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最大的敵人，沒想到竟然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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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疾風驟雨前的寧靜，然而毛澤東心中早已波瀾起伏，這一年，他做出了一個極富政治意味的決定：重上井岡山。

故地重遊，毛的興致非常不錯，並且賦詩一首：

久有凌雲志，重上井岡山。

千里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

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雲端。

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

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

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

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

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看似只是一首「感懷+敘志」的遊記詞，為什麼普遍被人認為「富含政治意味」呢？因為井岡山這個地標太過於特殊了，這是中國革命、中國紅軍「夢開始的地方」。當年他一生中最大的敵人逼宮，毛澤東拍著桌子說：「你們都反對我，我再去井岡山打遊擊…(你們)把王明、張國燾請回來;力量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此後十年內，毛總是喜歡把「大不了再上井岡山打遊擊」掛在嘴上。

知名女性歷史學者馬社香寫過一本書《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這個前奏指的是什麼的「前奏」，想必大家看看年份就心裡有數。書中記載了一個很不起眼的小故事，但是一斑可窺全豹，這個故事背後就是毛澤東一生最大的敵人。

重回井岡山之際，毛主席睹物思人，說道：「當年我就是騎馬走小路，到大倉村林鳳和家和袁文才見面的。可惜這一次我看不到了，袁文才不在了，林鳳和不在了，我也快見馬克思了。」

錯殺王佐袁文才，是革命鬥爭初期的一樁冤案，是不幸走過的彎路。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特地將袁文才烈士的妻子謝婢女接到井岡山賓館，親切地稱她「袁文嫂子」，向她表示親切慰問，還一起合照留念。

林鳳和是與袁文才關係很好的地方財主，在革命鬥爭中給予了紅軍巨大的支持，毛主席作為一個念舊情的人，時時惦記著林鳳和，建國後特地派人去當地走訪，想要找到林鳳和來感謝他當年對革命的資助。

然而地方幹部走訪的結果是：林鳳和已經死了。至於為什麼死沒有詳細說明，毛主席又派人查訪林鳳和家裡還有沒有其他人，要給他的家人很好的安頓。然而地方幹部給毛的回信是：林家已經沒有一個後人了。

毛主席是個大善人，他對於自己的同志往往是無條件信任的，1965年重回井岡山時還要感慨林鳳和已經不再了，說明他完全相信了地方幹部提供的資訊。然而他的善心與信任終究錯付了。

林鳳和在土改時被過猶不及的一刀切政策迫害致死，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強調，(除了罪大惡極有人命官司的之外)要給地主、富農等額的土地——我們是要消滅地主和富農這個階級，而不是肉體消滅每一個地主和富農，要把他們改造成為新時代的勞力者。然而林鳳和這樣一個對革命有恩的人，確是充公了家裡所有的財產和土地，老年的林鳳和喪失了一切生活來源。林老人想給北京的毛主席寫信，來訴說自己的遭遇，但是他的信被地方幹部截下了，並且威脅如果繼續寫信將會威脅到你子孫後代的安全。

走投無路的林鳳和在與當年毛委員會面的那個客廳中上吊自殺，然而地方幹部並沒有把這一切如實的上報，只是模糊的說林鳳和已經過世。然而更可怕的是，主席派人尋訪林鳳和的後人，當地幹部更是睜著眼說瞎話，把林家的後人藏匿起來，並稱林家已經沒有人還活在世上了。

然而林鳳和的遺孀和他的孫子，一老一小相依為命，艱難地活了下去。後來林鳳和的孫媳婦對作者馬社香說：「地方上一直不願意讓外面知道林鳳和自殺的真相，是為了掩蓋他們在執行中央政策時不負責任的‘左’。不是毛主席的土改政策不好，而是具體辦事的人執行過分了，執行歪了。以後為了推卸自己的責任，又把什麼錯都推到中央和毛主席身上……吊樓前那兩棵金桂花樹，有人出一萬五千元買走，我沒有賣，我不能賣。吊樓和金桂花樹都是毛主席當年來大倉村的見證，我相信國家會管這件事。」

我們可以看到這件事有多麼地可怕，首先地方幹部在執行土改政策時過猶不及一刀切，讓對革命有恩的地主受到了沖擊，為了掩蓋他們工作失誤，不允許林鳳和上報問題;更可怕的是，領袖先後派人兩次了解情況，他們就這樣大膽包天地睜著眼說瞎話，還把人家遺孀和後人藏了起來。這就是典型地官僚主義那八個大字：層層加碼，欺上瞞下。

毛澤東一生中最大的敵人，就是這樣的官僚主義。

可以看到，官僚集團足以讓毛成了瞎子、聾子，完全把不利於他們的資訊截流。甚至還會變成啞巴：有一次毛想發文章，被彭真和陸定一擋回來了，說主席你批評了一些現象點名了一些同志，不利於黨內團結。把毛氣得不行，說你北京不給我發，我去上海發，結果上海給人發出來了。所以知道主席為什麼總喜歡四處考察吧？他在北京就成了瞎子、聾子、啞巴。到最後更過分了，開會都不通知他。1965年12月26日這一天，毛主席生日，他老人家拿著黨章和憲法跑進會議室，發了一通火：我是黨員，你們開會得通知我，這是黨章規定。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我要在會議上發言，這是憲法賦予我的權利。

所以也不要看了點小說和影視作品就覺得top1的人一手遮天為所欲為，那是脫離客觀現實的意淫，top1也得參與政治博弈、交易與鬥爭，主席的文章還能被夾呢。

有人說毛澤東最大的對手是蔣介石，這實在是辱毛了，也實在是過於抬舉蔣公了。四渡赤水虛晃一槍，嚇得蔣介石急忙調回部隊;胡宗南三十萬大軍入侵陜北，毛澤東帶著兩個警衛連兜圈子——明顯就不把蔣公當人看嘛。就好比打電競，蔣公那邊精細微操到每一個兵，累得滿頭大汗;老毛這邊用腳操作，完虐蔣公。兩個人無論從人品道德還是實力根本就不是一個段位的對手。

蔣公這一輩子最大的成績，就是成為了毛澤東對立面敵人的總代表，一提毛的創業史總離不開蔣。但其實就像北喬峰南慕容，強行絕代雙驕，一過招才發現慕容復被一招秒。史達林確實是跟毛一個段位的選手，但是他們二人終究合作多於對抗。毛澤東真正的一生之敵，是歷史性質的敵人、是集合性質的敵人，是一個靠個人幾乎無法戰勝的對手。

毛主席就是人太好了，無條件地相信同志，但就像魯迅說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當毛逐漸對官僚集團的本質以及黨內幹部腐化速度有了一個清醒的認知之後，以至古稀之年的他出手了，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後一次、也是註定失敗的悲壯戰鬥。

這一次重上井岡山，毛澤東的話殺氣騰騰。

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麼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張平化回憶毛澤東重上井岡山的一次講話。看講話內容，毛已經很明確地提出了「內外夾攻」的可能性。

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麼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沒有什麼權利，你提意見他們不聽。官僚主義作風反了多次，還是存在，官僚主義思想也比較嚴重。打擊迫害、假公濟私、忽「左」忽右、形「左」實右的事有沒有？這樣的事情，你們知道的比我多。報喜不報憂，也是官僚封建東西，做官的有特權、有政治需要、人情關係。縣官不如現管，假話滿天飛，這些很容易造成幹部的腐化蛻化和變質。這一代不變，下一代、下幾代會不會變？有變的社會基礎嘛。蘇聯就是教訓。我很擔心高級幹部中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麼辦？有沒有制度管住他們？當然，像「二十三條」講的，這裡絕大多數幹部包括黨的高級幹部還是個認識問題、教育提高的問題。怎樣教育提高？現在高幹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這和我們井岡山時期提倡的東西不一樣。條件好了，共產黨掌權了，過去的優良作風還要不要繼承？怎樣繼承？——王卓超回憶毛澤東重上井岡山的一次講話(《黨史文獻》2006年第3期)

官僚主義是特權階級的產物，與廣大人民大眾是天然的對立面，同時也天然地對於人民有著極端不屈等的優勢。熟讀歷史的讀者肯定知道，即便是在反官僚主義運動中受到沖擊的官僚，依然可以住別墅、喝茅臺，生活水平遠超普通幹部大眾。所以這對於暮年毛澤東來說幾乎是一場必輸的的戰爭。

我之前講過這件事：1965年，重回一線工作的毛澤東主席聽取了時任衛生部長錢信忠的工作匯報，當他得知彼時中國「140多萬衛生技術人員中，有90%分布在城市或縣城，而只有10%在農村，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依然處在缺醫少藥的窘境之中」時，憤怒的當面斥責了錢信忠：「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這 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隨後毛澤東做出最高指示：「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毛進一步提出方案，要求：「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毛澤東發怒的這一天是6月26日，所以這一指示也稱作「六二六」指示，被看做是「赤腳醫生」的由來。這也是毛從退居二線到重回一線之後，對前幾年「重視城市、犧牲農村」「工人貴族主義」的路線方針的一次撥亂反正。

1966-1968年，響應領袖號召，「赤腳醫生」的鄉村醫療形式在全國推廣，到1977年底，全國有85%的生產大隊實行了合作醫療，赤腳醫生數量一度達到150多萬名。赤腳醫生為解救中國一些農村地區缺醫少藥的燃眉之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最普遍的形象是兩腳泥巴，一身粗布衣裳，也沒有過硬的專業知識，但確確實實是當時社會經濟條件下能夠選擇的最好的制度。簡簡單單的青黴素、破傷風、助產知識、消滅四害、防疫知識，甚至於最基本的洗手習慣，都讓農村人口的健康狀況、死亡率、嬰兒存活率大大改善。

可以說，培養一大批「農村基層醫生」是功德無量的一件大好事，但是故事的側面令人耐人尋味——毛澤東批評當時的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部」，說他們完全不會「治窮病」，根本不會為人民服務，甚至基本上不思考如何為人民服務。這話說的其實非常重了，以至於被點名批評的衛生部部長錢信忠頗有微詞，後來他曾說：「‘6·26指示’對衛生工作的批評，說不是毛主席對衛生部領導和醫療界人士的公開批評，也不是毛主席的親筆批示，更不是政治局討論後批發的文件，不足為據。……‘6·26指示’並不代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衛生事業遭受曲折，也不是他本人的意願。」

這個就非常耐人尋味了，大致意思就是——雖然你批評了我，但是你沒經過政治局討論，那就是違反組織流程。後面的話更逗，大致意思就是「他喬治·馬丁就是個寫書的，懂個屁《權力的遊戲》」，並非常耐人尋味的暗示「6·26」指示的後果是「衛生事業遭受曲折」。那究竟是全國衛生事業的挫折，還是他錢部長本人和衛生部的挫折呢？

故事還沒有就此結束。錢信忠部長因為被主席批評，在運動期間受到了沖擊，1979年重新擔任部長，1981年任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1982年5月任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從時間線就可以看出，諸多過於走極端的計劃生育政策都是在錢主任的任內推行的。不是說計劃生育不好，而是執行的過程中摻雜了大量的官僚主義一刀切、過猶不及、暴力執法、輕視婦女權益等大問題。諸如「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一胎上環二胎紮，計外懷孕堅決刮」這些口號現在看來都觸目驚心。

所以說錢部長可能對毛主席的批評有意見，那麼經過時間的沉淀，老百姓們心裡也會有桿秤。他們是會怪毛主席不經過組織程序冤枉了錢部長呢，還是感慨毛主席對官僚們的判斷就好像孫悟空火眼金睛審視白骨精呢？千秋功罪，更與誰人評說？禍亂滔天，方顯英雄本色。

這個問題用毛澤東的秘書王力的話更加準確生動，他在《反思錄》中有一節「使毛澤東經常睡不著覺的一個問題」：

毛澤東早就發現了，從中央到基層黨支部，很多都是獨立王國。你不摸他，一點事都沒有，還照常是模範，照常當勞力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幾乎都有問題。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統治，使黨脫離大眾，究竟怎麼辦？這是使毛澤東經常睡不著覺的問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好多紅旗單位，一摸幾乎都有問題，土皇帝很多，他們都有天然的經濟特權，超經濟的政治特權。土皇帝的一句話就是法，他一句話就能捉人，反對他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這樣下去黨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毛澤東多次說：這到底該怎麼辦？整黨，不行;教育，不行;整風，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殺了，大老虎也槍斃了，也撤了職，什麼辦法都用了，還是不行。於是才搞「四清」，大動幹戈，還是不行。我什麼辦法都用了，最後沒有辦法了，就來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把黨放在一邊，讓大眾來揭露黨的黑暗面，因此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搞了這樣一個大的嘗試。

那麼在運動中，毛澤東做了怎樣的嘗試來對抗官僚主義呢？對於發動人民自下而上地淨化先鋒隊做了哪些實踐性的成果呢？

我們可以回憶一下最近幾年的熱點事件：高考冒名頂替、孫小果案、湖南操場埋屍案，都是十幾年、幾十年前的大問題，然而經過社交網路曝光，在當下解決了。社交網路的發達真的是翻天覆地的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看高考被冒名頂替那些人的自述，他就算當時發現自己被冒名頂替了，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就跟林鳳和一樣，以基層官僚為核心的黑惡勢力小團體，有一百種方法搞死你。想想那個因為舉報被埋在操場地下十六年的教師吧，這個是後來機緣巧合發現了，還有多少類似的懸案啊。

然而有了社交網路，一定程度上對沖了地方一手遮天的黑惡勢力，雖然我們不能說好多少，但是肯定比以前好。這些基層官僚、奸商和黑幫，最怕的就是曝光，因為他們做的事是見不得光的。我雖然天天吐槽微博，但是社交網路存在的意義，遠遠超過我們表面能看到的。

那麼在沒有社交網路的年代怎麼辦呢？在五十多年前，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就實踐過一個天才的設想，來填補官僚主義固有的缺陷。簡單說來就是兩句話：讓人民監督先鋒隊，讓大眾淨化官僚。但是，沒有相匹配的制度設計，這就是一句空話。毛主席用其天才而卓越的見識，規劃出一個「沒有互聯網的社交網路」，讓源自於基層的黑暗無處遁形。

這個設計簡單說來就是在中央成立一個獨立於官僚體系之外的小組，小組下設記者站、快報組、XF組、宣傳組和長途電話組等(還有理論組和文藝組，不過他們是負責另外的工作了)。而每一個省、每一個市都要建立同樣的小組，設立同樣的配置，這樣一個垂直到基層的資訊收集與宣傳平臺就搭建起來了。

記者站會深入基層，專門挖掘各地官僚主義反動素材，收集新聞之後直接交給快報組編輯成文章，再由宣傳組交由各大媒體發表，用輿論來制衡官僚，震懾官僚，督促官僚改變。有時候各大媒體不願意發表或來不及發表的，直接下傳到下屬各小組，一層一層傳遞到基層，然後基層幹部把大字報貼出來。

這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封建社會的「言事二分體制」，但是封建社會的言官同樣屬於官僚的一部分，所以意義不大。而偉人的設想是把「言官」的職能交給人民，有知識有經驗的技術官僚負責治理國家，而如果技術官僚腐化了，人民就用輿論去制衡他、淨化他。這在很大程度上擴展了列寧主義「先鋒隊-大眾」的二元關係，讓大眾也成為了先鋒隊的有機組成部分。

於是偉人親手設計了一個前互聯網時代的社交網路，這是真正的屠龍術，讓處在最基層的官僚主義與貪贓枉法都暴露在光亮之下。但是呢，所謂屠龍術，威力過大，往往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官僚主義這頭壓下去了，那邊民粹主義又抬頭了，過猶不及、用力過猛，也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同時官僚主義的反撲也永遠在暗中蓄力，畢竟一腔熱血的年輕人是鬥爭不過老謀深算的官僚的，最終的結果就是社會持續動蕩，左右搖擺。

所以迷信一點的說法就是真·屠龍術非到萬般不得已不能現世，一現世就是血雨腥風，因為破壞了自然界的平衡。但是整個社會就是在不斷破壞平衡中發展前進的，有時候重溫一下偉人的天才設想也有助於我們解決現實問題。

然而官僚主義是根深蒂固的，即便偉人手把手地交給了大眾一套方法論，官僚們依然可以深入到大眾內部去破壞這套方法論，去扛著紅旗反紅旗、逆練屠龍術，運動也就因此受到了巨大的破壞與挫折。

這個我們看一看王安石變法就知道了，可以觸類旁通了解到官僚集團是如何破壞大眾運動的：例如「青苗法」，是由國家代替富戶發放貸款，即在每年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向農民貸款，秋後再連本帶息一並歸還。所定的利息2分，比農民向豪強富戶借高利貸的利息低不少。此舉既可免除農民所受的高利貸盤剝，又能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利國利民。但是毫無疑問，這就觸及了豪強富戶的根本利益，高利貸不但是一項重要收入，更是土地兼並的關鍵樞紐。要知道，在皇權不下鄉的年代，地方豪強和地方官吏就是一道旋轉門，他們都是一個統一的特殊利益集團。於是在基層各級官吏遍開始有意無意地破壞這一舉措：「務以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你不是讓我發貸款嗎？那我發出去就是了，我也不管發給誰，我發給地主鄉紳你又查不到。

同時，官員們從中發現了另一條大發橫財的道路，低息貸款演變成了官方的高利貸。朝廷規定取息2分，到了基層官吏就變成了8分、9分——「而施行之際則不然也」，「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以前農民向地主貸款，雙方講好價錢即可成交。現在向官府貸款，要有手續，先要申請，後要審批，最後要還貸。道道手續，都成了官員們撈取「好處費」的關卡。正如蘇軾所說：「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漲，此臣所親見。」

可以說，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就是來自於官僚集團或有意或無意識的抵制。有意識的抵制就是以破壞新法為目的，就是故意搞砸你，「扛著紅旗反紅旗」，這是政治鬥爭;無意識的抵制就是特權階級無論怎樣都能從政策中找漏洞，滿足自己的一己私欲，畢竟他們才是真正的政策執行者，不管新法舊法，他們的利益總歸是要滿足的，這艘船沉不沉就再說吧。

就是因為王安石變法中許多政策損害了文官士大夫集團的利益，所以王安石在他們所記述的歷史中，是以一個小人、奸臣的形象出現，一直到近代才有所改觀。就是因為這些士大夫們掌握著話語權，損害他們利益的措施和人一定要添油加醋地大潑臟水，徹底踩在腳下不讓翻案。

毛主席有詩雲：「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就是華佗這樣的神醫也對血吸蟲這種小蟲子無可奈何——這何嘗不是他自己的寫照？就連毛這樣經天緯地的大英雄，也奈何不了一個個的官僚、吸血鬼。按下這一波，那一塊又浮了上來;免了這群人，新上來的又走了老路……我之前說過他最後那次運動為什麼失敗，是因為「他老人家革的不是命，而是人性」。

在毛澤東的晚年，一次眼科醫生上門為他檢查時，發現他正捧著一本書老淚縱橫，無聲自泣。醫生趕緊上前安慰：「主席千萬不能哭，眼睛要哭壞的。」醫生仔細查看，發現書打開的那頁是南宋詞人陳亮的一首《念奴嬌·登多景樓》，老人家指其中一句良久不語，詞曰：

「六朝何事，隻成門戶私計」

汽車帶你去遠方，我們帶你去了解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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