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的第16個中文譯本 | 馮瑋

尋夢新聞LINE@每日推播熱門推薦文章，趣聞不漏接❤️

《菊與刀》的第16個中文譯本 | 馮瑋歷史第1張

文匯報記者葉辰亮攝於上海博物館「滄海之虹：唐招提寺鑒真文物與東山魁夷隔扇畫展」

「術業有專攻」。外文的專業學術論著最好由專業人士翻譯，是學界共識。但學界還有種說法：專業人士做翻譯，無異於做「慈善」。因為，學術評價體系和稿酬制度，明顯有「鄙視」譯著之嫌。所以，自2008年翻譯出版了《昭和時代見證錄》後，無論英文和日文，我都再沒有翻譯片言隻字。年前，上海譯文出版社邀我重譯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日本文化諸模式》（簡稱《菊與刀》）。他們認為，我通曉英語和日語，長年研究日本，是承擔這項工作的「絕佳人選」。經過考慮，我接受了這項邀約。

1946年出版的《菊與刀》，1948年由東北大學英語課教授長谷川松治譯成了日文，並在1967年進行了修訂。1974年，黃道琳翻譯的第一本中文繁體字版《菊花與劍》，由台灣華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987年，由孫志民、馬小鶴、朱理勝合譯的該書第一本中文簡體字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迄今為止，《菊與刀》已有15個中文譯本。中文譯本是按照原著還是日文譯本翻譯的？為什麼我要再次重譯？理由很簡單：原先的譯本存在諸多錯訛。這些錯訛既影響讀者理解原著，也影響讀者了解日本。我作為日本的專業研究者（編註：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員），有責任進行匡正。

一、《菊與刀》及其現實意義

《菊與刀》這本由外國人撰寫、被譽為「現代日本學開山之作」的著作，1946年問世後即引起廣泛關註，迄今已被譯成三十多種文字，發行量超過三千萬冊。1948年，日本東北大學長谷川松治教授將此書譯成日文，由日本社會思想社出版。1951年，《菊與刀》被收入日本《現代教養文庫》。1967年，《菊與刀》由長谷川松治修訂後再版。迄今為止，該譯本已重印95次。

日本《民族學雜誌》1950年第5期，專門制作了《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給我們的啟示》特輯。日本各相幹領域的著名學者，給予了《菊與刀》高度讚揚。法學家、著名評論家川島武宜認為：「本書作者的學識和能力令人驚嘆。盡管作者一次也沒有到過日本，但她卻搜集了如此之多和如此重要的事實，並依據這些事實栩栩如生地描繪出了日本人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全貌」。此外，綾部恒雄在《文化人類學的十五種理論》序言裡寫道，「本尼迪克特是文化模式論的創始者，同時也是該學說唯一的推進者和促進者」。南博在《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一書中指出，「本尼迪克特以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剖析了連日本人自己也沒注意的地方。可以認為《菊與刀——日本文化諸模式》是外國人寫的日本人論中最傑出的一本」。

當然，《菊與刀》也遭到了一些日本著名學者的批評。川島宣武在讚賞的同時也指出，「《菊與刀》在試圖結構性地把握日本文化的特質方面值得肯定。然而，她過於偏向‘靜態考察’，缺乏‘動態考察’」。雖然這一批評相當中肯，但我認為，日本文化具有頑強的韌性，本尼迪克特的「靜態考察」，對我們認識和了解今天的日本，仍不無裨益——

例如，她指出日本文化屬於「恥的文化」，即人們很看重外界對自己的評價，而西方文化屬於「罪的文化」，強調內省和自律。直到今天，「不給他人添麻煩」以免遭他人側目，仍是日本人的基本行為準則。例如，《菊與刀》第三章的標題就是「各得其所」，即強調每個人的言行與地位、身份相符。今天的日本社會依然是「縱向社會」，「等級意識」在日本社會須臾不可忽略。日本人見面遞名片，主要就是為了明確彼此的身份即「等級」。

例如，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人有時循規蹈矩，有時放浪形骸。今天的日本人不依然如此？例如，日本人在戰時拼死相搏，戰後卻對占領軍順從配合，令盟軍感到意外。究其原因，除了天皇的威望，更因為日本人有「迷途知返」的國民性。從「和魂漢才」到「和魂洋才」，「和魂」始終不變。「和魂」的本質是什麼？就是「以強者為師，與強者為伍」。

二、原著中的訛誤

1961年6月，歷史學家津田左右吉在題為《〈菊與刀〉的國家：論外國人的日本觀》一文中指出，「由於本尼迪克特毫無批判和辨別地運用資料，因此在許多地方造成訛誤」。他指出，「八纮一宇是軍部利用明治之前的國學，進行對外擴張的妄想，而本尼迪克特似乎對此一無所知」。本尼迪克特是否真那麼「無知」，我不敢妄斷。但《菊與刀》存在一些錯訛，屬不爭事實。我作為一名專業研究人員，可以依賴專業知識糾正原著中的訛誤。這是我重譯《菊與刀》的重要原因。以下試舉幾例原著的錯訛：

作者寫道，「1862年，日本拉開了結束封建鎖國時代的帷幕。一個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國人在薩摩藩（鹿兒島縣）被殺」。實際上，這起事件於1862年9月14日發生在橫濱生麥村，史稱「生麥事件」。當時，四名騎馬的英國人遇上薩摩藩實權人物島津貴久的儀仗隊，不僅沒有下馬，而且有匹馬受驚闖入儀仗隊，令本已憤怒的武士揮刀砍殺，造成一死二傷。因為是薩摩藩武士砍死了理查森，本尼迪克特誤以為發生在薩摩藩。本尼迪克特說，「‘生麥事件’就是英國為懲罰薩摩藩而炮轟鹿兒島港」，也不確切。英國為懲罰薩摩藩而炮轟其港口街道，史稱「薩英戰爭」。

作者寫道，「明治的政治家們非常清楚他們想達到什麼目的。1880年，憲法草擬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遣木戶侯爵前往英國，就日本當時遇到的問題征詢赫伯特·斯賓塞的意見」。然而，木戶孝允1877年5月26日去世，1880年怎麼可能被派赴歐洲？實際上，當時被派赴英國的是金子堅太郎子爵，而且是1889年。這一年他攜《大日本帝國憲法》英文未定稿前往歐洲，會見了斯賓塞。

作者寫道，「‘仁’在日本被排斥在整個倫理體系之外，完全不享有‘仁’在中國倫理體系中的崇高地位。在日本，‘仁’的讀音是jin，即使身居高位也不必具有‘仁’的品格‘施仁政’或‘行仁義’」。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實際上，七世紀初聖德太子推行改革，建立「冠位十二階」，即用六種深淺不一的帽子顏色劃定官員級別，就是以「德仁義禮智信」命名。第56代惟仁天皇以後，天皇的名字大都帶有仁字。第100代幹仁天皇以後，除第109代是女天皇興子、第117代是女天皇智子，其餘天皇的名字都是「×仁」，直至當今第126代天皇德仁。怎麼能說，「‘仁’在日本被排斥在整個倫理體系之外」？

作者寫道，「妓女都住在合法經營的妓院」。實際上，從1528年公娼制正式建立到1958年《賣春防止法》實施，賣淫在日本雖然合法，但限於規定區域——「遊廓」。大多數妓院都以「茶水屋」等「掛羊頭賣狗肉」的方式經營。作為私娼賣淫場所的「江戶四宿」，即新宿、板橋、品川、千住，也屬非法經營。稱「妓女都住在合法經營的妓院」，顯然是錯誤的。

三、日譯本的訛誤

《菊與刀》的原型，是本尼迪克特1944年應美國中央情報局要求撰寫的報告，題為「日本人的行動方式」。1946年，本尼迪克特對這份報告進行修改後，以《菊與刀——日本文化諸模式》的書名發表。2012年，《日本人的行動方式》日文檔譯者福井七子撰文稱，「中文譯本大多數參考了1948年長谷川松治的日文譯本，而且無視原文，隨意添加刪減處頗多」。由於中文譯本僅商務印書館的中文譯本註明「本書據美國波士頓河畔出版社1946年出版的英文版和東京社會思想社1967年出版的長谷川松治譯日文版譯出」，其餘版本均未見版權說明，福田七子的指責是否屬實，難以判定。但我注意到，中文譯本的一些錯訛和日文譯本的錯訛完全一致。可以認為，日文譯本是中文譯本錯訛的源頭。本著「言必有據」的原則，試舉兩例。

「忠犬八公」的真實故事，在日本家喻戶曉。「八公」是一條秋田犬，1924年被他的主人上野秀三郎教授帶到了東京。有著狗「忠誠」秉性的八公，每天早晨目送主人上班，薄暮跑到澀谷車站等候主人回家。一天，上野秀三郎在學校裡突然腦溢血，經搶救無效去世。但「八公」依然每天去澀谷車站等候主人……後來，八公也去世了，人們在澀谷車站為它塑了一尊雕像。這座雕像今天依然矗立在澀谷車站的入口處。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第五章中敘述了這個故事。她寫道，「日本小學二年級課本有一個小故事，題目叫‘不忘恩’，就表達了這個意思。Hachi是一條可愛的小狗。它出生不久就被一個陌生人帶走了……」1935年12月發行的日本普通小學教養課教材第2冊，確實有這個故事。「八公」日文發音是Hachico，但沒有去過日本、不懂日文的本尼迪克特，卻錯寫成了Hachi，而長谷川松治教授則未加匡正地譯為ハチ（Hachi），以致很多中文檔譯者以訛傳訛譯為「哈奇」或「哈齊」。錯譯的只是一條小狗的名字，反映的卻是對日本社會文化的了解程度。

原著第八章標題是「Cleaning One’s Name」，長谷川松治教授譯為「污名をすすぐ」（「洗刷污名」）。或因為受日譯本的影響，中文譯本該章的標題也均與「洗刷」有關。例如，國內S出版社的譯本是「洗清名聲」；T出版社的譯本是「洗刷名譽」；Z出版社的譯本是「澄清名聲」。但是，本尼迪克特在本章開門見山寫道，Cleaning One’s Name，「就是使自己的名譽不受玷污的責任」。應該怎麼做？作者寫道，「一個自尊的日本人必須堅忍不拔和自我克制。」例如，「婦女分娩時不能大聲喊叫。男人面對痛苦和危險時必須鎮定自如」。很顯然，「Cleaning One’s Name」的本義是對名譽的「維護」，不是或不僅是名譽遭損後的「洗刷」。因此，我譯為「名譽保潔」。

原著第九章的標題是「The Circle of Human Feeling」。英語feeling主要有兩個義項，一是感受，二是感情。作感情解是復數feelings。長谷川教授顯然忽略了這個細節，將該章標題譯為「人情の世界」。或受日文譯本影響，所有中文譯本均大同小異地將「human feeling」譯為「人情」。例如，F出版社的譯本是「人情世界」；M出版社的譯本是「謹遵的人情世故」，S出版社的譯本是「人之常情」；T出版社的譯本是「人類情感的圈子」；Z出版社的譯本是「情感天地」。

必須指出，「人情」一詞出自《史記·太史公自序》的「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意為人之常情、人與人之間的情誼、情面等。原著作者在該章中論述的，顯然不是「人的感情」，而是包括「享受」和「忍受」兩方面的「人的感受」。她寫道，「日本人在生活中相當重視洗熱水澡，視之為享受」。「按照日本人的看法，非自願的絕食——斷食，能夠考驗一個人意志是否足夠堅強」。「浪漫的愛情是日本人培養的另一種感官享受。」因此，我將這一章的標題譯為「人的感官世界」。

四、不可或缺的譯註

嚴復在《天演論》中提出的翻譯標準，即「信、達、雅」，得到廣泛認同。但我認為，除此之外，輔以必要的譯註，也是衡量譯著優劣的標準。

日文譯本和中文譯本，均有很多詞不達意之處。例如，原著第十一章標題是「Self-Discipline」，日譯本為「修養」。中譯本沒有跑偏，均譯為「自我修煉」或「自我訓練」。但該章有一個關乎日本人「自我訓練」方式的關鍵字「expertness」，日文譯本和中文譯本大都未能通俗易懂地表達原義。原文是，「在以培養‘能力’為目標的自我訓練之上，還有一種更高的境界叫expertness。日本著述者在論述expertness時，沒有向西方讀者解釋清楚何謂expertness。專門研究這一問題的西方學者，則往往對其不夠重視」。

Expertness這個詞，長谷川松治教授譯為「練達」。M出版社和S出版社等中文譯本，也譯為「練達」。F、J、S、T等多家出版社的譯本譯為「圓熟」；另有一家出版社的譯本譯為「當行」，等等。何謂「練達」？中文釋義是「指閱歷豐富，通曉人情世故」。但是，本尼迪克特所謂的expertness，是指「在意志與行動之間‘完全貫通，毫無阻隔’的體驗，猶如正極直接導向負極的電流。沒有達到expertness境界的人，意志與行動之間存在像絕緣板一樣的障礙物」。因此，我將該詞譯為「通達」。至於譯為「圓熟」「當行」是否正確，留待讀者諸君判斷。

《菊與刀》是寫給西方人看的，作者引用了一些西方典故。但是，這些西方的著名典故，可能使中國讀者不知所雲。例如，作者在第十章引用了兩個《聖經·新約》中的典故。其一，他寫道，「談論復仇必要性的人說，‘復仇須自重’，並不是說‘在敵人頭上堆起了燃燒的木炭’」。我為此加了譯註：「在敵人頭上堆起燃燒的木炭」，典出《聖經·新約》保羅致羅馬人書：「你的敵人若餓了，請給他吃。若他渴了，請給他喝。這樣，你就在他頭上堆起了燃燒的木炭」，意謂「以德報怨」。其二，作者寫道，「按照我們的經驗，人是‘依其秉性’行動的。我們區分綿羊和山羊，是根據其誠懇還是奸詐，喜歡集思廣益還是固執己見」。我也加了譯註：「我們區分綿羊和山羊」，典出《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稱與牧羊人區分綿羊和山羊類似，耶穌將聚集在他面前的民眾，分為應該稱讚的人和應該詛咒的人。之後，人們常藉此形容對不同的人的區分。

同樣，有些日本社會文化知識，很多中國讀者也可能陌生。例如，作者在第十一章中寫道，「日本佛教各宗派中，最世俗化的宗派的僧侶也娶妻生子，享受天倫之樂」。我為此加了譯註：「‘最世俗化的宗派’是日本獨創的淨土真宗。淨土真宗的始祖親鸞主張‘僧俗一如’，即僧和俗不必劃分得那麼清楚，遵守那麼多金科玉律，可以‘肉食帶妻’即吃肉娶妻。」再如，作者在第十二章「兒童教養」中寫道，「小學高年級孩子有時會在家裡‘謹慎’，反省」。文中「謹慎」一詞，用的是日語發音「kinshin」。我為此加了譯註：「‘謹慎’是日本獨特的一種處罰，類似於禁閉。按照規定，‘謹慎’期間不得外出，白天不得開門。末代將軍德川慶喜也曾受過這種處分。」

另外有些詞，雖然是漢字，但在漢語中沒有對應詞。例如，作者詳盡論述了日本人的「義理」。她這麼寫道，「日本人常說，‘義理最難承受’。如同一個人必須盡‘義務’一樣，他也必須盡‘義理’。」她用的是「義理」的音譯Giri。她解釋道，「英語中不存在與義理相同的詞」。何謂「義理」？《現代漢語詞典》的釋義是，「言論或文章的內容和道理」。《廣辭苑》關於「義理」的釋義，一是「為人處世的正確行為」，二是「即便不悅也不得不採取的行為」。所以，我認為如F出版社的中譯本，將第八章的標題生拉硬拽地意譯為「對名譽的情義」，是錯的。但是照搬「義理」這兩個漢字，也容易產生歧義。我的做法是依然使用「義理」二字，輔以《廣辭苑》中的釋義。為什麼這麼做？我舉個例子：日本人稱嶽父嶽母或公公婆婆為「義理の父」「義理の母」，即便不悅也不得不孝敬。和《廣辭苑》關於「義理」的釋義相符。我重譯的第16個中文版《菊與刀》，共有108個譯註。我認為，這些譯註對讀者理解原著和了解日本社會文化，是不可或缺的。

一些中文譯本的確存在不少低級錯誤。例如，S出版社的中英文對照本，居然將第三章中的Barbarian-subduing Generalissimo，即「征夷大將軍」（簡稱「將軍」），譯為「征服野蠻人的大元帥」。F出版社的譯本將第十一章中的Swamis，譯為「印度教牧師」，殊不知「牧師」是新教神職人員，原意是「牧羊人」。印度教的Swamis含義很廣，可以是專家學者或先知賢哲，但肯定不是「牧師」。我的處理辦法是音譯並加譯註：「斯瓦米（Swami），在梵文中的原意是‘出家人’，是對學者、專家等的一種尊稱。」

2018筆會文粹《那「通關密語」》已經出版，長按識別下圖QRCode可在文匯出版社微店購買，點擊「閱讀原文」可跳轉至當當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