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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6月，楊廷熙，一位患有口吃症的小官員，突然成了全國知名的人物。
他的文章，不但在京城之中廣為流傳，連遠在湖北的曾國荃與遠在湖南的郭嵩燾也在閱讀。曾國荃在家書裡稱讚楊廷熙「有膽有識」，郭嵩燾則將楊廷熙的名字與文章寫入了日記。
那是一篇長達五千字的奏折，主旨是抨擊清廷不該設立同文館。
一、不得不設的同文館
所謂同文館，顧名思義是要培養翻譯人才。
該館的設置，與清廷1840年之後屢屢因翻譯問題在對外交涉中陷入被動吃虧的困境，有直接關係。鑒於翻譯常常造成不必要的外交糾紛，1858年，中英兩國簽訂《天津條約》時，其中寫入了這樣一條規定：
以後，英國方面的文件，「俱用英文書寫」；考慮到清廷缺乏能看懂英文的人才，「暫時仍以華文配送」，仍附帶一份中文版。等清廷遴派人才將英文學好之後，英國方面將不再提供文件的中文版。而且，「自今以後，遇有文詞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正義」，雙方以後若對文件內容出現理解上的分歧，須一律以英文版本為準。
也許是對清廷動作緩慢的不滿。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後，迫使清廷簽訂了新的《北京條約》。新條約裡不但重申了交涉「皆使用英文」，若詞義有分歧須「以英文為準」等規定，還給「暫時附華文」一事定下了一個三年的期限，要求清廷「酌情於三年內遴派中國學生學英文」。首批學生的英文學業完結後，英方即停止向清廷提供外交文件的中文版。
在這種內有需求、外有壓力的情形下，1862年，由恭親王奕訢、李鴻章、曾國藩等人牽頭，總理衙門設立了「同文館」，招收學生入內，學英、法、俄三國語言。稍後，因察覺到制造、使用洋槍洋炮洋船必須對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學等在內的近代科學有所了解，奕訢等人又於1866年末奏請，欲在同文館內開設算學和天文學課程。奕訢們在奏折衷說：
「洋人制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
奕訢此舉，讓遠離決策中樞、卻因飽讀聖賢之書而充滿了使命感的楊廷熙深受刺激。
京師同文館設在總理衙門內
二、楊廷熙的十條「大不解」
在奏折裡暴走之前，楊廷熙讓家人購買了一具棺材，以備後事。
奏折開篇，即用天災示警來批判清廷不該設立同文館。楊廷熙說：從今年春天到夏天，一直幹旱，沒有下雨，還常常陰霾蔽天，禦河的水也幹了，京城裡還出現了瘟疫。本月初十又刮了一場昏天黑地長達兩個時辰的大風。這種不祥的天象，肯定是因為施政上出了失誤。京城中的街談巷議，都說是設立同文館的緣故，說向洋人求學是走上了「師敵忘仇」的歧路。
楊廷熙不反對派人去學點英文、法文，但他無法接受要向外國人學數學和天文知識。他在奏折衷說，孔子、孟子都不重視天文和數學，他們「不言天而言人，不言數而言理」，立意非常深遠。如今卻要花巨資請洋人來同文館教天文和數學，我思前想後了一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我有十條大不解之處，要和皇帝、兩宮太后與眾大臣說道說道。
第一條大不解是：洋人乃不共戴天的仇敵，先皇（鹹豐）就是因為洋人入侵不得不逃亡熱河並在那裡去世的。總理衙門以「不知星宿」為恥，卻不以向不共戴天的仇敵求學為恥，這種「忘大恥而務於小恥」的做法，我實在不能理解。
第二條大不解是：天文、數學、方技藝術這些東西，明明是中國最厲害、最先進（歷代之言天文者中國為精，言數學者中國為最，言方技藝術者中國為備），西學的那些輪船機器，和我們的太元、洞極、潛虛相比，在「幽深微妙」方面就未必比得過我們。而且「中國為人材淵藪」，人才濟濟，不可能找不到超越洋人的天文學者、數學專家（豈無一二知天文、明數學之士足以駕西人而上之者哉？）。清廷如此這般「自卑尊人、舍中國而師夷狄」，屈尊降貴跑去跟洋人求學，我實在不能理解。
第三條大不解是：輪船機器，是洋人賴以壓制我們的工具。我們向他們學輪船機器制造之術，不過是以輪船對抗輪船，以機器對抗機器，這是沒用的，勝不了他們。要想想宋史裡說的，水賊楊太擁有「其行如飛」的大船，結果還是被沒船的岳飛給剿滅了，「可見輪船、機器不足恃也」。再說了，中國幾千年來沒有搞輪船機器，疆土不也是一代大過一代？想我本朝康熙時代不準西洋輪船靠岸，洋人們不也得「俯首聽命不敢入內地一步」？最近這些年我們被洋人各種欺負，全是因為沿海的將帥督撫「開門揖盜」，朝中的大臣們聽風是雨「先存畏憚之心」，被那些不實傳言嚇破了膽。不去解決這些問題，只顧著向洋人學如何造輪船造機器，我實在不能理解。
第四大不解是：如今的當務之急，不在學天文知識，而在改革人事；不在學數學知識，而在讓政治回歸清明。就我所見，上下處處都是貪污腐敗與玩忽職守，「善政未修於上，實學未講於下」，卻大力招人學天文數學，我實在不能理解。
第五大不解是：謀求自強是一定要的。可是自強的辦法，是要皇帝兢兢業業，官員各盡其職。如今呢？宰輔、臺諫、吏部、戶部、兵部、工部全都在消極怠工。不解決這些人和這些問題，「徒震動於海外機器、輪船」多麼厲害，我實在不能理解。
同文館學生訓練外文書寫
第六條大不解是：科舉出身的讀書人乃忠君愛國的重要人員，而洋人是我們的世仇。讓這些讀書人去拜洋人為師，如果洋人心懷鬼胎對他們「施以蠱毒、飲以迷藥」，把他們的「忠義之氣」全給消了，那豈不是就要大事不妙？所以我不能理解。
第七條大不解是：洋人既然用機器輪船打敗了我們，「斷不肯以精微奧妙指示於人」，肯定不願意將裡面的真學問傳授給我們。即便我們學到了其中的精髓，也不過是與洋人並駕齊驅，仍然無法打敗他們。我們不想著「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古訓，不想著走別的路去出奇制勝，隻知道學洋人依樣畫葫蘆，實在是走錯了路，我不能理解。
第八條大不解是：讓尊貴的科舉出身的讀書人，去向洋人學天文數學，這些人被洋人污染之後，將來成為公卿大臣、督撫大吏，必然會和洋人「聯合響應」，一起作亂。臣我認為，向洋人學知識這件事，「疆臣行之則可，皇上行之則不可；兵弁少年子弟學之猶可，科甲官員學之斷不可」，李鴻章這些地方官可以做，皇上你絕對不能做；地位卑賤計程車兵可以學，科舉出身的讀書人絕對不能學。如今，總理衙門卻誘導著皇上去幹這個事，我實在不能理解。
第九條大不解，是不滿同文館以優厚的待遇招生，並在學成後提供優越的職位。第十條大不解，是抨擊不與眾大臣商議，僅憑「總理衙門數人之私見」，就決定了開設同文館這樣的大事，讓國家的「夷夏之防」就此崩潰瓦解。
末了，楊廷熙還說，「同文館」這個名稱，是宋代奸臣蔡京當權時用過的監獄名，那「同文館獄」是個專門殘害忠良的地方。所以「謹請收回成命」，請皇帝與兩宮太后下旨，廢除同文館這個壞東西。
這十條大不解當中，有些是胡攪蠻纏扣帽子，比如談什麼「大恥」「小恥」。有些是邏輯混亂，比如人事混亂、各機構的消極怠政確屬事實，但這些問題的存在，與同文館開設算學、天文課程是兩碼事；前者沒能解決不意味著後者就不可以去做。有些則是見識短淺的虛妄之語，比如完全不懂近代天文學為何物，想當然地將之等同於中國傳統的「星宿學」；再比如完全不懂近代數學為何物，反認定千餘年前關於數學的基礎認知更加「幽深微妙」；再比如，他還相信洋人擁有下蠱下迷藥來控制人的思想的能力。
但是，無知之外，楊廷熙的焦慮是真實的，是發自肺腑的。
1900年，京師同文館學生與中外教師合影
三、理學宗師大戰恭親王
同文館開設算學、天文學課程，引爆清廷的朝野輿論，是在1867年3月，也就是楊廷熙呈遞五千字雄文之前三個月。
導火索是監察禦史張盛藻的一封奏折。他在奏折裡指責說：讓科舉出身的「正途人」，去學洋人的奇技淫巧，還用金錢和官職的賞賜來誘惑他們入學，這是是重名利、輕氣節！是要把天下的讀書人引入歧途。
在奕訢的運作下，這封奏折被駁回，沒有進入到朝堂的討論之中。駁回的諭旨裡說，天文學與算學不是奇技淫巧，是儒家讀書人應當學的知識。
張盛藻遇挫後，在讀書人中有著崇大聲望計程車林領袖、大學士倭仁親自登場。他上奏直言，反對科舉出身的讀書人向「夷人」拜師，理由是這樣做會「變夏為夷」動搖國本。倭仁是有影響力的理學家，他的奏折不能直接駁回了事。於是在呈遞奏折的當天，兩宮皇太后立即召見了倭仁。但談話並不愉快，沒能達成共識，問題被拋給了恭親王和他領導的總理衙門。
總理衙門出具了一封相當長的奏折，來回復倭仁。奏折衷大談國家的危機之深，和開設數學、天文課程的重要性。為給倭仁制造壓力，還附上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的意見。末了，奕訢將了倭仁一軍，說道：
「既然該大學士認為我們此舉不可行，會亡國，想來一定是別有強國良策。若該大學士確有良策，可以制服洋人使國家不受欺侮，臣等自當追隨該大學士，竭力效勞。如果沒有其他良策，僅大談忠義與禮儀，說這些可以制服洋人，臣等實在不敢相信。」
倭仁也不示弱，再次上奏回復奕䜣：
「如果該王大臣確有把握，認為讓夷人來教中國人算學，必能使學生將算學精通，必能將精巧的機器造出來，而且中國的讀書人也一定不會被夷人蠱惑利用，最後那些夷人醜類必能被我殲滅，那自然是再好不過。但是，如果做不到這些，卻先敗壞了人心，那就不如不要開設天文算術課程。」
倭仁要奕訢做出一種絕對性質的保證。奕訢不傻，自然不會往陷阱裡跳。他在回奏中說，「倭仁說的那種把握，臣等不敢保證，只能盡力盡心去做應當辦的事、能夠辦的事。至於成敗利鈍，即便是諸葛亮也無法預料，何況臣等。」然後，他抓住倭仁奏折衷的具體言語展開攻擊：
「該大學士上次的奏折裡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才，要學算術不必師從夷人。那麼，該大學士肯定知道哪裡有超越洋人的算術人才。臣請擇地另設一算術館，由該大學士負責聘請教師、招生授課，以觀其成效。」
被難住了的倭仁，不得不據實上奏，說自己並不認識「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隨便推薦。奕訢取得了兩宮太后的支持，於是對倭仁不依不饒，又要求他隨時隨地留心訪查，一旦找到精於算術的本國人，須立即保奏。為了向朝野輿論展示論戰的勝負，清廷還下旨給了倭仁一份新工作——去總理衙門做「行走」。「行走」雖然是個閒官，辦理的卻是夷務。倭仁素來高倡「夷夏之防」，絕不肯受這種羞辱，遂以生病為由，規避了這項職務。
倭仁也曾攻擊過張之洞的洋務
靠著兩宮太后的支持，奕䜣贏下了與倭仁的論戰，卻輸掉了同文館。
曾國藩說，倭仁雖然遭到了皇權的打壓，但卻「盛負時望」，在士林中的聲望比之前更高了。京城裡的讀書人，編出了各種各樣的段子來支持倭仁、嘲諷同文館。有人在同文館門口貼標語，說裡面的人都是「鬼谷弟子」，說所謂的同文館是「未同而言，斯文將喪」。
京城之外，讀書人也普遍支持倭仁。在浙江老家丁憂的李慈銘，讀到邸報上刊登的論戰奏章，大發感慨，說開設同文館，是「以中華之儒臣而為醜夷之學子」，稍有人心之人都是不肯去學的。如今有人去學，說明這個時代「禮義盡喪」，非常危險。
據郭嵩燾日記披露，湖南的京官們，曾召開過一次集體會議，做出過一個決定：凡有進同文館向洋人求學的，以後不準進入會館，我們集體抵制他，不認他是同鄉。湖南會館「開風氣之先」，山西的京官們也隨即跟進。結果是同文館很難招到學生，聘請的有限幾個中國教師李善蘭等，也以疾病為由遲遲不願去同文館開課。一位叫做額布廉的英文教師觀察到，自倭仁公開反對數學和天文課程之後：
「同文館沒有錄取任何體面的人，年輕人只要在其他領域有點發展的機會，都不會把他們的命運與同文館聯繫在一起。那少數的幾個來報考的人都是些失意無能者，他們只是為著總理衙門提供的優厚待遇而不顧惜其名譽。」
據統計，天文算術館第一次招生，「正途投考者寥寥」，科舉出身的「詞館曹郎」，均以入館學數學為恥。將非科舉出身的「雜人」編到一起，總共才得98人。後又有26人缺考，勉強錄取了30名。半年後的例考，又淘汰了20名「毫無功效之學生」，最後僅剩10人，不得不與外文館學生合併。亦即：開設僅半年，天文算術館已名存實亡。
奕䜣
四、一個真誠的無知者
說回楊廷熙。
這是一個完全遊離在核心決策層之外的邊緣人物。如果不是清廷因為大旱下詔讓天下官員給朝政提意見，他這個小小的「候補直隸知州」都未必有機會將奏折送到皇帝跟前。如果不是這份多達五千字的超長奏折，他甚至不會在史書中留下半點蹤影。
楊廷熙呈遞那份奏折的時候，倭仁與奕䜣的辯論早已塵埃落定，同文館也已陷入舉步維艱之中。為個人前途計，寫這篇五千字的雄文，是很蠢的行為。尤其是這雄文之中，還有許多針對當朝權貴的犀利指責。同時代之人歐陽昱，在讀了楊廷熙的奏折後，是這樣總結其內容主旨的：
「痛言兩宮太后過失，不善用人；恭王李相泄泄沓沓，一以和為主。低首犬羊，絕不顧國家大體，罪皆可殺。」
這也是楊廷熙在呈遞奏折之前，先給自己買了一幅棺材放在家中的緣故。可以想見，他是發自肺腑地認為清廷不需要近代數學和近代天文學、向洋人求學近代數學和近代天文學是一件大大的壞事。
他是一個真誠的無知者。這種真誠，或許才是1867年的中國最無奈的事情。
清廷對楊廷熙奏折的批復，是「呶呶數千言，甚屬荒謬」。但他預備的棺材，最後並沒有能夠用上。據說，慈禧在見到奏折之後大怒，曾下旨逮捕楊，欲將之誅殺。結果被慈安太后所阻，理由是「殺之適成其直名，而我惡名遂為千秋萬世所指摘」——殺了他，就成全了他犯顏直諫的美名，也讓我們的惡名流傳千秋萬代。
再後來，楊廷熙回歸小人物，從歷史的前臺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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