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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質疑袁隆平，都集中在他到底是不是「雜交水稻之父」，以我今天的看法，袁隆平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雜交水稻之父」這件事，很可能並沒你想的那麼重要。
文｜黃章晉
十多年前，有次聽一位長沙官場上的老同學無意中說，有位年輕水稻科研人員被袁隆平打壓，不但經費批不下來，甚至東躲西藏弄塊試驗田都搞不成。當時，袁隆平是神一般人物，我並未往心里去。
後來有兩件事讓我對袁隆平感興趣，一個是 2007 年 12 月福建農科院研究員謝華安當選中科院院士，再一個，是網上有人實名舉報打著袁隆平招牌的隆平高科涉嫌腐敗（袁本人並未被指控牽涉其中）。
隆平高科被舉報的上市時的腐敗事項，隨著時間推移，已極難查證。值得一說的是謝華安。
當年謝剛當選中科院院士，就有人向方舟子的新語絲舉報其論文涉嫌抄襲。新語絲雖然讓謝華安丟盡顏面，但對我來說，卻有為其恢復榮譽的意味。因為我這才知道，中國除了有個「雜交水稻之父」，還有個「雜交水稻之母」。
▍謝華安
以前，我只知道，袁隆平讓中國水稻畝產提高了 20%，多養活了 7000 萬人，這次才知道，袁隆平當年培養的雜交稻，剛推廣沒多久就大面積爆發稻瘟顆粒無收，這時，謝華安培育的雜交水稻「汕優 63」及時救場，在播種面積上連續 16 年位居第一。
2012 年初，因為袁隆平團隊和謝華安團隊先後創造超級稻紀錄，總算有機會系統梳理一下雜交水稻與袁隆平話題，我記得《鳳凰周刊》記者楊桐花了近一個月時間採訪，在今天能見到的相關報導里，它應該是梳理得最翔實準確的。
因為文章不上網，這組報導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不過，我並沒有因為一萬三千多字的報導，就對此話題喪失興趣。當時雖有方玄昌等擅長科技報導的同行幫助，那組報導依然留有遺憾之處，很多東西並沒真正梳理清楚。
現在，我們一樣一樣說。
誰讓我們不餓肚子
我們之所以覺得袁隆平是偉大的雜交水稻之父，很大程度上在於這樣一個說法，即中國人民吃飽飯主要靠兩平：一個是代表政策的鄧小平，一個是代表技術的袁隆平，也就是說，包產到戶+雜交水稻讓中國人不再餓肚子。
包產到戶對農業的影響，在那段歷史轉折年代生活在農村的人，應該有深刻的記憶。而且，家庭聯產承包制其實到 1982 年的一號文件才正式在全國範圍內被允許，所以，在 1978-1982 年期間，留下了大量政策對比案例，它足以證明制度激勵的作用。
那技術上的那一半呢？
中國糧食單產的提高，主要貢獻是育種技術和化肥施用。如果只看化肥的話，半個世紀來，中國化肥施用量與糧食產量的關係，會讓你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的糧食增產，就是靠化肥堆出來的。
有人甚至將 1978 年以後中國糧食產量高增長直接歸結為 1973 年代初，中國決定向西方國家大規模進口成套設備的「四三方案」（它得名於引進的設備技術總價為 43 億美元），因為該方案引進的大型成套設備提高了中國的化肥產量。
但是，如果化肥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那麼就無法解釋蘇聯的現象：1970 年代末蘇聯化肥產量就超過了美國，但蘇聯的糧食缺口反而不斷增大，蘇聯解體後，化肥產量下降，糧食反而開始出口了。
你也許會注意到，1984 年後，中國的糧食增長速度迅速放緩，甚至出現下降，而化肥則始終高速增長——化肥的施用增長速度一直遠超過糧食產量增長速度，化肥的邊際效益逐漸降低。
這種奇怪的波動，用化肥產量是完全無法解釋的，但它和糧食政策卻能找到某種對應關係——1985 年，國家不再下達指令性收購計劃，而是以「合同定購」方式來收購國家需要的糧食。
另外，雜交水稻最先推廣的洞庭湖地區，種的並非一直是低產稻種。兩湖及蘇浙地區，曾遍植一種叫農墾 58 的稻種，有些人在回憶中稱，它比今天的泰國米、東北米還好。
農墾 58 是農墾部長王震 1950 年代初訪日時引進的優秀稻種。1962 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其畝產是 370 公斤（千畝試種）。但農墾58在退出歷史舞台前的整個六七十年代，從沒有真正發揮過它的高產潛力。
簡單概括就是：激勵制度、化肥和育種技術對提高單產都很重要，都有效用的邊界，但在當時，育種技術相對是不那麼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講雜交水稻對中國吃飽飯的貢獻時，我們容易不自覺地默認：糧食 = 水稻，因為中國是口糧中稻米比例高於小麥的少數國家。但是，糧食主要分玉米、水稻、小麥、薯類、豆類這五大類。
而 1980 年以來，中國糧食結構的變化是，曾為中國人不至於餓死做出巨大貢獻的薯類甚至南瓜之類，迅速從主食序列中退出。最近十年來的變化趨勢是，玉米、小麥的產量逐漸上升，稻米的比重相對下降，在谷物的比重，基本在略超過三分之一的位置。
寫到這里，只是為了強調這樣一個事實：
中國糧食總量和人均消費量的增長，是所有谷物單產大幅提高的結果，而不只是推廣雜交水稻的結果。在這三種作物中，如果按單產的提高幅度看，水稻反而是貢獻最小的。
▍相對的是，中國的玉米每畝單產從 1970 年代的 205 公斤，提高到 2004 年後的 382 公斤，中國的小麥每畝單產，從 1970 年代的 123 公斤，提高到 2000 年後的 354 公斤
現在，我們該談水稻了。
水稻分粳米和秈米，是兩個不同的亞種。如果你無法記住兩者的區別，可以簡單地記為，粳米就是日本米和東北米，秈米就是難吃的普通南方大米。
我們經常聽到的雜交水稻，指的是用雜交稻育種這種特定技術培育的品種，它大都是屬於秈型的。而今天中國單產最高的水稻，其實是主要在東北種植的粳稻，而不是淮河以南水稻種植區的秈稻。
也就是說，中國水稻單產的提升，同樣並不全是雜交水稻的貢獻。
雖然我們一直能聽到高產水稻的新聞，但實際上，自 1990 年代末以來，中國水稻單產幾乎就陷入停滯狀態，雖然單位水田施用的化肥和農藥依然在穩步增長。單產始終保持穩步增長的，反而是一直不被關注的玉米和小麥。
然而，中國沒有任何一種作物的品種和育種工作，在輿論上獲得過雜交水稻這樣的支持。
小麥、玉米的育種技術進步，都有過多個不同階段，單產水平是像台階一樣逐級提高的，典型如玉米，不同階段的技術進步，是由全國各地不同的研究機構取得，而水稻卻是例外，像是袁隆平取得一個決定性突破後，單產才大幅增長的。
事實上，這是媒體報導形成的一種錯覺。中國水稻育種技術，同樣經過多個階段的技術進步，並非只有「雜交水稻」這一個巨大而籠統的台階。中國水稻育種技術對提高水稻單產，具有革命性的進步有三次。
第一次是矮桿革命。1941 年 7 月，廣西華僑甘利南從馬來西亞帶回稻種，當地人根據特性稱之為「矮仔占」。1956 年夏，廣東潮陽人洪春利發現水稻自然變異矮桿樣本，與洪春英合作培育出「矮腳南特」。這兩個稻種，為黃耀祥等育種專家開發的矮桿稻種，提供了最重要的遺傳資源。
第二次是我們熟悉的袁隆平領軍開發出來的雜交水稻，其實嚴格的說法，應該叫三系法雜交水稻。第三次則是兩系法雜交水稻，它在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時，袁隆平的名字被排在第一位，但這更像是對袁隆平在組織主管以及江湖地位的致敬。
兩系法雜交對中國水稻影響遠不如前兩次。因為此時水稻種植已經出現了很難改變的長期趨勢：1、北方粳稻的播種面積不斷增加；2、雜交水稻播種面積一直緩慢下降；3、常規稻種緩慢增長。有人認為，最終將各占三分之一。
好吧，就算中國糧食增產並不只是水稻，雜交稻的貢獻被嚴重高估。但是，畢竟水稻凝聚了中國在農業技術上的驕傲，袁隆平的技術突破總歸打破了洋人的教條，雖然不好吃，但產量高是沒問題的吧？
媒體報導中不難找到，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還向美國人傳授了袁隆平的雜交水稻，還有美國學者說，中國的雜交水稻研究將世界各國遠遠留在身後，甚至領先美國 20 多年。
▍美國水稻種植分布
然而，就是美國這個缺乏稻米傳統的國家，最近幾年水稻單產一直穩定在 550 公斤的水平，比中國的水稻單產高出近四分之一。甚至美國也不是單產最高的，而是澳大利亞這個同樣不以水稻出名的國家。
看到這里，你大概也會發現，袁隆平是不是「雜交水稻之父」也許沒那麼重要，因為雜交水稻對糧食增產的實際貢獻，至少和我們以往形成的印象有極大落差。它不是巨大的功勛是否被袁隆平一人獨攬的問題，而是這個功勛是被大大拔高了。
即使袁隆平是百分之百雜交水稻之父，又能怎樣？中國玉米、小麥對中國糧食增產的貢獻，不低於水稻，它們的育種成就，不低於水稻——唯一的區別在於，我們從沒聽說過玉米之父或小麥之父——這是最值得細細思量的地方，它絕不是一種正常現象。
完美的「科學家神」
其實，只要認真看到這里，你就該意識到一個問題，照正常情形，無論是袁隆平、謝華安還是別的什麼參與者，是不會被公眾知道，更不會被稱為父親母親的。
請想一下，我們聽到雜交水稻這個詞，難道不是因為袁隆平這個人嗎？如果不是這個人，誰願意去記住它的增產幅度、養活了多少人？除了引起恐慌的轉基因玉米，有誰聽過小麥、玉米、大豆的任何品種嗎？更何況是與特定品種相關的具體研究者。
在質疑袁隆平「雜交水稻之父」的資格時，最喜歡被拿出來的是美國人 Henry Beachell。我以前也喜歡說，他才是國際上承認的「雜交水稻之父」。
Henry Beachell 是洛克菲勒和福特讚助的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的研究員， 1966 年培育出奇跡稻 IR8，水稻單產 10 年間翻了一番。1996 年獲得世界糧食獎。
問題是，你要是去英文網站搜尋，是找不到 Henry Beachell 有「雜交水稻之父」這個頭銜的。
▍Henry Beachell
在這里，我特別強調一下：爭論誰才是國際上公認的「雜交水稻之父」，純粹是掉進了中國人挖的坑。
事實上，雜交水稻這項育種技術，讓袁隆平以「雜交水稻之父」成為老少皆知的超級明星，是由於種種時代的特殊原因，才被塑造成空前絕後的政治奇觀。
這一切是不可復制的。
一個科研人員，知名度覆蓋所有人群，今天的年輕人可以完全不知道三十年前的明星，但誰不知道袁隆平呢？不要說是在中國，放眼全世界，也找不到這樣的例子。不誇張地說，袁隆平就是獨一無二的現世「科學家神」。
袁隆平在公眾中呈現的形象，完美地符合中國人心中偉大科學家的形象。或者說，中國人對構成「科學家神」應該具有的基本要素，幾乎全都能在袁隆平身上找到。
今天公眾對袁隆平的好感，真不見得有多少是因為他多養活了多少人，在最近十年里，多養活多少人這個話術，至少在對年輕人是失效的。公眾對袁隆平的好感，很大程度上是公眾形象的成功。
還記得前兩年網上突然爆紅的科學家李小文嗎？
看到李小文不修邊幅仙風道骨就瘋狂轉發的網民，其實能有幾個人能準確復述「地物光學遙感」和「熱紅外遙感」這兩個詞呢？
大家根本搞不清他是幹什麼的，更搞不清他在業界地位——但這一點也不妨礙大家認為，李小文是真正的大師。
原因很簡單，李小文的身份和他的穿著打扮有強烈的形象反差，在大眾傳播上，形象反差天然容易引發傳播。
袁隆平外形是典型勤勞能乾的南方農民，但他能飆英語、能拉小提琴，他身上這種農民與知識分子合一的混搭組合，不但極為罕見，而且對比度極為強烈，像他這樣的人，你很難找到第二個。
沒錯，袁隆平的形象，完美到他的系統形象參數，哪怕修改任何一點兒，都會減分。
比如，如果把他皮膚 P 白一些，他就不像一個隨時會下農田的專家；胖一些，就會油膩中年——袁隆平同事的形象就非常吃虧；留個花白的大背頭再戴副眼鏡，雖然洋了點，但少了人民性；他要是穿著洋氣點，就沒了聖徒的影子；但如果一臉莊嚴，就少了凡人的可親……
中國人民心目中完美的科學家神，是淡薄名利不追求物質生活的，是一看就心里裝著人民，親切友善而不高高在上的，是有犧牲精神但又不過於遠離人間煙火的，是能與老百姓打成一片又能與西方人談笑風生的……
你把上述要求疊加在一起，要是剛好能同時滿足這些期待，那這樣的科學家神就應該長成袁隆平的樣子。
我個人覺得，袁隆平最接近神的時候，其實是 2016 年袁隆平發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50 周年時。
湖南農科院特意出過一本紀念專刊。這個專刊里，有兩篇文章的安排值得一說，一篇是朱英國的《雜交水稻研究 50 年》，一篇是朱英國的《紅蓮型細胞質雄性不育的發現利用研究及展望》。
朱英國投入雜交水稻研究，比袁隆平稍晚一點，是湖北雜交水稻研究的領軍人物。朱英國和袁隆平的地位差別，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命運對袁隆平的特殊眷顧。
中國雜交水稻研究的轉機，始於 1970 袁隆平團隊在海南發現被為「野敗」的雄性不育野生稻，它被分發到全國 30 多個科研單位，1973 年培育出三系雜交水稻。中國大部分雜交水稻，都是「野敗」系。
中國雜交水稻的英雄敘事史中，野敗被發現的地位，有點像是井岡山之於中國革命。
然而，朱英國證明了歷史還有另外一種可能。1972 年，朱英國在海南發現雄性不育野生稻「紅蓮」，並於 1974 年培育出紅蓮型細胞質雄性不育稻種。就是說，如果當年沒有「野敗」系，因為有「紅蓮」，它並不影響雜交水稻的技術發明。
▍朱英國
不過，1974 年全國雜交水稻攻關大協作時，袁隆平是全國協作組組長，而朱是湖北協作組組長，大家當然都去攻關袁隆平團隊發現的「野敗」系，而朱英國團隊的「紅蓮」系則被冷落。
中國雜交水稻的英雄敘事史，基本上是一個也「野敗」系為中心的敘事史，紀念文集中讓朱英國撰寫《雜交水稻研究 50 年》，相當於請張國燾寫中國革命史，而《紅蓮型細胞質雄性不育的發現利用研究及展望》，則相當於請張國燾撰寫偉大的四方面軍革命史。
大哉，隆平。
被遺忘的領袖
但是，袁隆平最初出現在媒體時，並不是以今天這種完美形象登場的。
▍從方毅手中接過特等獎的袁隆平
袁隆平登上歷史舞台的標誌性事件，是 1981 年 6 月，中國農科院與湖南農科院申報的雜交水稻獲得科委頒發的特等發明獎，在貢獻突出的 20 餘人名單中，袁隆平位列第一。
他們還得到 10 萬獎金，各單位轉手分掉一點後，排第一的袁隆平得 5000 元，排第二的顏龍安得 4600 元……這個獎金的分配，既體現了當時的平均主義，也體現了當時大家對各人貢獻大小的看法。
袁隆平當時的地位，相當部分源自他作為科技攻關的政治協調貢獻。
按照標準說法，1966 年袁隆平論文發表後，引起國家科委重視，遂於 1967 年 6 月成立了袁隆平、尹華奇、李必湖三人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組」，得到 600 元科研經費……
袁隆平團隊當時在中國水稻育種中處於什麼位置？這個描述非常模糊。
英雄敘事中，許多背景信息異常模糊，比如，2001 年袁隆平的講話中，有「1970 年以後，我們得到的支持更多了」、「1975 年冬，國務院主管同志作出了迅速擴大試種和大量推廣的決定」，這種主語模糊籠統的說法，明顯少了什麼。
事實是，後來成為英明領袖的華國鋒，1966 年前後就知道袁隆平，1970 年 6 月的湖南省農業科學技術經驗交流會上，華點名讓袁發言，1971 年，華奉調中央，1975 年冬決定推廣雜交水稻的「國務院主管同志」正是華本人。
「國務院主管同志」的推廣，值得稍稍展開筆墨：
袁隆平 1973 年育成的雜交水稻，到 1975 年已推廣試種到 5000 畝。當年底，袁隆平進京向農林部匯報，結果失望而歸，湖南農科院副院長陳洪新急不可待，12 月再赴北京，試圖說服直接主管，大力推廣雜交稻種，不獲接見。
陳洪新立即給老上級華國鋒寫信。華立即安排副總理、農林部長等一乾人參與雜交水稻匯報會，聽了兩個小時後，華國鋒立即決定拿出 150 萬元用於推廣，並由農林部立即在廣州召開南方 13 省雜交水稻推廣會議。
第一代水稻育種專家黃耀祥培育的幾個著名品種，從稻種育成到播放面積的頂峰，都不少於 12 年，而袁培育的品種 1976 年才開始推廣，1978 年就達到最大面積。從袁隆平始，著名稻種從育成到頂峰面積，時間都縮短到 4-6 年。
袁隆平後來多次提到，當年湖南農科院副院長陳洪新對雜交稻功不可沒，而陳本人也認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便是成功面見華國鋒。
華國鋒與袁隆平的特殊關係，是段隱沒的歷史。美國馬薩諸塞大學歷史系的西格麗德·施馬爾澤，曾在《紅色革命，綠色革命：社會主義中國的科學農業》一書中，研究了袁隆平在中國媒體報導中的形象變遷，下面內容，部分來自她的研究梳理。
袁隆平等人研究雜交水稻，其實是當時全國各地群眾運動式搞科研的「大規模雜交育種科學實驗運動」的一部分。
文革結束前，甚至有過比袁隆平耀眼得多的另外一些雜交水稻之父，比如李貞生，不但頻繁出現在官方報導中，甚至還有專門的紀錄片。他之所以成為那個講究集體主義時代的個人英雄，因為他是個大老祖。
李貞生發明出來的雜交玉米稻，在那個鼓勵文盲群眾搞發明創新的年代，在華國鋒出面幫助袁隆平之前，推廣得遠比袁隆平更成功。
而湖南和袁隆平後來在雜交水稻中的地位，與華國鋒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華在成為接班人之前，曾掌管湖南並負責全國農業，雜交水稻是少有的幾個令人振奮的湖南農業大眾科學的例子之一。
1972 年 9 月，農林部選擇在長沙召開雜交水稻科研協作會議，主場優勢使袁隆平開始成為領軍人物，1974 年，全國 13 個省區的科研單位被組織雜交水稻攻關，袁隆平任全國協作組組長。
1976 年成為新領袖的華，面臨著老同志們的壓力，尤其後者揮舞著尊重科學和技術的旗幟，很符合時代的呼聲。強調和突出雜交水稻的成就，對華有巨大幫助。雜交水稻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被政治挑中的。
但是，華國鋒時代的宣傳仍然堅持群眾路線和集體主義，它往往強調群眾智慧。宣傳雜交水稻，主題依然是社會主義大協作好、群眾運動威力無邊。1981年以前，袁隆平的名字很難被注意到。
雜交水稻最好應該是由領袖發動群眾運動的成果，而不是某個科學家的成功，它不但符合領袖當時堅持的政治動員和發動群眾的科研路線，而且也最能證明領袖高瞻遠矚。於是，雜交水稻在宣傳上獲得了與兩彈一星同等的地位。
1976 年 12 月，《人民日報》上袁隆平發表的《雜交水稻如何成功栽培》一文中，清晰地闡述了英明領袖當年對雜交稻的成功的決定性貢獻：「鼓勵科技人員對群眾進行三系水稻研究，從少數專家的實驗中發展到千軍萬馬的新階段」。
當時，官方在介紹這項成就的科學意義時，也帶有那個時代的語言特色，比如它有力回擊了「西方國家研究多年也沒有成功，我們也不可能成功」的「洋奴哲學」，突破了美國專家 Sinnott和 Dunn 在《遺傳學原理》一書中「自花授粉作物（如稻、麥）自交不退化、異交無優勢」的禁區。
不過，雖然雜交水稻幾十年來一直宣傳這個理論禁區，但施馬爾澤發現，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個只是一家之言的美國權威理論，在中國曾被科研人員引用。另外，1960 年代中期，雜交高粱這種自花授粉的作物已被廣泛推廣。
施馬爾澤發現，袁隆平與李必湖和尹華奇早期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宣稱他們探索水稻「雄性不育的」內在原因時，是受毛主席《矛盾論》的啟發，幫他克服了外國遺傳學家的錯誤定論。他們研發的稻米新種，被稱之為「革命稻米」。
▍Sigrid Schmalzer
在華主席的時代，雜交水稻的宣傳調子基本不變，差別只是在開始否定和反思文革後，為了建立「壞人」（四人幫）與英雄二元對立的敘事構架，雜交水稻敘事中增加了造反派的干擾等要素。
1978 年後，順應時代需求，袁隆平的故事又有了全新的版本：造反派的阻力被強化，袁隆平曾對毛主席的八字憲法提出過質疑——這差點給他帶來厄運。而原來是科研主角的人民群眾，現在又變成了激發袁隆平科研的動力：我忘不了餓死的老百姓。
1981 年 6 月，袁隆平和華國鋒同時迎來了命運轉折時刻。華國鋒退出權力舞台，而雜交水稻這個原來被視為群眾集體智慧的產物，在強調科學工作者個人貢獻的新時代，需要一個科學家來認領。
——華國鋒辭職 20 天前，袁隆平等 20 餘人獲科技發明特等獎，但歷史舞台的聚光燈很快就只打在袁隆平一個人身上。
退出舞台的華，從此變成故人嘴里的「省里」、「國務院主管同志」。
但是，袁隆平畢竟是袁隆平。
2006 年 6 月 9 日，北京出差的袁隆平特意到華家登門拜訪，據說，兩位老朋友緊緊握住對方的手長達半個小時。這次見面之後，袁隆平終於開始公開說，如果沒有華國鋒同志的支持，雜交水稻的大面積推廣是非常困難的。
臨別時，在家練了幾十年書法的華國鋒，送給袁隆平一副字：隆平同志：貴在創新。它被袁隆平放在辦公室顯要的位置。
科學家神的進化史
1970 年代末報告文學的興起，顯示出一個不同於以往的特徵，一個科學英雄是否出名，不再是他的學術地位和他在官方眼中的地位，而很可能是文學家們的報導本身是否成功。
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質之光》是當時影響力最大的報告文學，讓李四光和陳景潤成為億萬人心中的偶像。
袁隆平缺少動人素材，比如特別的磨難——畢竟批鬥、遊街、關牛棚、妻離子散這種受迫害知識分子的標準待遇，袁隆平一樣沒經歷過，也沒有遇到一位好的報告文學作家。八十年代初，袁隆平並未成為家喻戶曉的科學英雄。
但是，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反而是一樁幸事，因為袁隆平沒有被固定塑造成當時人們認為的科學家的樣子。
當時科學家一般都會被塑造成非正常人類，譬如陳景潤是個典型的阿茲伯格患者式的書呆子，他缺少基本自理能力，地板上稿紙摞摞有三尺厚，走路經常會撞電線桿。
當時對革命審美極度厭倦疲勞的中國人，欣賞的口味一度劍走偏鋒：陳景潤收到了幾麻袋求愛信，姑娘們都表示願意照顧他一輩子，幫他洗衣做飯刷牙生孩子。在校園里，聰明的學生見到老師走過，會立即被陳景潤附體，低頭著看書，然後撞在電線桿子上。
但是，袁隆平很快後來居上。
隨著時間推移，當年的陳景潤、華羅庚等人逐漸失去宣傳新意，袁隆平在大眾傳播中熱度不但始終不減，反而不斷攀升。
▍統計出處：王春曉《話語視域下的袁隆平媒介形象研究》
說雜交水稻突破西方權威的理論禁區，無論文字無論寫得多麼通俗易懂，絕大多數人都無法復述。但是，多養活了幾千萬人，每個中國人都聽得懂，尤其是，在剛剛吃飽飯的中國人心里，比較科學家的重要性，大家是很願意把他們的貢獻折算成可以養活多少人的。
對於多養活幾千萬中國人的功勞，改革開放初期，沒有任何個人敢分享分田到戶的榮耀，因為它是證明改革開放正確的第一成就，當改革開放的成就多到根本不太在意糧食時，才輪到雜交水稻的宣傳機會。
但是，如果全民都不太在意糧食產量時，雜交水稻能多養活多少人這個提法，仍不會被人在意，袁隆平的偉大也會被人忽略。
這時候，有個笨蛋及時跳了出來，這個人叫萊斯特·布朗，1994 年，布朗寫了一本報告，叫《誰來養活中國》。這個美國版的《貨幣戰爭》立即讓全中國人都炸毛了。
▍美國環境問題和農業問題專家萊斯特·布朗
所有中國專家學者以及政府官員對布朗的反駁，都不及袁隆平站出來的反駁更能給老百姓帶來信心，他掰著手指頭計算雜交水稻只要推廣到多少畝就可以解決多少人吃飯，特別符合中國人民對這件事的理解。
《誰來養活中國》這本書，意想不到地變成了袁隆平最好的宣傳海報。中國人民突然醒悟，原來我們竟然擁有袁隆平這樣真正的英雄。這年底，國家科委主管向總理匯報工作時，總理關切地問到了袁隆平：湖南的袁隆平為什麼沒被評為科學院院士？
打個不恰當的比方，《環球時報》特別喜歡轉載《華盛頓時報》的文章，這份報紙特別容易讓中國人民上火，但是，《華盛頓時報》這個名字看上去在美國特別主流的報紙，其實是 1982 年由美籍韓裔宗教領袖文鮮明創辦的。萊斯特·布朗的《誰來養活中國》就是袁隆平的《華盛頓時報》。
這個時候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袁隆平，在形象上，早已把標準中國科學家遠遠地甩在了身後，他呈現在公眾的形象，一眼望去，境界上已與世界最頂尖的大科學家不遠。
是的，袁隆平很早就表現出對境界的追求和熱愛。
1983 年，共和國第一演講家曲嘯，讓中國人民知道了陶鑄一句詩：心底無私天地寬。這為後來袁隆平追憶 1970 年代研究雜交水稻提供了更豐富的靈感啟發，比如，袁的妻子問，你不怕失敗被人扣大帽子嗎？當時的袁隆平答：心底無私天地寬。
但是，人們很快發現，無私並非大科學家的至高境界。
通過各種文摘報紙雜誌的教育，中國人民逐漸知道，愛因斯坦這種大科學家，不但不是成天苦哈哈的怪物，反而是會調皮地吐舌頭，以及熱愛拉小提琴的充滿情趣的人。中國人民對大科學家的格調認識，又翻過了一座喜馬拉雅山。
袁隆平無意中挖掘出自己也有對小提琴的愛好——或許是記者敏銳的發現，總之，袁隆平越來越多地開始鋸小提琴。我記得最初有腦子不夠清楚的記者，竟然傻傻地問琴藝如何以及是否有愛因斯坦的影響，而袁隆平當時的回答，亦有一絲真誠的羞澀、謙遜和閃躲。
袁隆平的小提琴，經過無數次的迭代進化，到了 2002 年，在一個關於袁隆平的傳記中，終於達到至高境界，已遠遠把愛因斯坦甩出了好幾個身位。
愛因斯坦的小提琴，是出身有教養的家庭和有藝術修養的象徵，而袁隆平的小提琴，則是在宇宙洪荒的天地之間，對自然，對生命，對人類孤獨的命運，對自己內心的使命召喚，一種四海無人對夕陽的傾訴。
1973 年的一天，袁隆平在辛苦勞作之後，拿出心愛的小提琴，他演奏的場地，不是燈火輝煌的舞台，而是一片無邊無際的金色稻田，他挽著褲管，兩條腿上全是泥，就這麼一個人獨自沉浸在舒曼的《幻想曲》中。
▍記者們依然喜歡讓袁隆平站在稻田里鋸小提琴
我沒有研究過電視連續劇《袁隆平》，如果這部電視連續劇里，居然沒有把 1973 年的那個傍晚，這人類歷史中輝煌偉大的瞬間，完整地呈現在觀眾面前，讓他們無法呼吸，我覺得，編劇和導演應該立即用拖鞋打死。
今天，中國網民對袁隆平的魅力，幾乎沒有任何免疫能力。
在沙漠里種水稻，在海水里種水稻，這種燒錢搞法換成其他什麼人，也許早就被網民罵死了，但這是袁隆平，他的一切，都是當世神農不斷展現他的法力而已。
仔細留意下新聞，在中國，育種專家親自上陣，不停地靠堆錢創造高產紀錄的，全部是雜交水稻，而其他糧食作物和常規稻種，幾乎就看不到這種奇怪的競賽。
原因或許很簡單，常規稻種和雜交小麥之類，農民可以自己育種，做種子開發研究的，一個好種子自己只能賣一次。雜交水稻就不同了，必須每次都從我這里買。
其實，隆平高科 2000 年上市，標誌著農民低價獲得雜交稻種的時代就此終結，而袁隆平和中國農民的關係，也早就不再是農民和幫助農民增產的人民科學家的關係，當時，湖南農科院和國家雜交水稻中心，居然變成了這家上市公司的科研基地。今天，隆平高科已成為中國雜交稻種市場最大的公司。
中國種業市場的特色是政企不分、條塊分割，壟斷與競爭交織，市場高度分散，產業規模極低。而雜交稻種市場，在集中度和產業規模上都有很高水平，但這並非競爭的結果，因為種業公司們占據的大都是本地市場，由於雜交水稻缺乏吸引力，稻種產能嚴重過剩。
市場證明，無論你高產試驗田的產量有多高，雜交稻也好，超級稻也好，都是沒有出路和潛力的。它能影響到的，只是國家的糧食政策以及研究經費的投入。
水稻育種在技術上唯一的突破指望，只能是轉基因技術，而抗蟲害的轉基因技術已經非常成熟，可以明顯節省農民開支。然而，相當長一段時間，袁隆平一直用含混不清的理由反對轉基因技術應用。
說實話，在這一點上，袁隆平真有點對不起把他當神一樣看待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