利於開發，所以主要在左京一帶發展，後來又跨過鴨川向外拓展。今天京都的傳統區域仍有洛西、洛中、洛北、洛東和洛南的說法，而在織物、飲料、街邊店、公車上，「洛」字也絡繹不絕，如「京洛錦」、「洛水」、「洛禪」、「洛BUS」等等。

京都的歷史，讓我想到了大國之間的相互影響。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傳統，同時也會和別的國家產生互動。有些互動是主動的，有些是被動的。國與國的互動往往能轉化為一個國家的發展動力，但有時也會導致惡性對抗甚至戰爭。

在日本歷史上，有過三次以外國為師的經歷。古代以中國為師；近代脫亞入歐，以西方為師，特別是以德國為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美國為師。有意思的是，盡管不斷以外國為師，日本依然保持了鮮明特色，日本依然是日本。日本求學於世界，促進了自身發展，但以德為師也激發了軍國主義的擴張性，給亞洲造成巨大災難。

可見以誰為師，究竟向老師學習什麼，背後是國家道路的選擇問題，實乃要務。

古代：以中國為師

中國文明開化的歷史遠早於日本，秦始皇統一六國時，日本列島還處在原始社會母系氏族時期。中日交往在公元一世紀的《漢書·地理志》已有記載。三世紀末期，中國的儒學和佛教開始傳入日本。四世紀和五世紀，不少大陸移民來到日本。隋朝，日本4次向中國派出「遣隋使」學習。唐朝，在公元630年到894年間日本先後派出18批遣唐使及眾多留學生、留學僧，平均15年左右就有一批。中國對日本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文學、建築、藝術、歷法、衣食風俗、生活方式，都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仿照唐朝的制度，頒布《改新之詔》，實行改革，即「大化改新」。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廢除貴族世襲特權，建立以天皇為首的國家。改革所頒律令中，與唐律相同相似的條文達420多條。日本以唐朝三省六部制和郡縣制為藍本，建立中央官制和國、郡、里三級地方行政體系；以唐朝均田制為藍本，廢除部民制，實行「班田收授法」；以唐朝府兵制為藍本，建立「防人制」軍事體制，在京師設五衛府，在地方設軍團，所有軍隊一律歸中央統一指揮。

日本儒學思想家太宰春台（1680-1747年）曾說：「中華聖人之道行於大陸，天下萬事皆學中華，大陸人始知禮儀，悟人倫之道，棄禽獸之行。」

唐朝（618-907年）是古代中國的鼎盛期，也是對日本影響最大的時期。日本當代學者木宮泰彥說：「唐朝三百年間，由於學生、學問僧學來和帶回的中國文化產物，不斷給予日本新的啟迪，中國前進，日本也前進。」當時日本形成了所謂「唐風文化」，以奈良時代（710-794年）和平安時代（794-1192年）早期為盛。桓武天皇時，中國的天台宗、密教傳入日本，後來形成了日本佛教。

但在平安時代中後期，由於唐朝衰落，日本遣唐使冒著橫渡東海的風險來到唐土，感到所獲甚微，公元894年後就沒有再派過遣唐使。在一邊倒學習唐風的基礎上，日本開始興起更具本土審美色彩的「國風文化」，又稱「貴族文化」，主要是上層貴族追求高雅文化和優雅風格的結果，如和歌、日記文學、以《竹取物語》《源氏物語》為代表的物語文學，以及畫在拉窗、屏風上的大和繪和「畫軸」等等。

宋朝，程朱理學傳入日本，日本成立了宋學的「藩校」，教育士紳。蒙元之後，日本對中國的態度開始轉變，他們認為原來的中國已「亡國滅種」。但1368年明朝建立後，從1401年到1547年，日本又派出了19次遣明使團，既是朝貢，也有很多文化交流。

總之，古代日本以中國為師，學習和吸收了很多東西。拿文化之本的文字來說，日本今天在報刊雜誌上使用的漢字還有四五千個，7到9世紀日本朝廷的官用文字就是漢文，可見其影響。但日語對漢字並不是囫圇吞棗全盤照搬，很多漢字在日語中已失去本來含義，只是用作一種符號表示日本語音。日本拼音文字中的片假名和平假名都是通過攝取漢字的一部分，或是通過簡化漢字的結構而形成的，但它們的出現，意味的是一種獨特的民族文字的形成，而不是一直以漢字為拐杖。

文化交流往往是雙向的。漢字從中國傳到日本，但近代以降，很多漢字名詞又從日本流到中國。這些「日語借詞」對現代漢語也有重要影響，特別是在社會科學方面，例如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共和、幹部、方針、政策、理論；經濟、科學、商業、健康、法律、美學；否定、肯定、假設、直接；電話、海拔、警察、雜誌、防疫、法人、航空母艦，這些詞都源自日語。

近代：以西方為師

如果說古代日本對中國的學習是落後一方的主動行為，近代日本的國門則是在美國軍艦威脅下被迫打開的。但打開後，日本採取了積極對外學習的態度，推行明治維新，很快完成了近代化，在亞洲取得了領先。

19世紀西方列強完成工業革命後，為擴大市場進入亞洲。日本近海的外國船只在登陸後提出通商要求，但當時主導日本政局的江戶幕府一直拒絕。1853年7月8日，美國海軍準將馬修·佩里率領四艘艦船組成的船隊，帶著美國總統的親筆信，在日本浦賀入港，向日本提出開國要求，史稱「黑船事件」。1854年，日美締結《日美親善條約》，日本開放下田和箱館（函館）的港口，之後又與英、俄、荷蘭簽署了同樣的條約。1858年簽訂的《日美修好通商條約》中，日本還向美國單方面提供了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等條款。

在西方列強衝擊下，日本的革新派為打倒腐朽的幕府統治，重新抬出長期皇權旁落的天皇作為領袖。1868年，剛即位的睦仁天皇發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廢除幕府，一切權力歸天皇，成立天皇政府。經過一年多「戊辰戰爭」，推翻了700多年的幕府統治。

1868年9月8日，日本新政府改年號為「明治」，明治維新開始，決心「破除從來之陋習，一秉天地之公道；求知識於世界，以大振皇基」。先是將土地、人口從大名（封建領主）手中收歸國家，然後「廢藩置縣」，進行全國行政區劃改革，分為3府72縣；1872年將土地分給農民，解除長期土地買賣禁令；在江戶時代（1603-1868年），長期由武士統治庶民，而明治政府廢除了武士階層的稱號和特權，改稱其為「士族」，士民工商「四民平等」，並取消通婚、遷徙、征兵、擇業等限制，以建立平等的全民身份認同。

1871年12月23日，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巖倉具視為首、由48人組成、涵蓋了幾乎所有重要部門的「巖倉使節團」，外加60人的留學生，開始了歷時22個月、遍行12個歐美國家的參訪學習，他們歸來寫成的2000多頁的《美歐巡遊實錄》於1878年發行全國。以此為基礎，「維新三傑」之一的木戶孝允等人提出「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三大政策，作為明治政府的總方針。

明治政府積極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以高征地稅等手段進行大規模原始積累，建立了以軍工、礦山、鐵路、航運為重點的國營企業，並引進繅絲、紡織等先進設備，建立示範工廠（如1872年建立的富岡繅絲廠安裝了從法國進口的300台最先進的繅絲機）；

積極雇傭歐美技術人員和專家。明治9年（1876年）有500多名外國人赴日，政府為一些專家提供的薪水高於政府的大政大臣；

發展交通。日本第一條鐵路1872年在東京和橫濱之間開通，建設資金源於從英國募集的外債，指導工程建設的建築師埃德蒙･莫雷爾是英國人，列車使用的也是英國產的機車；

改革軍隊編制。陸軍參考德國訓練，海軍參考英國海軍編制；

司法仿效西方。1882年訂立法式刑法，1898年訂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1899年訂立美式商法；

發展教育，派留學生出國，培養高級人才；

推動民營化。1880年代初把一批國營企業和礦山廉價出售給資本家（政商），以優惠政策鼓勵華族（奉籍還鄉的地方諸侯）、地主、商人及上層士族投資經營銀行、鐵路及其他企業。

在明治維新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巖倉使節團。他們事先定好調查項目，走訪了12個國家的120個城鎮鄉村。通過考察和拜訪各國君主、首相、企業家、學者，他們認為技術進步、產業貿易昌盛、國民刻苦勤奮，是西方繁榮的原因。而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基督教給予人們倫理支撐，此為勤勉工作之基。在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他們對鐵路、通信、煤礦、鋼鐵廠、機械廠、啤酒和餅乾工廠進行了全面視察，發現這些進步都只是在四五十年間達成的。

巖倉使節團認為，日本可以在幾十年內追上西方列強，但「文明開化並非一朝一夕之事」，只能採取腳踏實地的漸進主義。他們最擔心的是日本淪為列強的殖民地，就像印度、東南亞和香港那樣，他們認為日本如果想一直保持獨立，就必須在政府主導下盡早轉型為現代國家，做到經濟繁榮，進而依靠經濟實力加強軍事力量。

巖倉使節團中最小的留學生津田梅子當時只有6歲，是5個女留學生中最小的。她在華盛頓近郊的喬治城接受了中小學教育，1882年歸國，後再次赴美在布林莫爾學院專攻生物學。回國後於1890年創建了女子英學塾（現津田塾大學），擯棄針對女性的繁縟禮節教育和出嫁前的家務能力訓練，引進美國先進的教育課程。

|澀澤榮一、福澤諭吉

日本向西方學習的旗幟性人物包括澀澤榮一。他1867年參加了巴黎世博會，在赴歐一年間深受震撼。明治維新後他在政府任職，1873年退休後參與創辦和投資了第一國立銀行（現瑞穗銀行）、王子制紙、大阪紡織（現東洋紡）、東京瓦斯（現東京燃氣）等約500家民營企業，被稱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

又如福澤諭吉，他1860年乘坐幕府的軍艦訪問美國舊金山，回國後受雇於外交機構任譯員，1862年前往英、法、荷、德、俄等歐洲各國考察，1866年出版《西洋事情》，1867年赴美訪問華盛頓和紐約。福澤的一生深受富蘭克林的影響，他的奮鬥目標就是要在日本乃至亞洲推行《西洋事情》第一篇卷首提出的文明政治的6個條件：尊重個人自由，法律不束縛國民；保障國民信教的自由；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充實學校教育；依靠合理的法律穩定政治，從而培育產業；時刻注重國民福祉的提高。

脫亞入歐，向西方學習，為日本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但不能忽視，日本能在短時間內騰飛與其自身基礎也是分不開的。江戶時代的日本，武士入藩校學習，平民百姓也到寺子屋（寺院設立的以庶民子弟為對象的初等教育機構）學習讀寫，初等教育很發達。佩里在簽署《日美親善條約》時，向日本贈送了美國的武器、電報機和蒸汽機車模型，一年後日本的佐賀藩便獨自成功研制出了蒸汽機車，伊予宇和島藩建造了蒸汽船，佐賀藩設置了大炮製造所，仿制出英國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炮。也就是說，日本自身的文明基礎使其一旦開放，就能很快擁有模仿西方文明和技術的實力。佩里曾言：「如果日本打開國門，恐怕會成為美國強勁的對手。」

|圖註：1871年12月23日巖倉使節團從橫濱港出發，1873年9月13日回國

明治憲法：以德為師

對於日本的近代化，英國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曾指出，「改革的動力是西化。……英國模式自然作為鐵路、電信、公共建築和市政工程、紡織工業以及許多商業方面的模範；法國模式用來改革法制、改革軍事（後來採用普魯士模式），海軍當然還是學習英國，大學則歸功於美國。日本聘請的外國專家——在日本人的監督下——從1875-1876年的五六百人，上升到1890年的3000人左右。然而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選擇就困難了。……（他們）實際上是想製造一個新的以崇拜天皇為核心的國教，即神道崇拜。」

日本學習西方富國強兵後，很快就開始軍國主義擴張，變成災難製造者。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日本並沒有選擇以民權、人權為本，而是選擇了天皇至上。在政治制度「以誰為師」這個問題上，日本的選擇是德國。

巖倉使節團考察歐美時，對各國憲法及議會制度都作了調研。他們認為，英美實行民主與自由，對發揮人的聰明才智、促進生產力發展有很大作用，但其政治體制不符合日本國情，他們對德國的政治制度和俾斯麥的鐵血政策則極為讚賞。「維新三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主張，日本不能簡單模仿君民共和制，而應按日本皇統一系的典例和人民開化程度斟酌其利弊，制定憲法典章。木戶孝允認為普魯士的情況與日本極其相似，巖倉具視認為「普魯士憲法最適於漸進主義」，應以其為模範。

明治時代政界、學界的代表人物，1877年出任東京大學校長的加藤弘之也主張，「日本必須成為弗里德里希大帝主管下的普魯士一般的啟蒙專政國家」，「在天皇成為專制君主後，隨著開化程度提高，向立憲君主制邁進」。加藤弘之翻譯了歐洲學者伯倫知理的《國法泛論》，該書對專制政體、君主立憲政體與民主政體的優劣進行了比較，尤其對選擇民主政體的法國不斷發生革命、對民眾權利的損害作了重點分析。伯倫知理認為，注重民權、輕視國權將使國家陷入混亂，民權反將受到更嚴重的蹂躪。這給加藤弘之很大影響。1882年，加藤出版《人權新說》一書，否定天賦人權和人人平等，宣揚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指出「人類權利是優勝劣汰的產物，是勝者為保全自身地位安全而對弱者給予某些自由和保障，因而個人權利應由國家大權（皇權）的掌握者保護」。他反對普選，強調權利進步須基於民情風俗進步。這些主張事實上已不再強調國家的責任是保護民權，而轉向強調統治權高於民權。加藤的想法影響到不少禦用學者，進而影響到明治憲法的制定。

| 明治天皇

1881年7月，巖倉具視向天皇提交了草擬的《憲法綱領》，指出日本立憲設國會有兩種途徑，「其一為模仿英國政黨政府，執政進退多委於國會；其二為漸進主義，僅賦予議會獨立立法權，行政長官組織的選擇則賦予國王，比擬於普魯士。……與其一時激進以致將來出現不得已狀況而後悔，莫如仿效普魯士步步漸進，以為後來留有餘地。」

1882年3月，明治政府又派出曾是巖倉時節團成員的伊藤博文，率團前往歐洲，專門考察憲政。由於代表團已經知道帝國憲法的制定要以普魯士和奧地利憲法為樣板，所以在歐洲考察的13個月，8個月都是在德、奧。德國柏林大學教授格涅斯特給他們上課，力主限制議會權限，擴大皇室及政府權力，強調「英國為共和政體，權在議院，不適於日本……德國情況與日本近似，其雖設議院，但賢明之皇在上，議院之權薄弱。日本開設議院，亦不可以議院多數決定事項……帝王要掌握兵權、財權，不可旁落；要減少議會的立法權，而有帝王布令之權……把議會降低為單純的咨詢機構」。格涅斯特還宣稱，「賢愚、貧富、貴賤、統治與被統治乃自然之勢，是永久不變的社會秩序」。

1882年8月，伊藤博文從維也納寫報告給巖倉具視，說：「師從格涅斯特、施泰因（註：維也納大學法學教授）兩位先生學習國家組織基本知識後，深信鞏固皇室基礎和大權不墜至為重要。大陸現狀是國人只讀英、美、法過激論者著作，奉之為金科玉律，……兩位先生主要觀點認為邦國組織無非君主立憲和共和兩種……如果是君主立憲政體，則君位君權非居於立法權之上不可。」在11月所寫的一封信中，伊藤博文更稱「偏重民權共和是與立憲君主政治背道而馳的」。

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憲法》）正式頒布。它以1850年普魯士憲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國憲法為藍本，76條中有46條抄自普魯士憲法。明治憲政體制本質上是天皇、貴族、財閥、軍閥、官僚的聯合專制，確立了天皇的絕對權威，如天皇在帝國議會協讚下行使立法權，天皇裁可法律，並令其公布及執行；天皇可召集帝國議會，並可命其開會、閉會、停會或解散眾議院，議會閉會期間，天皇可發布代替法律之飭令；天皇定行政部門官制及文武官員薪俸，任免文武官員，天皇統帥海陸軍，天皇定陸海軍之編制及常備兵額；天皇可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天皇可宣布戒嚴，等等。各大臣只對天皇負責，不對議會負責，這事實上剝奪了議會的行政監督權，使其只是橡皮圖章。

明治憲法宣布人民有各種權利和自由，如擔任文武公職、居住和遷移以及言論、出版、集會及結社等，但限制在法律許可範圍內，並明文規定：「本章揭載條規，在戰時或國家發生事變時，不妨礙天皇大權的施行」。也就是說，天皇的權力是絕對的，而人民的權利是相對的。

德國和日本的憲政體制相似，兩國在富國強兵方面的速度都很快，也都走上了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道路。他們都是「未成熟的政治民族」。明治憲法規定陸海軍的統帥、編制、兵力的決定權屬於天皇，與議會和內閣毫無關係，因此軍部的勢力權力極大。軍事參議院由元帥、陸海軍大臣、參謀總長和軍令部總長等組成，可將軍部意見上奏天皇，掌握軍部實權就能控制軍事大權，左右內閣，沒有制約。這是日本不斷擴充軍備、侵略鄰邦、通過掠奪他國財富做到富強的制度因素。

當然，德國和日本也有一些文化上的相似性，比如都有「不可抑制的向遠方發展的衝動」（斯賓格勒），都有強烈的危機感（德國作為森林民族要與動物周旋，日本作為島國自然災害頻繁），都有民族優越感。這些文化和制度因素結合在一起，加劇了對外武力擴張的侵略性，使他們像「病孩子」一樣，身體已經發育起來，但精神思想仍未完全成熟。日本有「榮光的明治」，但很快就轉向「黑暗的昭和」，並不是偶然的。

二戰之後：以美國為師

接下來的日本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作為戰敗國，被迫進行了民主化的憲法改造，重新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

對二戰結束後的日本，麥克阿瑟這樣評價：「整個近代史上受到過這麼大破滅的打擊的前例還沒有過，這個島國的居民一直是相信他們的士兵是無敵的，文化是卓越的……但所有這些在一瞬間給顛覆了，他們蒙受了不能想像的災難。在這個時候和所有人類一樣，他們會轉而乞靈於宗教，但是日本連宗教都已經被國家吸收而成為了法西斯體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這樣的一個日本，重新站起來，並沒有花費太長時間。

1945年9月2日，日本簽署了投降書，盟軍總部開始遣散700萬日軍並銷毀其軍事裝備與設施。很快盟軍總部發布「自由指令」，命令日本政府立即廢除限制人民自由的一切法律、敕令、條例和規則；發布廢除神道的指令，禁止日本政府官員以公職身份參拜神社，宣布神道與政府的行政、財政、教育脫鉤，禁止宣揚軍國主義、極端國家主義以及天皇和日本民族的特殊起源論。1946年1月1日，在盟軍總部的授意下，天皇發表《人間宣言》，被迫承認自己不是神；1月4日，盟軍總部要求日本清洗各類軍國主義分子和極端民族主義分子；11月3日，日本政府頒布了獲得麥克阿瑟完全讚同的《日本國憲法》。

這部新憲法與明治憲法相比，主要特徵是：一、「主權在民」，而非「主權在君」。將一系列十分廣泛的民主、自由權利賦予日本國民，實行「象徵天皇制」，天皇的權力和作用受到十分嚴格的限制，廢除輔佐天皇的樞密院、貴族院及天皇制的支柱——軍部；二、放棄戰爭；三、廢除對天皇負責的「敕命內閣」，建立對議會負責的「責任內閣」，總理大臣由國會確定，一般由在眾議院中占多數席位的政黨總裁擔任；四、建立體現國家主權的國會。戰前的國會只是「協讚」天皇立法的橡皮圖章，戰後的國會成為體現國家主權的最高權力機關。取消了貴族院，設眾議院和參議院，兩院均由20歲以上男女公民直接選舉產生。國會權力包括：制定法律，批准條約和國家預算，通過憲法修正案，調查國政，選舉和罷免內閣總理大臣，質詢內閣官員，彈劫法官等。

日本出台的憲法草案被稱為《麥克阿瑟草案》，它實際是美國制度與英國制度的結合物。天皇降到只是國家象徵的地位，三權分立體制得以確立。

1951年4月，麥克阿瑟被美國解職時，日本首相吉田茂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他說：麥克阿瑟將軍為大陸利益所做的貢獻是歷史上的一個奇跡。是他把大陸從投降後的混亂凋敝的境地中拯救了出來，並把它引上了恢復和重建的道路，是他使民主精神在大陸社會的各個方面牢牢紮根。

國家驅動力

每一個國家的發展，都需要驅動力。有的國家的驅動力是內生的，有的是外源性的；有的源自內部國民的要求，有的源自外患，有的則是對外擴張的需要；有的是追趕驅動，有的是競爭驅動，有的是自我超越的驅動。

這些驅動力中，包含著一個國家的使命、欲望、利益、實力、權衡、價值判斷，以及機會的抉擇。

兩位日本學者這樣評說近代日本的驅動力。

「民族意識只要它是自覺的，早晚它就要凝聚成政治上的一體意識。……如果把以這種民族意識為背景而產生的民族統一和國家獨立的主張稱之為廣義上的民族主義，那麼民族主義恰恰就是近代國家作為近代國家而存立所不可或缺的精神推動力量。」（丸山真男）

「一般地理上孤立的國家，或社會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在走向近代化時，與其說是由於該國自身內部的醞釀，倒毋寧說是外來文化的刺激乃至外來壓力，發揮了更大的作用。」「日本近代化的序曲，奏響於18世紀中葉俄國的南下。」（石田一郎。註：俄國南下是指當時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國不斷沿西伯利亞和堪察加半島擴張，試圖把日本作為供應西伯利亞所需物資的基地。）

近代日本從「民志劃一」和「一君萬民」中獲得了應對外來壓力的動力，因此而崛起；而此後，「七生報國，效忠天皇」的癡信，加上「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國，乃世界萬國之根本。若要體現此根本，當使全世界悉為皇國（日本）之郡縣，使萬國君主皆為日本之臣仆」的擴張欲，糾纏在一起，使日本陷入了將侵犯他國「一統五洲」當作「國務」的歧途。

但是，一個國家的驅動力並不是不可以調節與引導的。這種調節，有時依靠自我的反思，有時只能依靠外部因素的矯正。

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以日本為例探討大國之師，希望得到的結論，並不是某個具體的國家，以及孰優孰劣。以天下為師博采眾長，以文明為師反思不足，以人民為師兼聽則明，這大概是恰當的選擇吧。

時值新中國成立70周年。我也以此文祝願我們這個飽經滄桑的國家，既擁有綿長浩蕩的力量，也擁有以人為本的健康理性。祝她生日快樂，和她一起進步成長！

• 參考文獻：

《日本的智慧》，馮瑋，浙江人民出版社

《日本：求知於世界》，舒擇，《決策》2003年第一期

《明治維新：日本邁向近代國家的進程》，河合敦，日本在線

《倉使節團：環遊世界，探索日本現代化的方向》，泉三郎，日本在線

《也析德國榜樣與日本明治憲政改革》，杜小軍，《比較法研究》2011年第3期

《「明治憲法」與「麥克阿瑟憲法」的比較研究》，姚敬恒，《貴州文史叢刊》1996年04期

《日本走向極端民族主義的三個階段》，馮瑋，騰訊思享會

• 全球商業文明之旅專題鏈接：京都職人記 || 大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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