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 | 認識蘇聯：陳獨秀的最後見解

編者按：2019年時值陳獨秀先生誕辰140周年，我們重新刊發此文，以為紀念。《東方歷史評論》陳獨秀相關專題文章，詳見文後鏈接。

陳獨秀

陳獨秀從五四出發，從西方出發，走向蘇俄，走向托派，然後又回到了西方，回到了五四。回來之後的陳獨秀，當然有些變化，少了一些法國的色彩，多了一些英美的色彩；少了一些浪漫，多了一些冷靜。

在《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中，陳獨秀曾經寫道：「近世文明之特徵，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權說，一曰生物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是也。法蘭西革命以前，歐洲之國家與社會，無不建設於君主與貴族特權之上，視人類之有獨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數之君主與貴族而已；其餘大多數人民，皆附屬於特權者之奴隸，無自由權利之可言也。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蘭西拉飛耶特之‘人權宣言’刊布中外，歐羅巴之人心，若夢之覺，若醉之醒，曉然於人權之可貴，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貴族，列國憲章，賴以成立。……人類之得以為人，不至永淪奴籍者，非法蘭西之賜而誰耶？」那時候，陳獨秀的思想主要源於法蘭西。

五四運動之後，陳獨秀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人權說中的平民主義膨脹開來，人道意識中的平等觀念迅速堅挺，在全部的人權思想中，平等勝過一切，這就使陳獨秀走上了以階級鬥爭的方式做到社會平等的思路。陳獨秀沒有意識到手段本身有時候會威脅目的。勞苦大眾的確太貧困，他們的日子令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無法視而不見。早在五四時期，陳獨秀對下層人民的苦難就寄於無限同情。陳獨秀為他們寫過詩，做過文，在五四學生運動暴發的當天，《每周評論》正有陳獨秀的大作《貧民的哭聲》。

也許正是對下層大眾的同情，強化了陳獨秀的階級意識，並且使他把目光轉向了蘇俄。在陳獨秀那里，以俄為師並不意味著拋棄自由、民主和人權，而是達到民主的必由之路。陳獨秀曾經認為它更徹底，也更快捷，卻沒有發現它與自己的初衷存在矛盾。人畢竟不是神，不能未卜先知。即使清醒冷靜如胡適，不也曾經因此而產生過短暫的困惑嗎？

有良知的思想者重要的是不自欺更不欺人。在目睹史達林所做的一切之後，陳獨秀開始了新的思考。也許，監獄生活對陳獨秀是一個機會。考察20年代中期的陳獨秀，文章篇數讓人難以相信，但是，對問題卻難有深入思考，特別是當陳獨秀作為一個政黨的領袖活動的時候，幾乎失掉了思想，成了一架機器。陳獨秀不斷地寫，不斷地說，評論一切社會事件，卻已經算不上一個思想者。30年代，監獄生活清靜而安閒，使陳獨秀有足夠的時間研究學術，也有足夠的時間思考問題。出獄之後，陳獨秀的思想的確變了。

1921年10月4日被捕後的陳獨秀

經過事實的教訓，陳獨秀對蘇聯已經失望。我想，這種失望可能與兩個方面有關，一是所謂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神聖性，早在1927年陳獨秀就認識到了。二是蘇聯越來越清楚地顯露了它的面目。這一切，使陳獨秀清楚地看到，它與陳獨秀所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馳。因此，陳獨秀不再相信史達林的國家代表著未來。

在陳獨秀先前的想像中，蘇聯是人類社會最先進的形式。陳獨秀把它與人類文明的健康主流掛接在一起，科學，民主，自由，人權，西方現代國家所具有的一切，它都有；西方現代國家所沒有的，如勞力者的崇高地位，經濟平等，窮人翻身過上好日子，它也有。還有比這更美好的社會嗎？有什麼理由不把它作為追求的目標？於是，它好像與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並不矛盾，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也非背道而馳，因此，陳獨秀大概並不認為自己拋棄過新文化運動的理想。陳獨秀曾經反問道：「經濟制度革命以後，凡勞力的人都得著自由，有什麼不合乎‘德莫克拉西’？」直到1933年，陳獨秀的《上訴狀》仍然寫下了這樣了句子：「蘇維埃並非新奇怪物，只‘工農兵會議’之翻譯名詞而已，其不獨與民主共和無忤，且因而鞏固之發展之。」陳獨秀之所以走向它，因為它與民主共和並不矛盾。

但在出獄之時，陳獨秀對蘇聯已經不抱希望，因為他看到了極少數人的「格伯烏政制」，看到了以極權主義剝奪人民主權的事實。1934-1938年，蘇聯經歷了血腥的「大清洗年代」，史達林運用秘密警察「格柏烏」（GPU）殘酷鎮壓異己，紅色恐怖從黨內波及全國。在「莫斯科審判」時期，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皮達可夫、布哈林、李可夫等列寧時期的蘇共主管人相繼被殺，數百萬人遭到逮捕、流放和處決。這一切，對陳獨秀不能沒有影響。陳獨秀從新文化運動走來，沒有忘記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光輝的字眼，所以不會繼續接受蘇聯，不能不調整自己，對一切重新思考。

與此同時，中國托派譯介了一些揭示和批評史達林極權主義的書籍，比如，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真理在前進中》，法國作家紀德的《從蘇聯歸來》、《為我的〈從蘇聯歸來〉答客難》，以及《蘇聯黨獄的國際輿論》、《蘇聯黨獄之真相》等。這些書，大多是陳獨秀推薦給汪孟鄒出版的，陳獨秀大概讀過，這就為他的反思提供了資源。

陳獨秀的反思證明，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流浪千里，最終沒有背叛初衷。陳獨秀有一首長詩，我至今沒有看到全文。因為陳獨秀把它寄給了濮德志，而他在被捕後把原件給了政府，後來的下落，我尚不清楚。他能記憶的，只是如下內容：

大空暗無際，晝見非其形。

眾星點綴之，相遠難為明。

西海生智者，厚生多發明。

攝彼陰陽氣，建此不夜城。

食以延軀命，色以延種性。

逐此而自足，何以異群生。

伯強今晝出，拍手市上行。

旁行越郡國，勢若吞舟鯨。

高居萬民上，萬民齊屏營。

有口不得言，伏地傳其聲。

黃金握在掌，利劍腰間鳴。

二者惟君擇，逆死順則生。

雲雨翻覆手，信義鴻毛輕。

食人及其類，勛舊一朝烹。

哲人間世出，吐詞律以誠。

忤眾非所忌，坎坷終其生。

毋輕涓涓水，積之江河盈。

亦有星星火，燎原勢竟成。

作歌告少年，努力與天爭。

陳獨秀在詩後做了一個小註：「伯強，古傳說中之大癘疫鬼也，以此喻史達林。最近悲憤作此歌，知己者，可予一觀。」從這首詩，可以看到陳獨秀對史達林的看法。

開始，陳獨秀只是著眼於史達林的專制與獨裁，著眼於他所帶來的恐怖與災難。所以，陳獨秀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有民主，如果沒有民主，就必然成為黨的獨裁、領袖的獨裁，必然成為史達林式的官僚政權。這時候，對於蘇聯的問題，陳獨秀的認識是：史達林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以官僚主義，背叛了革命理想，也背叛了列寧。

史達林

經過1936年到1937年的莫斯科審判，經過史達林發動的大清洗，再經過1939年8月23日《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和緊接而來蘇聯與德國按照密約瓜分波蘭，陳獨秀不能不對蘇聯進一步思考。因此，他秀的見解又有重大改變。這一改變顯示了陳晚年思想的深刻之處：對史達林極權體制的深刻反思。

1940年春天，陳獨秀給西流等人寫了三封信。在3月2日的信中，陳獨秀指出第三國際和蘇聯的行徑：「等到英法布爾政府和法西斯的希特勒政權開了火，他們卻一面實際站到希特勒方面，一面宣布反對帝國主義大戰，促使英法工人反對戰爭，法國共產黨四十餘人，因讚成對希特勒戰爭而被開除，這實際也是援助希特勒讓他對英法得到勝利。」

在4月24日的信中，陳獨秀說：「現在德、俄兩國社主義及格柏烏政治，義大利和日本是附從地位，是現代宗教法庭，此時人類若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這個比中世紀的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國社主義與格柏烏政治。因此，一切鬥爭（反帝鬥爭也包含在內）比起這個鬥爭都屬於次要次要的地位，若是有害於這個鬥爭的鬥爭，更是反動的。」

在另一封信中，陳獨秀透露：在幾年之前，他和朋友就把史達林看作「全世界罪惡之魁首」，陳獨秀甚至表示：無論是誰，只要打倒史達林和希特勒，都要「向他叩頭」，「情願做他的奴隸」。

在1940年9月給西流的信中，陳獨秀說：「把獨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罵得比狗屎不如，這種荒謬的觀點，隨著十月革命的權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個採用這個觀點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個便是希特勒，首倡獨裁制本土——蘇聯，更是變本加厲，無惡不為，從此崇拜獨裁的徒子徒孫普遍了全世界，特別是歐洲，五大強國就有三個是獨裁。第一個是莫斯科，第二個是柏林，第三個是羅馬，這三個反動堡壘，把現代變成了新的中世紀，他們企圖把有思想的人類變成無思想的機器牛馬，隨著獨裁者的鞭子轉動，人類若無力推翻這三大反動堡壘，只有變成機器牛馬的命運。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鬥爭，必須與推翻這三大反動堡壘聯繫起來，才有意義；否則任何好聽的名詞，如無產階級革命，民族革命，都會無意的在客觀上幫助這三大反動堡壘鞏固及擴大勢力。」

更為重要的是，陳獨秀不再像一些人那樣把史達林罪行孤立起來。他認為，史達林的一切罪惡都有其制度的基礎，破壞民主並不只是史達林個人的事，而是在於「十月革命以來蘇聯制度就違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內容」。指出：「如果說史大林的罪惡與無產階級獨裁制無關，即是說史大林的罪惡非由於十月以來蘇聯制度之違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內容（這些違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創自史大林），而是由於史大林的個人心術特別壞，這完全是唯心派的見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級獨裁制邏輯的發達，試問史大林一切罪惡，哪一樣不是憑借著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呢？若不恢復這些民主制，繼史大林而起的，誰也不免是一個‘專制魔王’，所以把蘇聯的一切壞事，都歸罪於史大林，而不推源於蘇聯獨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蘇聯樣樣都是好的，這種迷信個人輕視制度的偏見，公平的政治家是不應該有的。蘇聯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後十年的苦經驗，應該使我們反省。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出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史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從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

20世紀發生在世界各國的一系列災難都被陳獨秀不幸言中。是什麼給了陳獨秀如此的目光？其實，很簡單，只要在心中深植了新文化價值尺度的人，都會做到。可惜，這樣的人太少。進入50年代之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使那麼多人為之吃驚。其實，那一切，還需要赫魯曉夫說明嗎？

因為認識到制度設計方面的問題，陳獨秀在《我的根本意見》中寫下了這樣一條：

應該毫無成見的領悟蘇俄廿餘年來的教訓，科學的而非宗教的重新可能布爾雪維克的理論及其主管袖之價值，不能一切歸罪於史大林，例如無產階級政權之下民主制的問題。

《我的根本意見》以油印稿進入傳播之後，引起了一些人的關注。胡秋原、孫洪伊給何之瑜寫信，提出了他們的意見，希望陳獨秀「跳出馬克思主義的圈子」。他們的信沒有直接寫給陳獨秀，陳獨秀卻於1941年1月19日給他們寫了回信，聲明「近作根本意見，並未涉及何種主義，第七條主張重新可能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列寧托洛茨基都包含在此內）之價值，乃根據蘇俄二十餘年的教訓，非擬以馬克思主義為尺度也。」

1941年12月23日，陳獨秀給鄭學稼寫了這樣一封信：

學稼兄左右：

十四日手書敬悉。惠書所論尚多與鄙見微有不同，或者因為兄對於《我的根本意見》尚未詳閱也。此提綱式短文，乃為托派國內以至國外先生們的荒謬見解而發，因為弟精神仍不佳，無力為長文，未能詳細發揮，或不免為人所誤解也。列托之見解在中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嘗正確。弟主張重新估定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內）之價值，乃為一班「俄迷」尤其是吃過莫斯科麵包的朋友而發，而我自己已估定他們的價值，我認為納粹是普魯士與布爾什維克之混合物，弟評論他們仍用科學的態度，並非依任何教派的觀點，更不屑以布爾什維克正統自居也，鄙見很難得人讚同，讀來書「布爾什維克與法西斯為孿生兒」之說，不禁拍掌大悅！弟擬寫一冊《俄國革命的教訓》，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惜精神不佳，一時尚不能動筆耳！希望大作早成，得一讀為快。此間日前有傳言兄在某校演說謂：「只有希特勒勝利，中國民族解放才有希望」，今讀來書，尊兄似不如此，恐為傳言之誤也。此祝

教安！

弟獨秀手啟 十二月二十三日

對史達林主義的批判顯示了陳獨秀作為一個傑出思想家的洞察力。在這一點上，陳獨秀大概屬於前驅人物。因為在世界範圍內，胡適對它有深刻的認識，但比陳獨秀略晚一些，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和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是轟動世界的名著，卻比陳獨秀的思考晚了幾年。陳獨秀關於史達林主義與希特勒主義關係的見解，也是戰後反思和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民主與社會主義，是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中一直沒有解決的理論問題。按照馬克思的設想，社會主義革命將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實行巴黎公社式的「人民管理制」，也就是社會主義民主。以巴黎公社為典範的社會主義民主是一種大眾自治型的直接民主。它的突出特點在於公共權力的社會化，無國家、無官僚和人民自治。它與被稱為資產階級民主的自由主義民主亦即啟蒙時代的民主理想的確不同。自由主義民主以防止專制、保護自由為宗旨，制度上以限制行政權的法治國家和有限政府為特徵；而公社型社會主義民主則以廢除統治和權力平等為目標，制度上追求權力社會化和人民自治。它在理論上是超前的，就是人民直接參與，直接當家作主，但馬克思的這一政治設計在實踐上的可行性卻一直沒有得到證明。

十月革命不是在馬克思的設計之下進行的，也沒有出現東方的巴黎公社。列寧晚年已經看到，革命後迅速出現的是蘇維埃國家的官僚化，而接著出現的，是史達林的獨裁和極權體制的形成。革命後的演變軌跡是清楚的：由「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到「一切權力屬於布爾什維克」，最後是「一切權力屬於史達林」。在社會平等和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旗幟下，出現的是社會的極度不平等和個人獨裁下的等級授權制度；在「社會公仆」的名義之下，出現的是「特權階層」和「新貴族階層」。到了30年代，蘇聯的薪水差別已由建國初的1：3上升到1：30。更為重要的是，法律是一種虛設，成為獨裁者統治人民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成為獨裁者支配之下的格柏烏專政，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成為讓一切專制君主都自愧不如的紅色帝國。

這一切，與馬克思的理想背道而馳，也與陳獨秀的理想背道而馳。

這個悲劇的可悲之處在於，本來是要追求更好的，做到的卻是更壞的；本來是要向前推進一步，做到的卻是歷史的倒退。這一殘酷的事實，對於一切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來說，不能不是一個最為沉重的打擊。

而陳獨秀，恰恰是這種理想主義者。

因此，陳獨秀不能不對這個可悲的結果進行深入的思考。通過陳獨秀的思考，我看到了一個啟蒙思想家對民主的堅定和執著。陳獨秀通過對史達林極權體制的反思而形成了新的民主觀。陳獨秀回到了五四，而思考又遠比五四時期更為深刻。陳獨秀回到了創辦《新青年》時期對民主共和的態度，不再對立憲民主輕率否定，不再試圖尋求另一套替代方案，而認定民主是普適性的，所謂社會主義民主優於資本主義民主，應該是由大眾民主代替某一個階級的民主，而民主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同，都是要落實「自由、平等、博愛」和「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