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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東方ic
柳展雄/文
為什麼近代立憲政體首先在英國產生？這是學界的長盛不衰話題，最常見的解釋是經濟因素，不列顛早早開展圈地運動海外殖民，新興資產階級發達。《發明自由》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憲政民主並不是近現代才有的，在遙遠的盎格魯七國時代（西元5世紀到9世紀），這片土地就存在法治、有限政府和個人主義，然而諾曼征服（NormanConquest）改變了這一切，英倫三島的本土民眾受外來的諾曼人奴役，陷入黑暗專制。
威廉一世從歐陸引入農奴制、尊卑等級、君主崇拜等事物，當作政治上的枷鎖，套在盎格魯薩克遜人身上。小說家沃爾特·司各脫在《艾凡赫》，描述了兩個族群的地位懸殊：“英格蘭橡木兮，諾曼人伐之；英格蘭人脖頸兮，諾曼人軛之；英格蘭羹湯兮；諾曼人食之；英格蘭之治兮，諾曼人主之；凡此四者之盡除兮,英格蘭重返樂土之所系。”
根據輝格主義史學的觀點，大不列顛政治演變歷程隱藏一條線索：打倒諾曼統治者的專制枷鎖，恢復英吉祥人的古老自由，自1066年諾曼底公爵威廉登陸不列顛島嶼，當上國王之後，英格蘭歷史就是一部反抗“諾曼之軛”（NormanYoke）的歷史。
1069年北方各郡首倡起義，抗爭者前仆後繼，民亂一直延續到金雀花王朝時期。著名的1381年瓦特·泰勒起義與其說是階級鬥爭，不如說是族群、文化上的鬥爭，泰勒要求廢除諾曼人引進的農奴制，恢復諾曼征服之前的各項權利。
17世紀內戰，資產階級面對神聖不可侵犯的王權，祭出了“諾曼之軛”的旗幟，認定議會和普通法比王權更加古老，對抗查理一世的專橫統治，並且把他送上斷頭臺。詩人喬治·威瑟(GeorgeWither)目睹國王之死的場景，興奮地寫下：“這一刻，我們受諾曼人奴役的枷鎖首次被打破了；英格蘭沖破了枷鎖，獲得了自由。”
1688年光榮革命後，改革派重申“英吉祥人自古以來就是自由的”這一信條，爭取擴大普選，加強議會主權。那個時代幾乎所有重要的政治活動家，如彌爾頓、霍布斯、威爾克斯均受“諾曼之軛”理論的影響，到了今天，仍然有人深信民主精神刻在盎格魯民族的DNA裡，本書作者丹尼爾·漢南（DanielHannan）即其中之一。在兩黨政治中，他屬於強硬的保守黨右翼黨員，也就是說，漢南堅信英國人生來與眾不同，英美文明具有優越性，凌駕於西方各國。
他筆下的盎格魯薩克遜時代景象，濾上一層玫瑰色田園詩色彩。人民講究契約與財產權，國王不能專斷獨行，必須聽從“賢人會議”“大眾大會”的民意。人人都在法律之下，從最尊貴的君主到最卑賤的農民，一律受普通法（TheCommonLaw）的約束。
諾曼征服後的不列顛成了失樂園，征服者威廉貪婪地調查臣民財產，以方便進行掠奪。按照盎格魯編年史的記載：“他要求財產清查必須徹底執行，哪怕一頭公牛，一頭奶牛，或者一頭豬，逃脫了他的調查都不允許。”清查結果匯成的報告，有個令人膽寒的名字——《末日審判書》。
12世紀編年史作家奧代裡克·塔維利斯用幽怨的語氣說：“英吉祥人大聲哀嘆他們失去的自由，不斷謀劃怎麼撼動這個如此嚴苛、忍無可忍的枷鎖。”1381年，雇農和工匠在倫敦揭竿而起，他們的領袖瓦特·泰勒，要求跟國王查理二世面對面談判。在王公大臣們看來，此舉大逆不道，百姓怎麼可以隨便覲見君主。然而。泰勒認為，這沒什麼大驚小怪，在盎格魯七國時代，君臣坐而論道，上下尊卑等級並不嚴格。
起義兵領袖進一步宣稱，自己不是犯上作亂，而是希望國王恢復舊時代的秩序，泰勒詳細列舉了薩克遜人在諾曼征服前的那些權利，包括自由進出城做買賣的權利，在所有森林、公地狩獵的權利，在所有河流湖泊打漁的權利。法國歷史學家奧古斯汀·西耶裡總結道：“1381年大反叛是一系列撒克遜人起義的最後篇章”。
在後世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心目中，16、17世紀的法官律師普遍相信在過去存在一套久遠的“古老憲法（AncientConstitution）”。薩克遜時代類似堯舜三代之治，諾曼王朝類似暴秦。晚清的維新志士以“二千年皆秦政”的理由，來融合西洋民主思想；英國革命者宣稱，諾曼入侵者的後裔查理一世，侵犯了民眾的古老權利。
17世紀內戰前後，愛德華·柯克、約翰·漢普登大力普及“諾曼之軛”的概念。議會軍的軍官約翰·埃爾在1640年說：“我們（即盎格魯人）的先輩繼承了日耳曼一支傳下的血統，他們（即諾曼人）沒有將自己混同於不列吞的原住民，而是把後者趕了出去。他們取得了絕對的土地所有權，因而得以保全他們的血緣、法律和語言不被破壞。”
議會陣營裡，政治主張最左傾的約翰·李爾本（他因要求普選、土地公平分配，跟克倫威爾反目為仇），也自稱不是激進分子。李爾本認為，自己只是打碎“諾曼之軛”，恢復撒克遜人曾經擁有過的古老權利。
後來北美殖民地以類似的名義，進行革命。建國先賢傑斐遜將美利堅人視為真正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獨立革命其實是人們在新大陸重建撒克遜時代的自由國度。
諾曼代表了專制主義，而盎格魯-撒克遜傳統是法律、個人自治和代議制政府。今天，人們習慣上把聯合王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合稱為盎格魯薩克遜國家，而不是諾曼國家。
嚴謹的歷史學家很難接受“諾曼之軛”“古老憲法”之類的說法，部落民主制度並不稀奇，賢人會議和大眾大會組織散漫，非常粗糙，無法跟近代程序正規、莊嚴肅穆的威斯敏斯特議會相比。部落民的自由自在，不等於政治學意義上的自由主義。
雖然“盎格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自由的”不盡符合史實，卻非常適合作為理論口號，動員民眾。法國人進行過類似的嘗試，從古代部落民主制當中挖掘理論資源。1789年大革命的發動者宣稱，今天法蘭西民眾的祖先是古羅馬時期的高盧—凱爾特人，他們享受“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快樂生活，直到法蘭克人侵略，自由遭到剝奪。
偉大的克洛維、查理曼其實是壓迫法國的外族征服者，波旁王室則是征服者的後裔。上層社會聯姻的習俗（從中世紀以來，法國貴族跟德國貴族通婚，很少下嫁到平民，以保持血統高貴），加劇了上下階層的疏離感。
共和派理論家把反抗路易十四王權之舉，解釋為驅逐外族，恢復高盧人主權的民族解放運動，俄國葉卡捷琳娜女皇用一句話評論法國無套褲漢驅逐凡爾賽貴族：“高盧人正在把法蘭克人趕出去”。
拿破侖上臺後，順應時勢，建立凱爾特學院，研究高盧-凱爾特人與現代法蘭西民族的文化延續性。布魯斯?特裡格著作《考古學思想史》詳細闡發了法國大革命進程中，一直受忽略的文化羅曼蒂克情節。
法國原本可能塑造一套“高盧人自古以來是自由的”敘事神話，然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影響過於巨大，主導了民主派的理論動向。“社會契約論”“天賦人權”在海峽對岸也有一席之地，約翰·洛克著有《政府論》。大不列顛的思想市場上，百家爭鳴，有人把共和制度追溯到古羅馬傳統，議會的捍衛者從西塞羅那裡尋找論據，證明共和主義的優越性。議會領袖約翰·埃利奧特以李維《羅馬史》為殷鑒，富有公民精神的羅馬人，在尼祿、卡裡古拉諸多暴君治下，成為奴仆，正如同英格蘭人在查理一世的治下，成為奴仆。
“諾曼之軛”理論之所以能在思想市場上勝出，是因為契合了近代英法爭霸的民族情緒。路易十四時期，全歐洲競相追隨凡爾賽的宮廷禮儀和高雅藝術品位，英倫上流社會也不例外。他們穿法國衣服，模仿法國時尚界的發型，購買法國奢侈品，連平常講話都是說法語，嫌棄英語老土。
從征服者威廉到路易十四，法國牢牢掌握文化霸權。在“諾曼征服”中，諾曼領主不僅政治經濟上壓迫盎格魯薩克遜人，而且在精神層面打斷了他們的脊梁骨。諾曼侵略者把英語貶低為低賤的語言，從行政文書到法庭審判，統統採用法語。諾曼-法蘭西文化深刻改造了英國，現在某些議會程序依然留有過去的痕跡，現任君主伊麗莎白二世批準議會的立法案，以法語句子“女王惟願其如此”來結尾。
從肉類的單詞明顯看出文化變遷，在本地撒克遜語的牛（cow），經過屠宰烹飪，擺上餐桌後，變成法語詞源的新名詞：牛肉（beef），豬（pig）變成了豬肉（pork），羊（sheep）變成了羊肉（mut－ton）。貴族領主和農民佃戶說著不同的語言，英語是下裡巴人的語言，上不了臺面，優雅的詩歌散文都是法文寫成，專供上流社會。
本地的撒克遜人，為了躋身上層社會，模仿法國文化，掩藏起英吉祥特色，甚至拋棄了祖先的名字。歷史學者彼得·阿克羅伊德記載，1114年很多男子的取名是盎格魯本土風格，叫索朗、雷諾、阿爾菲、萊馬、戈德溫、奧德裡克、阿爾裡克、薩洛依、阿爾維特、阿爾菲斯。到了這個世紀的末尾，這些名字全都消失了，人們改叫為羅伯特、理查德等諾曼化的名字。12世紀惠特比市，有個男孩因為受欺負，把自己的名字從托斯提戈改成了威廉。而那些古薩克遜名字，只有五個留存了下來：阿爾弗雷德、埃德加、埃德溫、艾德蒙，愛德華。
經過漫長的三百年，來自歐洲諾曼底的領主騎士們逐漸本土化，適應島國生活，百年戰爭加快了進程，王室對法國作戰，動員下層民眾，鞏固國家認同感。最重要的是，他們接受了英語，到愛德華三世時期，幾乎所有的諾曼貴族都能聽得懂英語，在議會討論和法庭辯論中，國王命令廢棄法語，改用英語。15世紀英法百年戰爭中後期，諾曼人的子孫後裔，生活各方面完全英倫化，融入本土。
不料，英語的地位沒穩固幾天，法國文化卷土重來。亨利八世在位期間（1509-1547年），上層權貴重新說起了法語，畢竟英格蘭在文化國界上位於窮鄉僻壤，歐洲文藝中心是法國巴黎。
英倫三島上流社會的法國化引來批評，18世紀作家托比亞斯·斯摩萊特嘲諷法國人“塗脂抹粉的臉，廉價俗艷的服裝，可勁的時尚架式”。激進改革領袖威爾克斯宣稱，達官貴人已經墮落到數典忘祖的地步，而人民大眾才代表了真正的盎格魯精神。
英格蘭蘇格蘭合併後，民族主義發展出新的含義。1756年，牧師約翰·弗裡在布道時聲稱，英格蘭人、蘇格蘭低地人都是同一個撒克遜種族的後裔，應當彼此和睦相處，並且善待威爾士人，畢竟他們是唯一的古英吉祥人。不列顛人團結起來，共同對抗歐洲大陸的敵人。
島國的排外主義情緒如此強大，以至於光榮革命的勝利者都要避讓三分。荷蘭國王威廉三世帶來歐陸的文明，尤其是雇請一大批荷蘭官員，把世界最先進的金融體系引入進來，倫敦的金融中心地位由此奠定。托利黨人並未領情，反而抱怨外來的官員，擠占了本土英國人的位置。
《魯濱孫漂流記》的作者丹尼爾·笛福（DanielDefoe），本職是英王政府的筆桿子。他針鋒相對，寫下一首諷刺詩，描述不列顛島上的居民血統來源龐雜，根本不存在所謂純正的、地道的英吉祥人。
詩的標題名為《真正的英國人》，內容為：“始於全人類的雜交體，這就是英國人。激烈的強迫，憤怒的欲望，生下了塗脂抹粉的不列吞人，或者是蘇格蘭人？是誰的種，就學誰的樣兒，給小母牛上軛，犁羅馬的地。一開始，就是一半這一半那的混血種，也不知是誰的名字，哪國人，說什麼語言，祖上名聲如何。新的混合體快快地誕生，撒克遜人和丹麥人的後代。”
笛福還多次嘲弄，不列顛島國人是鄉巴佬，眼界狹窄，既孤陋寡聞又驕傲自大。幸好威廉三世的執政比較短暫，民眾反荷蘭的排外情緒稍縱即逝，近代化進程中，大英帝國仇恨的主要對象仍然是法國。
盎格魯薩克遜民族崇尚勤儉品質，以剛健質樸的約翰牛自誇，而法國以及親法的英倫紳士貴族代表了遊手好閒、腐化墮落的生活方式。優雅的法國文化跟路易十四的政治專制捆綁在一起，難解難分，英國民主改革分子狂熱反法，形成了全世界獨特的民族榮譽感。
近代史上的後發國家，抗拒西方文明，強調本族文明優越性的群體，都有不同程度的反西式代議制傾向，德國的浪漫主義者，沙俄的斯拉夫派，奧斯曼的泛伊斯蘭主義者，晚清的國學派，莫不如此。這些國家的西化精英如果推行憲政制度，就要背負崇洋媚外的惡名。
但是英格蘭不同，民主派以愛國主義自豪，權貴反倒成了奴顏婢膝、諂媚外國文化的“洋奴”，從英國內戰到工業革命前期的議會擴大選舉權鬥爭，民主人士一再以保家衛國的大義名分，反對親法的統治階級。
查理一世迎娶法蘭西公主亨利埃塔·瑪麗亞為妻；查理二世靠著波旁王朝的支持成功復辟；詹姆斯二世在光榮革命中失敗後，流亡到法國，其子愛德華借助路易十四的力量，試圖重登王位，復辟未果。斯圖亞特王朝的君主專制勢力跟巴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且法國提高王權的種種措施（設立常備軍，不通過議會征稅，宣揚君權神授思想），受到英吉祥列王的讚賞和效仿。“諾曼之軛”的說法正是在此時廣為流布，哈林頓、西德尼等議會主權論者，堅稱議會能追溯到薩克遜時代，比王權更加悠久古老。人民的權利受到諾曼征服的破壞，《大憲章》恢復了一部分權利，又遭到親法的君主專制勢力破壞。
不列顛的民族意識就此定型：法治和民主精神是本國特色，而專制主義則是外來輸入的。這也成為英式保守主義的特色，歐陸的保守派通常等同於專制派，而托利黨以本民族的憲政傳統自豪，英國國王的政府保護財產權與言論自由，只有歐陸國家才會出現暴政。
帶有啟蒙理性色彩的“天賦人權”論，在光榮革命時期傳播度並不高，約翰·洛克生前只是個政局邊緣人物，去世數十年後，他的思想才獲得重視。在啟蒙運動巔峰的18世紀後期，倫敦的改革派逐漸激進起來，辯論時言必稱盧梭洛克，但是見識到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流血恐怖，他們望而生畏，重新撿起“諾曼之軛”“古代憲法”的論調。激進派領袖、改革運動之父約翰·卡特萊特聲明，從未想過除舊布新，只是恢復英格蘭人的古老秩序，多數同僚做出類似表態。
只有潘恩一個罕見特例，從頭到尾保持激進左傾立場，他瞧不起光榮革命，認為英式保守主義只是自吹自擂，潘恩對雅各賓主義的熱愛至死不渝。總體上，英倫三島的改革分子忠誠於國家，他們尊重君主的權威，甚至沒想過廢除貴族制度。
保守黨人尊重法治訂定合同會政體，排斥君主專制，“英格蘭自古就是自由和憲政的國度”成為全社會的最大共識。對自由的珍愛深入人心，不分黨派，這就是近代立憲政體首先在英國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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