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川：我為什麼如此關註日本？|文度新主張

日前，繼《國家的啟蒙》之後，財經雜誌主筆馬國川研究日本的第二本著作《國家的歧路》問世。這本書描寫的是，從1912年大正天皇登基到1945年敗於二戰的日本簡史，如副題所言，志在揭示「日本帝國毀滅之謎」。

之前《國家的啟蒙》，主要是通過描寫1853年「黑船」叩響日本國門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的歷史，探索「日本帝國崛起之謎」。作為一名財經記者，近年來致力於對日本史的挖掘與寫作，為什麼對日本有如此濃厚的興趣？

訪談者 高明勇（評論人）

對話人 馬國川（財經雜誌主筆）

緣起：福澤諭吉是我的「引路人」

《國家的歧路》

作者: 馬國川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團

文度記：你之前長期關註財經領域的報導，和改革主題的訪談，什麼樣的機緣，促使你對日本歷史如此感興趣？

馬國川：這完全是一個「意外事件」。2016年我獲得了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Japan Foundation)的資助，到慶應大學做了4個月的拜訪學者。這所大學的創辦者，就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福澤諭吉。此前我知道這個名字，但是了解極少。2016年8月1日我抵達東京，才注意到最大面額的萬元日鈔上的人物就是福澤諭吉。當天晚上，我走進慶應大學校園，看到福澤諭吉的雕像，就特別想了解這個人的故事。通過閱讀，我發現，福澤諭吉一生沒有涉足官場，卻以自己的思想引領日本走向近代文明。作為遠東之東的島國，日本從被迫打開國門到躋身世界強國之列，書寫了一個洶湧澎湃的故事。多少風雲人物活躍在這段歷史中，壯懷激烈，成敗興亡，難道不值得追尋嗎？因此，我決定利用這寶貴的4個月時間，好好地尋找這個國家近代發展的軌跡。我閱讀歷史書，外出遊覽也有意去探尋斑斑史跡。每有興會，就把那些可感之人、可述之事記錄下來。我在「界面」網站開了一個專欄「扶桑讀史」，大致每周發表一篇。這些文章獲得了讀者的共識，既然吾道不孤，我也就更加努力。2016年11月底回國後，我繼續寫「扶桑讀史」專欄，直到2017年11月中旬完成最後一篇，才結束了一段奇特的閱讀和寫作體驗。

對我來說，集中這麼長時間閱讀另外一個國家的歷史，這是第一次。我一共寫了60篇文章，匯集在一起，就在2018年出版了《國家的啟蒙》。

文度記：從1853年的「黑船事件」，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整整是60年時間。而你這本書也正好是60篇文章。兩個「60」，是巧合還是？

馬國川：不是巧合，而是我有意為之。不過，這些文章絕不是按年度選擇的，所寫的人物或事件都是我認為重要的。我想通過這些人物和事件，反映日本告別舊體制、走向近代國家的過程。

文度記：《國家的啟蒙》第一篇寫的是「黑船來航」事件，也就是美國的佩裡將軍率領艦隊叩響日本大大門。為什麼選擇這個故事作為開始？

馬國川：因為「黑船來航」是日本近代史的開端，就像鴉片戰爭對中國的影響一樣。其實，在1853年之前，日本和中國一樣，與世界隔絕，酣睡在太平夢中。正如康有為在《上清帝第四書》中所說，「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來，雖後此千年率由不變可也。」問題是，堅船利炮駛進東亞，打破了停滯寧靜的迷夢，中日兩國由此開啟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在我看來，在19世紀中期，不管是中國還是日本，都面臨同樣的「國家向何處去」的問題。當時的人們對此懵懂無知，我們作為後人看得很清楚，對中日兩國來說，從被推入現代化的巨流的那一刻起，它們的命運是共同的，就是走向世界、走向文明。

文度記：但從兩個國家的近代史來看，面對同一個問題的回答卻有很大差別。

馬國川：是的。和中國不同的是，日本沒有打一次「鴉片戰爭」，而是審時度勢，和美國人坐下來談判。因為它清楚自己的實力遠遠不如對手，知道清王朝早就在鴉片戰爭中一敗塗地，所以就採取了現實主義的態度。雙方簽訂了和平條約，然後日本就打開了鎖閉的大門。作為日本近代史的起點，這種識時務的做法對於日本後來的走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為主動打開國門，所以日本能夠告別舊思想、舊體制，接受外來的思想，學習先進的思想學說和國家制度，而不是別別扭扭地不即不離，更不是蠻不講理地一概拒絕。中國的路徑完全不同。因為是鴉片戰爭失敗之後才被迫打開國門，清王朝一直耿耿於懷，認為這些邪惡的外國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假如他們不跑進來，我們照樣是太平盛世。清王朝一直沒有清醒地認識自己，拒絕改革，喪失了發展機遇。

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曾提出「路徑依賴」理論，指出人類社會中的技術演進或制度變遷均有類似物理學的慣性，即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還是「壞」)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慣性的力量會使這一選擇不斷自我強化，輕易走不出去。如果說，近代日本的路徑是好的，那麼清王朝選擇的路徑顯然是不好的，導致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走得分外艱難。

觸動：異國的改革者似曾相識

《國家的啟蒙》

作者:馬國川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文度記：盡管兩個國家選擇的路徑不同，不少人在讀《國家的啟蒙》的時候，卻有似曾相識之感。

馬國川：盡管中日兩國在具體路徑選擇上迥乎不同，一個被動而頑固，一個主動而決絕，但是歷史大脈絡驚人地相似，因為它們要完成的歷史進程是一致的，活躍在歷史中的人物都直接或間接對「國家向何處去」這個基本問題作出回答，並據此決定個人的選擇。因此，不同國度出現許多相似人物、相似事件，並非不可理喻。

比如那位森有禮，當年是日本思想啟蒙運動的健將，後來卻成為極力維護專制體制的國家主義者。中國近代以來也這樣的思想轉向者還少嗎？再如，日本開國之後的「愛國賊」們，以愛國者自居，對那些被他們認為是賣國的本國人士橫刀相向，肆意砍殺，中國這樣的「愛國賊」不也是很多嗎？

文度記：有一個細節值得關註，《國家的啟蒙》的主要內容是明治維新，出版時恰逢明治維新150周年，記得當時引起不小的回饋。但奇怪的是，在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間節點，日本關註明治維新的人似乎並不多，反而是在中國有不少人在回顧、討論明治維新。你怎麼看?

馬國川：因為日本已經完成了現代化，走出了明治維新的歷史陰影。因此日本人回顧明治維新，是把它作為單純的歷史來審視，很難激起情感上的波瀾。中國不同，我們至今仍然生活在1840年以來的歷史延長線上，我們還在為實現現代化而奮鬥。明治維新是中國的鏡子，當我們回顧明治維新的時候，其實也是在審視我們自己走過的道路，讓我們知道百年中國的進與退、得與失。只要沒有完成現代化的歷史任務，我們就走不出歷史的延長線，追問「日本做對了什麼」就有價值。

文度記：往往認為，明治維新是日本崛起的轉折點，在研究過程中，你有什麼新的發現，或認知的改變？

馬國川：確實，通過明治維新，日本實現了近代化，成為一個「與萬國並峙」的強國。與之相比，清王朝是一個失敗國家。可是，追趕西方國家初見成效之後，日本社會就開始出現了宣揚日本「特色」、維護「國體」的保守主義輿論。在20世紀初，日本出現了「和平崛起」與「武力崛起」的爭論。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導致民族主義、軍國主義思潮興起，為日本後來的發展埋下了禍根。

因此，我認為明治維新不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建設現代國家的成功故事，而是一個成敗參半的改革故事。如果歷史在1912年戛然而止，這個國家從封閉落後一躍成了世界列強，很是值得學習。但是如果我們站在1945年來回顧歷史，就會發現，日本的現代化故事毋寧是一個失敗的故事。

反思：戒慎戒懼，才有可能避免歧途

文度記：寫完明治維新，又為什麼想到要寫《國家的歧路》？

馬國川：我所尊敬的吳敬璉先生在看過《國家的啟蒙》書稿後說，這本書好像沒有寫完，應該寫到日本戰敗。確實，從大歷史的角度看，自1853年黑船來航至1945年宣布無條件投降，是日本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完整階段：開國－追趕－崛起－歧路－毀滅。這是一個以成功始、以失敗終的故事。《國家的啟蒙》雖然多處指出明治晚期已經出現了歧途，畢竟沒有將故事講完。在先生的啟發和鼓勵下，我從2017年底開始寫作《國家的歧路》，歷時近兩年才完成。

文度記：圍繞一個國家，兩本不同的書，兩段截然不同的歷史，寫作過程中應該是五味雜陳吧？

馬國川：如果說，明治維新是一首由低沉到高亢的英雄交響曲，那麼從1912年開始的日本歷史則是從充滿希望的歡快節奏開始的，後來越來越混亂低迷，至1945年曲終之際，已經絕望哀痛，不忍聽聞。

文度記：在《國家的歧路》裡，你有一個說法，就是把日本與美國開戰稱為「民族切腹」，認為這是「20世紀世界史的最大謎團」，你認為謎底是什麼？

馬國川：「民族切腹」是1930年代美國駐日大使格魯的說法，我認為非常準確而形象。1941年日本和美國GDP總量比例為1:26，重要戰略物資的生產力比例為77.9:1。國力如此懸殊，與美國開戰顯然是愚蠢至極。其結果不但讓世界遭受塗炭，也讓自明治維新以來幾代日本人奮鬥得來的現代化成果毀於一旦。

造成「民族切腹」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狂熱的民族主義控制了日本。在大正時代，日本政治多元化、社會多元化，但是進入20世紀30年代，這個國家的氣質發生了變化。彼時的日本人對國家馴服，認為滿足國家的需要是天經地義的，將國家利益置於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才是愛國的表現。強調忠誠於國家和毫不猶豫地為國捐軀，釀成一種盲目的民族主義。盲目的民族主義可以蒙蔽國民的心靈，也可以蒙蔽國家的雙眼。特別是在遭受世界經濟危機之後，日本沒有審視自己的問題，而是把西方視為自己的敵人。它自暴自棄地退出「國聯」，不斷地宣揚自己文化獨特、制度優越，號稱要「近代之超可」（克服現代性）、「超越西方」，仿佛全世界都應該學習日本。於是，政黨政治、議會制度等現代文明被踐踏，天皇制度被吹捧為世界最好政治體制，膽敢懷疑者就會被斥責為「非國民」（日奸），遭受打壓。

盲目的民族主義和狂熱的愛國主義的合流，必然導致軍國主義。於是，日本帝國就像一個失去理智的狂獸一樣，走向萬劫不復的戰爭深淵。

文度記：通過明治維新，日本成為躋身世界強國，給其他後發國家以巨大的鼓勵。可是最終它卻自取滅亡，有觀點認為這是後發國家追趕現代化的宿命，無可避免，你有什麼看法？

馬國川：當然不是。深入歷史現場觀察就會發現，即使是在歷史轉折點上，也並非只有一條道路可走，而是有多種選擇。即使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也完全有避免戰爭的餘地。縱觀日本現代化的過程，這個國家似乎每向前邁進一步，就要立刻再倒退一步、甚至兩步才行，結果以失敗國家告終。

現代化是一個充滿荊棘的道路，只有戒慎戒懼，才有可能避免歧途。作為後發國家，尤其要保持理性，不要被盲目的民族主義所左右。這就是近代日本的最大啟示吧。
計劃：寫作延長線上關註日本「重生」

文度記：目前由於新冠病毒蔓延肆虐，世界範圍內民族主義思潮也在一些國家高漲。你怎麼評價這樣的現象？
馬國川：其實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就已經進入多事之秋。這次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加劇了民族主義思潮，導致全球化受挫，民粹主義上升，威權主義和強人政治回潮，地緣政治競爭加劇。在這種情況下，特別要警惕和抑制民族主義，絕不能放任、更不能縱容民族主義。
戰前的日本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慘痛教訓。當時日本所有的舉措看起來好像都是通情達理的，可是日本人正是在讚同、甚至歡呼這些看似通情達理的舉措中走向了戰爭深淵。雖然有個別清醒者沒有被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潮流沖昏頭腦，但是大部分、包括知識精英都成為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吹鼓手，推波助瀾，將國家推進災難的泥潭。殷鑒不遠，能不慎乎？
文度記：在《國家的歧路》裡你寫了不少知識分子，這是出於什麼考慮？
馬國川：因為我認為，知識分子對於追趕型國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自從19世紀以來，世界各國都在現代化道路上競走。追趕型國家裡的知識分子，重要的歷史使命就是衡量本國在這條道路上已經達到了什麼程度，不斷地提醒國家要走在正確的道路。這就是思想啟蒙的重要內容。因為正確的道路只有一條，而錯誤的道路卻有無數。一個國家一旦踏上錯誤的道路，就會付出慘重的代價。就像日本，在1930年代走上軍國主義的不歸路，給全世界帶來巨大的災難。因此，思想啟蒙的道路是艱難而漫長的。只要一天不成為現代文明國家，知識分子就一天也不能松懈。
文度記：我看你在《國家的歧路》的前言裡說，「比起歐美國家來，中國最應該學習和借鏡的是日本」。這是為什麼？
馬國川：對於一個處於上升時期的新興國家而言，必須以開放的心態，深入學習各國的發展經驗和教訓，從中汲取智慧，避免歧路。我特別喜歡周有光先生的名言，「要站在世界看中國，不要站在中國看世界」。在全球化時代，如果失去世界視野和歷史眼光，囿於本國，難免重蹈失敗國家的覆轍。縱觀世界近代史，失敗國家不是少數，而且有些國家還會在相同的地方栽跟頭。近代以來，中國和日本都面臨同樣的歷史任務，就是國家轉型。日本一度走在中國的前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慘痛的教訓。因此，日本是中國的鏡子，也是中國的鞭子。
如果說，《國家的啟蒙》所寫的日本是中國的鏡子，可以在對照中發現中國現代化道路曲折艱難的內在原因；那麼，《國家的啟蒙》所寫的日本則是中國的鞭子，讓我們時時保持警醒，一定要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千萬不能誤入歧路。中國至今仍然處在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的歷史延長線上，因為現代化任務還沒有完成。國運可長亦可消，端看是否能夠學習和反思。
文度記：《國家的歧路》之後，你還有什麼寫作計劃？
馬國川：在寫作的過程中，我逐漸產生了「日本三部曲」的寫作計劃，通過三本書描寫日本走向現代化的艱難歷程。《國家的啟蒙》和《國家的歧路》作為前兩部已經完成，正在寫作第三部《國家的重生》，計劃從1945年戰敗寫到1973年日本成功起飛。
穿越日本近代歷史長廊，深感後發國家的現代化轉型道阻且長。為了實現現代化轉型，後發國家是否註定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如果沒有外力推進，東亞國家隻靠自身努力是否能夠完成現代化轉型？從日本、韓國、台灣地區來看，似乎都很難。這個結論，令人沮喪。但是我相信，歷史不是等來的，而是人們創造出來的。近代以來，好幾代中國人都在為建設現代中國而奮鬥，「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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