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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新的中學課本，是這樣描述太平天國運動的：「一八五〇年，洪秀全啟示，來年建號太平天國，洪秀全自稱天王。至一八五三年占領南京，更名天京，定為國都。當太平軍勢盛之時，曾國藩奉命幫辦湖南團練。因太平天國奉行的教義源自基督教，大肆破壞傳統文化與社會倫理，曾國藩遂以維護儒家傳統名教為號召，組成湘軍與之對抗。不久太平天國發生內哄，加上李鴻章率領的淮軍及洋人助戰，局面轉向對清軍有利。」短短幾句話，就將這場中國歷史上死傷最慘重的內戰簡單帶過。
這樣的描述，讓我們在想到太平天國時，似乎就隻記得有洪秀全、曾國藩、李鴻章，其餘沒了。
圍攻上海的太平天國軍隊。
不僅是教科書，以往有關太平天國的幾本名著，也都將重點放在這幾號人物，像是史景遷（Jonathan D.Spence）的《太平天國》（時報，二〇一六），或者是普拉特（StephenR.Platt）的《太平天國之秋》（衛城，二〇一三）。敘事史大師史景遷擅長寫歷史人物，他將焦點集中在探討洪秀全的內心世界，試圖理解此人何以能在短短幾年內對他的國家產生如此驚人的影響。而普拉特則從全球史及國際的角度切入，特別著重於英美各國在軍事與外交上對太平天國的影響。除了曾國藩之外，他亦特別側重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然而，美國史家梅爾清的《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不同於上述幾本名著，她的寫法完全翻轉我們的刻板印象，她將重點放在那些因戰爭而遭受苦難的民眾身上。
梅爾清教授的研究取向，可以代表美國清史研究中的「文化轉向」這一派。要理解她為何研究太平天國，可能要先從她的成名作《清初揚州文化》著手。可惜的是，這本書的簡體版翻譯錯誤頗多，若有機會應該重譯。此書主要在講述一六四五年滿人征服後的揚州，如何建構城市裡的名勝。梅爾清在完成這本書稿後衍伸出新的關註點：她發現書中提到的所有揚州名勝，都在十九世紀的太平天國戰爭中被摧毀殆盡。這觸發她開始思考這場戰爭對於失去性命的數百萬民眾而言，代表了什麼？
就我而言，梅爾清的研究有著相當濃厚的新文化史研究取向。若相對於臺灣這幾年引進的美國學界的清史研究，就可看出我們的出版市場的偏食現象：太強調新清史對於滿文、邊境、族群及宮廷的關註，而少了這種有關死亡、記憶、情感及傷痛寫作特色的文化史著作。
若檢視這種研究光譜，我們可以發現近來的清史研究是新清史當道，強調「邊境轉向」，主張透過滿文數據以及將視角轉向清帝國的邊界，探討清的多元文化特色。哈佛帝制中國史系列的《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臺大出版中心，二〇一六），作者羅威廉（William Rowe）就談到當代美國的清代史研究，以三個重要的修正性轉向為標誌。
第一個階段是一九七〇至八〇年代的「社會史轉向」（social history turn），不強調政治、軍事或外交事件，而是強調長時段時間緩慢發展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結構。
第二階段是「內亞轉向」（the InnerAsian turn）。這一派強調文化史研究，重視「再現」，以建構論看待族群與性別。其中有關清史的研究，這派主張「滿州認同」是清征服中國後的歷史建構。清朝將自己視為普世帝國、多民族政體。清的統治者並未打算全然漢化其領地，而是扮演著儒家的天子角色；但在面對不同族群時，則會轉化以不同形象來對待，且相當謹慎的經營非漢族的自我認同。這樣的新清史學派驅使了一批研究清帝國邊疆擴張的趨勢。
第三階段是最新的「歐亞轉向」（Eurasianturn），與第二階段的文化史有密切關聯，更強調世界史與生態史的取向。在這階段的研究特色，挑戰了過往歐、亞的二分法，主張歐亞大陸整體的不同部分是沿著可比較的發展軌跡在往前進。在此脈絡下，清帝國不再只是中國王朝更替下的一個朝代，學者開始將其與鄂圖曼帝國、蒙兀兒帝國，甚至拿破侖帝國的相似性進行比較。此派甚至挑戰了將明、清相連看待的「中國帝國晚期觀」──此說認為中國早期近代性是始於清軍入關的一六四四年，而不是更早之前的明代。
除了上述這些有跨國及全球史取向的研究外，文化史取向的著作相當值得引介給臺灣讀者認識，梅爾清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
梅爾清
本書原文版在二〇一三年出版時，我組了一個明清文化史讀書會，有七位研究生共同研讀，本書譯者之一的蕭琪就是當時成員。之後約二〇一四年，我又將此書引介給浙江大學出版社，列為「新史學譯叢」的其中一冊。譯稿其實兩年前就已經完成，可惜卡在中美貿易大戰，美國作者的著作審批不過，因此拿不到書號而作罷。今年初我將翻譯版權自浙大拿回，趕緊接洽臺灣的出版社，最後落腳衛城，也圓了梅爾清教授最早想在臺灣出譯本的夢想。
《躁動的亡魂》重點不是寫太平天國戰爭的事件經過，也並非聚焦幾位大人物，而是以比較中立的態度在討論這場戰爭。本書基本上有以下特點：
首先，本書的動機與問題意識相當獨特。過往有關太平天國的主流論述，常因時空背景的轉換，而對戰爭、王朝、太平軍、死者的批判，有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轉；常因民族大義，掩蓋了無意義的暴力，掩蓋了情感，掩蓋了失去。因此，作者想要知道，死者的屍骸下落如何？戰爭時如何安排喪葬事宜？戰爭結束時，幸存者如何看重朝廷賜予的榮耀？喪失之痛對幸存者帶來如何的情感沖擊？我們如安在各種的紀念方式中，找尋情感響應的線索？
《躁動的亡魂》不再以中國革命史的角度來評斷太平天國的意義，而是把焦點放在日常經驗上。透過展現個人的痛苦、喪失感、宗教熱誠，以及各種感官情緒，梅爾清希望改變我們對十九世紀中國的認識，並拿來比對其他時空的戰爭與政治暴力。
其次，作者將太平天國戰爭定位為「內戰」，觀念相當新穎。一般我們常見的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太平之亂」。作者認為使用內戰這一名稱，讓我們不再把這場戰爭當作是十九世紀中國獨一無二的特例，而是能與不同時間及地點的其他事件做比較。此外，這使我們不再只是關註洪秀全個人或信眾的奇特意識形態，而能聚焦在戰爭的傷害上。這樣的視角得以避開很多以往被拿來描述這場戰爭的關鍵字，像是農民起義、革命者、叛亂、洪楊之亂、狂熱宗教信仰或長毛。
第三，有關史料的運用，作者也有獨到之處。作者所搜集的史料相當多元，除了一般常見檔案外，舉凡日記、善書、方志、寶卷、旅人記述、傳教士報告及回憶錄。這些數據的引用，囊括了各種不同聲音，目的在彰顯個人及地方經驗與官方記載之間的矛盾。特別是一些回憶錄與日記，對清朝都抱持嚴厲批評的看法。至於那些外國旅人、外交官、傳教士甚至傭兵的見聞，作者也沒有把它們當作客觀目擊者，而是將它們的聲音視為多重視角的代表。
第四，作者擅寫人物，尤其是我們一般不太熟悉，甚至完全沒聽過的人物，這些人物大多不會出現在史景遷及普拉特的著作中。這種書寫功力跟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以劉大鵬的日記寫《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一八五七─一九四二）》的例子極為類似。
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二章中一位清朝政治秩序的布道者餘治。這位來自鄉下的無名小卒，在戰時及戰爭前後，都極力倡導文化更新與道德轉化。在南京陷落之後，他透過宗教小冊子、劇本與善書，向那些改過向善的人承諾他們將會獲得救贖。此外，他將文昌信仰與慈善行動串在一起，神化文字，並藉此抨擊時代危機。餘治還透過一部《潘公免災寶卷》，講述他的好友潘曾沂的故事。他把潘公塑造成儒釋道三教美德的化身，透過宣講、朗讀，讓民眾累積善行，避免災禍。除了善書及寶卷，他還出版了圖文書《江南鐵淚圖》。目的是激發那些有意願作功德的人多進行捐獻，以幫助顛沛流離的江南民眾。之所以會有這些義舉，餘治的核心思想還是認為這場對抗太平軍的戰爭不只是宗教戰爭、文化戰爭，更是意識形態戰爭。
倒數第二章張光烈的故事也很吸引人。這人是一位在太平天國戰後盡全力紀念母親的男子。梅爾清考掘出一部相當重要的張光烈作品《辛酉記》，此書除了詳載清朝給予他母親的官方榮譽之外，還記述了他的喪母之痛。此書對梅爾清而言，既不是回憶錄，也不是傳記，是融合兩者的作品。在這本書中，張光烈揭露太平天國帶來許多失序之舉，人們背叛、說謊、吃人、偷盜。而清軍也對本該保護的社群燒殺擄掠，就連官員也無法達到人民的期望，暴露出這些人貪腐又膽怯的一面。此外，《辛酉記》提醒我們，戰後並不是一個整齊重建、有序紀錄忠義死者的過程。由於國家的紀念方式把個人形象抬到過高的位置，張光烈才會用文字記錄這些回憶片段，以挑戰官方敘事中黑白分明的道德觀。本書第三章所提到的李圭《思痛記》，也有類似的描述。反映出這些回憶所呈現的，正是因為這些經歷慘烈到言語無法描述的地步。
以上僅概要整理出幾點重點，本書雖然是學術著作，但作者的文筆優美，又以新文化史的敘事角度微觀過去我們所忽略掉的人事物，讀起來相當流暢。
《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
由於本書出版於二〇一三年，距今已有一段時間，近來也已有些新的研究成果可供參考，有興趣的讀者或許可以再找來延伸閱讀。像是陳嶺（二〇一八）就研究了鹹同之際，江南民眾的戰時逃難與日常生活。他的研究指出，民眾往往很難抉擇要留守還是逃離，有的舉家遷移，有的老人留守，或是壯丁看家，或全家人一半走一半留。但即便逃到鄉間，生活也是困苦，既有太平軍或清軍的劫掠，還要面對資源匱乏、物價高昂的問題。此時逃難者的心理、視覺、嗅覺、味覺等多方面感官體驗，相當值得進一步去理解。
有的研究者會特別強調日常生活史下的太平天國運動。梅爾清雖然沒有特別強調這樣的切入視角，但已經有了這方面的新文化史書寫特色。周勇軍（二〇一六）就透過一般不太常見的《管庭芬日記》，來談江南仕紳是如何應對這一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他透過日常生活的角度，考察管庭芬在太平天國運動時的戰爭經歷與情感體驗。魏星（二〇一八）則從戰後南京城所成立的金陵善後局，來看南京城的重建與管理。這機構的負責人為布政使、督糧道等地方官員，轄下設有保甲局、善後大捐局、門厘局、谷米局、桑棉局等機構。並以此窺見近代中國城市管理的專門化與制度化趨勢。劉晨（二〇一八）則討論太平天國時期江南的社會恐慌。他認為，民眾對太平軍的恐懼，既有先天立場和後天觀念對立，也有求安和從眾的心態。吳滔、胡晶晶（二〇二〇）則強調空間與地理的研究，探討太平天國運動結束後的鎮江，江岸的職能與空間重構的機遇。而美國學者田曉菲則透過一部寫於十九世紀末的自敘傳《微蟲日記》，描述童年時代的作者，在「太平天國之亂」間的遭遇。法國宗教史學者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二〇二〇）則以戰爭、暴力與救劫主題，探討太平天國戰爭時期的宗教表現。透過戰後乩文重印的版本，作者認為這些作品延續了救劫思想，但更傾向於將戰爭理解為眾神的警告，而不是劫難本身。
《躁動的亡魂》的確是近年來美國學界清史研究的一本佳作，尤其在諸多新清史作品的圍繞下，本書的敘事筆法與濃密描述的新文化史取向，更凸顯出梅爾清的獨到之處。若將本書放在近來美國清史書寫的脈絡來看，便更可看見這本書的特色。關於這點，羅威廉在《在國書寫清史》（二〇一五）一文中明白寫說：一般來看，在歷史學科中，美國學界的主要進展是將之前認為不會發生變化，或至少是非歷史學的因素，導入歷史學的研究中。這些要素又以身體與環境最為主要，例如開始重視健康與疾病等文化概念變遷的研究，關註身體創傷對行為與文化的影響，如纏足、紋身、殘疾與死亡等。梅爾清的這本《躁動的亡魂》正是這波新文化史風潮下的產物。
的確，這本書寫的雖然是戰爭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但放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所造成的沖擊來看，兩者仍有許多相似之處。關於這點，梅爾清的中文版序言寫的很好。借用她的話，希望這一本關於苦難的書，可以教我們如何堅韌地面對這一切。
（作者為中央大學歷史所副教授兼所長。原文為《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的導讀，衛城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授權刊發。註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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