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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羽戈，《激進之踵：戊戌變法反思錄》，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已獲授權。
現在專門來說說張之洞。
他一直浮現於我們的視野而未被重點對待，最大原因在於，從一定意義上講，他是戊戌變法的局外人。
戊戌變法的中心是北京，他則遠在武昌——說到這里，也許有人會打斷，袁世凱不也不在北京麼，怎麼被濃墨重彩，大書特書？如你所見，袁世凱的練兵地小站，位於天津東南，到北京相當便捷，而且變法晚期，他的北京之行，對政局大有影響。這一比可知，地理因素雖非根本，卻與政局息息相關。由於地理限制，千里以外的張之洞之於戊戌變法，只能在邊緣徘徊，而無從進入核心，由此他得到什麼與失去什麼，國家得到什麼與失去什麼，如何考量，則成難題。
事實上，戊戌年的張之洞，本有機會進入核心。這一年閏三月初三日（1898年4月23日），朝廷下旨：
「張之洞著來京陛見，有面詢事件。湖廣總督著譚繼洵兼署。」
這背後，有兩股勢力在活動，一是後來名列戊戌六君子的楊銳和劉光第，他們運作張之洞進京，希望由其主管變法，整頓國事，此中雖有私意（此二人皆屬張之洞一系），大體則是公心；二是上奏「請調張之洞來京面詢機宜」的徐桐，作為守舊派領袖，引薦維新派的張之洞，則為對付政敵翁同龢和張蔭桓，這里面私心的成分無疑更重。當這兩派一拍即合，遂有奏請，最後由慈禧拍板，其用意則在平衡政局，不讓翁同龢一派坐大——這是她一貫的權術。
圖：張之洞
對於楊銳等人的動作，張之洞事先並不知情，故而奉旨之後，一頭霧水，滿腹猶疑，以多事、多病為由試探、拖延，惹得光緒大發脾氣。在此我們要介紹一下張之洞的行事風格，若用一字來總結，可謂巧，其欠缺，一是勇，二是恒。基於此，遇到難事，他的第一反應往往是推宕。湖南巡撫陳寶箴既是他的下屬，也是老友，對其性情心知肚明，聽聞旨意，立即發電，有「妄謂今日事勢，必須用一拼字」等語，對症下藥，以為激勵。不過張之洞依舊沉吟不決，坐失良機。當然他也有光明正大的理由：
「……自顧迂庸孤陋，即入都一行，豈能有益時局，惟有聽其自然。在外所辦雖一枝一節之事，然尚有一枝一節可辦耳。」
張之洞入京一事，因閏三月十九日（5月9日）爆發的湖北沙市事件而中止（背後應出自翁同龢的阻撓）。後人將此視為戊戌年的一大轉折點。按他們設想，張之洞進京，必入軍機處，必可主管變法，康有為一派必遭冷落，歷史走向必將改寫。如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所述：
……如果張之洞入京輔政，他在《勸學篇》中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很可能成為此期朝政的綱領；而他對康有為及其學說的敵視，將會全力阻止康有為一派的政治企圖。他對「迂謬」理念的反感，也將會全力阻止極端保守派的政治反動。若是如此，清朝的歷史之中是否就會沒有戊戌變法和戊戌政變，沒有義和團和庚子事變，而提前進行清末新政？
我們不能說這樣的假設毫無意義，但是，假設之為假設，而未化作現實，自有它的原因在。這些原因，往往注定了未來的成敗。拿張之洞來說。他的性情與才具之局限，已經決定了他不可能成為破局的人物。破局需要勇悍，而非取巧，需要大刀闊斧，而非謹小慎微，需要知難而上，而非知難而退。不幸張之洞偏偏是後者。
不消說比擬李鴻章，哪怕他能像陳寶箴那樣富於血性，勇於任事，奉旨即北上，怎會受阻於沙市事件——從朝廷下旨到沙市事件爆發，足足有半月時間，卻因張之洞的遷延而白白浪費——而且沙市事件解決之後，他依然有機會進京，如陳寶箴勸他「……完結後，似可即奏報起程，以慰人望」「沙事竣後，似亦應據實復奏，若鈞從入京，必於大局有益」，然而他早已打起了退堂鼓。說白了，他不是不能進京，而是不想進京。這個「不想」，正應了劉坤一對他的評價：見小事勇，見大事怯。
圖：陳寶箴
這不是說張之洞不能擔當大事，而指他應對大事的態度，過於審慎，以至保守、怯懦。鑒於此，他不曾遵旨進京，就其個人而言，實際上是一種保全。因為以他的「見大事怯」，倘若入京輔政，夾在強悍的守舊派與瘋狂的激進派之間，其對策必然是明哲保身，其局面必然是左支右絀。茅海建預期他一手「阻止極端保守派的政治反動」，一手「阻止康有為一派的政治企圖」，獨樹一幟，支撐危局，可能性只怕微乎其微。更可能發生的情形則是，他被這兩派左右夾擊，兩頭受氣，無所作為；如果面臨左右之間的生死抉擇，他應該會倒向實力更強的守舊派。
茅海建顯然高估了張之洞，譬如在其早期著作當中盛讚張之洞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盡管不是最優秀）與最具遠見的政治家（盡管不是最具實力）。這些都是泛泛而談，難以落到實處。大體而言，以張之洞的性情與才具，只有主持一隅的能力，讓他主管全局，不免強人所難。他在戊戌年的進退，恰可見歷史之神的公正。彼時維新派中漸進一系，唯一有能力主管戊戌變法的人，應是李鴻章。可惜甲午一戰，李鴻章威信掃地，身敗名裂，若想出頭，首先輿論不會通過（如強學會成立，李鴻章捐款三千金，被直接拒絕），其次光緒不會同意（若無慈禧袒護，光緒對李鴻章的懲處無疑更狠辣），所以這也是一個偽問題。
既然說到張之洞，說到維新派中漸進一系，不妨深究一個問題：戊戌變法何以失敗。早在百年之前，便有一種論調，稱康有為等「鹵莽滅裂，輕易猖狂」，導致變法慘敗，「馴至於幽其君而殺其友」（嚴復語）。這一觀點在1990年代，被上升到「亡於激進」的政治高度。由此衍生了與張之洞有關的那個假設：假如不是由激進派，而由漸進派主管戊戌變法，結局如何？
漸進與激進之爭的確是戊戌變法期間的一大議題，然而並非決定成敗的關鍵元素。變法之失敗，首先在時勢，如茅海建所雲，「戊戌變法的動力不在於內而在於外」，外患即亡國滅種的危機刺激了變法，就內部而言，改革尚未成為共識，遑論大勢——要等到兩年後，經義和團運動一劫，執政者才覺悟到，當務之急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麼改革；其次在力量，戊戌年大清朝野的最大派系乃是守舊派，維新派——包括漸進與激進——勢孤力薄，暫未形成利益集團，哪怕拉上革命派合作，都不是守舊派的對手，一旦圖窮匕見，拔刀相向，強弱分明，必敗無疑；最後才是人與方法的問題，康有為們可比庸醫，所推行的「大變、全變、驟變」可比虎狼方，不過，在前兩個因素的對比之下，這一點已經不是那麼重要，縱使換作「老成碩望」如張之洞來主持變法，用漸進思路替代激進思路，結果也是必敗之局，照樣難救大清，差別在於，可能不會有戊戌政變，不會有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的悲劇。
圖：戊戌六君子
這麼說是不是過於武斷呢？試看大清最後十年的改革，其主管者正是張之洞等漸進派，改革綱領《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出自張之洞和劉坤一之手，改革中後期，張之洞終於進京，入主軍機處，登上政治前台，然而結局如何呢？那些假設由張之洞來主管戊戌變法的人，當可在此找到答案。
關於這一問題，蕭公權先生早有定論。1957年4月，他用英文撰寫的《翁同龢與戊戌維新》一書發表於台灣出版的《清華學報》，書中將翁同龢與張之洞都劃入溫和派，即維新派中漸進一系，其結語雲：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政治情況，排除了借變法以救國的可能性。不僅康有為激烈的變法不可能，即使翁同龢、張之洞等溫和派所鼓吹的有限改革亦屬不可能。皇朝體系——充斥著個人恩怨和黨派衝突、苦於行政的無能與腐敗，加上接踵而至的內憂外患——正一步步地走向崩潰的末路。它無法提供有利的條件來完成任何對自身有積極利益的事；變法這劑特效藥無補於垂死的王朝。
……當然，有人或許會辯說，翁同龢、張之洞等人所讚同的有限改革運動比康氏較為激進的變法易於做到——康的變法對於1898年的歷史環境而言，過於激進了。……這個論點雖言之成理，但對皇朝制度之終究墮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終由革命運動（當變法派徒然為其目標奮鬥時，革命運動已在形成之中）予以致命一擊這個事實，卻無法提出一個充分的解釋。因此，作為保全皇朝的手段，翁同龢的有限改革論與康有為較廣泛的變法運動同屬無效。從實際的觀點來看，兩者沒有什麼優劣之別。
寫到這里，不由想起一則近事。前些天參加一場線上講座，主題正是戊戌變法。最後主持人提問：假如穿越到一百二十年前，成為維新派，你會怎麼做？我和另外兩位嘉賓幾乎異口同聲：轉向革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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