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誠的「反叛者」：張之洞與清王朝的瓦解

——（英）李提摩太「土崩瓦解、眾叛親離之大局，而吾屬橫被其憂。念及此，不禁放聲痛哭。罪魁禍首則在張之洞、張百熙之力主令學生留學東洋。」

——惲毓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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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9月，隨著一紙諭令，張之洞進京入職軍機，管理學部。消息傳來，學部上下陷入一片恐慌。這位年過70的厲害角色此前對學部「新政」多有不滿，一場風暴看起來不可避免。

袁世凱同時被調離直隸總督之位，他和湖廣總督張之洞據守南北，舉足輕重。輿論界看好這次官場調整，《申報》發文稱「環顧廷臣疆吏，由稍實政事思想而才識之足以稍備緩急者無出袁、張」。兩人進京對一直存在的滿漢官場矛盾看起來也大有好處。就在宣布張之洞新職務一個月前，慈禧以光緒的名義發布一條上諭，決心「全行化除」滿漢畛域。

張之洞並不想離開湖北，那里的新政正搞得如火如荼。督鄂18年，他政績斐然，實堪清廷少數值得依靠的股肱之臣，紫禁城里的最高層很早就對這位漢臣另眼相看。瞿鴻禨和岑春煊剛被罷免，張、袁入主軍機表面上是這場「丁未政潮」的結果，不過兩位最具實力的地方總督就此解除軍政大權，被和平監視於首都也是事實。盡管張之洞看上去遠比袁世凱可靠，但正如革命領袖黃興後來所言：「實際上張之洞之一舉一動正受現政府的猜疑。」香帥雖非軍功出身卻治兵有方，湖北新軍在上一年舉行的練兵處巡閱中實力不遜北洋，一時吸引各界眼球，包括前來參觀的487名中外觀察者。

張之洞

「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閒。」從長江邊來到什剎海畔，張之洞的人生自此換為另一番景色：「窗含西山千秋月，門泊東涯采蓮船。」他的新居位於白米斜街11號，一棟「觀海樓」和北方院落的混合顯得別具一格，擇居此處或許因為眺望水面能夠喚起主人的南方記憶。353米的白米斜街地處鬧中取靜之處，西口直通什剎海南岸，這片水域曾是元代漕運終點，南方來的貨物經京杭運河輾轉通惠河進城抵達積水潭。如果仔細尋找，人們仍可以從一些北京地名目睹漕糧時代的歷史餘韻，比如距此不遠的海運倉胡同，白米斜街則因儲存大米得名。

故居如今變身庭院深深的大雜院，它曾是一處「石油部」宿舍。保存完好的主屋常年大門緊鎖，只有面對後海的3層木樓對外開放，那里被改造成一座高檔茶樓，每天面對川流不息的遊客。什剎海遊船搖曳，遊人如織，夜幕降臨後頓成燈紅酒綠之地。如果遊興不減，幾百米之外更加擁擠的南鑼鼓巷便是下一處駐足之處。人們擁擠在銀錠橋兩岸，穿梭遊蕩於水邊五光十色的酒吧區。只有舊影依稀的鼓樓，夜色中還不斷散發久違的歷史感，不過其中的人物早已煙消雲散。即使有人偶爾說起汪精衛曾潛伏於此，等待一場同歸於盡的刺殺，感興趣的人也不會太多。巷落里的張之洞故居盡管被標註於路口文字介紹里。後來者對失去懸念的前塵往事缺少興趣，好奇心早被宏大的歷史定論敗壞，那里沒有細節和複雜性，似乎只留下一堆確定的結果。

張之洞在此度過了人生的最後兩年，1909年10月4日逝去。次日，《泰晤士報》刊登了一則從北京發回的報導：「軍機大臣張之洞於昨晚9時逝世。他是當今中國最著名的人士之一，舉世無雙的學者，在皇帝和國人心目中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他患病期間，攝政王曾前往探望。盡管人們知道他已病入膏肓，但他的去世還是使人感到突然。人民對他的離去表示了沉痛的哀悼，不僅因為他是全國最偉大的學者，而且因為他是一個純粹的愛國者，無人懷疑其正直的品格。盡管他任要職44年，自1884年起在國內3個最富庶的省份擔任督撫，有無數機會為個人斂財致富，但他去世時卻沒有留下什麼財產。」文章以充滿張力的方式給這位傳奇人物蓋棺定論：一個人身上同時集中了那麼多反映中國政府的好品質和弱點，在中國也只有張之洞了。

這一年，日本人伊藤博文發出警告，中國過快的政治改革將導致3年內發生革命。狂飆突進與溫和漸進路線孰是孰非，在張之洞死後一次次被重新評價，但每一次都難以繞開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織染局胡同距離什剎海不遠，王國維在這里住過幾年，1927年6月2日，自感走投無路的他自沉於昆明湖，無數人將這次自殺視為一場悲涼謝幕，中國古典知識人迎來自己的末法時代。挽詞中陳寅恪所撰公認最佳，在一首悼念詩中，張之洞赫然出現：「當日英賢誰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順勤勞矢素衷，中西體用資循誘。」

很少有幾句話，能像「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樣準確概括近代中國知識精英的內心掙扎。甚至時至今日這種彷徨仍揮之不去，盡管它已換成另一種面貌。

第一次明確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連在一起的人是沈康彭。「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的這篇《救時策》發表於1885年《萬國公報》第75卷。不過就思想實質而言，馮桂芬是「中體西用」更早的提倡者，「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出現在1861年馮氏所著《校邠廬抗議》一書。這一年慈禧在鹹豐帝去世不久發起辛酉政變，走上政治前台，她的政治同盟者議政王奕䜣目睹英法聯軍之威，成為漢族官員與洋務運動的堅定支持者，風頭正勁的曾國藩當年獲準建設安慶軍械所，它可以說是這場自強運動的第一個成果。

馮桂芬為林則徐賞識，後者稱他「百年以來僅見」。馮協助李鴻章引進西方武器裝備淮軍，他們的富強之術很大程度上來自太平軍刺激。不過早期洋務知識分子對中西究竟如何融合，並無清晰思路。「馮桂芬上午與我談了一個小時，他的觀點近乎荒唐。很明顯，他本人對究竟要幹什麼也心中無數。」1867年的一天，就職於江南製造總局的英國人傅蘭雅抱怨說。不過無可否認，馮桂芬這批人已悄然使用利害、事功這樣的標準來代替傳統義理和道德說辭，並大膽涉足軍工製造和民間工商業。要說他們對西方器物之外的力量沒有感受，其實很難令人信服。只是多數官場人士尤其軍功出身者，並不打算在工廠、軍備之外走得更遠，何況此時國家還明顯缺少更大的政治變革氣氛。派遣留美幼童的動議來自洋務派，這項夭折的事業以及圍繞同文館引發的巨大反對，顯示1860—1870年代保守人士仍具壓倒之勢。除了軍事失敗，深刻的危機感並沒有進入北京高層的腦海，多培養幾個容閎這樣的人對他們缺少實質吸引力。

看過馮桂芬《校邠廬抗議》的官員不少，感興趣的卻不多。另一些人甚至指責馮著激進，驚呼這簡直就是「夷法」。太平天國的覆滅以另一種方式意外強化了傳統思想，後者在這次「撥亂反正」中釋放的精神感召，讓很多人興奮地看到儒學經世致用和堅韌的調適能力，這看起來同樣可以對付西方。同治中興的光輝映照著自負的官僚統治集團，儒學甚至從中閃爍出一絲創造性光芒，沒有人相信那可能是一種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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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學到了張之洞那里，明顯向前邁進了一步。他筆下西學的分量遠超早期洋務派，中西、體用隱然變為雙峰對峙。不斷升級的危機感可以部分解釋這種變化，1894年之後的中國比起馮桂芬去世的1874年，已是時過境遷，江河日下。

張之洞的「學問」有目共睹，甚至梁啟超這等人物也承認，看了張氏《書目答問》「始知天地間有所謂學問」。探花出身的張之洞在很長一段時間以清流健將著稱，直到1884年中法戰爭改造了他的學者氣質，使之轉而成為一名務實的政界改革家。充任幕僚多年的辜鴻銘聰明絕倫，他的觀察相當清晰：此役令張之洞為之一變，從此熱衷西方技術，因為非此無以保住國家，無法保國則「無以保名教」。張認識到，他所面對的洋人和歷史上那些蠻夷並不一樣，此番欲存中學不能不從西學開始。新的挑戰無比艱巨，卻無法逃避。中法戰爭之前，擔任山西巡撫的張之洞已顯示務實的一面，上任後他在太原衙門舊檔里發現李提摩太築鐵路、開礦藏的建議，立即派3個人去見這位英國傳教士。「問我能不能放棄傳教工作，參與中國政務，將自己的觀點付諸實施。」李提摩太回憶說。此前當後者入晉救災，前任巡撫曾國荃對他冷漠而抱有敵意。

中法戰爭讓張之洞從山西巡撫調任兩廣總督。當曾經的學林巨擘變為手握重權的前線督撫，暴風眼中的殘酷景觀令他觸目驚心，巨大的危機感很快化為戰後求變的急切。也是在這次戰爭中，張之洞因後勤問題與帝師、掌管戶部的翁同龢結下矛盾，並在此後的兩廣新政中積怨加深。身為不同時期的清流領袖，張、翁二人均為體制內改革派人士。到了大張旗鼓的1898年，兩人不同程度地推動了變法，特別是其中的教育改良。翁同龢起草勾畫京師大學堂藍圖，張之洞則把地方辦學經驗提煉為4萬字的《勸學篇》，為官方提供新的教育哲學。這一年變法失敗後，兩人的命運卻大相徑庭：翁氏被驅出北京，黯然歸鄉；張之洞則平安度過政亂，很快在地方大展手腳。

中法戰爭開端：1883年12月14日爆發的山西（越南）之戰

不過1898年的張之洞遠非風平浪靜，弟子楊銳菜市口問斬，不能不使他多少感到不安。早些時候刊發的《勸學篇》可能意外幫了他不少忙，助其厘清一度曖昧的政治立場。辜鴻銘甚至認為張之洞撰寫《勸學篇》，為的正是「絕康梁並以謝天下耳」。《勸學篇》備受高層關注，作者因之贏得巨大聲譽，被官方指定閱讀後，刊行量更是驚人地超過了200萬冊。不過首先刊發於《湘報》的這篇長文，仔細一看卻很耐人尋味，字里行間不僅常把重心落在西學之上，甚至中學也被「致用為要」的方式「損之又損」，大為削減。如此處理實則相當激進，因此有學者稱「這是一種相當富於想像力且具顛覆性質的主張」（羅志田）。

更進一步，《勸學篇》明確指稱西學之中「西藝非要，西政最要」。所謂「西政」所指何物？到了1901年，張之洞私下告訴兩江總督劉坤一，「西法最善者」就是「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法也」。不過1898年他卻並不這麼認為，至少在表面上對西方議院制持批判之姿。張借用一個所謂「美國人來華者」之口，說他們的議院「下挾私，上偏徇，深以為患」（《勸學篇》）。議會對見多識廣的張之洞來說並不陌生，不過它首先應是類似傳統「公議」的討論場所，然後才是一種西方政治制度。張將改良政治的希望寄於傳統政治的自我改善，政治參與最好繼續置於傳統框架之內。他筆下所謂「民權不可僭，公議不可無」，一省有大事「紳民得以公呈達於院司道府」「聯名公呈於都察院」，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可惜這些設想充滿古典理想主義，過去難以奏效，未來更像紙上談兵。

仿效西人開議會這種事鄭觀應、陳熾很早就說過，但1896年《時務報》再次鼓吹，影響卻非同以往。這張報紙可謂戊戌變法前奏，從一開始便獲得張之洞的支持，即使後來爆發報館產權之爭，梁啟超、汪康年對強學會餘款各執一詞，雙方卻共同承認張提供了最早的原始資金。後者對報紙的熱情並非心血來潮，幾年前李提摩太出版《時報》（1890年）已引起他的注意。「張之洞從武昌發來電報，要我把報紙直接寄給他。」李回憶說。1896年，《時務報》問世後迅速變為改革者的擴音器，報紙「在從南到北的整個帝國激起了維新思潮的漣漪」。但湖北方面很快發現，不僅康門弟子議論過於大膽，張之洞前幕僚、總經理汪康年下筆亦狂飆突進，並且常把「總理不能管主筆之事」掛在嘴邊。紙上言論獲得的民間喝彩此起彼伏，讓報館幾位主要人物難以收斂，暗自展開一場不可言說的激進比賽，距離張之洞最初的設想越來越遠。他的中西體用之說也很快被新興維新人士超越，後者表面上尊重「中體西用」，卻並不滿足於《勸學篇》的論調。梁啟超們嘴里的中學、西學和張之洞說的越來越不是一回事。後者發出警告，卻鞭長莫及，無可奈何。

改官報未遂的《時務報》不久和變法一起歸於失敗，未竟的改革被1900年後展開的新政默認或繼承，而張之洞正是主要發起人之一。議會此時成了他眼中的變法緊要事和「諸法之根」。不過即使如此，這種判斷也只能和劉坤一這樣的人說說，而不可以與激進者談。張之洞的政治立場一向以穩健為先，且「見風使舵」，內外有別。他一度支持康有為、激賞梁啟超，卻起而反對他們切割新舊的激進政改方案。至於脫離官方的民間議會，則更難以為他容忍。1900年，上海張園國會名噪一時，參與者五花八門，其中不乏穩健人士，張卻視為叛亂。張園國會的重要組織者唐才常在這一年的晚些時候因自立軍遇害，圍剿叛亂的命令正出自湖廣總督張之洞之手，後者複雜的政治臉譜因此被塗上幾筆殘忍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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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之死是否關乎張之洞的帝王夢，聽起來不無誇張，卻是一樁引人入勝的迷案。在動蕩的1900年捕捉撲朔迷離的人心，無疑很難。自立軍行動事敗，唐才常胞弟唐才中獄中寫下供詞稱，英、美、日三國支持了這次起義，只要自立軍能夠占領一塊根據地，各國承諾將派兵一萬前來保護，日本甚至會直接派人指導軍事行動。這話大可懷疑，但有一點卻沒錯，唐才常確實選了一塊舉事之後的未來根據地，那就是張之洞治下的兩湖。

與譚嗣同並列「瀏陽二傑」的唐才常很難說到底是改良派人士，還是一位革命者，特別是當他在橫濱見過孫中山之後。從日本到中國，他為自立軍起義籌備了半年多，說張之洞對此一無所知很難令人信服。日本外務省檔案記載稱，庚子年春夏之交，張派出包括長子張權、軍事官員張彪等人在內的日本考察團，後來出任荷蘭大臣的外交幹才錢恂也在其中，正是他傳出消息說，張之洞可能聯合幾位總督在南京成立新政府。此事可能存在誤讀，但日本人似乎願意如此理解，此前他們與湖北方面多有接觸，在參謀本部派出的宇都宮太郎的日記里，張總督似有不臣之心。對此人們可以給出不同解釋，但無法否認張之洞此時的曖昧。范文瀾曾如此描述那種處境：「張之洞李鴻章都有自己的打算，他們觀望形勢，如果帝後同亡或帝存後亡，可以接受擁護，組織傀儡政府，帝亡後存或帝後同存則繼續支持滿清政府」。此論雖大可討論，張氏「猶疑莫決」卻大體不差。軍功出身的李鴻章此時遠在廣州，自立之心也一度冒了出來。

「東半球利害關紐，在此數日」。張之洞在上海等地四處洽購軍火，密切關注時局演變，北京政權一旦崩潰，另立聯合新政權作為過渡並非沒有可能。不過在混亂不堪的1900年，這更像東南互保邏輯的延續而非「叛亂」，和僭越稱帝不可同日而語。至於張之洞內心深處是否閃過一絲帝王夢，則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此驚心動魄之際，雖說他飽讀經典，深荷君臣之倫，但儒家精英每逢天下大亂便能窺得天道輪回與民意轉換，也是一條千百年潛伏心中的幽暗傳統。更何況「作事之乖，設心之巧」，莫如張之洞。1893年，一位同僚徐致祥在彈劾他時如此評價。

張之洞與唐才常關係微妙，人們難以洞察他們之間的更多秘密，看到的只是一個血淋淋的結局。8月21日慈禧攜皇室抵達宣化府，次日唐等人被張之洞處決，時間之巧似乎難逃殺人滅口之嫌。眾多年輕知識精英因此遇害，其中不乏湖北武備學堂、兩湖書院學生，一些人甚至被押往學堂門外行刑，以儆效尤。然而10年之後新一批湖湘弟子在辛亥年重新站了出來，他們之中不乏逃過此劫的幸存者。自立軍失敗後他們流亡海外，轉而變成堅定的革命者。

戊戌變法時張之洞曾被指為另類康黨，處死唐才常卻讓他與一度聯手改革的體制外精英徹底疏遠。如果說1898年張之洞無法與康、梁徹底劃清界限，1900年的他卻做到了。不過張對激進改革者的態度十分複雜。1898年12月21日，日本駐滬總領事代理小田切向外務次官發回一份報告書——「湖廣總督張之洞之近況及其對政變的意見」，稱這位總督希望將「康有為、梁啟超、王照等送出國外」，這顯然比西太后要求「將其引渡或殺害彼等」更加寬容。狹間直樹教授分析認為，日方基本按照這種意見推進後續行動。1898年後，張之洞與日本走得很近，他甚至期待日方在義和團引發的國際戰爭中扮演正面角色，畢竟「此時日兵最多，必可主持群議」。

日本人是1874年左右來到漢口的。1886年，樂善堂主人荒尾精在漢口以藥店為幌子，開始四處推銷泛亞洲主義，但收效甚微。那時中國精英對日本還提不起多少興趣，早期的亞洲主義直到甲午之後才收獲人心，失敗的老大帝國懷著複雜的心情把目光轉向日本，而後者正惱火地發現自己沒有因戰勝中國在歐美人眼里變得「文明」，卻遭受三國干涉還遼的羞辱，因此決定「返回」亞洲，聯合中國對抗西方並由此坐穩亞洲霸主。1898年11月東亞同文會成立，一種亞洲門羅主義就此公開浮出水面，此後中日之間很快出現所謂「黃金十年」。美國漢學家任達認為這個時間是1898年至1907年，日本學者實藤惠秀則把1896—1905年稱為中國「純粹的親日時代」。

一次軍事外交也許更能標誌雙方蜜月期的開始。1897年，日本參謀本部向北洋大臣王文韶發出示好消息，邀請中方參觀當年11月在九州舉行的日軍演習。中國軍官代表團到達長崎後受到罕見的高規格禮遇，以至於王文韶回國後提請皇帝授予日方9人寶星勛章。操縱這次軍事交流的日方陸軍參謀次長川上操六正是甲午戰爭幕後操盤者，與此同時他還派出宇都宮太郎等人接洽劉坤一和張之洞。1898年初，日本人神尾光臣帶著禮品出現在張之洞面前，後者一開始表現得相當警惕，他對歐美列強和日本均持一種實用主義態度，立場搖擺不定。不過日方拋出聯合培養陸軍士官的想法最終打動了他，張之洞決心把學習的對象轉向日本。

本文授權轉自《求變者：回首與重訪》第二章。（李禮 著，漢唐陽光、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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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1月15日，慈禧散手而去，一天前光緒帝離奇死亡，風雨飄搖的清政府一時失去重心。幾天後的清東陵，幾位外國記者在慈禧葬禮上驚奇地發現，一排排身穿歐式軍服的新軍紙人被發往陰間保護皇太后。不過慈禧沒有想到，正是官方費心打造的新軍在她去世3年後變成最有力量的反叛者。

張之洞對新式軍隊興趣很大。湖北武備學堂1896年8月在武昌黃土坡成立時，德、日教官獲邀培訓中國新式軍官。1894年，署理兩江總督時，張之洞曾計劃雇用德國人編練江南自強軍，規模1萬人。這項工作隨著他離開江蘇移交給了繼任者劉坤一，德國顧問不久轉至湖北。在那里日本人同樣受到重視，尤其到了1898年，張之洞決定選派20名湖北學生前往日本學習軍事。此舉遭到學生們抵制，他們並不喜歡這個打敗自己的敵國，但被張之洞「知彼知己」的傳統中國兵法訓導說服。在他看來，這個同文同種國家理應成為軍事和教育改革的首選效仿對象。統計顯示，清末武昌各軍事學堂52名外籍軍事教習里日本人多達43人。相比之下，北方的袁世凱對日本人參與新軍則保守得多，至少開始時相當警惕。自從江南自強軍1901年劃歸袁世凱指揮，張之洞對他多有不滿，盡管袁的實力人人看得出來，卻始終沒有獲得張之洞的尊重。

訓練新軍的經費很多來自織布局。1889年，當張之洞從廣東赴任湖廣總督，他不僅帶來辜鴻銘、趙鳳昌等5位親密幕僚，還把籌設的織布官局很快遷至武昌。「布衣興國，藍縷開疆」，兩年後湖北織布局建成，英國機器所制產品一舉成功，銷路大好，「每年漢口進口之洋布，已較往年少來十四萬匹」。這成為張之洞自強行動的得意之作，他不時邀人在織布局一個樓台上聚會，它距離江邊不遠，那里帆船如織，熱鬧非凡，見證著張之洞治下武漢三鎮的新繁華。

漢陽兵工廠

漢口很早便躋身19世紀中國最熱鬧城市之列，1850年代到此的外國人驚訝於它的巨大，開始將其與倫敦、江戶相提並論。城市史學者羅威廉估算這座城市人口可達150萬人，而那時只有倫敦和巴黎人口超過百萬。太平軍到來令漢口損失慘重，憑借地理優勢它不久再次恢復元氣，繼續充當舉足輕重的華中商業樞紐。不過，直到張之洞到來後，漢口才真正開啟工業化之路，此前人們只能在英租界的幾個外國工廠里看到新式蒸汽機器。

「我很少看見過比這里還要美麗的城市風光：狹窄的街道堆擠在幾乎連成一片的頂棚底下，無數幅金色招牌組合成一幅閃著金屬光澤的圖畫；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各式各樣的店鋪把街道打扮得多姿多彩，充滿了濃厚的生活情趣。美中不足的是街道太過擁擠，數不清的中國人圍擁在我的身邊。」1897年11月2日，德國公使海靖的夫人以讚賞口吻描述漢口，稱這里的人與北京的中國人相比，「看上去要乾淨許多，衣著也很講究」。而總督給她的印象則是：「張之洞看上去就像一個貴重的象牙小人，而他長長的鬍鬚又有些猶太人的影子。」到了1909年，沿長江上溯旅行的英國記者埃德溫•約翰•丁格爾來到漢口，斷言「世上再沒有哪個中心地區的工業和商業發展前景能比漢口更光明了」。根據漢學家周錫瑞統計，1899年漢口工人為1000人，5年後超過10000人，民國初年達到30000。

機器轟隆，江聲浩蕩。織布局和新軍這樣的事業遠非一朝一夕可就，四處調動的張之洞拖著自己的機器、外國顧問和理念四處奔波，最終在湖北開花結果。他相信在新機器和新政的撬動下，國家即將轉入復興之路，而訓練新軍看起來比發展織布局更為急迫。湖北練兵與眾不同之處，首先體現於如下首條要求：「入營之兵必須有一半識字」。包括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在內，軍官們招募新兵時均堅持上述文化要求。家境富裕的年輕人1900年後紛紛出國謀取洋功名，另一種風潮則是加入軍旅，其中包括眾多鄉村秀才，他們本想進入武昌新式學堂，結果發現難以邁過學費門檻，因而轉投軍隊。在那里，知識資歷意味著很快能夠成為一名下級軍官，待遇不菲。新式教育和新軍就這樣帶來了此起彼伏的挑戰與機會，令湖北新軍素質漸成國內一流。引發辛亥革命的新軍第八鎮工程第八營更是新軍中的知識階層，黎元洪正是被他們用槍頂著當上叛軍首領。這些人使用西方武器，穿著新式軍裝，令人想起伊恩•布魯瑪筆下明治時代的日本青年，他們「接觸現代性的管道不是福澤諭吉的慶應義塾，也不是追求自由言論的社團，而是軍隊」。

在北方，新軍駐地被要求遠離天津租界，因此很難被租界生活和開放的信息感染。上海這樣得風氣之先的城市雖有武裝駐紮卻非新軍，而是相對保守的軍隊。比較之下，湖北新軍很難隔絕革命思潮影響，特別是武漢激進報紙日復一日的批評之聲。早期軍隊里的革命者主要來自日知會和科學補習所，科學補習所成立於1904年7月，核心人物包括胡瑛、劉靜庵、宋教仁、張難先和曹亞伯（張、曹二人的回憶後來變成辛亥革命重要文獻）。那一年10月黃興籌劃長沙革命失敗，這個組織受到波及而解散，不過當局的主要懲罰只是把「文書」宋教仁開除。隨後他們改頭換面為「日知會」，利用美國基督教中華聖公會教堂所設日知會閱報室作為掩護，事實證明此舉十分明智。當日知會1907年遭到告發，聖公會教堂和美國的干預讓幾位領袖免於死刑，被判入獄的革命者幾年後一躍成為革命元勛，除了劉靜庵1911年6月死於獄中。

湖北新軍

1909年12月13日，張之洞剛剛去世，一個新組織——「群治學社」在武昌小東門茶館里成立。這個底層軍士組織是軍中同盟會的後續，後者存在時間不長且與大本營缺乏明確關係。從日知會到群治學社以及其他更小的社團，「反抗」的力量在軍中暗自蔓延。武昌起義前究竟有多少士兵秘密加入了革命黨，歷來說法不一，得到更多認可的數字約為5000人，約占新軍總數1/3。換句話說，「革命黨華中分部與第八鎮幾乎是個同義詞」（陳志讓）。

軍人的開放思想與桀驁不馴直接影響武昌起義的爆發和走勢。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即使沒有參加起義，也拒絕對抗造反士兵。「不！我們不打自己的同胞。」或者更確切些說，「我們不打我們的同種同族！」嚴復觀察這場革命，發現這里的現代軍隊大多由湖北人充任軍官，「這些人先在張之洞創辦的軍官學校中受訓，而後或在湖北由日本軍人加以訓練，或被送往日本學習軍事」。他們「吸收被曲解了的愛國主義的真理」，因此霎時將大清王朝推向絕境，「進而將中華帝國碎為齏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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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即將出國考察的五大臣北京遇刺，湖北的《楚報》讚揚暗殺者吳樾堪比歷史上那些著名刺客，嘲諷大臣們短期內不可能學好憲政。這個報紙設在租界之內，忍無可忍的張之洞通過英國警察逮捕主編。武漢報刊（比如《公論報》）以大膽著稱，且經常激怒外國人士，令官方頭疼不已。這種勢頭持續到1911年，當年創刊的《大江報》更加勇敢，它曾刊發「張統制」一文，附漫畫諷刺第八鎮統制張彪，稱其「是虎非虎，是彪非彪，不倫不類，怪物一條」，公開諷刺此人與張之洞的關係：「有恃洞護身，為國之妖」。報紙上的新思想和批評氣概無疑培養了一批眼界開闊的讀者，其中很多人是學生和士兵，日本留學歸來者加入了報紙出版隊伍，那些「在日本的學生雜誌上初露頭角的年輕作者們回到中國之後參加了迅速發展的中國新聞業……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當上了教師和新聞記者並宣傳激進思想」（周錫瑞）。

《湖北學生界》是東京留學生反抗思想策源地之一，它的創辦者多為張之洞派遣。張不僅熱衷於提倡赴日留學，也是廢除科舉教育的幕後推手，兩江總督劉坤一和山東巡撫袁世凱是另兩位重要推動者。毫無疑問，就政治資歷和對知識界影響而言，張之洞的號召力無人能比。身為多年清流領袖，他對文教制度的態度被認為慎重而可靠，因此潛在殺傷力實則最大。

《湖北學生界》

即使不算教會學堂，廢科舉和設學部（1906年）之前中國實際已有各類學堂8277所，學生超過25萬人。如果追溯到傳教士辦的早期學堂，新式教育更是由來已久。官方科舉改革道光年間已經啟動，至光緒年間僅官員所提改革方案已多達18種。其中著名者如1870年閩浙總督英柱等奏開算學科、1875年李鴻章建議科考加試自然、算義，以及1884年潘衍桐奏請開「藝學科」（包括製造、算學）。不過「新學」和學堂得以真正制度化卻繞不開張之洞。他主導了重訂學制，其中納科舉於學堂之舉正是廢掉科舉的致命一步。張之洞的主張很清楚：救時必先變法，「變法必自變科舉始」，這一點在「江楚會奏」里已毫不隱晦。這並非庚子之亂後他對中央改革意願的臨時回應，而是早有考慮。1890年，張依靠兩湖茶商捐助在武昌都司湖畔創建兩湖書院，從湖湘兩省每年選取學生200名；1898年，他派遣姚錫光赴日考察日本學校體制，張之洞對明治維新後日本的迅速崛起抱有濃厚興趣，這種興趣尤其聚焦於軍事和教育。「出洋一年，勝似讀西書五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他呼籲選擇同文同種、費用低廉的日本留學，這鼓勵了眾多中等家庭加入留學大軍。鍍金者雖然混跡其中，卻並不影響一個新潮流的到來：以日為師。1898年至1911年，在一次流產的變法和一場成功的革命之間，不少於2.5萬名留學生前往日本，構成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一場知識人口流動。

赴日學生從1900年的不足200人，一路高歌猛進，至1905年廢除科舉前後攀上高峰，1905年和1906年人數達8000人（據實藤惠秀），另有統計認為1906年留日學生高達12000人，這股熱浪一直持續到1912年。踏上東瀛的中國年輕人忐忑不安，激動不已，快速消化著撲面而來的新觀念。從天而降的新思想令人耳目一新，剛好對上自卑求變的胃口，他們轉而迷上瘋狂翻譯日文圖書。在漫長的中日交流史上，中華素以文化宗主國之姿俯視日本。即使把目光投向距離明治維新最近的江戶時代（1603—1867年），200多年里日本翻譯中文書籍109種，中國所譯日文書僅有區區4種。如今形勢顛倒過來，張之洞「譯西書不如譯東書」的號召很快變為現實。超過1000種日文書籍在1896年至1911年間被譯成中文，其中轉口翻譯的西書為數不少，而且還出現了「作新社」這樣旨在翻譯政治思想的專業組織。對官方來說這顯然有點情況不妙，它意味著學習知識開始轉為表達異議和反抗。

比起華盛頓、馬志尼這樣的西方人物甚至日本「志士」，中國的領袖看來都像風燭殘年的老人（史扶鄰）。東京的中國留學生打算自己承擔歷史重任，出版報刊成為他們的主要手段。慢慢地，各省學生刊物競相發言，且「以不言革命為恥」。日本出版的中文期刊不少於97種，很多設有國內代派處，比如《湖北學生界》除了日本橫濱，尚有武昌、上海兩個總發行處。年輕的編輯耳聞目睹日本新聞業，刊物從欄目到美術設計均領先於國內，而它們多為雜誌這一事實則很好說明了強烈的議論需求。留日群體的辦報熱情出現過3次（1903年、1906年和1907年），背景卻大不相同。第1次出自中國學生抵抗俄國的愛國主義，後兩次則明顯帶著政治不滿和革命情緒。不過出版者的流動性和熱情一樣大，不少「編輯」「記者」純屬心血來潮，多數刊物只能存續一年半載，20餘種甚至只出了一兩期，超過1年的僅有9種，至少6種遭日方查禁或被迫停刊。日本政府對留學生、流亡革命者的同情和反對，一直處於搖擺之中，但最終無法超越外交利益這一底線，比如《民報》停刊系日本警察總監奉內務大臣之命加以查封，後者很大程度上根據唐紹儀訪日所提要求。此外，日方之所以在1905年11月2日出台《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收縮對留日群體的保護轉而與中國政府合作，也是基於日俄戰爭後謀求中國東北地區利益。這個規則原名《關於準許清國學生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實際系清政府要求。借助日本管理「不良」青年的構思，可以追溯到幾年前張之洞與日本駐華公使所訂的《約束遊學生章程》。

張之洞對留學生的變化早有覺察，自立軍失敗後他對上海國會參與者發出警告，其中《勸戒上海國會及出洋學生文》順便警告了幾句留學生，因為他發現年輕人到了東京「竟為康黨所煽惑，潛與結交」。1906年，在一封秘密電報里張之洞擔憂地告訴吏部尚書鹿傳霖：「現在各報館皆稱，各學生為中國將來主人翁，存心叵測。將來裁判，必用東洋法政學生。是天下大權，全歸於數百名學生矣。」張之洞主張的《約束遊學生章程》，一言以蔽之就是強化中國駐日公使館的「約束」能力，按照這個規章學生需清國公使館介紹方能入讀日本公私學校（第一條），清國學生轉學、退學需要征得公使館同意（第四條），借此打擊激進分子的意圖十分明顯。那時，留學生不「安分守己」在東京早不是什麼新聞，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場公開評論說，清國留學生「屬於革命派者甚多，他們經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大打擊」。

輸送留學生出國可能事與願反，但張之洞並沒有退縮，他堅持甄別和實行更加嚴格的規範，而非廢除留學制度，只有那些嚴重違紀且「無悛改之望者」才會被勒令回國。不過他確實日益為此不安，深感留學生大患無窮，未來可能將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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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張之洞對「新學」異常敏感，一些新名詞令他十分不滿，比如「公民」二字。清末遺老胡思敬曾有生動記載：「張之洞晚年，見新學猖狂，頗有悔心……一日，部員進稿中有‘公民’二字，（張）裂稿抵地，大罵。」

和「公民」類似的「國民」一詞很早就出現於《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此後被使用得越來越多。「國權日削，國民日圍」，1898年保國會將這句話寫入章程。國民、公民這樣的指稱或自謂，顯示晚清中國一種新政治文化正在萌生。新名詞和各種主義依托海外和租界被源源不斷地輸入國內，它們被視為「先進」文明並化約為簡單口號，爭先恐後地宣傳個人權利、民主和自由。由於關係國家富強或普遍社會福祉，因此頗能迎合社會心理。日本翻譯過來的新詞更新了近代中國的政治表達內容和思考框架，「社會」「政府」「真理」「主義」開始成為新的流行語。正如布爾迪厄所言，「命名是一場永不停歇的爭鬥，其目的是以象徵符號鞏固合法性。」官方意識形態在這場觀念競爭中很快敗下陣來，難以與舶來品抗衡。令人眼花繚亂的新思想、新名詞不僅暗含新的權威，也變成對抗統治者的思想資源。「當數年以前，人民雖無新智識，然是非善惡，尚有公評。自新名詞輸入中國，學者不明其界說，僅據其名詞之外延，不復察其名詞之內容，由是為惡、為非者，均恃新名詞為護身之具，用以護過飾非，而民德之壞，遂有不可勝窮者矣。」政治立場曖昧的劉師培如此慨嘆。

「公民」意識和抗爭姿態讓張之洞不安，也流露其內心底線所在。早在1900年，沈翔雲被公推執筆撰寫《復張之洞書》，回擊其《勸戒上海國會及出洋學生文》。其中一句可謂切中要害：「不知國家與朝廷之區別。」這可能是張之洞一生難以打碎的精神鐐銬，盡管他對時局保持敏銳，國際視野相當開闊，卻始終懷有一顆古典心靈，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如何看待個人權利上。現代個人權利的正當性來源已從民權君授轉為天賦人權，並且與古典「道德」、倫理脫嵌，這種分離某種意義上正是一種現代心靈特徵，卻令張之洞這樣的儒家大臣倍感不適。

「民權」一說素為官方所厭。1903年，《北洋官報》用惡狠狠的語氣說：「吾惡吾國之言民權者。」張之洞警惕「民權」已久，莫理循注意到《勸學篇》引起的轟動，不過提醒說，人們如果看到這位總督寫的「不許行民權的五個理由」，就可了解「中國政治、經濟混亂和改革受阻的部分原因」。據康有為稱，1898年譚嗣同奉旨北上時拜會張之洞，張如此問道：「君非倡自立民權乎？今何赴征？」可見他幾乎把「民權」視為一種叛逆之姿。然而圍繞「民權」爆發的一場爭論顯示，新的時代潮流已不在張之洞這一邊。1896年10月，汪康年發表《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一文，文字之大膽足令各界驚愕，因此有學者稱「汪康年原系激進分子」（黃彰健）。汪系張氏幕府舊人，敏感的張之洞隨後發表《勸學篇》「正權篇」，實則對此加以駁斥，他痛稱「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然而很快有兩個人站出來公開反擊張之洞，提醒讀者說「民權者，以眾得權之謂也」。撰文者何啟、胡禮垣使用的武器是現代民主中的「數量政治」，他們以此挑戰寡頭統治和賢能政治，直接將人數多寡奉為新真理。「如以萬人之鄉而論，則五千人以上所從之議為有權，五千人以下所從之議為無權。以中國四萬萬人而論，則二萬萬人以上所從之議為有權，二萬萬人以下所從之議為無權」。（《新政真詮》）如此直白的草根權利主張，顯然非張之洞之輩所能接受，但越來越多的人卻對此抱有興趣，並視為理所當然。實際上，「權利」觀念經《萬國公法》翻譯、傳播以來，至戊戌變法前後已從國家轉向個人，自我覺醒的時代洶湧而至，難以阻擋。正如1903年第一期《中國白話報》寫的那樣：「天下是我們百姓的天下，那些事情全是我們百姓的事情。」

《勸學篇》

張之洞寫就《勸學篇》的18年前，福澤諭吉將自己1870年代的17篇文章結集出版，恰好同樣命名為《勸學篇》。「天未造人上之人，亦未造人下之人」，這位日本思想家呼籲的時代精神卻更加突出人權和平等，與學習器物、制度、文化的中國次序不同，他走了一條相反道路，首先著手文化或者說「心靈」。對背負巨大歷史包袱的中國精英而言，這或許顯得誇張而恥辱，看上去也無此必要，至少對成長於19世紀的儒家政治精英來說如此。張之洞反對背道忘本，無論在觀念還是操作層面上，他或許想過以西援中、西體中用這種事，但聖教興廢關係中華安危的觀念重新主導了晚年張之洞。只是他怎麼也沒有想到，1911年帝國大廈轟然倒下時，不少舊臣故吏首先想到的卻是罵他。

7

「土崩瓦解、眾叛親離之大局，而吾屬橫被其憂。念及此，不禁放聲痛哭。罪魁禍首則在張之洞、張百熙之力主令學生留學東洋。」辛亥革命一爆發，惲毓鼎便在日記里恨恨寫道。給皇上寫過起居註的這位國史官留下一本著名的《澄齋日記》，它一直寫到民國。目睹清廷坍塌，他將根本原因首先歸之於張之洞：「今日大局之壞，根於人心，而人心之壞，根於學術。若夫學術之壞，則張之洞、張百熙其罪魁也」。如果看到民國初期國民黨、進步黨均有一半新式教育背景，惲毓鼎的話或許不無道理，至少他從一個視角說出了文教轉換與帝國衰亡之間的深刻關係。

革命在張之洞的地盤不期而至，迅速埋葬了帝制中國。這自然非張氏所期，不過歷史最司空見慣之事莫過於情非所願、適得其反。實際上，1911年的巨大轉折如果沒有張之洞的「功績」，清末民初的歷史圖景也很難被完整拼接，畢竟湖北新軍和留日者主導了這場革命，其中就有1902年他派送東京留學的黃興。革命者與張之洞的微妙關係，如同今天武昌市區的張之洞路，它與紀念辛亥革命的「首義路」構成一個奇妙十字路口，路口一角昔日駐紮著新軍工程營，路口向南1000米便是楚望台軍械庫舊址。1911年，打響第一槍的工程營士兵將那里變為第一個大本營。堆滿漢陽造和日德槍械的軍械所，規模為當時中國罕見，它的創建者正是張之洞，後者打造的精良軍隊和兵工廠為那次反叛提供了巨大能量。

在革命者眼里，張之洞是保守而「懦弱」的臣子。「張文襄比曾文正何如？」追隨張20餘年的辜鴻銘曾被這樣問道。他的回答是「張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儒臣之說，似褒似貶，可能就是李鴻章常嘲笑張之洞的書生氣。然而「國無儒臣則無教」，「六經就是中國的憲法」（李劍農），深具道德自主意識和超越精神的張之洞，充任傳統政治「君子」時無疑魅力四射。李提摩太曾拒絕張之洞發出的幕僚邀請，但承認在當時的官員中，張「大概是唯一頭腦清醒、辦事認真的人」，其他官員則「都在酣睡，盲目自負，對民眾的苦難漠不關心」。

開拓精神與政治上的見風使舵，奇妙地結合於張之洞身上，讓他能創造出東南互保這樣的靈活之舉，也可以利用兩江總督、湖廣總督之位推動中國早期現代化事業。不過，新政以加速之勢急切展開，進而逼迫政治制度大幅調整，卻非老邁的體制內官員所能勝任。張之洞大力發起新政，卻難以控制它的狂飆突進，最終被甩在後面，他的「中體西用」也在清末10年明顯走形，日益倒向「西體中用」。很難說張之洞對此毫無覺察，1907年主掌學部不久，他推行一項新工作：創辦存古學堂，試圖以此加大對傳統的護衛。存古學堂從他的根據地湖北開始，陸續推廣到全國各省。張氏文教護衛者的權威形象，經年有日，不可能短期內被挑戰者推翻。1908年，一位叫邵飄萍的年輕人在一篇文章里指責《勸學篇》，因此受到了浙江省立高等學堂嚴厲訓誡，剛剛開始為《申報》寫地方通訊的未來無冕之王此時尚籍籍無名，這位充滿叛逆思想的學生在老師庇護下才沒有被開除。

然而動蕩的國運和傳統的衰敗一樣無法避免。張之洞去世不久，各地存古學堂到1911年陸續停了下來，「中體」和國粹徹底失去賴以附體的制度空間。出洋留學潮卻是另一番風景，自閘門打開後一直奔流不息，自清末持續到民國。如果說中間有什麼變化，那就是日本的風光後來慢慢被美國取代。至1920—1930年代，江蘇、浙江和廣東諸省青年紛紛轉向大洋彼岸。

花之寺，北京右安門外曾經的一座廟宇，大清王朝倒下後這里一度成為遺老聚會之所。舊京的寺廟素有養花習俗，這里風土合宜，為帝都養花佳處，曾經海棠花盛，絢爛滿目。1830年春，龔自珍曾邀請魏源等人賞花於此，那次聚會被稱為公羊學派的一次檢閱。公羊學派堪稱今文經學最重要流派，鴉片戰爭後它與國家變革聯繫起來，重新釋放力量。龔自珍和魏源均為學者劉逢祿弟子，劉對古文經發起歷史性質疑，這影響了廖平以及後來的康有為，後者以此入手推動變法。

漢口革命軍

漢口革命軍

「牆頭詩榜黯塵土，繁華轉眼如風鐙」，留下《花之寺看海棠》一詩的張之洞多半來過此處，如果沒在革命前兩年撒手故去，不知革命風雷停歇後他是否會到此唏噓懷舊，而一手參與策劃清帝遜位的民國產婆趙鳳昌，又該如何面對這位幕府舊主？

「他們都是飽讀經典之士，對中國往昔的榮耀念念不忘，聲稱中國只要去勇敢地面對，就能把傲慢無禮的外國人趕走。其中之一是張之洞。」在華生活多年的李提摩太對張之洞抱有同情。後者也一度自信滿滿，入主軍機處幾年前他與端方在聯合上奏的一個折子里堅稱，「中國聖經賢傳，無理不包」。這種自信卻在現實面前越來越缺少說服力。帝國崩塌，民國到來，五四之後中國傳統文化猶如雨下浮萍，飄零遊走於各種「主義」和它們的裂縫之中。幾十年後，目睹這種坎坷境遇的一批知識人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聯合發表一份《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感嘆「我們記得在十八世紀前的西方曾特別推崇過中國，而十九世紀前半的中國亦曾自居上國，以西方為蠻夷。十九世紀的後半以至今日，則西方人視東方之中國等為落後之民族，而中國人亦自視一切皆不如人。此見天道轉圜，絲毫不爽」。此論時值1958年，距張之洞去世半個世紀，此間中國對西方和世界的理解幾經改弦更張。不知張之洞地下有知，該作何感慨。事實上，儒學的「文化普遍主義」從自信變為猶疑甚至退卻，某種意義上正是自他而始。不過體用之說雖流行一時，經久不衰，卻從一開始就如列文森說的那樣，是個進退兩難的智力難題和難以完成的任務。

張之洞無法破解的難題，幾場革命也無法破解。

（作者授權刊發，略有刪節，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書標題：《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