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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樹錚(1880——1925),是北洋政府時期的風雲人物之一,他在推行武力統一政策,外蒙撤治、直皖戰爭等過程中均曾扮演重要角色。他一生雖以從軍從政為主,但讀書和藏書卻是他的一大樂趣。
徐樹錚自幼隨父讀書,受過良好的教育。其父徐葵南,是徐州城鄉一帶有名的教書先生,曾在徐州設館教學。徐樹錚剛剛學語,即能辨認文字。稍長便在館內附讀。在家期間,其父則雜取書史騷雅,折角交其母親分日督課。
隨著年齡增長,徐樹錚漸漸能夠自覺讀書。十六七歲以後,更知用心勤讀。
徐樹錚讀書目的明確。他認為:「儒者讀書,要以致用為宗」,對於國家大事,如果釋而不圖,縱然讀到老死也無所謂有益。他參加江南鄉試失敗後,即毅然停止舉子之業,私究兵書,留意天下政財大略,準備投筆從戎,以國家為己任。於先秦諸子之書,他最愛讀《孫子》。他認為,「周秦諸子中,兵家者言,以孫武為最。不僅理勝,兼以文勝」。他有一部《孫子》,總是隨身攜帶,服役,留學日本,回鄉省親,出外遊歷,均不忘閱讀。
徐樹錚喜讀兵書如此,而於其他諸書中,尤其愛讀桐城姚鼐編的《古文辭類纂》。該書精選歷代古文辭,分為論辯、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記、雜記、箴銘、頌讚、辭賦、哀祭等十三類,具有研讀、模習和應用價值。徐樹錚從十六七歲起,直至遇難,近30年間,總以《古文辭類纂》相隨,無論平時、戰時、出國或舟車途中,常常順手翻閱。他認為一切經國大計、治事律身的道理都可以從這部書中找到。別的書可以不看,這部書卻不能不讀。1917年和1918年,是他一生中極為忙碌的兩年。往來東西南北,幾無一刻空閒。但他仍然隨帶一部《古文辭類纂》,利用途中縫隙,溫習漢賦,認為熟讀漢賦,可使其作文氣息深厚。平日公務再忙,亦堅持讀書一小時。
除了熟讀喜愛之書外,他也博覽其他書籍。特別在下野之後,更是如此。1920年直皖戰爭之後,他避居上海,長期關門讀書。日有定課,極少間斷。經史子集,幾無不覽。1921年11月10日,他致段祺瑞信中,回顧此前半年中的讀書生活說:「至中秋前,已畢之課,計校讀《易》、《詩》、《孝經》、《左氏傳》、小大戴記、老、莊、韓、荀,各一遍;批點《資治通鑒》三十卷;點識勘校七十家賦鈔二百六篇;精讀《握奇》、《六韜》、《孫吳》、《司馬》、《尉繚》、《素書》、《心書》各一遍,漢魏六朝,唐宋古體詩二十餘卷,唐代五代宋詞十餘卷。」同時,他還「習南北曲四十出;臨徑司漢隸《西狹頌》十本、《韓仁銘》十本、《乙瑛碑》四本、《鄭固碑》四本、《禮器碑》兩本、《石門頌》三本、《裴岑碑》六本,凡萬三千八百字,寸楷三千五百字。」由此可以略見徐樹錚讀書之勤之博,及其校讀、批點、點識勘校、精讀、泛讀等讀書之方法。
徐樹錚40歲以後,非常重視《易》,兼及其它諸經。在上海閉門讀書期間,著名桐城派晚期文人馬其昶親贈《易註》給他。他「受而點讀,反覆數數,頗於治心治事,治天治人諸大端,恍忽若有所得。」認為「欲聞言性天道,舍《易》更何求哉!」他「讀《易》後,發願總集群經,無時無地,蓋未嘗不以丹鉛典籍自隨。近十三經中,惟餘《公轂》未畢。非不知貪多之為害。特以不能詳博,何由返約?故亦不憚其繁也。」由此可以看出徐樹錚受《易》影響之大。
徐既熱愛讀書,重視讀書,自然也就喜歡買書藏書。1911年春,他寄居江蘇清河縣(今淮陰)時,已「藏書萬餘卷」。不久,他「奉檄江皖湘鄂,歷觀軍佐。徂夏涉秋,更預開平(即河北灤州)之役。而武昌變起,南北隔絕。」他亦「從第一軍、佐幕草檄,不復慮及家事。」就在這個時候,清河縣發生兵變,其藏書幾遭破壞之險。同年底,其眷屬自清河縣間關北上,並將所藏萬餘卷書,「無片紙隻字之殘毀」地運至北方,後來藏於北京家中。辛亥革命之前,已有如此豐富之藏書,殊屬不易。未去日本留學時,他身為低級軍官,自無多少買書錢;留日期間,除自己日常費用外,並帶養家眷,幾個孩子幼小,妻子體弱,生活非常困難。在那種情況下,還能縮衣節食以買書,令人難以想見。辛亥革命之後,情況好轉,他更以「累年俸錢所入」,不斷買書。藏書越來越多,占了幾大間房屋。
徐樹錚買書講究實用。雖然買得很多,但對價格昂貴的珍藏版本,從不曲意追求。他說:「買書為讀也,若當古董陳列,有何意味,且一部宋元版,可抵尋常版若干部,多費錢反不能多得書,是殊不值。吾生平講實用,不尚虛文,買書更應如是也。」
讀書和藏書,是徐樹錚的一大樂趣,並且是為實用。可謂善讀善藏乎?
作者:王彥民
編輯:
王富聰 孫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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