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豐艦上的琴人 | 嚴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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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艦上的琴人 | 嚴曉星歷史第1張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譚延闓登上了停泊在廣州城外的永豐艦。二十個月前，陳炯明炮轟總統府，孫中山到永豐艦上避難，生活、工作達五十五天，永豐艦一度成為國民革命的指揮中心，也意外地成為革命者心中的聖地。其時，譚延闓身任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兼大本營秘書長，登艦後由艦長歐陽琳（滄生）「導觀各炮位及大元帥前年所居室，議論久之」。廣東省長楊滄白也過來作陪，一乾要員在甲板上飲食，「亦有別致」。

然而，兵氣縱橫的艦上竟然有一位琴人。譚氏參拜孫中山舊居室後，「俞參謀者導一琴師徐姓來」。既然以「琴師」稱之，此君大約不是艦上的人；從上下文看，他也參與了袞袞諸公座談與宴會，然後：

食罷，徐君彈《平沙落雁》《漁樵問答》《陽關三疊》各一遍，鼓《陽關》時以歌佐之，雖低音，自然閒雅，浙人故不凡也。徐之琴有牛毛紋，自雲宋末元初物。餘視其腹中有墨書曰「順治辛卯〇（引者按：原文如此）月豫章琴師徐大來造」，然徐雲此順治修補時所題，然何以不曰「修」而曰「造」邪？

友人朱銘讀《譚延闓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2月）至此，以考出徐姓琴師名字為囑，遂勉力為之。

自然先考察具有軍事背景的琴人。查阜西出身海軍學校，李伯仁系海軍軍官，但他們均不姓徐，自然可以排除在外；徐森（芝孫）身在軍政界，但是江蘇六合人，自然也可排除。譚氏強調「浙人故不凡也」，或許與他極其推重蔣介石有關。姓徐的「浙人」，很容易讓人想到徐元白（1893—1957）、徐文鏡（1895—1975）兄弟。據《今虞琴刊·琴人問訊錄》，徐元白能彈的曲操是《高山》《瀟湘》《漁樵》《春山》《墨子》《洞天》《平沙》《鷗鷺》《靜觀》《漁歌》《秋江》《普庵》《嶽陽》《搔首》《列子》《神遊》，徐文鏡是《平沙》《良宵》《高山》《鷗鷺》。譚氏所記三曲，兩曲見於徐元白，一曲見於徐文鏡。不過，《平沙》《漁樵》流傳極廣，幾乎到一定程度的琴人都能彈之，並不具備獨家或罕傳琴曲的標識度，所以只能供參考而已。至於《陽關》，不僅彈奏技巧極為簡單，而且當時有貶斥琴歌之風，視彈唱為江湖派，徐氏兄弟若能彈《陽關》而沒有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徐元白，能彈琴曲羅列已多，增此一曲並不能加分。《今虞琴刊·古琴征訪錄》又載徐元白藏琴六張，因為信息過簡，也無法就此入手。

徐氏兄弟早年從事軍政，材料都很少。易代之際，徐文鏡遠走台、港，徐元白則留在杭州半角山房，生活陷入困頓。查阜西一九五三年六月寫道：

一九三三年遊杭州時，在湖邊某寺聽章梓琴彈琴，由章介紹相識，問其身世，據稱曾在國民革命軍中充幕僚，其時國民黨取得政權，彼反賦閒，在杭賃屋而居。問其故，笑而不答（自己在湖邊蓋屋未完工）。久後始知徐為李（濟深）系幹部也。（《查阜西琴學文萃》第26頁）

查阜西意在向民族音樂研究所推薦徐元白等人為通信研究員及特約演奏員，幫助解決他們在生活上的窘境，故此處措辭極為審慎。國民革命因有中國共產黨的參與，是一直被肯定的，因此提到了徐元白在國民革命中的身份；再以徐元白在國民政府成立後的賦閒，暗示他與國民黨並不密切，離權力層較遠；又因李濟深在新中國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點明徐元白與李的關係。李、徐有舊，自然不假，一九一三年徐氏兄弟到廣州投奔孫中山，就是出於李濟深的引薦。一九二九年，李濟深與蔣介石矛盾激化，被軟禁在南京湯山，一九三一年釋放後一直從事反蔣活動。就在查阜西、徐元白相識的當年，李濟深、陳銘樞等率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開始合作。徐元白賦閒，自然是因為李濟深系統的失勢，但他又不在系統核心，應該沒有參加過一九三一年後的反蔣活動，否則查阜西定然會提上這重要的一筆。從五十年代前期徐元白不斷變賣衣物才能勉強度日來看，李濟深好像也沒能幫上什麼忙，可見他們的關係未必多深。

而徐元白一九三三年之前的經歷，如今所知如此之少，可能也就預示著他與國民黨權力層關係未必多淺。他「任何應欽秘書，參加北伐戰爭；北伐軍進入福建後，曾任縣長」（《徐氏雙傑》，政協台州市椒江區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年10月，第5頁）等等，近年才被人漸漸提及，大約可見端倪。北伐軍攻占福建在一九二六年底，主力是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正是何應欽。徐元白任其秘書，大約正是其間。當其時也，第一軍的師長、副師長、師參謀長有劉峙（據徐元白文孫徐君躍先生告，徐文鏡系其秘書）、顧祝同、錢大鈞、韓德勤等人，團長有孫元良、薛嶽、蔣鼎文、衛立煌等人，數年之後，悉為國民黨要人。一九三四年後，徐元白重回軍政界，自然離不開這多年來積累的人脈。可以想像，這些經歷最終都成為沉重的歷史負擔，壓在晚年徐元白的心上，再不提起。

既然徐氏兄弟追隨孫中山革命頗久，長期在廣州一帶工作，譚氏筆下那位永豐艦上的徐姓琴師，會不會是其中一位？在網上檢索了一下，發現二〇〇七年五月蔡積悅兄在復旦大學一個民樂組織講座時，提過一句「……徐元白先生則是國民黨中山先生的幕僚之一，可能還上過中山艦——當然，這個沒有看到過史料確證」，趕緊向蔡兄請教。蔡兄說，大約是二〇〇三年前後的某次西湖琴社雅集中，他親聞徐元白之子徐匡華（1917—2007）先生說起。佐幕孫中山，可能有誇飾，但上過中山艦，指向明確，是不會錯的。鼎革之前，徐匡華已過而立之年，父親的這些特殊經歷，恐怕自小便耳熟能詳。

那麼，中山艦和永豐艦是什麼關係，徐匡華何以會記得父親上過中山艦？一九二四年四月譚延闓登艦後兩年間，永豐艦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去世，四月改名為「中山艦」以志紀念；二是一九二六年三月發生撲朔迷離的「中山艦事件」，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轉向決裂的開始。

己亥六月晦前二日

本文刊2019年9月20日《文匯報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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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艦上的琴人 | 嚴曉星歷史第2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