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幸與文化統合

（圖片來源：東方ic）

陳芝/文

張勉治《馬背上的朝廷：巡幸與清朝統治的建構1680－1785》所講述的是皇帝巡幸作為一種統治術，在早期清帝國，特別是乾隆皇帝時期被應用的緣由、所發揮的作用，以及被統治者社會對其的反應。作者試圖從這個角度切入，以理解征服王朝體制運轉的內在邏輯。

巡幸，對於漢地十八省，或者說中國本部(Chinaproper)的居民來說，是他們理論上的祖先周人的遺產，作為聖明君主的統治術，被戰國時形成，公認是記錄商周以及更早之前美好時代的經典文獻，諸如《尚書》《詩經》等所稱頌。

然而周人的子嗣，其社會形態自戰國時起，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大轉變，從部落-封建向郡縣-官僚制度演變，形成了兩大趨勢：

一方面厭倦戰國時代層出不窮的暴力沖突與全民兵役，渴求一種今天稱之為文治主義的夢想，減少乃至限制武力的使用，使大多數人能過上和平的生活。在離戰國時代不遠的漢代儒生看來，聖明的君主應該用禮儀與道德，而不是武力和刑罰統治天下，這很大程度是從經濟上考慮的，因為用禮儀、道德規訓順民成本低廉，而戰爭使普通百姓背上沉重的兵役和賦稅，特別是對農耕區以外的蠻族發動戰爭，既勞師遠征所費不菲，對其統治在經濟上又不划算。

另一方面，像歐洲15、16世紀那樣，頻繁的滅國性戰爭導致整個社會趨向功利主義與理性建構，人們出於戰爭財政的需要，將君主各種八門五花的特權和歲收成文化、規范化，結果形成了一個理性的按照自身邏輯運轉的官僚體制。

而巡幸，既破壞了文治主義廉價統治的夢想，又打亂了官僚制度規范化運轉的流程，自然被日益吸納為帝國官僚的儒生所抵制。這有點類似於佛陀時代的印度人，因為社會形態的驟變，經典裡尚武好戰嗜血食肉的武士文化被實際上的和平寧靜冥思茹素的僧侶文化取代。

但在實現法律儒家化和科舉制度的唐宋帝國崩潰以後，頂替鮮卑人、沙陀人，並且更接近早期周人社會形態的北方族群越來越強調自身民族的獨特性，而不是像前兩者滿足於徹底漢化。在眾人眼裡，季節性巡幸越來越被視為北方蠻族君主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南方普世帝國的官僚統治形成對照，於是作者認為，兩者之間的沖突便有了反映民族性色彩的一面。

特別對於敏感多疑，又重視滿洲本位 (本書作者稱之為民族-王朝特性)優越性的清朝皇帝，尤其是作者重點論述的乾隆皇帝來說，他既要保護與強化滿洲統治集團的特殊性，避免被茫茫人海的被征服者吞沒，又要注意分寸，以免破壞帝國的穩定。

然而這種走鋼絲的統治技藝顯然要求敏銳的政治嗅覺與權術手腕，如果才具平庸，是無法駕馭來歷八門五花，並隱隱對立，局勢錯綜龐雜的龐大領地的。所以在乾隆皇帝之後，繼位的嘉慶皇帝便迅速放棄了乃父的統治策略，不再堅持巡幸，特別是巡幸晚近一千年來一直被視為華文化腹心的江南地區，盡量避免使人想起被征服歷史的痛楚，放開限制與漢人士大夫合作，變得越來越像一個傳統的漢人皇帝，之後繼位的清朝皇帝滿洲色彩更是越來越淡薄，到了清朝滅亡的時候，單看外表已經很難分清普通漢人與旗人的區別了。

所以舊清史將之納入所謂“漢化”的框架裡去，只不過對於清代計程車大夫來說，“漢”更偏向是一個文化概念。漢與羅馬一樣，由於統治者族裔變得八門五花，已經無法堅持最基本的民族限定，否則無法自圓其說，導致被迫向普世性發展，使希臘人與日耳曼人也能自稱羅馬人。是以江南士大夫對滿洲的敵視，並不只是血統上的，而是包括對異文化的排異反應，因此當士大夫徹底接受滿洲統治之時，也有士大夫自認為已經將異族君主馴化，納入華文化-官僚帝國的規范當中這一因素在——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華文獻對嘉慶皇帝的鼓吹。

至於新清史則讓我們意識到嘉慶之前的滿洲皇帝非常不樂意放棄自身的民族本位，同時我們也可以順理成章的得出結論：正是因為乾隆皇帝不願意徹底順服華文化，所以即使清朝統治已超過百年後，江南腹心依舊隱隱敵視滿洲人。

而乾隆與嘉慶父子間的斷裂，放到世界史上並不稀奇。在歐洲殖民主義輸出以前，少數征服者統治廣大被征服者，總是會隨著時間流逝導致統治集團陷入內卷化，君主才華日漸平庸，起家的武士集團喪失武力，無力維持統治，於是在一個關鍵時間點統治者選擇“漢化”，與被統治者融為一體，勉強延續一段時間王朝壽命。但被統治者同樣缺乏武力，否則就不會被征服，因此免不了被推翻和滅亡的結局。

對於1751年第一次南巡的乾隆皇帝來說，擺在他面前的是這樣一個局面：他的立身之本八旗子弟衰退嚴重，無法預料是否還有足夠的武力征服與統治。他所要巡幸的江南地區是王朝的腹心與稅收的泉府，但一直沒有被完全平定，即便如今江南士大夫已沒有膽量與武力造反，但還是會在詩文裡陰陽怪氣幾句，並引來同儕的共識。

乾隆朝的文字獄與順治康熙朝有所不同，後者是晚明黨爭的延續，康熙帝憤怒的表示都是奸詐的漢人拿滿洲人當槍使。乾隆朝的文字獄，則是真正鎮壓士大夫的反滿情緒，並且大部分沒有冤枉，當然這不是說文字獄是正當的。乾隆皇帝非常痛苦和敏感的意識到，江南士大夫對朝廷的敵視是個普遍現象，具體到個人則或多或少罷了。

即便在朝廷最積極的合作者那裡，為了榮華富貴我出來當官，但我心裡還是覺得你不是正統，如果有一天真的反清復明，只要不損害我利益我還是會支持的。在下一個一百年，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滿清朝廷最大且最不計較個人利害得失的漢人忠臣曾國藩，也不妨礙他在做朝廷忠臣的同時，刻錄再版王夫之等人的文獻，撒下晚清排滿革命的種子。

而為了論證巡幸的正當性，乾隆皇帝將自己的巡幸納入王朝政治的話語中，追憶祖父康熙皇帝巡幸的先例與其赫赫武功。祖孫兩人在很多方面很相似，反倒與夾在中間的雍正皇帝大不相類，後者並沒有表現出多少對親閱軍事訓練並檢閱軍隊的興趣，這也有可能是乾隆皇帝故意模仿他心目中的滿洲正統的緣故。

與康熙皇帝的意識形態一樣，乾隆皇帝認為滿洲朝廷是軍事勤肅、勤政以及寬仁的典型，巡幸則是最重要的儀式，將民族—王朝的美德遍及整個國家。在他看來，滿洲意味著充沛的正直、進取與勇氣，而漢人代表著奸詐、腐化和懦弱，否則就不會被征服。乾隆將金、元的滅亡，歸罪於末代皇帝不再堅持自己的民族本位，漢化對他來說就是腐化，意味著失去滿洲人的美德和武力。

為了降低漢人官僚的抵觸，乾隆皇帝苦口婆心地訓誡臣子，強調巡幸並不是破壞行政體制運轉的惡政，而是對其的有利補充：直隸的吏治、旗人和官員的軍紀士氣優於外省，難道不是因為皇帝經常巡視的緣故嗎？

同時乾隆反覆強調，巡幸並不是為了遊玩，而是皇帝(比“端居深宮”“好逸而惡勞”的晚明君主)勤於政事，經常監察督促吏治的表現，如果為了遊玩，皇帝又不缺乏“禦園別館”。日後為了避免讓人聯想到南巡是為了遊玩，乾隆特意將皇太后搬了出來，意思是南巡如果有遊玩的部分那也只是用來滿足太后，是皇帝孝心的體現，一如整個南巡是“法祖”——效法康熙皇帝的大業。

於是在巡幸完被儒家經典推崇的泰山、祖先根基與活力所在的盛京，以及京師附近的北方邊疆後，乾隆皇帝將目光投向了江南。從時間上來說，此時步入皇帝統治的中期，用孔飛力的話說，他正遭遇著一系列的大危機，帝國達到了一個臨界點，各種被壓下來的矛盾突然大爆發，使人措手不及，有風雨飄搖之感，包括且不限於：

1748年東巡泰山期間恩愛的結發夫妻孝賢皇后暴斃；同一年物價飛漲，百業蕭條；1740和1750年代黃河—大運河的水患；1747－1749第一次金川之役和1755－1759的西師；以及圍繞備辦1751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的種種困難。然而，本書作者諷刺性地指出，乾隆皇帝開始他的南巡，是為了解決而不是加重十八世紀中葉將中央和地方吞沒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的不確定性。

　　　　這一系列危機是皇帝南巡的重要背景，一方面盡管乾隆皇帝不間斷的鼓吹滿洲人的武德，但自康熙帝起，八旗自負的常勝無敵和紀律嚴明已經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而滿洲人軍事上不可戰勝正是滿洲優越漢人的敘事依據。第一次金川之役令人沮喪的表現，驗證了皇帝即位伊始便有的模糊認知：京城和各省八旗軍隊日益萎靡不振，喪失戰鬥力。

皇帝將之歸罪為漢人習俗的侵染，於是試圖用巡幸恢復八旗尚武習慣，維護京營和駐防八旗的聲譽。作者在本書頂用一卷的篇幅講述南巡的籌備和運作如同一場真正的戰爭，皇帝試圖讓八旗子弟習慣軍事生活，因此以身作則，禁止滿蒙王公乘轎，必須掌握騎馬和射箭。是以皇帝總是騎馬進入江南城市，並屢屢炫耀自己的箭術。

另一方面，軍事上的不利促使皇帝親自鎮撫王朝腹心，確保江南地區的稅賦能用來支持邊疆的戰事，尤其1757年第二次南巡，正是征服北疆準噶爾部和南疆回部，將今天的新疆省納入國界的“西師”戰況焦灼勝負未分的關鍵時刻。是以皇帝日後回憶，認為在位五十年間“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

為了平定腹心，皇帝既豁免了部分捐稅，百般叮囑下屬不得擾民，又挑起被統治者精英間的矛盾，這樣仲裁的皇權就能居於優越的位置，使漢人精英牢牢地依附皇權。一方面，皇帝笑納揚州鹽商捐獻的巨額資金用於南巡和其他事業，並慷慨賞賜更優渥的貿易條件和榮銜，給與鹽商渴望被承認的社會地位，同時也可以拿來做南巡鋪張浪費的替罪羊。

另一方面，尊重士人的傳統特權，迎合士人作為地方文化保護人和統籌者的自我形象，減輕地位優越計程車人與日俱增的怕被暴發戶超越的憂懼。1750年代以來，詩歌重新成為科舉考試科目，並日益重要，與南巡期間推崇詩歌息息相幹。相比令人氣惱、渴望被承認是真正士大夫的暴發戶相比，江南望族在考試詩歌上有絕對優勢，同時新的科目對富裕且教育水平高的江南地區來說影響也並不是很大。

由於掌握話語權的文化精英相比通常是官方承包商的商業精英更為獨立，因此皇帝在他們身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只要不危害統治，皇帝並不介意迎合士人的自我期許，但前提是必須納入朝廷的框架裡，達到利出一孔的效果，比如對文化領袖沈德潛的拉攏，自始至終乾隆皇帝都意在突出君恩厚重。

很不幸的是，皇帝的努力並不是很成功，至少並沒有使臣子接受滿洲相對漢人在文化上的優越性，以及在他的治內接受滿洲而不是明朝的正統性，否則孔飛力也沒必要著述研究那場發生在1768年知名的“叫魂”案。

1778年，乾隆統治的第四十三個年頭，皇帝震動地發現，自己恩寵的江南士大夫，居然都涉嫌(文字上的)反清逆案，像沈德潛接受皇帝的恩寵和文字上對明朝表達忠心在時間上是同步的。出於泄憤，沈德潛被剖棺戮屍，而皇帝陷入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絕望和痛苦。他無法接受滿洲人統治以來，(他自以為的)歷代皇帝兢兢業業，勤政愛民，居然都不及出了一大堆混帳的明朝皇帝？

皇帝有所不知的是，江南士大夫並不是特別針對清朝皇帝，他們只是討厭所有沒文化的統治者——否則明初也不會湧現一大批元朝遺民，明朝皇帝也非常頭痛這批人——但自己又不能做到統治自己。

士大夫的特色是，他們缺乏武力因而無法保持自身的獨立，同時因為文化與階級厭惡武力，於是總是被邪教教主、流民頭領、蠻族酋長踩在腳下。由於掌握話語權，他們又瞧不起沒文化的征服者，除非統治者願意被其規訓，接受儒家倫理與體制，並使士大夫成為至少第二統治者。

然而用厭惡武力的儒家文化馴化征服者，如果士大夫真的做到，那麼這個征服者集團基本上已經失去武力了，並離滅亡不遠了，畢竟沒有武力又如何建立統治。於是士大夫就像被吊在頭上的蘿蔔誘惑的驢，每當快實現他們的夢想時，頭上的統治者就會被新的沒文化的征服者取代，而他們只能罵罵咧咧重啟這一進程。

盡管意識到漢化等於腐化，但乾隆皇帝並沒有完全理解他治下的這群整天陰陽怪氣的臣子，究竟是怎樣一群人，所以也就活該在民間的歷史敘事中，被描述成一個隻知道遊山玩水好大喜功的醜角，反倒不如他那才具平庸但與士大夫合作的兒子。

預覽時標簽不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