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書不許刊行 醫院挨炸彈:西醫來華的艱難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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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書不許刊行 醫院挨炸彈:西醫來華的艱難歷程 歷史 第1張

伯駕、雒頡、合信、黃寬、黃春甫、梅威令、賴馬西……提起這些名字,讀者往往不明所以。但沒有他們的仁慈與堅持,西醫東漸之路將更加漫長。在整整一個世紀中,他們如此勇敢地直面誤會、偏見、惡意與狹隘,拯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

魯迅先生曾說:「秦始皇一燒書,至今還儼然做著名人,至於引為希特拉(今通譯希特勒)燒書事件的先例。假使希特拉太太善於開電燈,烤麵包罷,那麼,要在歷史上尋一點先例,恐怕可就難了。」

毀壞文明的人,被歷史所牢記,建造文明的人,卻常被忽略,這是人性愚昧的諸多明證之一。但建造者的功業不朽,終有一天,會有人想起他們,會追念他們的恩德。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翻開《西醫來華十記》(蘇精著,中華書局出版),雖是專業的學術著作,但仔細讀來,篇篇催人淚下。無知雖能遮天蔽日,卻阻擋不住理性與摯愛的光芒。作為後來者,應不忘前人的掙紮與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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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駕

前三次西醫東漸均未成功

《西醫來華十記》聚焦在近代史中,西醫東漸中的10餘位關鍵人物。其實,此前西醫曾三次來華,分別在唐、元、明清之際。

唐代景教(基督教聶斯托利派)入華,形成了獨特的景醫。唐高宗風眩頭昏,禦醫秦鳴鶴採用放血療法,緩解了病情。陳垣先生認為,秦鳴鶴即景醫。景醫從西亞引入悖散湯,治療痢疾,此外有舍裡別,既是飲料,又可藥用。

元代時,華夏有許多也裡可溫(基督徒),在北京等地設醫院,其中馬薛裡吉思在元廷任官,他的父親滅裡、外祖父撒必都是太醫。在太醫院中,還有愛薛(西班牙籍),官至從二品,創建了回醫藥院體系。

明清之際,利瑪竇在華收的第一位信徒,就是他用西法治好的患者。在澳門,卡羅內則創辦了聖拉斐爾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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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年,康熙皇帝患病,對西醫產生興趣,令傳教士白晉、巴多明將《體格全錄》譯成滿文。1713年,該書正式完成,全稱《欽定體格全錄》,謄為三部,藏於內府,後均散佚。民國時,該書被譯成蒙文。從蒙文檔看,《欽定體格全錄》中繪圖極精準,甚至高於同時期歐洲的解剖圖。

然而,這本足以代表當時世界解剖學最高成績的《欽定體格全錄》,卻隻被皇家秘藏,不許刊行。到清末,梁啟超感慨道:「(當時名醫),詢其為學也,則全體部位之勿知……胸中有坊本歌括數則,筆下有通行藥名數十,遂囂然以醫自命。」

在西醫東漸中,最大阻力不是愚昧,而是板結的社會環境和錯誤的權力配置,它們使帝國一次次準確地錯過了新技術帶來的機會。

牛痘可以種,開醫院不行

第四次西醫東漸能成功,因天花肆虐。

隨著英國東印度公司不斷向東擴展,西方水手、商人紛紛來到澳門、廣州等地,水土不服,急需醫療保障。初期公司付酬能力有限,允許醫生走私。1807年時,船醫可帶6噸貨,助手可帶3噸。

來華西醫發現,街上行人大多面帶瘢痕,系天花後遺症。

中國在16世紀發明了「人痘接種法」(有多種說法,有學者追溯至晉代葛洪),但2%—3%的接種者會因此而死,且2周後才生抗體。西醫發明了牛痘種植術,但初期疫苗從印度或印尼入華,往往失效。

英醫多林文等人提出:將種過牛痘的人帶到下一站,接種給當地人,再將當地人帶到下一站,如此接力,逐步進入中國。沒等英醫實施,西班牙醫生巴米斯已將牛痘疫苗帶入中國,採取的正是這種接力法。

為推廣牛痘接種,英人編輯《英吉祥國新出種痘奇書》,免費發放,並請十三行首領潘有度轉呈兩廣總督。在當時,華人教外人學中文可能被判死刑,給外人私印書冊,更是重罪。潘有度沒敢上呈。

好在英國駐廣州商館的華人買辦邱熺學會了種牛痘術,從1806年起,改行從醫,名聲鵲起。西方技術、十三行商人推進和華人種痘師三者結合,新技術以最曲折的路徑、最低的效率,被清帝國接受了。

然而,當東印度公司提出將一艘舊船改成海上醫院時,以開明、溫和著稱的兩廣總督阮元卻立刻回絕。他苦口婆心地寫道:「(英)國主向稱恭順,豈能以一船之故,梗天朝之法令否?」

小刀會竟向醫院發射炮彈

1835年,美國首位來華傳教士伯駕在廣東開設眼科診所,當時中國的眼病患者較多,因人們在剃頭後,有用刀片刮眼睛的習俗,即「洗眼」。

伯駕發現,華人不反對內服藥,但害怕手術,尤其怕眼科手術。伯駕的診所初期門可羅雀,但很快患者盈門。在華10多年,伯駕共診治了5.3萬多患者。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伯駕逃離廣州,林則徐因疝氣還派人四處找他。耆英接替林則徐後,也請伯駕診病。

面對療效,很少有人會因文化偏見拒絕西醫,但許多受益者會堅決抵制西醫所依賴的制度、文化與背景。這種既開放又保守、既包容又狹隘的態度,讓早期來華辦醫院的西醫們滿頭霧水。英國傳教士雒頡便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他創辦了上海第一家西醫院——仁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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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之父」雒頡

為實現「專給中國人治病」的宗旨,雒頡在遠離西人聚居區選址,卻讓上海道臺焦慮,雙方以奇怪的方式妥協:可以租地,但必須用中式建築,看不出與外人有關。

雒頡掌院10年,仁濟醫院共救助12.7萬以上的中國患者,但經費大多來自西人捐款,引起在滬西人不滿。在雒頡爭取下,華商一度踴躍捐款,曾占全部捐款的25%以上。但中西摩擦屢屢殃及仁濟醫院,一有風吹草動,華商皆不敢捐。小刀會把控上海時,甚至還向醫院打了3發6磅重的炮彈。

在相當時期,仁濟醫院成了東西方沖突的象徵物,只有患者們知道,有一種慈善可以超越文化區隔,但他們無處發聲。

1887年1月,倫敦的《亞洲季刊》發表了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他使歐11年,頗得列強認可。此文最早提出,拿破侖曾稱中國是一頭睡著的雄獅,曾紀澤認為雄獅已醒。

雒頡率先發文批評,認為清政府毫無醒來的跡象,將在下一次戰爭中慘敗。7年後,清軍果然在甲午戰爭中慘敗。

西醫東漸,華人為何參與少

從本書可見,在第四次西醫東漸中,中國百姓並不封閉、保守,在民間層面,中西有過良好配合。

英國傳教士合信將《全體新論》譯成中文,傳播現代解剖學知識,當年便出了3種盜版,兩廣總督葉名琛的父親葉志詵所出版本最精,做成手卷,圖繪準確,連合信都買了一套,送回英國的博物館珍藏。

在翻譯過程中,陳修堂貢獻較大,在書封上,合信特意註明「南海陳修堂同撰」。

西方醫學傳教士培養華人助手、開辦學校,黃寬等人得到教會資助,畢業於愛丁堡大學,成為獲得西醫資格的首位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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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寬

畢業後,黃寬充分體會到種族歧視的可怕:合信推三阻四,不願接納黃寬。因種族不同,教會把黃寬降級使用。回國後,黃寬處處受制,只好辭職,自辦診所。去世時,黃寬積累了巨額財富,卻未留下太多著作,在西醫東漸中,貢獻甚少。

赫德說:「他(指黃寬)很在意的是自己首先有錢,才能為國家做事,這就突顯了他是中國人的天性。」黃寬終生未婚,考慮到他在極度貧窮中度過整個成長階段,他過於在乎錢財的表現也不意外。但赫德未免過苛,黃寬當然有愛國情懷,在清廷的顢頇、盤剝下,他才變得冷漠。

在最早接觸西醫的中國人中,還有學徒黃春甫,在他的建議下,上海成立牛痘局,黃春甫義務為15萬以上的兒童接種了牛痘。在教會醫院工作,月薪僅20元,黃春甫拿了18年,還多次捐款。晚年他的座車車夫被警察毆打,上海道臺批示道:「(黃春甫)年高德劭,婦孺皆知。沉香閣巡局近在咫尺,竟茫無見聞,其平日玩褻不職,概可想見。」

官方如此偏袒黃春甫,可謂給足了面子,但黃春甫晚年一直想辦西醫學校,已找到善款,卻未能成功。

誰效率低,誰就會被淘汰

技術是中性的,但技術的發明、傳播、應用,卻從來不是中性的。人性有愚昧、制度有缺陷、社會有僵化,所以90%以上的好技術並未得到充分應用。《西醫來華十年》的魅力在於,通過來華傳教士檔案,將第四次西醫東漸的細節,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呈現給讀者。而越精確的歷史圖卷,給人的啟迪就越多。

西醫東漸不僅造福東方,也造福西方,但遺憾的是,許多以慈善為初心的人,會因嫉妒、偏見等,故意背叛自己的事業;許多開明的人,會在個人利益引誘下,變成反對者;許多努力進取的人,會因文化短板、心理缺陷,無法達到更高的高度。

《西醫來華十記》呈現了技術史背後的眾生相,而所有麻木、困頓、惡意,最終都會集聚起來,以集體悲劇的方式呈現。所謂現代化,其根本就是技術應用,大魚吃小魚的傳統原則已經失效,只剩下快魚吃慢魚。誰是技術傳播效率的窪地,誰就會被淘汰,究竟該怎樣免於最壞結局,這就需要後人以史為鑒,不斷進行更深入地思考。

「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醫雖小道,卻蘊含著治亂成敗之至理。《西醫來華十記》中寄托深重,不可輕忽。

作者 | 唐山

編輯 | 羅皓菱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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