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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佛遊記》插畫，格列佛在小人國。
文︱韓晗
2015年3月16日，Google首頁的塗鴉圖片被一張藍底白影的植物所占據，乃是為了紀念英國植物學家兼插畫家安娜·阿特金斯（Anna Atkins，1799-1871）。時至今日，阿特金斯在中國學界仍名不見經傳，乃是因為她傾盡心力所完成的一部書《不列顛藻類：藍曬印象》（British Algae: Cyanotype Impressions）僅自費印刷十七冊。要談影響力？這個印數恐怕很抱歉。
當然，Google也並非心血來潮，無端紀念一位無名小卒，乃是因為《不列顛藻類》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本用照片做插圖的書，十七本書打開了人類出版史一個新的局面。這本書以優雅的植物圖片，記載著一位女植物學家對這個世界的善意。迷人的普魯士藍，卻是由無數個氰離子所填滿，氰版攝影中無法掩蓋的刺鼻氣味，似乎反映了維多利亞時代早期的知識女性仍然可以克服艱苦的環境，為做到性別平權而逆向超越，成為一個時代的知識生產者，如勃朗特三姐妹，以及約翰·福爾斯（John Robert Fowles）《法國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中的薩拉。
《不列顛藻類》所揭示的內涵，遠非植物學所能涵蓋，它包括了與早期維多利亞時代社會、自然、政治與文化各個層面的范疇，這便是圖片的魅力。它能講述的故事，是文字表述意猶未盡的地方。人類最早的照片插圖書在英國問世，淵源有自，蓋因英國本身是插圖書最富盛名之國家，而照相術又在十九世紀中葉風靡歐陸。因此，《不列顛藻類》並非橫空出世，恰是大勢所趨。
崔瑩博士的《英國插畫書拾珍》便是針對從維多利亞時代到喬治五世的英國插畫書思考的結晶。在中文學界，這段歷史並非每個人耳熟能詳，縱然英國文學或是英國史研究者，對英國插畫書這個較為生僻的領域，仍所知有限。不言而喻，《英國插畫書拾珍》在這方面有了填補空白之功。
書內插畫，並非英國專利。在早期的人類出版史中，文與圖的關係向來唇齒相依。詞不達意與意不盡言一直是文字帶給人類無解的困惑，一旦需要更為暢快通曉的表達，那麼非依賴於圖片不可。中國明清時期的繡像小說，日本江戶時代的浮世繪，便是如此。但是與中國的「左圖右史」不同，英國插畫書最大的特點是「圖史互證」，而這恰是貫穿《英國插畫書拾珍》全書的靈魂。
從維多利亞時代到喬治五世，是英國插畫圖書的黃金時代。因此插畫書當仁不讓地成為解讀這一時期英國文化的重要參證，這也是「圖史互證」的所在。在我看來，《英國插畫書拾珍》對「圖史互證」的精彩論述，當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英國早期童書的研究。童書是英國插畫書中的重鎮，據有關學者統計，僅僅在1865年就有大約兩百種童書出版發行於英倫三島。而維多利亞時代恰是英國經濟最好的歷史時期，從文化產業的角度來看，童書的快速發展與社會經濟的勃興息息相關。以當時頗為繁榮的童書出版為視角，當然有助於對當時的英國社會史的別開生面的探索。
《哈梅林的魔笛手》插畫
《古老的荷蘭童謠》插畫
在《英國插畫書拾珍》中，作者獨辟蹊徑地將文章分為「春、夏、秋、冬」四個類別，來探討作者所見、所藏的各類英國插畫書。四季分類，在作者看來是因為所涉及的書類型不同，如「春」的定義則是「春天屬於孩子，活潑明媚，生機勃勃」，這雖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但是有趣的是，盡管英國插畫書確實適應於各階層人群，但童書繪本，則是英國插畫書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值得局部深研。
令人稱道的是，該書專門談到了「童書之王」倫道夫·凱迪克（R. Caldecott），這是中文學界關注不夠的一位插畫家，但他卻當之無愧是「繪本之父」。今人知凱迪克者不多，但該書專門梳理了凱迪克的代表作《倫道夫·凱迪克的圖畫書》，並發現這本書的封面選用的是《癡漢騎馬圖》這一為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威廉·古柏（William Cowper）的名詩《癡漢騎馬歌》所配的插圖。凱迪克不從事文學創作，只是為文學經典繪圖。《癡漢騎馬歌》曾為辜鴻銘以漢樂府古體修辭歸化翻譯，一時在中國文學界激起千重浪。1938年，美國圖書館協會為紀念凱迪克對繪本的貢獻，成立了凱迪克獎，授獎給前一年美國最佳兒童繪本插畫家，此獎在全世界都有著公信度。凱迪克為當時的童謠配圖，不少插圖妙趣橫生，這是我們目前能看到為數不多的維多利亞時代風貌。今日英國仍是世界繪本大國，良有以也。
倫道夫·凱迪克所著《大老爺的圖畫書》插畫
《癡漢騎馬歌》插畫，基爾賓的事故引來圍觀。
第二則是植物學插圖的關注。如何繪制包括植物、動物的博物插圖，一直是英國博物學家們的看家本事，也是後世自然科學史家們探賾當時生物的一手材料。譬如1781年由英國植物學家柯蒂斯（William Curtis）創辦的《柯蒂斯植物學雜誌》（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飲譽國際學界數百年，影響力持續至今，提攜了無數位英國植物插圖畫家。但是植物插圖如何進入插畫書的世界，則應受到科學史界與文化史界共同關注。
《英國插畫書拾珍》有一章探討了安娜·普拉特（Anne Pratt）的代表作《英國的草、莎草和蕨類植物》（The Grass, Sedges, and Ferns of Great Britain），作者以清新明麗的筆觸，闡述了植物插圖進入插畫書的過程。作為科學史學者，筆者對這一章尤其感興趣，因為科學史界一般認為，博物插圖多半用於專業雜誌或是專業圖書，但以安娜·普拉特為代表的插畫家，卻推動植物圖冊成為當時的暢銷書，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歷史現象，觀之愈久，自然愈覺意味深長。
《英國的草、莎草和蕨類植物》插畫
吊詭的是，中文學界對《英國的草、莎草和蕨類植物》一書及其作者幾乎一無所知，當然，這並不奇怪，因為英國植物學及其繪畫在中國成為熱門，只是近年來的新事，而主流學術界對這一課題，尚處於接觸期。但這一問題的學術價值，卻不可小覷，而且在文化創意領域，植物插畫一直是綿延流長的文創IP，《英國插畫書拾珍》里說，「可能在今天，印有普拉特插畫的手帳本、帆布包、掛歷、茶杯墊都應該出現了吧」。誠哉斯言，從維多利亞時代至今，倫敦、愛丁堡、曼徹斯特等英國城市大街小巷的書店、文具店與美術館里，向來不乏各類植物插畫文創產品，一如阿爾豐斯·穆夏在布拉格的無窮魅力。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詩歌、美術與文學，對風景、植物與動物竭力讚美，相關圖片、圖書、畫作乃至明信片備受追捧，《英國的草、莎草和蕨類植物》一書在當時英國的暢銷，並不奇怪。正如《英國插畫書拾珍》所指出的那樣，除卻安娜·普拉特之外，還有一批英國畫家如亞歷山大·馬歇爾（Alexander Marshal）、伊麗莎白·布萊克維爾（Elizabeth Blackwell）、雪梨·帕金森（Sydney Parkinson）的植物圖冊反響不俗，每當付梓，便洛陽紙貴，成為中產階級人手一冊的必買書。
困頓霧都的英倫紳士淑女們，連喝下午茶都是自討苦吃，因此在霧霾中渴求一點綠色以作寬慰，這是人之常情，藝術史家馬爾科姆·安德魯斯（Malcolm Andrews）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令人拍案叫絕。歸根結底，維多利亞時代是英國歷史上的里程碑，工業文明帶動整個英國的審美的變遷。強調風景與植物之美，是當時英國中產階級批判反思現代工業之後而產生的社會思潮，並影響了日後自然主義的發展。近二十年來，世界工業中心逐漸轉向中國，工業文明在神州大地上日趨強勢，北京曾一度成為了新的世界霧都。因此，今日中文學界對相關問題已有了較多的關注，但對相關細微之處卻不甚了然。《英國插畫書拾珍》就此有著擘肌分理的闡釋，以鉤沉史料而啟迪思考，故而相關精妙論說，玩味無窮。
《萬壽菊花園》插畫《蘇珊藍》
不寧唯是，博物插圖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走紅，亦另有他因。當時英國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角落，但凡人間有的動植物物種，幾乎都在英國的土地上出現過。即使有一些地區並非英國殖民地，英國人也會想辦法將當地的動植物做成標本、繪圖出版，大英博物館里的展品便是證據，日不落帝國恨不得將地球收入囊中的霸權心態一覽無遺。我本人曾收藏過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博物學家司萬生（William John Swainson）所繪制的鳥類版畫，畫中鳥遠在西非，與英國風馬牛不相及，但英國人就掠為己有。關於這一話題，相關研究在維多利亞時代來華英國博物學家羅伯特·福瓊（Robert Fortune）的《兩訪中國茶鄉》與中國科學院羅桂環教授的《近代西方識華生物史》中均有詳盡論述，這里暫且不展開細講。
對宏大歷史與圖像之間關係的檢省，則是《英國插畫書拾珍》另一個貢獻。今日的英國，雖然各項指標已經今非昔比，但仍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五強之一。而維多利亞時代及其後的愛德華時代及喬治五世時代，則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日不落帝國」，雄踞東西世界，南北幾無對手。而當時的中國，正處於積貧積弱期，英國多次侵略、割地賠款，絲毫無反抗之力，而同時日漸崛起的美國卻以一種新興國家的姿態，開始挑戰英國的權威，這複雜而微妙的國際關係，若以圖像的形式表達，則意義深遠。
英國插畫書當然不會忽視這樣的風雲際會。《世界之城：起源、發展和現狀》與《彼得·阿諾作品集》便是個中代表。前者是英國旅行家埃德溫·霍德（Edwin Hodder）對世界各大城市的描述，北京亦在其中。眾所周知，在當時英國人看來，北京曾長期是落後、愚昧的代名詞，而霍德正是將當時北京的狀況予以並不客觀的描述，處處看北京不順眼，其措辭、選圖滿眼成見，甚至不惜深文周納，盡量歪曲。這當是西方旅行者們盲目自信的「白人至上主義」使然，但是卻也勾勒出當時西方世界的中國國家形象；而彼得·阿諾（Peter Arno）則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紐約客》的知名插圖畫家，也是「美國夢」與爵士時代的見證者與記錄者，這本《彼得·阿諾作品集》則以一種漫畫的筆觸，繪制了當時美國人的日常，但這本書卻在英國出版——似乎以一種姿態告訴英國人：美國的資本主義進程正在以一種不可阻擋的力量，逐漸將英國推下神壇。
《地獄的婚禮》插畫
英國人向來不甘心落於人後，但世界潮流從不因誰的願望而決定其走向，否則現在統治世界的還是大漠深處的貝都因人。人類現代世界的格局每一次洗牌，要麼是因為世界大戰，要麼是因為產業革命。英國因第一次產業革命引領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又未吃虧，上帝已經待它不薄。從維多利亞時代到喬治五世，英國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統治世界兩百餘年，既以工業革命先驅的形式造福人類，也以世界殖民者的嘴臉為非作歹。英國插畫書便是這段歷史的真實寫照，不但將大英帝國的如日中天展現的淋漓盡致，也道盡了無數英國普通人的瑣碎日常。《英國插畫書拾珍》正是基於這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展現了英國插畫書「圖史互證」的一面。
如果嚴格來說，《英國插畫書拾珍》也並非盡善盡美，因為這並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系統學術專著，惋惜之處就是未就英國插畫書的歷史進行總體梳理。因此涉及一些問題時，難免有掛一漏萬的遺珠之憾，舉例而言，作者說她本人收集到最古舊的書是1842年出版的《英國民謠》，其實在1842年之前，英國的插畫書就已經蜚聲歐洲，筆者自己收藏的斯格特的《韋福利傳奇》（The Waverley Novels）在1830年出版之後，就被圖書收藏界視作英國插畫書的圭臬典範，講述的是詹姆士二世黨人（Jacobitism）在斯圖亞特王朝復辟中的各種角逐競力。若論內容不過爾爾，關鍵是插畫精美絕倫，筆者初見時，便愛不釋手，這反映了當時英國一流的印刷技術與對當時社會的歷史觀，用彌足珍貴來形容洵非過譽。該書1830年在愛丁堡出版，今日愛丁堡仍有韋福利車站，相信作者並不陌生。類似於這樣的經典之作有所遺漏，似有可惜，但恰也反映了，《英國插畫書拾珍》就是一部作者的閱讀史，如此看來，此書又顯得尤其珍貴了。
如上評述，當是筆者信馬由韁的一些個人讀後感想。但毋庸置疑，《英國插畫書拾珍》是一部別出心裁的佳構，當推薦給各位有心讀者。總體說來，該書以文化隨筆的形態，揭櫫了英國插畫書在「圖史互證」這個層面的特殊意味，在作者看來，「圖史互證」並不由枯燥的歷史文獻所組成，而正是由寫書、繪畫、出版的萬種風情所表現，這正是該書極其特別的文化情懷。正如劍橋藝術學院馬丁·薩里斯伯里教授在該書的推薦語中所寫的那樣，這本書讓人聯想到了「人與書」之間的關係，當中所蘊含的分量，遠遠超過了圖書本身的內容——個人拙見：此處所言之人並不是某一個具體的個人，而是那個令人充滿遐想的早期全球化時代。
韓晗
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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