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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蓮居像
文︱陳曉維
在2017年第4期《新文學史料》上讀到彭程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收集到的涉周作人檔案六則。其中第四則為1938年5月11日外務省參事官堀內從北京發給外務大臣廣田的《關於文化團體華北行的報告》。報告中說：「當地特務部為了在學術上做到日中提攜，使日中文化團體一元化，並使文化團體的成立和退出有序地進行，自去年年底開始逐步團結和組織了部分中國學者，使他們能引導中國的學界，現在決定成立以湯爾和為中心，由王克敏、餘晉和、何其鞏、周作人、夏蓮居、王謨、鮑鑒清、龐敦敏、黎世蘅、錢稻蓀等21人擔任委員的東亞文化協議會，由日本方面負責居中聯絡……」關於東亞文化協議會，周作人曾撰文專門講過，系由偽華北政府和日本方面各出三十萬經費成立，「是一種議論的機關，能提議而不能執行」，湯爾和和周作人先後任會長，「協議會名義很是堂皇，組織龐大，可是實際上里邊很是空虛，並沒什麼事可辦，我做會長也只是應個虛名，十天八天去上一次班罷了」。
上述名單提到的夏蓮居先生（原名夏繼泉，字溥齋，號渠園），談他的人不多，或許我可以說一說。
這是位跨界的人物，早年從政（辛亥時參與山東獨立運動，二十七歲年紀就被推上山東各界聯合會會長的高位。繼而先後出任長蘆鹽運使、國會議員、北洋馮國璋政府秘書長、張紹曾內閣內務總長、山東鹽運使。又以鹽務收入與梁漱溟籌辦曲阜大學。1925年因與山東軍閥張宗昌政爭，被迫流亡日本兩年，從此退出政壇），後半生又成為佛學界有名的居士。雅好收藏書畫古董，並擅古琴。
夏蓮居著有《弦外音》一集，專收涉及古琴的詩文。其中提到，丙寅歲末他從日本歸國途中，曾在大連一日商手里得到出自某親王府的西晉「猿嘯青蘿」琴。他與古琴家管平湖約定，如果後者能把古琴曲《幽蘭》《廣陵散》打出譜來，就以此琴相贈。解放後管氏果然打譜成功，夏則兌現承諾，並舉行了贈琴儀式。當時京中多位琴友到場觀禮，又有好事者作《名琴授受圖》。同時夏蓮居作《題〈名琴授受圖〉》九首以志紀念。
「猿嘯青蘿」琴
嚴曉星在《近世古琴逸話》中寫道：「《世說新語》一般的故事到這里還沒結束。事後，夏溥齋忽然托人帶話給管平湖，說這琴當年是一千元買來的，現在總不能白送，給六百吧。管平湖自然無力償付。又把價格讓到四百，還是拿不出，最後是向王迪借錢還上的。」本來是寶劍酬知己的雅事，一下子被拉回討價還價的可憐人間。
又過半世紀，此琴現身2010年嘉德春季拍賣會，以一千九百零四萬元成交。價值一千九百萬的寶貝要送人，心有不甘似也可以理解，何況是為了兌現二十年前的約定，這二十年又是如此天翻地覆的二十年。
給一位古琴界朋友打電話，他說對此老印象不佳。曾聞諸某前輩，早年濟南有一古琴家，藏名琴一張。因受權貴覬覦，不得已攜名琴走避深山，斂蹤匿跡。故事里仗勢壓人的霸道權貴就是夏蓮居。
不過，我幾年前在冷攤得到過一份與夏蓮居有關的資料。在這份檔案里，對古琴的得與失，夏溥齋呈現的又是另一番面目。
這是夏的弟子兼秘書黃正明女士在「文革」中撰寫的交待材料。她說：「我同他學古琴。他曾在1963年把一張明朝潞王琴送給我彈用。那張琴是個坤琴，當時我接受了。他對我說，你什麼時候不使用了，可不許出賣，還還給夏家能彈琴的後人。如果沒有人承用，你就送給能琴的人。1967年我搬出68號時，就把這張琴交還夏蓮居的二子夏潤生，完璧歸趙。」（按：68號指夏蓮居居住的帽兒胡同68號）
黃正明交待材料
夏蓮居有《題潞琴》詩：「潞藩三百今餘幾，飛鳥群中孤鳳凰。」潞王琴當然不及猿嘯青蘿琴名貴，不過從詩中可見，此琴亦是渠園先生齋中珍愛之物。肯將其送給能琴的人，亦不能算不慷慨。
黃正明比夏蓮居小十六歲，終生從事教育，原為北京大翔鳳小學校長。四十年代即追隨夏蓮居學佛學琴。1955年開始借住在夏家。夏蓮居組織的種種佛事活動，她都是主要的推動者和參與者。來求夏蓮居學佛、學古琴的初學者，都由黃正明接待。
黃女士身世頗為淒涼。她是滿洲旗人，年幼即父母雙亡。結婚不到一年，丈夫又因肺結核去世，其後就一直守寡，真正的孤苦伶仃。接觸佛教後，她在其中尋找到了精神寄托。她崇拜夏蓮居，視其為導師，父親。除了唯一的心傳弟子黃念祖，夏蓮居最得意的女弟子就是黃正明，常人前人後誇她有慧根。
作為一個女性，她在不同時間、多次書寫的交待材料中所作的回憶相當細膩，這讓我們得以窺見一口山東話的大居士夏蓮居的諸多言行。比如：
「他對毛主席一直表現不尊敬，不重視。在他的住室內，從來沒有懸掛過毛主席像，沒有毛主席的著作，更說不上讀和研究，從來沒有宣傳過。」
「什麼東西都是外國的好。在見到處理舊貨攤上的舊鋼鋁鍋，他都搶著買，用起來讚不絕口說好。」
「在大躍進時，對煉鋼方面，他認為做得過火，白浪費人力物力。在農業生產上試行密植時，不可能生長的好。報紙上報導，有的地方豐收的成果上，可以坐上人，他說這是虛假騙人的事。」
這樣的見識，絕非當時一般昏頭漲腦的知識分子可及。
當然，這並不妨礙夏溥齋在自己的詩文集里唱讚歌。如「解放後1952年我第一次參加代表會，看見大禮堂里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九個字，當時激動得眼淚都要出來了」，「在解放後，更覺得在政治社會上，只有這一條路，一心擁護社會主義。我當時的詩中曾有兩句，是‘徘徊瞻顧總無聊，只有當前路一條’，可以證明我的心理」……
大概這就是在一份檢舉信里，中國書店一店員形容夏老先生「為人滑溜」的原因吧。
再說回黃正明。一名單身女性借住在夏蓮居家，易被人嚼舌頭，黃正明當然得交代兩人的關係。七十歲的她檢討道：「為了同夏蓮居學習，就經常同他到各文藝商店或是去故宮看歷代的文物字畫，並在返回路上，有時同他吃小館子或者看電影、看劇等活動來滿足自己的愛好和享樂。」「從1955年來到夏蓮居家養病，犯下的錯誤更大了，悔恨自己不知檢點，同夏蓮居共桌吃飯。他的老愛人，雙目失明，不在一起吃。在這情況下，自己就應當有個分寸，要避免嫌疑才對，而卻粗心大意，留下很不好的影響，這完全是我的錯誤，只有老老實實的向人民悔過。」
她又說：「在經濟方面，彼此都劃的很清楚，我入他們的夥食，每月付給十元夥食費。我借住他家的房子，在1962年我退休時，向他提出每月按一間房五元付給房租，是合理的辦法。但他不接受。因為我在鑼鼓巷儲蓄所，用夏一翁的名字存了一個付房租存折，於是向我大發脾氣。說是給他找麻煩，說是等於罵他。因此就把這件事作罷了。以後就在其他方面補報人情。他賣出扁擔廠房子時，曾給過我四十元，也給了曲善堂和張康侯，他說因為你們都同我看過房子，就應當有這份的享受。還有一次出售了一部佛教續藏經，因為在慈德小學存放著給以保管著，也應當給以酬勞費，非給我四十元。我不能接受，但是因為他的脾氣，是不敢回駁，我只暫為存留。還有一次，他買漢古銅盆，少了一個腳，賣不上高價，過了一個時期我打掃衛生從牆角掃出來了，古盆出售後，送給我二十元。這是沒有理由要的，前後共一百元，我就捐在他印制他所作的‘念佛詩抄’一書中的印刷費了。同時我自己另外加上一百元。」
從黃正明的敘述來看，夏蓮居並不小氣。
最有畫面感的一幕是：1957年全民滅四害打麻雀，當時整個北京城鑼鼓喧天，哄趕麻雀，想把麻雀累死。人們抬著成框的死鳥從街上走過，一牆之隔的帽兒胡同68號院里，大居士夏蓮居卻正指揮全家主仆，輪流敲擊院里那口刻著金剛經的銅鐘，為死去的麻雀超度亡靈。
夏蓮居解放後被吸收為東城區政協委員，主要靠收房租、賣古董過日子。在他撰寫的個人簡歷里，主要社會關係填的是梁漱溟、陳銘樞和李濟深（梁漱溟是多年好友，梁漱溟日記里曾記請夏蓮居為他誦咒，他也為夏的《集本大經解》題簽）。
黃正明和其他幾位弟子之所以被要求交待和夏蓮居的關係，其由來還要回溯到解放初。1953年1月，尚被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的日偽時期高官江亢虎（偽國府委員）、鄒泉蓀（偽北京商會會長）分別檢舉夏溥齋是漢奸、特務。江亢虎說夏蓮居「由日寇佛教徒峰籏良充（駐華北軍事機關特務，在東北教書多年）特務頭子，給予他二十萬元的開辦費，在北京嵩祝寺組織佛教同願會，擴展以佛教為掩護的特務勢力，打入人民心臟。曾由日寇捧他做偽華北政委會的委員長沒有成功，但他手下的一批特務信徒，都散布在各偽組織里，所以他與日寇始終是勾結得很密，專門做反共的活動和賣國的勾當，如2360監犯潘毓桂說‘他在1924年間曾寫信給徐樹錚說可用共產黨嫌疑來打倒馮玉祥’……」（按：峰籏良充在魯迅日記里亦數次出現）
江亢虎檢舉表
上海市公安局檢舉材料轉移單
上海市公安局將這份檢舉材料列為重點，立刻轉給北京市公安局，並申明：「此種檢舉材料來自犯人，本局無法肯定其真偽，為使對犯人的獎懲正確有效，務請惠予配合，將該材料效果情況及時函覆本局（勞改處）為荷。」如果檢舉有效，大概算幾位犯人的立功表現。
北京市公安機關隨即對夏蓮居展開了調查，焦點是他在日偽時期擔任北京佛教同願會理事長一事。
日本佛學家道端良秀在《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中說：「同願會是以北京的佛教居士為中心的佛教團體，昭和13（1938）年12月30日在北京廣濟寺組織成立。成立儀式有中國、日本的軍、官、民300餘人參加。」「同願會的組成人員是：會長安欽活佛、副會長王揖唐、名譽會長印光法師、王克敏、靳雲鵬、周學熙。理事長夏蓮居、副理事長現明法師、全朗法師。評議長江朝宗、副評議長餘晉和、湯薌銘。常務理事周叔迦等5人；……全是政界、實業界、高僧、博學之士等等頭面人物，陣容堂皇。」「其事業有法會、翻譯經論、出版佛教書刊、調查各地佛教情況、調查保護佛教古跡、文物、古書等。」其實，參加成立大會並致辭的日方代表，除了文章開頭提到的外務省參事官堀內，還有一位重要人物，即力主增加駐華兵力，並起草《對華宣戰聲明》的北支派遣軍總司令杉山元。後來檢舉夏蓮居的鄒泉蓀此時亦在現場。他當時在同願會中擔任評議委員，並且在次年曾代表同願會訪日。
同願會發行有會刊《同願學報》。《學報》上刊登了夏蓮居在成立大會上的致辭：「在很久以前，王揖唐居士、靳翼青居士、和野崎先生，就屬以弘揚佛法的工作，約我參加。彼此研究考慮、經過數月之久，我總不敢追隨，因為自己知道學業修為，精力時間，種種都不夠，所以屢經審慎，不敢自任。後來因為安欽上師以大悲心，答應擔任會長，內政部總長王揖唐居士，又答應擔任副會長，又有許多在家出家諸位大德善知識參加指導，蓮居才不敢辭，在最近幾天，才定發起本會，這是本會成立的經過。」
《同願學報》第一期
《學報上》羅列的同願會工作內容有：舉辦各種吉祥道場；建議政府重興僧政；募修壇城；中日兩國共修念佛；設立佛學講座；廣播宣講；監獄布道；發行會刊及各種特刊；征集寫經佛像；籌設佛教學院；籌設佛教圖書館；施送般若茶大悲水；發起華北救濟聯合會（夏蓮居任副主席）；吉日禁屠；籌設佛教工藝傳習所等等。並制定了詳細的五年發展計劃。
從《學報》上發表的《本會成立以來紀事簡表》可以看出，夏蓮居是同願會實際上的核心和負責人。
同願會規格很高，每次年會均有日本佛教界代表參加。比如1939年12月1日召開的第一屆年會就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王揖唐、夏蓮居和日本的大僧正林彥明都在會上講了話。會期五天。會畢，全體人員在中南海懷仁堂集宴。
黃正明女士被認為是江亢虎檢舉信中所說的夏蓮居「手下的一批特務信徒」。她在交代材料里回顧了參加過的同願會活動。如日方組織了一些中國礦工，由黃正明對他們宣講佛法。黃正明說「這完全是老虎戴念珠——假慈悲，實際是用佛法毒素麻醉他們的思想」。她又提到，1945年佛誕日，夏蓮居在北海團城舉辦過一次熄災念佛道場。七天七夜不間斷唱誦《無量壽經》：「惟願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劫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崇德興仁，務修禮讓，國無盜賊，民無冤枉，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每天參與的人數眾多（夏蓮居有《蒼生淚》二首詠此道場，說每日參與者近萬人）。實際上，這段時間，同願會組織了多次道場。比如1943年9月5日的《申報》曾報導當年中元節（8月15日），同願會在北海舉辦道場的盛況：「最熱鬧的要算是北海的天王殿永安寺。以前曾為各次內戰的死難英靈招魂，今年則為大東亞戰爭的烈士普渡。據新北京報記者的描寫，當日的情形‘門前設高大牌樓，上書盂蘭盆法會……天王殿乃昨日最盛之地，將近園門，已聞梵音滿耳，而經壇四周，即滿布旗旌，隨風飄揚，宛如列陣……永安寺則由菩提學會佛教同願會主辦，規模宏大，秉意虔誠，而燈燭輝煌，佛像森嚴，極為壯麗……迄九時蓮燈隨流而下，岸上萬眾歡呼，與寺內佛聲法樂相應，別具一番風味。夜十一時始燒法船……’。」
此外，每月初一夏蓮居還組織數十名佛教信徒在東安市場森隆飯莊舉行一次素餐會（森隆飯莊的老板張森隆也是夏蓮居的信徒），飯前由夏領著先唱一遍佛經回向文，祈禱中日和平。
北京市公安局幾經調查，最終，夏蓮居並未因歷史問題受到什麼衝擊。政府在對待宗教界人士時一貫比較慎重，另外夏蓮居的軍屬身份也為他加了分（他的一個孫子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他也幸運地在文化大革命到來的前一年病逝。根據遺囑，兒子把父親收藏的部分古畫捐給了故宮博物院，其中一幅佚名宋畫《秋山紅樹圖》，被收入故宮1999年出版的《故宮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集》（夏蓮居在生前就曾數次捐獻文物給故宮、山東省博物館和老家鄆城）。
除了書畫和古琴，夏蓮居的佛教文物收藏也是一大特色。同願會成立之初，在辦公地嵩祝寺舉辦過一次規模空前的佛教美術展覽會。展品分五大類：佛像、法器、經籍、書畫和古物。提供展品的有周肇祥、夏蓮居、周叔迦、陸宗輿、張伯英、傅增湘、關祖章、蕭龍友、日人峰籏良充及北平法源寺、嵩祝寺等寺廟。其中周肇祥與夏蓮居藏品最豐，前者一百三十九件，後者亦有一百〇七件。夏蓮居的展品包括宋造鎏金毗盧遮那佛銅像、宋造普賢、文殊菩薩銅像、宋代白玉造寶相佛像等各種佛像、法器及唐卡。
渠園先生除了佛學方面的著述，又將一生詩文整理成渠園外篇十種，油印行世。黃正明在《藝林漫興》書後述其緣起：「先生所為詩文，率皆口授，向未分類。……茲屆先生八旬誕辰，同人鹹願分任收輯錄存，為獻壽之資。」十種書從收錄早期作品的《魯東賸稿》到四九之後所作的《欣然錄》，還包括一卷與時俱進的樂府長詩——歌詠舍身救火女英雄向秀麗的《秀麗辭》（首發於《光明日報》）。這些油印本均流傳稀少，我幾年來也只覓得其半。第一種《魯東賸稿》，可以辨認出書名為康生所題。夏蓮居有《紀事詩十四首寄郭沫若院長》，其中一句「兩種題簽感康老，百忙思見佩陳公」，即指此事。郭沫若在報上讀了夏蓮居的《說硯詩》，就登門拜訪。夏蓮居在回訪時，得知郭沫若妻子於立群的祖父是故交於式枚。兩家的關係就更近一層。郭沫若請夏蓮居欣賞家中所藏碑帖，在談論碑帖法書時，不免提到夏的山東大同鄉，對書法相當自負的康生康老。也許就是在這樣的場合下，夏蓮居請郭院長代求康老題簽。「陳公」指陳毅。夏蓮居與他的交往，也是緣於陳毅讀了夏的《秀麗辭》，即邀來設宴款待。夏寫詩答謝。一唱一和，文人之間就算訂交了。就這樣，夏溥齋先生到了晚年，仍能憑借一手漂亮的詩文，與政界保持著聯繫。
油印本《魯東賸稿》
說到這里，似乎該結尾了。不過在2018年泰和嘉成春季拍賣會上，居然出現了一冊康生批校的《魯東賸稿》。康生不僅題簽，對夏蓮居的書還很感興趣。書中有一篇講述琴人王露事跡的小傳。王露出身諸城王家，與康生的張家，俱為諸城望族。康生與王露早有交往。他在小傳後面用朱筆寫道：「此公對王露似非深知者。露之為人，豪放奇特，絕不類隱者。其怒時如虎，喜時如童。興來則撫琴終日，興去則終年不彈。喜豪華，厭山林，愛青年，惡紳宦，好歌唱，拒女色，終身不與夫人同居。疏狂高傲，與人交，愛人欲加諸膝，惡之欲之欲投諸淵，奇人也。露與予家為親眷，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極力支持我等之新文化運動。我與孟超弟所組織之明星戲劇社，推露為名譽社長。」
康生批註本《魯東賸稿》
1965年12月14日夜，夏蓮居在念佛聲中安然壽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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