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駕馬車也是需要考「駕照」的，來看看古代的行車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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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大學堂出品

文：陳納

編輯：莉莉絲

考駕照是現代人的噩夢之一，當拿到駕駛證的那一刻，甚至有超過了考上大學的喜悅。古人駕駛的「車」是牲力驅動的車，但是駕駛在任何時代都是一項事關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大事，古代的司機是怎麼上崗的呢？他們在交通中又需要遵守哪些規則呢？

上圖_商代戰車的結構圖

上圖_商代戰車的平鋪結構圖

一、車的起源

車的起源很早，在傳說中的黃帝時代有軒轅氏，齊思和在《古史辨》中匯總黃帝時代的發明時，因軒、轅兩字都與車有關，就將發明車子的貢獻歸於軒轅氏。不過傳說時代缺乏考古學證據，說服力有限。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挖掘收獲完整的馬車實物遺跡最早見於殷墟文化，同時甲骨文中有大量與車有關的文字，說明商周時期馬車已經在人們的生活中相當普遍。

商周時期的馬車已經相當成熟，從側面證明在此之前一定出現過車的雛形，歷朝歷代在探討最早的造車人時有多種說法，戰國的文獻《世本·作篇》中提出「奚仲作車」，並有同時代多種典籍為旁證，普遍認同奚仲應為夏禹時人。此外還有夏禹、皇帝、伏羲造車的說法，更像是人們將功績集中於時代領袖的身上，有「聖人造物」觀的成分在。

上圖_古代大量與車有關的文字

在西周時期，車還是相當稀罕，馬車往往作為奢侈品隨葬於王公貴族的高等級墓葬中，彰顯著身份與地位。此時車輛制作困難，馬車多用於行軍打仗，作為戰爭的「必殺技」。駕車主要指的是駕駛戰車進行進攻、防禦，合作完成排兵布陣，因此駕車一定要經過一定的學習和考核，不過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有形成固定的駕照考核制度。

西周的戰車由車轅、車廂、車輪組成，車前還有供士兵站立、了望敵情的車軾，即《曹劌論戰》中「登軾而望之」。

上圖_西周戰車復原圖

二、馬車與「禦人」

到了封建社會初期，車不再僅僅用於戰爭，而是演變為重要的社會生活工具。《周禮》中有六藝的說法，「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禦，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其中駕車是古代男子的必備技能之一，駕車的人被稱為「禦人」。

春秋時代有專門「五禦（馭）」作為考核駕車技術的標準，即「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上圖_古代馬車的鳴、鸞

「鳴、鸞」是裝飾在車廂和車轅上的鈴鐺，在駕駛時只有保證穩定、勻速，鈴鐺發出「樂音」才能證明技藝高超，如果鈴音節奏混亂、嘈雜，則說明禦人不合格。

「水曲」是彎折的水流，沿著河道的彎曲程度駕駛要兼顧靈活與穩定，相當於S彎道的考核。

「過君表」要求安全通過放置障礙物的門道，車頭與障礙物僅隔五寸，考驗禦人的估算、預判能力與準確駕駛。

「交衢」相當於交叉路口，「舞」字生動形象地表現出這一項考核的難度，類似於練車時跑圈，駕駛車輛長距離行駛並控制拐彎。

「逐禽左」是在趕車的同時追趕禽獸，考察駕車射殺的能力，從而訓練「禦人」作為戰士的後備力量，供緊缺戰車駕駛員時調配。

上圖_ 孔子出行所乘坐的牛車

春秋時期的駕照考核還是十分有難度的，每一項都能對應到今天的駕照考試，而且還有更龐雜的項目，對禦人的技術與膽量都有一定的要求。《列子》中造父達到了「人車合一」的境界，「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閒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回旋進退，莫不中節」，本來驅駕六匹馬就很不容易，造父還能使二十四隻馬蹄錯落有節。

秦漢以後，在戰場上馬車被更為靈活的騎兵所取代，而馬匹昂貴，駕馭馬車逐漸作為貴族們的體育運動，他們講究良駒的顏色和品種，並建造華麗的車廂，進行緊張刺激的比賽。兩漢魏晉期間，文人墨客則流行駕車出遊，車廂中裝備美食、美酒，像是房車自駕遊的先祖。

上圖_東漢君車出行圖

馬車退出歷史舞臺後，牛車、驢車成本低且運行平穩，在民間使用更為廣泛，隋唐之後已經難見馬車。

秦朝《除吏律》中明令規定，如果禦人四次駕考沒有合格，就會被失去考試資格，並且還要罰做四年徭役。唐代出現了真正意義的「駕照」，《唐律》要求駕駛員持證上崗，驢車載人、載貨量較少駕駛要求略低一些，牛車則相當於重型車了。

上圖_ 秦朝的戰車

三、古代的交通規則

得到駕照的禦人，在上路行駛時也要遵守嚴格的「交通法規」，我國是世界上最早有交通規則概念的國家之一，歷朝歷代的法律中都有詳細的交通規則。

我國在戰國時期就實行人車分流、行人分行。據《考工記》記載：「匠人營國，方九裡，旁三門」，三門是王城外的三個門，男子靠右行、女子靠左行，車輛從中間的門行駛。這是我國交通史上有關道路分流最早記載，充分體現了古人的安全意識。

還有專人充當交警，在城內街道上遊走呼叫，維持行人交通秩序。唐朝劉所著《隋唐嘉話》中，提到了「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這一規定由初唐中書令馬周倡導，表明已經上升到了規范行走來去有別的高度。不過來去分流主要是施行於進出城的身份盤查，為了方便守城將士提高檢查效率、減少紕漏，在城內的道路上並未推廣。

上圖_李泌出山圖中的牛車

控制駕駛速度是交通安全法規的重要條款，因此古代交通法規對超速行為也非常重視。唐朝經濟繁榮，人口眾多，街道上已有川流不息之感，《唐律》規定，任何人不能無故在街道中快速駕車，違反者將要接受荊條鞭打的處罰；造成人員傷亡還要交罰款。不過這一律令也包含著人文關懷，如果事出有因，如有公文傳遞、朝政急事、求醫等正當理由則可得到原諒。

唐太宗還頒布了專門管理交通事務的文書《儀制令》，其中規定了禮讓順序「凡行路街巷，賤避貴，少避老，輕避重，去避來」。宋太宗年間，大理寺正上書要求將這一禮讓規定在兩京諸州要道處刻榜，作為「四避訣」公布給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