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怎麼看待「史達林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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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推半就的史達林

戴維斯依據的不是史達林親近者的證詞。例如，曾經是史達林女婿的尤里·日丹諾夫（政治局委員日丹諾夫的兒子）回憶說，史達林是一個「謙虛的人」，有一次，史達林手里拿著一份歌頌他的《真理報》，非常不屑地隨手一卷，丟進了樹叢里。莫洛托夫也回憶說，對個人崇拜「史達林開始不能接受，是後來才喜歡上的」。戴維斯認為，無法證實這類材料所說的內容，「我們也不太可能知道史達林對個人崇拜的‘真實態度’到底是怎樣的。但是，我們可以從能得到的文獻資料中重構史達林對個人崇拜現象的公開反應」。（《製作崇拜》30）她用的材料大多來自「社會-政治史俄國國家檔案」（The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RGASPI)的史達林卷宗。這些材料並不代表真相，但卻是重構真相所不可缺少的。

從現有的歷史檔案材料來看，史達林並不全然熱衷於對他個人崇拜，但也不拒絕，而是採取一種半推半就的態度，既讓它順其自然地發展，又對它的不純動因和不良後果有所戒備。在這個問題上，他既在意馬列主義的原則，又有自己政治利益的考量。他一直在很謹慎，也很精明地經營自己的良好形象。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一、他清楚地知道，個人崇拜與馬列主義不符，因此一直有所顧忌；二、他也很明白，有人在利用這種個人崇拜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而且這種崇拜會有事與願違的高級黑效果；三、個人崇拜可以用來動員愚昧的群眾，而他自己的不情願姿態也可以用來考驗手下人的忠誠。

第一，史達林承認，個人崇拜並不符合正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早就明確指出，偉大的個人是因為反映了廣大的社會力量而變得重要的。史達林了解這個觀點，「這個基本原則使史達林譴責‘個人崇拜’，不讚同頌揚主管者個人而不是突出他只是一個事業的代表。史達林無疑知道崇拜的政治效益，但他並不提這個。他只是在談到號召‘落後’群眾的時候，才間接提到」。（《製作崇拜》30）

普列漢諾夫

史達林能很巧妙地用馬列主義來重新解釋了個人的革命領袖作用，使突出個人不但不違背，而且符合馬列原則。他是從英雄崇拜的角度來說明的，「馬克思主義一點也不否認傑出人物的作用，也不否認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當然，人民創造歷史的方式不是憑借奇思怪想。……每一代人都是處在特定環境中的。……偉大人物的價值在於只是在於他們能夠正確地認識這個特殊的環境，懂得如何改變這個環境。……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否定英雄的作用。正相反，馬克思主義認為英雄有很大的作用，只是有一些保留」。

1930年代，史達林屢次在講話中淡化領袖個人的作用，強調更廣大的社會力量。1933年2月他在第一次集體農莊勞力模範代表大會上表示，把主管同志當作歷史創造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歷史是勞力人民創造的。1935年5月他在對紅軍大學畢業生講話時表達了相似的看法。1937年10月的一次勞力模範代表大會上，不斷有人為主管同志祝酒，史達林說，「這當然不壞，但除了大幹部，還有中幹部和小幹部」。他然後又說，幹部要得到群眾的信任才行，「幹部來了又走了，群眾一直在那里」。（《製作崇拜》30-31）

史達林當然不會否定偉大個人的作用，列寧是他常用來證明偉人歷史作用的一個例子。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是一位以寫偉人傳記出名的德國-瑞士作家，1931年在與史達林的一次交談中，他把史達林與彼得大帝相比，史達林表示不讚同。他說，他自己不能跟彼得大帝相比，但列寧可以，列寧是大海，而彼得大帝不過是滄海一粟罷了。路德維格認為這樣的偉人觀點不符合唯物主義對歷史的認識，史達林反駁道，馬克思沒有否定個人的作用，而只是認為，個人必須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才能起作用。偉人是那種懂得特定環境並能改變特定環境的個人。（《製作崇拜》31）

史達林非常在意用馬克思主義來解釋和強調偉大個人的作用，而且，他還用馬克思主義來解釋他自己為什麼能夠從一個本來不偉大的人變得偉大起來。1937年慶祝10月革命20周年的時候，政治局成員有一個聚會，到場的還有共產國際的主管迪米特洛夫（G. Dimitrov）。迪米特洛夫稱頌列寧的偉大，表示列寧有史達林這樣的繼承人，真是幸運，隨即又向史達林敬酒。史達林說，他在黨內也是有反對者的，反對者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不能遵從群眾的意願。史達林一反當時歷史學家的觀點，說他自己在列寧逝世時並不是一個可以與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他們相提並論的人物。他承認，與他們相比，自己的演說才能很差，他之所以能夠戰勝他們，是因為代表了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他們則背叛了人民群眾。（《製作崇拜》31-32）史達林用馬克思主義話語不僅突出了自己的偉人作用，而且還以此證明了他打擊政治對手的合理性和正當性。這在政治上是非常精明的。

列寧（左）與史達林

第二，史達林很清楚，有的人熱衷於對他的個人崇拜，那是別有用心，至少是另有所圖。1939年五一勞力節，共產國際的口號是「我們的史達林萬歲，史達林就是和平，史達林就是共產主義，史達林就是勝利」。史達林很不高興，因為他懷疑共產國際的秘書曼紐爾斯基（D. Manuilskii）有托洛茨基派的嫌疑，不可靠，是個「馬屁精」（toady），是在明捧暗損他。1940年，史達林對雅羅斯拉夫斯基（E. M. Yaroslavskii）發難，指責他對主管人的吹捧「太過分，令人作嘔」。緣由是他主編的《馬克思主義歷史》（Istorik-Marksist）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1907-08年史達林主管巴庫布爾什維克和工人鬥爭》（1940年1月）。文章讚頌史達林和伏羅希洛夫當時的主管作用。後來有人寫信給蘇共政治局，揭發文章嚴重失實。史達林於4月29日對此作了批示，批評這篇文章說，他和伏羅希洛夫的貢獻有目共睹，不需要這種文章來為他們貼金。

史達林寫道，「顯然，那些想升官的作者和報導人……是想用肉麻吹捧黨和政府主管人的手段來抬高自己。我們有權利在人民中培養這種奴性和諂媚嗎？顯然沒有。我們有義務要在我們的人民中根絕這種無恥的奴性。……諂媚與科學歷史是完全背道而馳的」。（《製作崇拜》34-35）他很清楚，這種內容不實的文章只能幫倒忙，成為高級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