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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四年後,1496年,一種名為玉米的神奇植物被從美洲帶到了歐洲,並逐漸傳遍世界,日後,中國人不會想到,以玉米、地瓜等美洲作物為代表,一場超級農業革命,即將在全球化的開聲中,劇烈的沖擊中國。
在傳入歐洲55年後,明朝嘉靖三十年(1551年),河南《襄城縣志》就出現了關於玉米在中國的最早文字記載;四年後的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當時,由雲南土司進貢的玉米在送入北京的途中經過河南鞏縣,又被《鞏縣志》留下記載。
對此歷史學家分析,玉米在從美洲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存在著東南海路、西南陸路、西北陸路三個方向,而明朝時期最早出現在中國文字記錄中的玉米,其應該是經過緬甸等西南陸路傳入雲南後進入中國的。
由於傳入路線的多元化,在明朝,有關玉米的名稱也出現了玉蜀黍、包谷、包米、包粟、包蘆、棒子、玉茭 、珍珠米等多種稱呼,對於這種在中國出現的新奇植物,為了撰寫《本草綱目》行走四方的李時珍(1518-1593),在1552至1578年遊走采寫的過程中,也發現了玉米在長江中下遊的種植,但他對當時玉米的描寫是「種者亦罕」。
但兩百年後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在湖南的《沅州府志》中,已經出現了「玉蜀黍 ,俗名玉米……此種近時楚中遍藝之」的記載,在低調進入中國200多年後,玉米,在中國開始爆發了。
▲玉米在明朝中後期傳入中國後,傳播一度較為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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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玉米經西南陸路和西北陸路傳入中國的時間很早,但玉米在傳入雲南和甘肅等西部地區後,在明朝時並未向中國內地大規模傳播,玉米在中國的爆發,首先源於福建等東南海路的傳播。
明朝萬歷三年(1575年),天主教傳教士Herrera在他所寫的回憶錄中,記載了當時福建的漳州、泉州一帶已經出現了玉米栽培,由於福建地形「八山一水一分田」,自從魏晉南北朝以來,人口不斷激增的福建到了宋代時,人口已經高度密集,並不斷向外擴散進入江西南部的贛南、贛北地區,在此情況下,在明朝中後期引入福建的玉米、地瓜開始傳播進入江西山區,到了清朝道光時期(1821-1850年),江西《玉山縣志》就記載說,當地「田間作息無間且晚,以餘力竭之於山,茶、桐、杉、竹及靛、薯、玉蜀黍。」
與明朝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50歲的老秀才陳振龍為了拯救眾人,從菲律賓偷運地瓜進入福建的坎坷故事不同,玉米進入中國的具體時間已經難以考證,但在16世紀中後期傳入中國後,同樣以福建為基地,玉米從福建翻越南嶺山脈,隨著福建移民進入江西,卻是中國農業史上的一件大事。
▲玉米的傳播路線
1644年,李自成農民軍攻破北京,崇禎皇帝上吊自殺,明朝滅亡,此後,中國陷入了長期戰亂,一直到1681年康熙皇帝基本平定三藩之亂後,屬於玉米的盛世逐漸到來。
盡管多年戰亂,但在明末清初的動蕩中,玉米沿著福建-江西的路線,繼續傳入湖南,在清代湖南的方志中,出現了「湖南一省半山半水……至於深山窮谷,地氣較遲,全賴包谷、薯、芋、雜糧為生」、「玉蜀黍俗名玉米,荊屬傍山及州田多種之」的記載。
進入清朝康雍乾時期(1662-1795年)後,玉米沿著福建-江西-湖南的路線,逐漸在湖廣地區傳播開來,這方面,棚民的開發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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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關後,早在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官方能控制的人口僅有1920萬人,雍正時期取消人頭稅實行攤丁入畝後,中國人口開始激增:乾隆六年(1741年),清朝人口達到了1.43億人;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清朝人口達到了2.96億人;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清朝人口更是大爆炸,達到了4.12億人。
對於這種人口的激烈暴增,乾隆皇帝感到了巨大壓力,因為當時,清朝的耕地從順治十六年(1659年)的549萬頃,擴展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時的607萬頃,面對平原地區土地的開墾殆盡,乾隆皇帝憂心忡忡地說:
「朕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較之康熙年間,計增十餘倍。承平日久,生齒日繁,蓋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廬舍所占田土,以不奮倍褪。生之者寡,食之者眾,朕深憂之。有幸朕臨禦以來,辟土開疆,幅員日廓,小民皆得開墾邊外地土,藉以暫謀衣食。然為之計及久遠,非野無曠土,家有贏糧,未易享升平之福。」
為了解決這種人口與土地的巨大壓力,乾隆七年(1742年)開始,清廷正式「弛禁」,從以前的禁止,轉為允許和鼓勵農民進入山區開墾,並宣布山區開墾土地免收地稅,同時還對山區居民在科舉考試方面給予名額照顧,這些舉措更加促進了中國山區的開墾,而耐旱、易種的玉米,從此隨著中國農民的腳步,開始了浩浩蕩蕩的挺進山區運動。
早從明代後期開始,隨著土地兼並的愈演愈烈,加上明朝後期中國水旱蝗災等自然災害的頻發,大量農民就開始湧入山區開發土地,這些在山區搭棚居住的農民又被稱為「棚民」。
《清史稿·食貨志》就記載道,「棚民之稱,起於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縣內,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藝麻種著,開爐煽鐵,造紙制菇為業。而廣東窮民入山搭寮,取香木春粉、析薪燒炭為業者,謂之寮民。」
當時,這些湧入山區的農民,通過砍伐樹木從事耕種、煉鐵、燒炭、種植蘑菇和采礦等各種職業,由於明末清初大規模戰亂,這就使得更多的平原居民開始湧入山區避亂求生,於是,在湘贛、贛鄂皖、閩浙贛、閩粵贛、川鄂陜等各省交界地區,棚民的大規模聚集和向山區開發,成為明清時期的重要移民現象,而在清朝康雍乾時期人口大爆炸的背景下,激增的人口無處可去,更加大規模湧入山區,於是,在乾隆六年(1742年)清廷正式放開山區開墾禁令後,一場有關中國山區開墾的浩瀚運動更是激烈展開。
▲康雍乾時期開始的人口大爆炸,與玉米的傳播互為因果
在向南方各省交界的山區開墾運動中,由於傳統的水稻、小麥、粟、黍、高粱、蕎麥等作物對水源、土壤和氣候要求相對較高,這就使得從美洲引入的玉米、地瓜和馬鈴薯等農作物開始大顯身手:當時,棚民一般在山區的低地種植喜歡暖濕氣候的地瓜,在更高的山地則種植耐旱的玉米,在高寒地區則種植生存能力最強、耐「地氣苦寒」的馬鈴薯,三種美洲作物因地制宜、輪番上陣,從而為棚民的生存,和中國的人口大爆炸,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食物動力。
當時,隨著玉米的廣泛種植,以地處湖北四川陜西三省交界的湖北恩施為例,「環邑皆高山以包谷為正糧,間有稻田種植,收獲恒遲,貧民則以種薯為正務,最高之山惟種藥材,近則遍植洋芋(馬鈴薯),窮民賴以為生。」
到了清朝嘉慶皇帝時期(1796-1820年),湖南湘西的《龍山縣志》記載說,當地的棚民「燒舍種植雜糧,包谷尤為大莊」,同時期的湖南瀏陽,其《瀏陽縣志》也記載說:「山土隻種包粟」。
到了道光皇帝時期(1821-1850年),湖北建始縣志更是記載說,當地「巨阜危峰,一望皆包谷也」。
隨著棚民在山區的開墾,於是,玉米沿著福建-江西-湖廣地區開始廣泛蔓延,並反向滲透進入貴州、雲南地區,到了嘉慶、道光皇帝時期,隨著大量外省流民湧入雲南,雲南的玉米種植也進入了高潮時期,當時,湖北、湖南、福建、廣東等地流民紛紛遷入雲南,以致於當時清廷大員林則徐在雲南保山縣看到玉米種植「自半山腰中,下至臨江間」、「無業客民,單身赴彼,或種包谷雜糧」,而在雲南順寧府,玉米甚至成為了主糧,「府屬山多田少,多種蕎與玉米,以此為天」,在雲南曲靖府宣威州「苞谷,熬糖、煮酒、磨面,功用甚大,宣人仰為口糧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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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明末清初戰亂的結束,玉米在中國開始了更為廣泛的傳播,而隨著湖廣填四川運動的開始,玉米在中國的傳播,也進入了第二個高潮。
1681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亂,當時,四川在經歷明末清初長達四十多年的戰亂後,人口從明朝萬歷六年(1578年)的600萬人,銳減至不足50萬人。全省90%的人口喪亡,「合全蜀數千里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
面對四川土著人口幾乎傷亡殆盡的慘痛局面,清廷從康熙皇帝時期,就開始大規模鼓勵湖廣地區的民眾移民四川,史稱「湖廣填四川」,而從康熙皇帝時期到嘉慶皇帝時期,湖廣地區共有600多萬人移民四川,從而為四川的人口復蘇和開墾註入了嶄新活力。
隨著「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的浩瀚到來,玉米,也隨之開始大規模挺進四川,並延伸進入四川與陜西、湖北交界的秦嶺、巴山地區,乾隆時期,陜甘總督畢沅就上奏說:陜西興安州(今陜西安康)「從前多數荒山,後因兩湖、安徽、江西、四川、河南等省民人前來開墾,數年中,驟增戶口數十萬。」
當時,棚民進入秦嶺巴山地區後,「或隻身前往,或攜眷而來,開墾黃山,種植包谷雜糧」,到了乾隆時期,陜南地區的《延長縣志》記載說,棚民在陜南山區種植玉米收成顯著,「近來南方普種山原,收獲倍於別種,始知玉米」,「南方農人種僅二十餘年,不憂饑餓且或驟致小富」,因此「勸種玉米以濟民食」。
▲湖廣填四川,促進了玉米在西部的廣泛傳播
當時,陜西「漢中府之留壩、鳳縣、寧羌、略陽、定遠、洋縣六邑,商州之鎮安、山陽、商南、洛南四邑,興安府屬之安康、石泉、紫陽、詢陽、白河五邑,民食皆以苞谷雜糧為正莊稼」,「山氓為常飯」,而在陜西有些地區,甚至出現了「(包谷)一季歉收,不惟貧者無食,即富者亦無糧」的仰以為生的局面。
在這種玉米、地瓜和馬鈴薯等美洲農作物大規模挺進山區的作用下,中國開始了自宋代引入占城稻以後的第二次農業革命,對此,歷史學家葛劍雄評價說:「番薯、玉米、花生、土豆等高產耐旱作物的引種等都曾大大提高了糧食產量,從而使人口有了新的增加」,學者薑濤也指出:「糧食作物品種的不斷改良,尤其是美洲高產糧食作物的引進,無疑也是中國人口在明清兩代得以大增長的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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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促進人口大爆炸的同時,玉米對中國歷史的進程,也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沖擊。
在明末清初以前,盡管中國的原始森林逐漸經歷了大規模破壞,但在川鄂陜、湘贛、贛鄂皖、閩浙贛、閩粵贛等各省交界地區,仍然存在著廣袤的原始森林,明朝中後期玉米、馬鈴薯等耐旱和適宜山地種植的美洲農作物進入中國後,隨著玉米的大規模傳播和開墾種植,中國的森林破壞也再次進入了高潮。
當時,各地棚民在進入山區後,紛紛砍伐森林種植玉米,在玉米的支持下,在山區紮根下來的棚民又繼續砍伐森林煉鐵、燒炭、種植蘑菇,這種「剃光頭」式的山區濫砍濫發,使得山區土壤在幾年後就被雨水沖刷流失,到處「石骨嶙峋」難以耕種,於是,棚民又繼續在山區遷移開墾「遊耕」,使得中國南方各省交界的森林毀壞愈演愈烈。
到了道光皇帝時期(1821-1850年),陜南地區的山地,「為川楚客民開墾殆盡」、「低山盡村落,溝岔無餘土」,隨著棚民的大規模毀林種田,水土流失問題也日益嚴重,同治皇帝時期(1861-1875年),江西武寧縣志就記載說,「棚民墾山,深者五六尺,土疏而種植十倍。然大雨時行,溪流湮淤。十餘年後,膏壤無存,地力亦竭」,由於棚民開山造成大規模的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這就使得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水患日益嚴重。
對此,當時的湖廣總督林則徐(1785-1850年)就向清廷上奏說,漢水流域由於秦嶺巴山地區的棚民開山種植玉米等農作物,造成常年水患:「襄河河底從前深皆數丈,自陜省南山一帶及楚北之鄖陽上遊深山老林盡行開墾,栽種苞谷,山土日松,遇有發水,沙泥隨下,以至節年淤墊,自漢陽至襄陽,愈上而河水愈淺……是以道光元年至今,襄河竟無一年不報漫潰。」
在這種大規模開墾山區,造成濫砍濫伐森林、水土流失和水患逐年增加的背景下,移民進入山區的棚民與山下的地方土著的矛盾也不斷加深,這種土著與客籍之間的矛盾,也使得有些土著將棚民稱之為「棚匪」、「棚害」,有的地方土著甚至寫了《驅除棚害記》,以記載土著居民連結官府驅逐棚民的「功績」。
而在棚民方面,一方面是巨大的生存壓力,在清代愈演愈烈的土地兼並和人口大爆炸背景下,他們不得不進入山區開墾謀生;另一方面,他們又被地方土著居民和官府所仇恨敵視,隨著山區水土流失的日益嚴重,在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背景下,進入山區的棚民生存環境也日益惡劣,以致於當時的棚民哀嘆說:「某騾子,實則騾亦不逮矣!」
在這種生活得比騾子還辛苦的沉重生活壓力下,於是,嘉慶元年(1796年),在棚民聚集、生態環境日益惡劣的湖北枝江、宜都等山區,白蓮教起義率先爆發,並很快就蔓延到了整個秦嶺巴山地區,清廷最終經過九年混戰,「竭宇內之兵力而後定之」,盡管白蓮教起義平定,但清廷卻元氣大傷,開始步入亂世末日。
而從某種邏輯上,玉米的傳播,也與清朝的人口大爆炸、山區生態環境惡化以及白蓮教起義,有著間接的關係。
▲白蓮教之亂,爆發在玉米種植最為廣泛和人地矛盾最為突出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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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蓮教起義被鎮壓後,鴉片戰爭的爆發,則使得玉米進一步擴散傳播。
1840年,英國正式對清朝發起鴉片戰爭,清朝在屈辱中被迫卷入全球化,而隨著洋布等各種進口商品的沖擊,中國傳統的手工業者開始大量破產;在土地兼並、生態惡化的背景下,農民的生存環境也日益惡劣。
另外,在玉米、地瓜等農作物促進清朝人口大爆炸、山區開墾、破壞森林、水土流失的長期積累影響下,到了晚清民國時期,隨著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中國的水旱蝗災也開始愈演愈烈,到了道光皇帝時期,清朝的自然災害到達了高峰,這種生態環境惡化,甚至流毒影響到了民國時代,在從1912年民國建立到抗戰爆發的1937年間,短短25年間,中國爆發重特大水旱蝗災竟達77次之多,並引發了多次大饑荒。
在全球化的商品沖擊以及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沖擊下,晚清民國時期的農民貧困化也日益嚴重,於是,不僅僅是在山區,即使是在平原地區,盡管糧食種植結構仍然以水稻、小麥為主,但普遍將稻米和小麥用來交租繳稅的農民,卻吃不起自己辛辛苦苦種出來的糧食了,例如在民國時期的山東黃縣,由於玉米相對小麥等作物便宜很多,以致當地農民普遍以玉米為主食:
「食糧之屬以麥與谷為主要品,其更賤者則為高粱,近二三十年來多種玉蜀黍者俗呼曰包米,遂皆以包米為片片,谷制者少矣,蓋黃境全恃三省之糧,東三省產包米,其價較谷為儉,農家乃自種之,食之頗甘,微不耐饑,故包谷日多,而谷日少,並高粱亦鮮食者矣。」
隨著晚清民國時期農民貧困的日益加劇,玉米也在河南、河北、山東等地開始廣為種植,為了活下去,農民不得不放棄了相對精細的稻米和白面,改而吃起了相對粗糙的玉米和地瓜,因為玉米和地瓜這兩種作物相對更高產、更便宜,農民相對還吃得起。
對此,民國時人徐坷在1924年分析說,「南人食稻,北人食麥,夫人而知之,然皆就中人以上之家言之。簍人之常食品,南為薯芋,北為玉蜀黍,南之佐以豆,北之佐以黍、翟者,則僅見。」
▲玉米在晚清民國時期,成為北方貧困農民的重要主糧
由於晚清民國時期農民普遍貧困,因此到了民國時期,山東很多地方的農民都是以玉米、高粱、地瓜等為主食,而不是傳說中的小麥,民國山東的《清平縣志》也記載說:
「食品,以麥為尚,惟富民食之:中產以下所食惟玉米,高糧(粱)等,而間以薯芋。」
民國時期河北《清苑縣志料》也記載道:「鄉民常食以高粱、小米、玉蜀黍為多,向不食用麥粉,即食之均在舊歷年節或麥秋時偶用數日,過此以後仍食雜糧,高年人亦有食麥粉者,半皆小康之家,勞農人家自以粗糧為便也」。
而在河南,民國時期的《洛陽縣志略》也這樣寫道:「貧者多食小米、玉蜀黍、番薯、豆類等雜糧,而佐以園蔬及野菜之類」。
在晚清民國時期農民普遍貧困化的影響下,於是,玉米的種植繼續迎來了高潮,甚至在傳統上號為富庶之地的安徽、浙江等省的山地地區也「多種之」,例如在浙江遂安縣「玉蜀黍……幾為全邑半年之糧」。
也就是在這時期,玉米最終在黃河中下遊也廣泛種植開來,並突破長城,進入到了長城以北的內蒙和東北地區,於是,到了民國時期,中國以水稻、小麥、玉米、高粱、谷子、地瓜和馬鈴薯等為主要糧食作物的種植結構最終逐漸定型,而歷經四百多年傳播,玉米、地瓜、馬鈴薯等美洲作物最終也在中國紮根下來,成為中國人餐桌上的重要主糧之一,並助力了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而在品味歷史的同時,我們作為祖先艱苦謀生的留存後裔,又怎能不感謝玉米的功勛和上天的眷顧?
▲玉米在今天中國的主要分布區域
參考文獻:
曹玲:《美洲糧食作物的傳入傳播及其影響研究》,南京農業大學2003年碩士學位論文
韓茂莉:《近五百年來玉米在中國境內的傳播》,《中國文化研究》2007年春之卷
王雙懷:《明代從海外引入華南的糧食作物》,《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1期
金麾:《清代森林變遷史研究》,北京林業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