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育有很多目的，比如「文化傳承」，比如「文學修養」……

但最核心的目的，乃是訓練學生熟練運用語言文字工具，有邏輯地自我表達。

其他任何目的，皆不能妨害核心目的。

遺憾的是，語文教科書所選用的經典文言文，多有缺乏邏輯者。試略舉幾例。

一、莊子不講邏輯的詭辯

課文《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是《莊子·秋水》中的一篇。曾收錄於人教版九年級下冊。「部編本」語文教材八年級下冊亦收有此文。①

其文如下：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 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雲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人教社提供的教學參考，希望學生通過這篇文章，「理解文意，把握故意的寓意，理解莊子與惠子不同的志趣。」②

如何「理解莊子與惠子不同的志趣」，自然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但這種「志趣」的闡釋，依賴於不講邏輯的詭辯，也是事實。一如作家王蒙所言：：

「我越看越感覺莊子是太詭辯了，我是非常喜歡莊子的，莊子的文字好啊，但是這種詭辯這種訛，北京話叫訛攪，第一個他循環論證，‘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就說，我非子，安知我不知汝不知魚之樂’是不是？這個兩個人就一塊辯論一下，辯論到2005年也辯論不完，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呢，你們看全文的話，這個莊子更不講道理，人家安知魚之樂，這個‘安’的意思是為什麼，你怎麼會知道魚之樂，為什麼和怎麼的意思，why和how是這個，但是莊子理解成了Where do you know the happiness of the fish？你問的是where，既然是where，就是你知道我已經知道魚之樂了，我告訴你我就是在濠上知道的，利用一個‘安’字，因為這個安字既可以當how講，也可以當why講，也可以當where講，是不是？這是訛的把戲。我就弄不懂了，為什麼古往今來那麼多人在這註釋啊……怎麼就沒有人指出來莊子在這兒詭辯呢？」③

圖：原人教版九年級下冊所收錄的《莊子》文章

二、孟子不講邏輯的「雄辯」

課文《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是《孟子·公孫醜下》的一節。曾收錄於人教版九年級下冊課文「《孟子》兩章」。④

文章開篇提出一種觀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如此論證該觀點的正確性：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按孟子的邏輯，某些「得天時者」未能攻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即可證明「天時不如地利」。某些城高池深的軍事據點，擁有兵革之利和糧草之裕，守城者卻棄之而去，即可證明「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提到的情況是有的。但現實中，天時戰勝地利的例子，人和不敵暴力的例子，同樣數不勝數。比如，漢末建安二十四年，關羽率眾圍攻曹仁鎮守之樊城，曹操遣於禁率軍往助——「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這就是典型的天時（秋季暴雨）戰勝地利（樊城）。至於人和不敵暴力機器，二十四史里更是俯拾皆是。

孟子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警告統治者要重視「道」、重視民意，用意是很好的；但其論證邏輯，卻是錯誤的——這大約也正是孟子的警告始終未曾對歷代統治者產生真約束作用的緣故，相反，歷代君王更樂於玩「我是贏家，所以我多助；我多助，所以我得道」的推論遊戲——這種推論，同樣不講邏輯。

非止此篇。孟子以「雄辯」著稱，但其辯術當中，鮮少有符合邏輯者。學者鮑鵬山曾舉例分析：

「孟子硬到底要說‘人性本善’。……我也不是說‘人性本善’不對……我只說孟子論證時的邏輯不對。比如當時有一個告子，他主張人性無善惡，善惡出於後天的影響。為了說明他的這個觀點，他作比喻說：‘這就好比是水，一池的水，挖開東邊水就往東流，挖開西邊水就往西流，水本身沒有什麼或東或西的本性，它或東流或西流，都是由於外在的引導。’孟子一聽，便較上勁了：‘你說水不分東西，但難道也不分上下嗎？水總是往下流的，人本性都是善的。’」

「我們來稍微分析一下。告子是先有結論，然後用比喻說明的。用比喻說明是可以的，允許的。但孟子是以水為喻來證明。用比喻來證明就違背了邏輯了。比喻怎麼能用來證明呢？——順便說一句，在中國古代的論說文中，常見用比喻來證明的例子，那一概是錯誤的，違背邏輯的。直到今天，我們的中學教材或一般寫作學教材上，還把‘比喻論證’列為論證方法之一種——況且，水永遠往下流，也只能比喻一定的方向，而不能說明具體的方向。孟子這地方的原話是：‘水無有不下，性無有不善。’他用第一句‘水無有不下’來證明第二句‘性無有不善’，那我們改一字：‘水無有不下，性無有不惡。’怎麼樣？我們用孟子的論據與方法，還證明了人性惡呢！同一種論據與方法，竟證明了兩種相互矛盾的觀點，這論據與方法不是大有問題嗎？」⑤

圖：民國人夏惠民根據個人想像繪制的孟子像

三、「中國式辯證法」的污染

前面兩個例子，是課文材料本身存在邏輯問題。

還有一些文言文課文，邏輯問題出在教學主旨上。比如《塞翁失馬》。

這是《淮南子》中一則寓言。曾收錄於人教版語文教科書七年級上冊，「部編本」語文教材七年級上冊也保留了此文。

寓言內容很簡短，全文如下：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敵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及，深不可測也。

人教社出版的同步「教師用書」，對該文主旨的概括是：「這篇寓言是用來說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這兩句話的，闡述了禍與福的對立統一關係。」⑥

這個主旨，其實就是「中國式辯證法」——高中教材對「辯證法」的定義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包含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既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數十年來，《塞翁失馬》長期存留於語文教科書之中，成為無數學子理解「中國式辯證法」最形象的實例。

禍與福真的是「對立統一關係」嗎，禍真的可以轉化為福，福真的可以轉化為禍嗎？

當然不是，當然不可以。

《塞翁失馬》這個寓言，在講故事時耍了一個小花招：只敘述「好事」走向「壞事」這一種可能性，卻未曾告訴讀者：「好事」還存在著走向「更好的事」、走向「沒什麼事」、……等多種可能性。馬丟了，有可能帶回一批「胡駿馬」，更有可能就此徹底丟失；得到了「胡駿馬」，兒子有可能騎馬摔斷腿，也有可能不會摔斷腿……如果事情的演變屬於後一種情形，禍未曾轉化為福，福也未曾轉化為禍，禍與福哪來的「對立統一關係」？

寓言在敘述時，耍這種花招沒有問題。因為它不過是想表達：事情的演變，存在走向反面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高度不確定、難以預測（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及，深不可測）。寓言本身無意談什麼「禍與福的對立統一關係」，也不存在這種寓意——塞翁丟了馬，是一件確定的壞事；丟馬之後事情將如何演變，誰也無法預料，可能沒什麼變化，也可能變的更壞，或者變得更好。

所謂「禍與福的對立統一關係」，即「中國式辯證法」，傳達的其實一種搗漿糊式的思維邏輯。其顯著特徵有二：（1）凡事都強調「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2）凡事必要求他人須「一分為二、辯證地看待問題」。造成的結果，則是對錯難辨、是非不分。

其實，任何一件具體的事情，一定有具體的好壞對錯之分。很簡單的道理：若按上述方式搗糨糊，則任何犯罪案件也必然「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法治將如何付諸實踐？可惜這樣簡單的道理，卻常常被無視，以至於學者王學泰曾感慨：

「（這種中國式辯證法）造就了一大批‘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的人們，似乎什麼時候和怎麼說他都有理。」⑦

圖：殷海光，著有邏輯常識普及著作《邏輯新引：怎樣辨別是非》，致力於向普通民眾播撒「邏輯種子」

綜上。語言是表達工具，也是思維工具。教人識字，教人審美，是語文課的核心任務，教人使用語言文字清晰、有邏輯地思考，教人用語言文字將思考的結果清晰、有邏輯地表達出來，也是語文課的核心任務。

中國人不善邏輯的核心原因，當然不在於上述這幾篇不講邏輯的經典文言文（其實，存在邏輯問題的說理白話文，也同樣很多）⑧。但這類不講邏輯的文言文，或被錯誤邏輯曲解的文言文，會對學生的邏輯能力造成傷害，則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尤其是在九年義務教育缺失「邏輯課」這一前提下，學生未必能識破這些「說理文言文」中的邏輯陷阱和邏輯錯誤。

這是一樁應該引起重視的事情。

註釋

①舊人教版教材，據人民教育出版社官方網站http://old.pep.com.cn/。「部編本」目錄，據2016年所披露的「人教版新編初中語文教科書目錄」。下文不再贅註。

②據人教社官方網站「教師中心」之「教學參考」。其餘引自同處者，不再贅註。

③王蒙,《我的讀書生活》，收錄於：《中國當代文學演講錄》，齊魯書社，2011，P38。

④這是一篇政論文章（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最新「部編本」語文教材「《孟子》兩章」未收入此篇。

⑤鮑鵬山，《孟子的邏輯》，《隨筆》2002年第2期。⑥http://old.pep.com.cn/czyw/jszx/tbjxzy/jsys/qs/201008/t20100825_727857.htm

⑦王學泰，《先講形式邏輯，再說辯證法》，《同舟共進》3003年第8期。「中國式辯證法」還有一個致命漏洞，即在談所謂的「一分為二地看問題」之前，需要先解釋為什麼必須是一分為二，而不是一分為三、為四、為五……？

⑧「文言文與中國人不善邏輯」之說頗流行，但很難獲得實證。所以學者常以一種保守的姿態討論該問題，如陳平原先生認為：「現代中國人的思維逐步從類比到推理，從直覺到邏輯、，從模糊到精確，主要跟整個科學思潮有關，但似乎跟從文言到白話的轉變不無關係。很難設想現代中國人能用二千年前的概念和句式來準確地把握世界並表達現代人複雜的內心感受。」見：《黃子平、陳平原、錢里群：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1988，P86。筆者不認為文言文是中國人不善邏輯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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