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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難童 人數眾多
1911年，武昌起義後，張子宜在興平組織響應同盟會聯合新軍、哥老會發動的西安起義，驅逐清朝官吏，任民團團長，保境安民。1912年，張子宜又與南南軒等人籌創了西安精業股份有限公司。1913年參與發起成立西安市中華基督教自立會，並在會內創辦一所小學，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1915年，參與「倒袁逐陸」，維護共和成果，並由此開啟了人生的分水嶺，後半生以慈善而著稱。1922年，張子宜一手創辦了西安孤兒教養院，收養貧寒孤兒，且自教養院成立之後，張子宜一直擔任院長，直至新中國成立教養院改組之後，被於右任先生譽為「陜西慈善第一人」。
1915年底，袁世凱復辟帝制，此時陸建章主政陜西，殘殺二次革命黨人，張子宜亦因參加「倒袁逐陸」被捕入獄。一同關押的共有三十餘人，最後只有張子宜一人被釋。出獄後，張子宜曾多次向後來督陜的陳樹藩提議，撫恤反袁烈士的遺孤，均遭拒絕，遂投身慈善事業，與郭希仁等人修河渠、辦粥廠、救濟難民，並出任陜西賑務會委員。1920年前後，北方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陜西五省大旱。據記載，至1921年5月中旬為止，僅兒童死於饑餓者已達12377人，被販賣者達5057人，可以想像受災之重。張子宜以「本省連年水旱，流離載道」，遂發願在西安辦一孤兒院，收容無依兒童。1922年1月7日，董事會召開董事部成立大會，董事共十二人，公推張子宜為孤兒教養院院長。同年10月11日，經於右任先生劃撥正式成立西安孤兒教養院，院址設在尚仁路（今解放路中段），最初只有陸紹文所贈田產二十畝，房十餘間，後又有馮玉祥將軍捐贈100畝，共120畝作為孤兒院基地。
教養院成立之初，正處軍閥混戰、民生凋敝的年代，「賣女鬻兒者甚多，兒童流落街頭者比比皆是」，教養院盡其最大努力盡量收容，從不懈怠。從其十二周年紀念特刊中的數據來看，所收容兒童從最初的二十餘人，至1926年圍城之時，已增至百餘名。
1929年，關中又大旱，災情嚴重，餓死者不計其數，教養院依然堅持與北平孝惠學社合作收容眉縣女孩一百多名，打破了只收容男童的傳統，院中難童更是激增至312名。至1933年，前後共教養男女孤兒1577名，尚有708名在校。這些孤兒，「有因災害或者親屬死亡，無法生活，由其戚友送投教養院者，有因無人認領被送教養院的，更有抗戰興起以後各戰區逃難的兒童。他們大多來自山西、河南、河北，也有來自遼寧、山東、湖北、安徽、湖南等各省，正所謂「慈善不分畛域」。在張子宜「來者不拒，盡其在我，以聽天命」一視同仁的收容原則之下，西安市孤兒教養院逐漸發展成為民國時期全國救助和教養貧困兒童人數最多的孤兒院之一，至1947年，共計有4000多名。
對於收養入院的難童，教養院採取教養並重，工讀並舉的原則。張子宜一改前人養重於教的傳統觀點，以為「教重於養也，養而不教，則飛禽走獸之類」，所以教養院在工與讀之外十分重視入院兒童的品性，規定「教員之責任不僅在執教鞭之時，於課外實施訓練，更為重要。兒童個性有殊不良者，則由管理予以個別之訓導，使其覺悟悔改」。另外，凡是入院孤兒，「須檢查其年齡體格，再考察其個性，分編學級、工廠，全體孤兒除幼稚生外，其餘均須於上課之後，分類學習工藝，如栽絨、制革、織布、縫紉等等，以備其出院之後謀生計使用」，不致再重新淪入貧困，同時教授其文化知識。
被收容入院的孩童，先接受四年的初小教育，然後據其資質選擇未來道路，資質較差或者年齡較大的，著重培養其生存技能。對於那些資質聰穎而年齡又較小的，仍令其繼續上課直至高小畢業，再依其志趣報考師范、中學、職業等中等學校，予以深造，並且所有費用由院方一力承擔。
認真學習的孩子們。
課程之外，院中兒童還有著豐富多彩的童年生活，可以依其志趣在每日晨操時間進行各項體育訓練，如柔術操、國術、乒乓、籃球、足球、跳高等等，也可以在管理員指導下在院中圖書館、閱報室、壁報社閱報、讀書、編刊物，以開闊眼界，豐富生活。一些有天賦的孩子還可以學習音樂，參加院里組建的樂隊，利用節假日在院內演出或者是受邀參與商演。
孩子們學習使用紡織機。
孩子們在表演節目。
除此之外，教養院的節日慶祝也是孩子們生活的亮點，比如說孩子們最盼望的聖誕節，可能是因為張子宜的關係，教養院十分重視耶穌誕生日，每至這日，孩子們半夜起床唱耶穌誕生頌歌，互送祝福，還可以吃到院長及院長夫人所備點心，十分開心。由此觀之，教養院的孩子雖是孤兒卻不孤單，他們的生活一樣精彩豐富，曾在教養院生活的孩子每每回憶起來，都覺得自己還是過了一個比較幸福難忘的童年。
維持這樣一個教養院的運轉並非易事。教養院自成立之初就時時面臨著斷炊之險，直至新中國成立後被政府接收，風雨三十年，「對於收容難童，未敢一次拒絕，對於教養，未敢一日中斷，對於管理，時時處處，盡心盡力而為之，未曾一時懈怠」。
教養院十二周年紀念特刊中有言，「回憶此十二年來，本省災荒迭現，烽火頻驚，凡百事業，無不在經濟崩潰的原則下，現出其不景氣之狀況，本院素乏善款，而又舉辦此教養兼施之工作，捉襟見肘，自意中事，然猶賴我全體職員之勉力支撐，與國內外各慈善團體之賜助糧款，始得續生機於丙寅，撐危局而至斯。」
教養院是由各界慈善家組織而成的，常年所需一切，除了政府每月補助千元以外，幾乎全靠募捐。院長張子宜更是從建院之初，為求教養院免於陷入斷炊之境，幾乎是「每日黎明前起，不是散發募捐冊，便是親自向各機構、團體求助」，也因此而成為了西安城中出了名的文明「大叫花子」，足可見其心志之堅韌。被求助者中，雖有慳吝之人，但也不乏「仁人君子」，教養院正是在這些「仁人君子」的支援下才勉力支撐下來。除去建院之初陸紹文與馮玉祥將軍的捐助外，1926年，西安被圍八月之久，城中餓殍遍地，教養院亦糧食匱乏，只能購買麩皮和油渣給孩子們充饑，幾近斷糧，最後經張子宜多方奔走呼籲，才得楊虎城將軍和國民軍糧站總監吉希文所捐贈的糧食和代食品，使教養院在圍城之亂中無一人死亡。危機解除之後，馮玉祥將軍再次伸出援手，不僅還清了圍城期間張子宜以個人名義所借善款、糧食，還兩次撥款共四千元，以維持教養院生計。
1930年，楊虎城將軍回到陜西，對教養院災後重建，恢復和發展，都給以大力支持和同情。在楊虎城的幫助下，陜西財政廳每月都會給教養院補助經費。楊虎城的母親也是慈悲為懷，曾多次向教養院捐款。在各界的捐款和支持下，教養院修建了禮堂、兒童教室和圖書館。邵力子夫婦、李儀祉、韓威西、張學良、宋美齡等也都曾向教養院捐助。在《創辦西安孤兒教養院之動機與經過》中，張子宜說：「儀祉先生在陜西建設廳長和水利局長任內，對我院讚助不遺餘力，在精神方面，鼓勵我、勉勵我、使我終生不能忘記。」教養院的成長使越來越多熱衷於做慈善的人願意伸出援助之手。
1936年，甚至是有無名氏向教養院捐贈一萬元，教養院用這筆巨款在附近建起商鋪六十多間，出租給商戶，收取租金，支持孤兒院的開支。1938年，日本飛機轟炸西安，「為躲避空襲，全院的教師和孩子先是搬遷到南郊的新開門村，借用村中的廟宇和祠堂給孩子們上課。」後得於右任相助，最終搬遷至翠華山下太乙宮，教養院的孩子們得以生活在一個環境更加優美的地方，原址出租以增加教養院收入。
1938年7月，西安孤兒教養院高秋二七級全體同學留念。
除各界慈善人士襄助及房屋出租之外，教養院自身也為其生計努力，所開設的織布、栽絨、制革等工藝課，在技術與技巧成熟之後，所出產品記錄在案，或是用於自給，或是售於院外，還有一些甚至遠銷歐美，雖數量不多，但確實是減輕了教養院的經費負擔。
1934年，宋慶齡視察陜西參觀教養院時，孩子們所贈的皮鞋就是親手製作。由於各方的共同努力，教養院所得善款甚多，房屋不斷擴建，設施也趨於完備，孩子們得以在更好地條件下生活與學習。在張子宜及院中教員悉心教導之下，1922年至1947年，25年間育養孤兒共計4424人，其中23人因病死亡，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可以說是保持了一個極低的死亡率，其餘4401人中，留院者306人；升學者462人，除285人在初高中、大學繼續深造以外，其他人進入音樂專利、水利專利、神學、軍校、師范、商業、護士等專科學校學習；就業者3633人，有服務於政府部門、軍事機關部隊的，有從事普通行政、醫藥、教育事業的，也有成為普通工人和回鄉務農的，涵蓋各個領域，遍布於大江南北，以其能力自謀生計，足可見張子宜育幼事業之成功。
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師生合影（攝於1950年）。
三十年中，張子宜兢兢業業，以己之力，奔走各界，籌款養孤，即使在教養院改組之後，仍為其盡心盡力，對院中孤兒教養之恩甚重，其育幼之精神，實為慈善之楷模。
作者：李玥玥
編輯：王富聰殷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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