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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敬的人樹碑立傳
——讀《校園里那株美洲蕾》有感
王榮華
就李彥的《校園里那株美洲蕾》（《當代》雜誌2019年第4期），海外華人文學研究專家豐雲教授評價說，這篇精彩的非虛構作品，通過美國人畢森這個關鍵人物，將20世紀上半葉曾經在中國歷史上留下「驚鴻一影」的漢學家們，從歷史的煙塵中打撈出來，讓普通讀者了解到，他們因為對紅色中國的友好情感而在西方遭受迫害和打擊。李彥的書寫，勾連起了故國和居留國的歷史，真正展現出作為移民作家的跨文化視野。
李彥將畢森博士從歷史的塵埃中攙扶起來，讓他活生生地站在我們面前，讓我們感覺到他的脈動和心跳，領略到他的衝動和堅毅，聽到他與同伴們在盧溝橋事變前夜奔赴延安的堅實的腳步聲，看到畢森被麥卡錫分子折磨時無奈的目光，讓我們對飽受磨難後的畢森仍在滑鐵盧大學開創中國文化課程投去欽佩的目光。
畢森踏上中國這片熱土後，「積極參與了國共合作時期的‘反帝愛國’運動，與中國人民一道，反對列強侵略、軍閥壓迫」。在反共思潮肆虐的日子里，遠在大洋彼岸的畢森，撰寫了數十篇文章「謳歌史詩般壯烈的萬里長征」。這是何等的氣魄！南京大屠殺發生之後，畢森是第一個撰寫專著揭露日本帝國主義滔天罪行的西方學者。1943年初，他在美國國會里挺身而出，公開讚揚中國共產黨。這是何等的勇氣！
掩卷而思，我陷入了遐想。
假如李彥沒有撰寫這篇紀實作品，假如她這篇作品未能發表，托馬斯·亞瑟·畢森的名字是否會被永久地塵封起來？果真如此，我們不就辜負了這位一生熱愛中國的美國人了嗎？
畢森的兒子、哈佛大學歷史系一位老教授對李彥說：「我父親終其一生，都堅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確的。盡管他受到了那麼多的迫害，盡管後來世說紛紜，他也從未放棄過對毛澤東、周恩來的信念。如果你的研究能夠發表出來，就對得起我父親對中國一生的熱愛了。」這也是對歷史的請求。
《校園里那株美洲蕾》原載《當代》2019年4期
假如畢森教授在1972年沒有拿出來那部隱藏了數十年、字跡潦草的《延安筆記》，假如這位「超好」教授的妻子帕特麗霞未能在打字機上一字一句地把這部書的草稿敲出來，歷史就會少了一個不該被遺忘的人物、少了一顆赤誠的心、少了一個鮮活的細節。不過這又是不可能的。畢森還是要請另外一個人來整理他的書稿。因為，他對中國的情誼都濃縮在這本書里。他終究會把他的心捧出來。
畢森一行四人，當年只能悄悄奔赴延安。在短短的四天四夜里，通過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袖的採訪，他們產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假如畢森始終待在中國，情況會怎樣呢？他或許會加入共產黨，成為紅軍隊伍中的一員。在抗日戰爭中，他或許成長為八路軍的一位幹部。假如他一直生活在中國，他應該過著溫馨的離休生活。然而，當年他卻離開了。
假如麥卡錫主義未在美國盛行，畢森等人的命運會如何？美中關係會如何？美蘇關係又會怎樣？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畢森不會受到迫害，也不會流落到加拿大，滑鐵盧大學里就不會出現他的身影，並開創中國文化和語言課程。
在美國，有很多在抗戰期間到過延安的人士，他們若沒有受到迫害，肯定會推動美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建立更深厚的關係。除了斯諾、斯特朗，還有謝偉思等一大批美國青年才俊到過延安。但是，杜魯門政府打擊了一大批對中國擁有正確認識的人士。這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污點。假如這批人當初能在美國政界有所作為，歷史就會重新書寫了。
歷史是不能假設的。我們要做的是正確對待歷史。對於畢森，我們就是為他樹碑立傳，記住他，懷念他。
我們要記住他寫下的關於延安的話，希望有一天我們也能用這些話來形容今日的中國：「如果做個簡明扼要的形容，那是因為延安有這樣的一群人，他們胸中充滿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個環境里，個人私欲必須向崇高的理念折腰。為了共同的事業，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齊心協力，頑強奮鬥，人們分享著內心的幸福與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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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里那株美洲蕾》
（節選）
李彥（加拿大）
1
它能進入我的視野，是因其獨特的色彩。
幾年前，小花園的磚石甬道旁，突然出現了一棵風姿綽約的小樹。我是在某個春日里，匆匆穿園而過時，驀然回首，被它吸引住的。
樹幹大約手腕粗細，樹冠高約三米，長長短短的枝杈上，不見一星半點綠，卻綴滿了淡紫色、如珍珠粒般大小的細碎花苞，纖巧，秀氣，靈動，映襯著清澈的藍天。
這是什麼花呢？美得如此動人，卻又如此含蓄？
打聽之下，方聽說，原來是生長於美國南方的樹種，名曰「美洲蕾」。
它是何時躋身此方寶地的？又是緣何名目呢？我不禁好奇。
這座花園不大，僅數百平方米罷了，夾在新舊幾座教學樓之間，冠名為「東西方交匯園」。園里栽種著來自東亞各國的名花異草，與北美大地的土生佳麗們擠在狹小的天地中，競相爭艷。華夏的牡丹、翠竹，東瀛的櫻花，高麗的木槿，配上木橋下流水、草叢中雁窩，便構成了一個和諧共存的世外桃源。
在這多元文化競爭並存的社會里，各族裔人士對空間的占有極為敏感，若說寸土必爭，也絕不過分。為避免爭端，校方不得不制定了嚴格的條款，限制人們隨心所欲地栽花種草、恣意留情。
都有哪些規定呢？除了必須和東亞有淵源之外，還必須保持各族裔背景之間的均衡狀態，不允許鶴立雞群、獨霸一方的局面出現。
譬如說，若干年前，日本駐渥太華大使館贈送給學校一批櫻花。整整18株，名目各異，有搔首弄姿的，有蛾眉淡掃的，個個都是風情萬種。然而，獲準躋身小花園立足的，卻僅有兩株。其餘的，則分別被栽種到房前樓後、車道兩旁，或遮蔭或站崗去了。櫻花盛開時節，這里一叢，那里一簇，雖不失清麗悅目，卻終未能形成鋪天蓋地、攝人魂魄的花海。
再譬如，在石頭牆角的背蔭處，藏著一株不甚起眼的丁香，初夏時會綻出一串串潔白似雪的花串。那是一個年逾90的白人老太太太所捐贈的。她的女兒和女婿原為我校社會發展研究系的教授。多年前，夫婦倆曾去江西，從廬山腳下的孤兒院里領養了一個棄嬰。原本一家子其樂融融，招人羨慕。不幸的是，女孩子長到12歲那年，養父母竟先後病逝了。因了這萬里之外的淵源，老太太太才獲得批准，在園角悄悄栽下了這株白丁香，於樹下安葬了女兒和女婿的骨灰。
若再舉一例，便要提到小木橋旁那兩棵亭亭玉立的雪松了。栽下這兩棵產自北美的雪松，是為了紀念瑞納森學院的首任校長睿思博士。捐贈人是睿思的兒子，一個年過半百的雕塑家。他辯稱，自己從幼年時起便鍾情於東方藝術，作品大多彰顯了豐富多彩的中國和日本文化。言之有理。自然，雪松也名正言順地落戶了「東西方交匯園」。
那麼，這株美洲蕾的出現，又是源於哪些說辭呢？
懷著滿腔好奇，我走近了這棵亭亭玉立的小樹，仔細打量。赫然發現，在樹下的那片野草莓叢中，立著一塊畫冊大小的淺灰色金屬銘牌，上面鐫刻著幾行英文字。
「此樹獻給著名亞洲研究學者托馬斯·亞瑟·畢森(Thomas Arthur Bisson) 博士。他於1969年起在滑鐵盧大學瑞納森學院執教並創立了中國語言和文化課程。」
看到這個名字，我腦中忽地一閃，猛然間想起，大約在十幾年前，圖書館館長露易絲女士在行將退休的前夕，曾專門到我的辦公室來，鄭重其事地遞給我一本薄薄的小書，並說，她可能我大概有興趣閱讀並收藏此書。
當時，我於匆忙中，隨便掃了一眼，便放到書架上了。此時卻忽然想起，那本書的作者的名字，仿佛便是眼前這個。
匆匆返回辦公室，從書架上翻找出來了那本幾乎被遺忘的小書。不錯，作者的名字和美洲蕾樹下那塊銘牌上鐫刻的，分毫不差。
灰色的封面已經泛黃，頗為陳舊。果然，這本僅僅70多頁的舊書，是1973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出版的。
書名頗為醒目：《一九三七年六月在延安：與共產黨領袖們的會談》。里面的幾十幅照片，包括了作者與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主管人在延安的合影。
真沒想到，自己棲身二十多年的這個小小的中文教研室，開創它的前輩，竟是一位美國人！而且是一位有著如此非凡經歷的學者！他是何方神聖呢？為何從未有人對我提起過這個名字？難道內中有什麼難言之隱？
這個美國人的中文名字可譯作「畢森」。說來有趣，一番搜尋之下，發現他竟然還有另外一個中文名字：畢恩來。
2
我的遐想被證實了。
畢森出生在美國新澤西州一個普通的小職員家庭。1923年，他從大學剛一畢業，這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便響應基督教青年會的號召，以傳教士的身份遠涉重洋，踏上了神秘的華夏大地。
他先是按照教會的安排，落腳於安徽蚌埠地區，在懷遠縣城一所中學里就職。其後不久，便轉往北京，到燕京大學執教。幾年下來，憑著非凡的毅力，年輕人不但學會了既難寫又難認的繁體字，還能操著一口略帶口音的普通話，與路人簡單交談了。
有趣的是，這個黃頭髮、藍眼睛的「洋鬼子」在北京停留期間，竟然還積極參與了國共合作時期的「反帝愛國」運動，與中國人民一道，反對列強侵略、軍閥壓迫，似乎全然忘記了自己來華的初衷，甚至忘記了自己在這座舞台上本應扮演的角色。
回望已經消散在星空中的歷史煙雲，我不禁遐想，也許，畢森年輕的身影曾經出現在「三一八慘案」的遊行隊伍里。他那雙有力的大手，曾挽起過劉和珍君纖弱的臂膀，迎著街頭的棍棒和子彈，在血泊里並肩戰鬥；也許，當李大釗和他的戰友們被送上絞刑架之前，畢森也曾和京城的文人志士們一同奔走呼號……
不過，在北伐戰爭結束之後，這個熱血青年卻突然間沉默了。對於掌控了大江南北的國民黨政府，畢森竟徹底地失望了。
這一轉變，究竟是因何契機所導致的呢？似乎是個謎。
無論如何，1928年的夏天，在中國停留了5年之後，畢森默默地離開了北平，從滿洲里登上西行的列車，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亞草原，繞道莫斯科、列寧格勒，返回了他的故鄉美國。
漫長的旅途中，望著車窗外空曠的原野、無垠的藍天，年輕人那對本來就顯得過於嚴肅深沉的眸子里，似乎增添了更多的憂鬱、難言的哀傷。
也許，在隨著鏗鏘的車輪日夜前行的那段時光里，畢森曾不無痛苦地叩問了自己曾經擁有的信仰，並陷入了深深的惆悵，從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升華，或者說蛻變為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並從此告別了傳教士的征途。
回到美國後，畢森全身心地投入了學術研究之路，且成就突出。然而，他在大學攻讀歷史數年之久，眼看就要獲取博士頭銜之時，卻突然間放棄了唾手可得的學位，轉而到美國的「外交政策委員會」就職去了。
是福，還是禍？
多年之後，畢森曾坦言，那段時光，他已結婚成家，膝下有了兩個嗷嗷待哺的子女，肩頭負著養家糊口的沉重負擔，權衡之下，便端上了那個待遇頗為優厚的飯碗。
這樣說時，恐怕他的內心一定翻騰著酸楚難言的波濤吧。是啊，假若能夠窺視到隱藏在海面下的那一座座鋒利的冰山，畢森還會踏上這條繁華熱鬧的人生航船嗎？
也難說。人們都知道，有性格決定命運之說。世上有不少人，哪怕是經歷過刀山火海，九死一生，若是下輩子重來，依然會選擇「怒向刀叢擲小詩」的那種活法。
當我端詳著照片上那個不茍言笑、似乎永遠在沉思的青年時，便更加堅定地相信了自己的判斷。
3
30年代初期，中國大地內憂外患，烽煙四起。在這個動蕩的時候，隔著遠遠的太平洋，畢森投來了他關切的目光。
那幾年里，他用筆名，或者說化名，撰寫過數十篇文章，讚頌割據閩贛一方的中國工農紅軍，謳歌史詩般壯烈的萬里長征。
這些文章均發表在紐約的《今日中國》雜誌上。雜誌主編兼作家費立浦·賈飛，乃美國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的好友，因此才會大膽地刊登畢森這類堪稱敏感的文章。
在外人看來，畢森這種純真得近乎狂熱的情感，似乎有些奇怪。
我卻並不驚訝。
一個世紀來，不少在中國社會底層體驗過生活、了解民眾疾苦的西方人士，都曾不約而同地讚賞和支持共產黨革命，視其為靈丹妙藥，或者說成功的捷徑，藉此可迅速改造封建社會、半殖民地社會愚昧落後的狀況。
例如在四川出生並服務多年的加拿大傳教士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就曾以抨擊國民黨的腐敗、支持共產黨革命，而以「紅色傳教士」的稱號享譽一方。
文幼章曾被周恩來總理親切地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他90多歲高齡於加拿大去世前，曾殷殷地叮囑其兒女，把他的骨灰帶到他出生的地方——四川樂山，撒入滔滔流淌的大渡河。
我無緣見到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紅色傳教士」，但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剛剛出國時，曾拜訪過住在多倫多的文幼章的兒子，一位大學歷史系的教授。
同樣，出生於湖北襄陽的傳教士之子、在40年代末曾擔任加拿大駐華大使的切斯特·朗寧，也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深惡痛絕，並因此同情並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主管下的革命。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加拿大政治舞台上，恰恰是由於一批在中國出生的傳教士子女們在朝野上下奔走遊說，才促成了加拿大政府突破西方陣營的孤立封鎖，率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再舉一例，英國駐香港的大主教何明華 (Ronald Hall) ，更是因為在抗日戰爭中頂風冒險，悄悄為太行山上的八路軍和共產黨募捐籌款、送醫送藥，而成為周恩來與宋慶齡的知心朋友，也因此被反共勢力譏刺地冠上了一頂帽子：「粉紅色大主教」，並遭受到嚴酷迫害與打擊。
作者簡介
李彥：北京人。1987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同年赴加拿大留學。1997年起在滑鐵盧大學瑞納森學院任教，2007年起擔任滑鐵盧孔子學院加方院長，長期致力於在海外推廣中華文化及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主要作品有：英文長篇小說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紅浮萍》），Lily in the Snow （《雪百合》），中文長篇小說《海底》，作品集《不遠萬里》、Rediscovering Norman Bethune（《重讀白求恩》）等。
——本期微信編輯：劉玉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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