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仲民丨南桂馨與劉師培的生前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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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桂馨和劉師培*

——兼論《劉申叔先生遺書》的成書過程

文 | 張仲民

從民國肇建一直到1930年代初，南桂馨（佩蘭）（1884-1968）長期系閻錫山的得力幹將，也是一個巨商，不但在山西地方政界、商界、警界，舉足輕重，還一度活躍在北洋政界和平津商界，交通甚廣，影響匪淺。只是今日的我們往往以後見之明，將其作為不夠重要的「小人物」來看待，從而忽略了對類似南桂馨這樣人物的研究。[1]

盡管一些學者在研究劉師培時曾涉及南桂馨，特別是涉及到南桂馨後來出錢資助《劉申叔先生遺書》編印的情況。[2]但這些研究依據的均是南桂馨本人敘述，所論比較簡單。之所以如此，大概是涉及到南劉關係的材料，由於劉師培的早逝及有關記載的完全缺乏，我們看到的都是南桂馨的一面之辭，且多是南時過境遷後的追憶，即便有錢玄同、張繼等人曾談及南劉關係，所據也都是南桂馨單方面的回憶及其願意出巨資編印劉師培文集的善舉。[3]這種出自個體的回憶材料，雖然價值很大，但也太具有主觀性和遮蔽性，若是我們缺乏旁證與考辨，又太過依賴之，無疑會被誤導，等於是站在南桂馨立場上發言，不利於更全面地認識南劉關係及南桂馨本人的真實情況。

所幸有關南桂馨本人的材料尚有不少，特別是北洋時期京滬津報刊上關於其本人的報導與記載即有很多，可以為我們進一步認識南桂馨本人及南劉關係提供一些旁證。若是我們再綜合其他資料尤其是閻錫山的材料深入考索，當可展現更為豐富的歷史細節，進一步描述南桂馨的所作所為及其與劉師培的交誼，乃至南桂馨、劉師培和閻錫山間的互動情況，或可補前人所未逮，並避免偏聽偏信之弊。

一、

南劉交誼

南桂馨是山西寧武人，根據南本人在1959年的回憶，他是1906年去日本東京自費留學的，之後與張繼、劉師培、章太炎時相往還，同時還與日本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北一輝次郎、大杉（山）榮等相互交往。[4]之後，南桂馨於1908年秋天回國。在留日期間，南桂馨與劉師培建立了密切關係，還一度介入劉師培與章太炎的決裂事件中。那麼南桂馨是如何涉入到劉師培、章太炎這段公案的呢？

張仲民丨南桂馨與劉師培的生前死後歷史第1張

劉師培

大概在1907年底至1908年3月劉師培回國再返回東京這段時間，章太炎和劉師培、何震夫婦的私人關係才開始惡化，後來終至不可收拾。在雙方矛盾逐步激化的過程中，章太炎曾在1908年6月20日出版的《民報》第21期上發布了一則《特別廣告》，為自己辯誣：

近有人散布匿名揭帖，偽造仆與錫良之電報。又有人冒名作信，在上海《神州日報》登《炳麟啟事》一則。其散布匿名揭帖者，查得是山西寧武府人；其匿名告白，尚待調查。合併聲明。[5]

章太炎此則啟事中所言的：「其散布匿名揭帖者，查得是山西寧武府人」，這個所謂的「山西寧武府人」到底是誰？章太炎沒有明說，也沒有追究，而後來的研究者亦未對此加以注意。但根據筆者推斷，其人應該為當時正在日本東京留學的南桂馨，以下我們先從南桂馨如何講述他與劉師培的關係開始。

1937年7月，在為即將出版的《劉申叔先生遺書》所撰序言中，南桂馨表明了他與劉師培關係之密切與雙方友情延續時間之長久：桂馨非能講明申叔之學術者也，然交申叔於弱冠之年。曩來太原，實主餘家。及其歿也，蒙以身後之事相托，情意繾綣垂十五載，不可謂知之不深。[6]嚴格來講，上述序言中所說的「交申叔於弱冠之年」存在問題，明顯是南桂馨將認識劉師培之時提前到1904年左右了，實際上兩人結識時間最早不超過1906年南去日本留學時。至於說到劉師培到太原投奔他的情況，亦是語焉不詳。接下來，該序言又較為詳細地講述了章太炎、劉師培的學術次第與學術理念之異同，特別說起劉章決裂情況：「申叔與太炎初以說經而交密，晚以政治而途分，離合之故，天下人皆能言之，桂馨尤深悉其本末。」[7]隨後，序言又表示劉在校讎學上成就高於章太炎：「申叔初年所主與太炎悉同，晚亦未甚變遷，獨其遍校古書，勤恁過於太炎。」進而該序言又暗示劉師培的學術成績其實已經超過章太炎，因為「申叔之學一切以校讎為基」。此序言雖然為南桂馨倩人代作，[8]但內容肯定要經南桂馨過目和首肯，部分內容且應來自南桂馨口述，所以序言能夠代表南桂馨的立場與看法，當無問題。

同樣，南桂馨親信鄭裕孚（友漁）在《劉申叔先生遺書》《後序》所言及的劉南交誼，亦大致相似，同樣突出南桂馨對於劉師培的仗義相助、雪中送炭：「申叔與南公車最篤，曩同遊學東洋，相得歡甚。鼎革後由蜀來晉，主公家，公奉之若骨肉，申叔亦以兄事公。後客京師，侘傺而卒。」[9]同南桂馨的序言由人代作一樣，此處的鄭裕孚序言亦出自「郭元叔君」代筆，[10]但其內容應該聞之於南桂馨，[11]文中所述雖有代作者本人的堅持，[12]仍應能夠反映南桂馨之意見。可惜的是，兩則序言對劉章早年交誼破裂情形僅僅一筆帶過，或許是因為不少當事人像張繼、汪東、錢玄同、丁惟汾等均健在，故南桂馨在此不願多說。不僅在此序言中不願多說，在別處，南桂馨對清末留日時他與劉師培的交誼情況也講得非常簡單，[13]而對於民初之後他跟劉師培夫婦的交誼，同樣簡單帶過，但所欲突出的亦是南本人「不負死友」的「古道熱腸」。

然而又過二十多年後，除了汪東（1890-1963）、景梅九（1882-1961）外，有關當事人均已去世，在此情況下，擁有後見之明的南桂馨遂藉撰寫辛亥革命回憶錄的機會開始重構五十多年前的故事，藉此突出顯示自己昔日光榮的革命事跡，並再度強調自己當年與劉師培的親密關係：

章炳麟、劉師培之間，因主張不同，意見日益加深。章主張單純民族革命，彼以為世界革命遠而無望，反而松懈了我們的民族革命事業。劉和我們以為聯絡世界革命黨人，對於我們的革命事業有益無害。章大不以為然。彼此的分歧就此發生了。記得章讓他的弟子錢復（玄同）通知我們，不可參加幸德秋水他們的會議。而劉師培、汪公權、丁惟汾及蘇曼殊等，均主參加。因此，劉和章炳麟也互相軋轢。劉（劉母亦精說文）評章講小學之無當，章亦反譏。我本來是個窮學生，章為照顧我，使我兼任《民報》會計，但此時要禁止我和劉師培往來，我就憤而去職。[14]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的回憶中，有許多誇大或想像性的記述，重點在於展示南桂馨自己的革命先行作用與輝煌業績，[15]但在說及章太炎、劉師培之決裂時，字裡行間的態度卻是很明顯，現實意味也非常強烈——對主張「世界革命」的劉師培的支持與對隻願進行「民族革命」的章太炎的反對。

假若再參照當事人錢玄同之前的敘述，上述之言要詳加辨析：「弟與南公面談兩小時，承彼告我關於劉氏夫婦至山西事甚詳。南公本系老同盟會，彼在東京時與弟差不多同時。惟前此雖曾在民報社見過數次，而未曾交談。」[16]在錢看來，南桂馨在當時東京與章劉交往過程中並沒有給他留下什麼突出印象，雙方甚至都沒有談過話。但對於另一個劉師培的摯友丁惟汾（1874-1954），事過近三十年，錢玄同仍記憶深刻：「丁君昔年亦劉君摯友，劉戊申冬歸國，其母尚是丁君送歸也。」[17]進言之，錢玄同語出現在錢致南桂馨的好友兼代辦鄭裕孚的信中，自然不會無中生有，瞎編亂造關於南桂馨或丁惟汾的故事。不過對於彼時的南桂馨全不熟悉，這正說明錢玄同其實是被蒙在鼓裡，對於南桂馨在東京參與的活動，特別是他在章太炎、劉師培交惡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全然未有意識，即便是三十年後進行追憶，亦未曾發覺。故此，心直口快的錢玄同才會在日記中未加記載。

不僅錢玄同對南桂馨當年所作所為全無察覺，即便當時同在日本留學，同為劉章決裂一事見證者的張繼、丁惟汾與汪東在為《劉申叔先生遺書》寫序時，亦均未提及南桂馨當時在日本的事情及其與劉師培的關係。不知道他們這裡是在有意避諱不提南桂馨在當時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或是對南桂馨在劉章決裂中的作用如錢玄同一樣全無意識？

事實上，在劉師培發起的社會主義講習會活動中，錢玄同一直是一個很積極的參與者，朱希祖也比較積極。但在他們保留下來的這一時期的日記中，一直沒有關於南桂馨隻言片語的記載。而關於章劉交惡的情況，錢玄同在日記中一直有詳細記載，這完全不像南桂馨回憶中所言的那樣不堪——章太炎禁止南等同劉師培交往，還禁止南桂馨等人參加幸德秋水等人組織的社會主義講習會。其實，即便是在章劉交惡後，對於愛徒錢玄同與劉師培的私人交往，甚至錢玄同參加劉師培組織的世界語講習班，章太炎都未曾加以勸阻，遑論阻止南桂馨同劉師培交好？

張仲民丨南桂馨與劉師培的生前死後歷史第2張

章太炎

但南桂馨事隔五十年後，卻依然對章太炎耿耿於懷，甚至不惜歪曲事實對章太炎進行構陷中傷，由此可見南在感情上對於劉師培和章太炎的厚此薄彼，或可證明當初在劉章矛盾中那位寧武的「散布匿名揭帖者」，應該就是南桂馨。

二、

各取所需

在1959年的「命題作文」中，南桂馨曾對民國以後他同劉師培的關係有詳細的追憶：

初時，劉（師培）入清廷兩江總督端方的幕府，頗得信任。辛亥端調四川總督，入川後為革命黨人執殺，劉的性命也有危險，幸章炳麟有電營救，才得保全。因此就暫留川省，由謝無量資助衣食，始免凍餒。民國成立，劉妻何震從漢口輾轉入京，行李蕭條，生活無著。這時同盟會老同志杜羲，因事到了太原，向我談到何震的落魄情況，我即請她到了太原暫住我家，由我把她先薦到女子師范任教，後又轉任閻錫山的家庭教師。後來，何震探知師培在川之消息，由閻及我各贈川資百元，何遂引師培入晉，任都督府顧問。迄都督府改編為將軍府，編制縮小，顧問裁缺，劉的生活因此無著。我正替他著急，適逢帝制議起，我認為有機可乘，遂建議閻錫山專電保劉入京，請袁任用。袁既素聞劉名，而袁的親信秘書閔爾昌，又系劉的親戚，也向袁稱道他。所以翌日即得袁電，命劉入京。劉到京後，由袁的長子克定帶領覲見，初任總統府內史，後兼參政院參政。關於籌安會的文件宣傳，劉也費了一番功夫，所以頗得袁的青睞。這就是劉師培作莽大夫的由來，以及他和閻的關係。[18]

透過這段事過四十多年後的描述，我們可知在民國初年劉師培夫婦陷入困境之時，南桂馨提供了雪中送炭式的幫助，曾收留過何震，只是南桂馨這裡並沒有詳細說劉師培夫婦何時到太原及何時被保薦給袁世凱的，同樣沒有提及劉師培在四川的情況如何。不過，我們通過報刊（尤其是可以方便檢索的《申報》）等材料上的報導與記載，並結合既有的研究成果，對劉師培在四川的情況稍作鉤沉，不但可以彌補糾正南桂馨敘述中的空缺和錯誤，還能對劉師培夫婦遠赴山西投奔南桂馨的情形有更全面的了解。

1912年一二月間，劉師培在四川資州被釋放後，即被四川都督尹昌衡聘為新成立的四川國學院「院副」。此後大約一年半的時間，[19]劉師培在成都頗受尊敬，他認真講學答疑，「不敢康寧，竭盡頑圖，思自策勵，得展萬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20]結交了不少學者如吳之英、廖平、謝無量、吳虞等多人，相互之間往還論學，寫詩唱酬，交情匪淺。[21]此間，劉師培對四川一地學風觀察頗為仔細，認為「蜀人自為風氣，儼如古國」，[22]他還不斷發表一些政論與學術文章，收獲頗豐，待遇也應不差[23]。加之何震亦從太原尋夫到此，[24]劉師培暫無後顧之虞，卻為病體所累，且又動了思鄉之情：

益以邇來沉綿疴疾，志意衰落，發白早凋，夙夜悼心，若涉淵水，常恐殞沒。犬馬齒窮，永銜罪責。入於裔土，企心東望，每用依依。一得生還，日見江海，不勝狐死首丘之情。[25]

劉師培決定先回揚州省親。

或許對成都這裡的生活頗為滿意，劉師培回揚州辦理的手續是「請假回裡」，表明他依然有重回成都任職的打算，然而尚未出成都，劉師培一家即遭遇劫匪，損失慘重。此事頗為時人關註，劉師培朋友吳虞於友人處得知劉師培遇劫消息後，曾在日記中也作了簡單記載：「劉申叔舟行七十裡即被劫，損失約千餘金。」[26]稍後，遠在上海的《申報》對此也有追蹤報導：

國學院長劉申叔請假回裡，於七月二十九號挈眷登舟，三十號由東門外江幹啟行，午後四時，行至詎省約七十裡之紅花場，突來一舟，載盜十餘人，執持快槍利刀，將劉仆戳傷。劉行時，華陽唐知事派有巡緝隊四名護送，亦無可如何，聽其飽掠而去。計所受損失：川資、衣物及寶貴書籍，約數千金。聞該院得信，已專人迓其回省矣。[27]

限於材料，我們不能確切知道此次遇劫事件帶給膽小多病的劉師培心理影響到底有多大，[28]常理推測，這樁意外可能會讓劉師培就此完全打消復返四川的計劃，代之以北上太原——這一決定對之後劉師培的生活影響深遠。《申報》還就此次遇劫事件特意發表評論感嘆劉師培命途多舛：

劉申叔，博學好古士也。時初主革命，而又提倡國學，官場捕之急，乃赴東。抵東後忽又改變其宗旨，與黨人不相能，乃歸而投諸端方之門下，相與摹娑金石，品評書畫，翕如也。迨路事風潮起，端方提兵入川，挈劉行，並攜帶圖書彝鼎甚眾。不數月而難作，端既斃於兵，所帶古玩復盡失。劉得人說項，乃脫險，孑身從間道抵川，匿年餘，而始長該省之國學院。今者久離桑梓，回省情殷，遂匆匆請假東返，不謂大賊無情，復遇浩劫，雖其生命獲免，所遭不及端方之慘，而數年來心血所積之異書古器，已蕩然矣！其遇抑何可悲也？[29]

返回成都國學院短暫休整後，該年夏天，劉師培還是順江而下，經由上海到揚州，在揚州停留一段時間後，劉師培夫婦又取道上海北上太原，投奔南桂馨。[30]

張仲民丨南桂馨與劉師培的生前死後歷史第3張

南桂馨

至於南桂馨，他於1908年秋從日本返國後，即在太原同閻錫山等一起開展反清活動。期間，南閻成為密友，為之後兩人長期的政治合作打下了堅實基礎。武昌起義爆發後，閻錫山、南桂馨等成功策劃了太原起義，最終山西成功獨立。袁世凱成為民國大總統後，任命閻錫山為山西都督。南桂馨則相繼在閻錫山麾下出任多個要職，為閻錫山出謀劃策，尤其是其隻身犯險，幫其解決盤踞河東一帶的李鳴風（岐山）勢力（即下文要提及的南桂馨在河東籌餉局被抨擊一事），[31]居功至偉，深得閻錫山信任。劉師培夫婦到達太原後，深謀遠慮的南桂馨即將劉師培推薦給其上司閻錫山。閻錫山則聘請劉師培為都督府顧問，何震依然被聘為閻錫山的家庭教師。[32]

但急於鞏固自己在全國統治地位的袁世凱對山西王閻錫山並不真正放心，特派親信金永擔任山西巡按使，[33]以牽制和監視閻錫山。為求自保，並為了取信於袁，閻錫山採取了多種措施，其中之一即是在南桂馨的建議下，閻錫山把到太原尚未滿一年、但同袁世凱親信閔爾昌有親戚關係的劉師培推薦給袁世凱，希望他能充當密探和說客，在袁世凱那裡打探情報並為閻錫山緩頰。[34]可以說，南桂馨、閻錫山這樣的做法明顯是在把劉師培當作一筆政治投資來預謀的，借劉師培為自己換取政治利益，根本沒有顧忌這個做法對劉師培個人可能帶來的傷害。如南桂馨接下來的回憶，他們送劉師培入京的主要目的在於讓他在袁世凱面前為閻錫山辯護，緩和同袁世凱關係，麻痹袁世凱親信山西巡按使金永，[35]保住閻錫山的山西都督之位，不符合此目的的劉師培之作為，如後來劉師培想做山西巡按使的計劃，即不被南桂馨支持。[36]

此後，劉師培盡力為袁世凱歌功頌德、粉飾太平，贏得了袁世凱的信任。在為袁世凱賣力鼓吹之餘，劉師培也為閻錫山出力不少。據南桂馨回憶，稍後山西巡按使金永也曾向袁世凱告密閻錫山可能反對袁世凱稱帝，處於被動的閻錫山不願束手就擒，馬上派南桂馨入京運動，請求已經贏得袁世凱信任的劉師培幫忙解釋，「設法疏通，讓袁世凱不必偏信金永的話，閻錫山也是讚成帝制的。同時閻並撥款二萬元，作為籌安會的經費。」[37]當籌安會兩次公開電告「各省軍民大吏，清速派代表來京與會」，討論事關國家根本的國體問題。[38]劉師培也專門以籌安會名義連發兩次電報給閻錫山，囑其速派代表來京「討論國家安危根本問題」，閻錫山非常重視劉師培的通報，馬上復電籌安會表示：「兩電均悉，貴會討論國家安危根本問題，卓識偉論，無任紉佩。已遵囑派遣代表崔廷獻、南桂馨赴會討論，乞賜接洽。」[39]之後又專門致電劉師培：「籌安會劉申叔先生鑒，來電誦悉，除前電已派代表崔廷獻、南桂馨赴會，茲復加派邢殿元、馬駿、徐一清、范元澍為代表，請即轉達為盼。」[40]或可說，在袁世凱稱帝過程中，閻錫山能夠擺脫被動局面，最終贏得袁世凱的信任，劉師培功不可沒，「經過此番劉的奔走，閻的表現，因而袁對閻的疑忌也頗釋然。」[41]

有意思的是，劉師培甘心為袁世凱、閻錫山、南桂馨賣命，這固然跟其功名心切、慌不擇路，喜以經術文飾政論有關，但又何嘗不是被南桂馨、閻錫山當作保全自己權位的工具蓄意利用所致？在這場復辟帝制的活動中，大家實際各懷鬼胎，各取所需。

三、

劉師培在北大

袁世凱稱帝後，國內外嘩然，護國運動興起，袁世凱漸有眾叛親離之勢：「自國體問題發生，群情惶惑，重以列強干涉，民氣益復騷然。」[42]3月22日，袁世凱放棄洪憲皇帝稱號，復稱大總統。至於籌安會諸人更是人心惶惶，在輿論壓力下，原來鼓動袁世凱稱帝的一幫健將包括籌安會主腦楊度、孫毓筠等見到形勢不妙，遂各自向袁世凱請辭參政院參政。[43]這時的劉師培見大勢已去，也效法楊度等人上書袁世凱請辭參政院參政。自此之後，失望至極的劉師培不再公開著文議政參政，發表在《中國學報》3月號（第3冊）上的政論文《聯邦駁議》[44]，大概是他公開議政的絕響。[45]

較之參與復辟的其他諸人能夠迅速擺脫袁世凱之累，劉師培的處境則糟糕很多。其時已經擺脫袁世凱復辟牽連的南桂馨（包括閻錫山）（詳後），大概沒有想到再去照顧這個在政治上已經沒有利用價值的好友劉師培，即便劉師培「幾無以為生」，正是需要援助之時。[46]這時真正幫劉師培解困的還是一直都極為看重其學術水準的老友蔡元培。[47]作為新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頂住輿論壓力，聘「是時病瘵已深」的劉師培為北京大學教授。[48]

到北大任教後，劉師培的健康情形欠佳，經常請假停課，[49]似已病入膏肓：「劉氏現在多病，時常告假，氣象委靡，態度消沉。」[50]為了治病，劉師培的經濟狀況非常窘迫，不斷借貸度日，難怪劉師培會在臨死之前寫給弟子陳鐘凡的信中，對陳肯借貸給他表達感謝，還希望陳能繼續代他借貸緩急：「前蒙借錢，感謝之至。茲因各薪未發，藥費不給，陶款務祈設法代借，以救目前眉急。無任紉感。」[51]

1919年11月19日夜間，劉師培病逝於北京寓所。[52]《晨報》為此也刊發了一則簡短的消息：「北大文科教授劉師培，號申叔，為國故派中之重要分子，茲因病已於昨晨逝世。」[53]稍後《時報》也刊發了簡單報導：「北京大學教授劉師培於昨晚（十九）卒於京寓，噩耗驚傳，京外同深悼惜。」[54]12月3日，劉師培出殯移厝於妙光閣，北大為之安排了公祭。[55]

劉師培死後的情境，當時媒體及時人均有報導與記述。如《申報》記者「野雲」即曾有比較詳細的報導：

劉君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征人，粹於經術，其歷史世多能道之。蔡孑民長北大後延為國文門教授，講授文學。學生信仰之者，頗不乏人。自北大有新文學派之提倡，劉氏極不謂然，自居於國故派首領，學生篤於舊學者，輒趨和之，至編輯《國故》雜誌，以示與《新潮》雜誌相對抗。近年患肺病極劇，然時猶力疾入校任事。前日竟卒於京師寓所，身後蕭條一無所有，歷二日始入殮，所有殮資均系陳君獨秀代為經理。現聞北大方面已議給恤金若干，而學生中亦已提議為開追悼會雲。[56]

《時報》也有類似報導，不過較為簡單：「北大國文系中國文學教授劉師培學問淵博，忽於十九日夜因肺疾逝世，身後蕭條，琴書之外，一無長物。其學生等欽崇宿學，痛惜凋零，現正呼籲集資，以便殯殮，並擬於日內開會追悼以志哀思雲。」[57]

11月27日，從廣東任職地返回上海治病的舊友陳去病從章太炎處得知劉師培病逝的消息，感到很震動，繼而他又通過當日《申報》的報導了解劉去世之後的淒涼情景後，當天即致信老友北大校長蔡元培去打聽劉師培的身後事安排，信中還深情追憶了他同劉師培的友誼，極度惋惜劉之英年早逝：

……茲因就醫返滬，行裝甫卸，即聞太炎雲申叔死矣。正驚訪間，而《申報》亦復詳列其事，為之懊喪不置。去病曩與申叔，周旋江海，砥錯有年。雖中途契闊，而情誼相孚，未嘗有幾微之隙。頃聞溘逝，涕淚彌襟，遜清一朝，吾吳經史文學之傳，首推亭林大師，而為之繼者，厥為阮伯元，頗能集其大成。申叔幼承家學，瓣香前哲，詞章經術，兼容並包，實為當世所罕睹。盛年摧折，著作鮮傳，此固不第為鄉國痛，且為我讀書稚子深無窮之悲也。後事如何，諸希明教……[58]

類似陳去病的惋惜，有時人在為劉師培撰寫的挽聯中也感慨：「周秦文，漢魏詩，濁世終傷違世用；揚雄才，劉向學，蒼天胡竟奪天年。」[59]人在成都講究生活安逸才能讀書做學問的劉師培舊友吳虞得知劉師培「貧病以死」的消息後，在日記中感慨「可為學者一嘆」。[60]

以上情況表明，劉師培晚年乃至病死之後，情形甚是淒涼，曾引發了輿論和友朋之間的極大關註。可惜不知何故，北大預先為之計劃好的追悼會並未辦成，記者「野雲」曾跟蹤報導了其後情況，述及劉師培之追悼會被「無行取消」一事：

文科教授劉申叔之死，身後極其蕭條，校中只有國文門數班學生與之素有感情者，曾赴其寓，一為悼念。至於開追悼會之舉，現已無形取消矣。其著述之稿，存於寓所者頗多。聞死之次日，蔡校長即派人移運到校，以便保存之。[61]

最後，劉師培的後事只能依靠一些好友的關註幫忙才匆匆完結。1920年2月，劉師培棺木由其門人劉文典護送運回揚州安葬。[62]劉師培去世後，其妻何震發瘋失蹤，尋獲後被護送回揚州老家。劉師培之母則悲傷過度，四十多日後亦去世。[63]而劉師培所遺書籍器具共八十二件曾暫時寄存北大，於1919年12月底由其堂弟劉師穎「系數領去，並出有收據」。[64]時為北大學生的楊亮工後來在回憶錄中對劉師培之死也有簡單追述，正好可與之前敘述對比參看，不過楊這裡誤記劉師培的去世時間為「十一月十日」：

劉先生在北大授課時肺病已到第三期，身體虛弱，走起路來搖搖欲倒，真是弱不禁風。他在刮風下雨的時候，照例是請假。他在北大教學總計不到兩年，於民國八年十一月十日夜間去世，年僅三十六歲。除其夫人何震已瘋外（於劉先生死後即神經失常），別無親屬同居，喪事由陳獨秀先生主持，我們十幾位同學幫助料理。一棺在室，空庭悲風，真是極身後淒涼之慘。[65]

可以說，劉師培去世之後，不管是其家情形，或是其身後事的處理，均非常悲慘。這種情況也表明，劉師培晚年乃至病死之後，南桂馨未曾予以資助，兩人甚至都未曾再有過聯繫。然而時隔近十八年後，在為即將出版的《劉申叔先生遺書》所寫序言中，南桂馨卻說，劉師培臨終之際：「以身後之事相托。」[66]鄭裕孚則說南桂馨資助了劉師培喪葬事：「公首以兼金賻之，始得成喪。」[67]兩處表達各有側重，似乎均表明劉師培臨死前曾托付南桂馨處理身後之事，南桂馨也確實曾出資幫忙。但這樣的說法應該是南桂馨、鄭裕孚事後的美化與掩飾，因為這時（1919年11月11日）的南桂馨剛獲得北洋政府的獎勵，應該無暇顧及劉師培：「兼署內務總長朱深呈：山西全省警務處處長南桂馨辦理警學，卓有成就，擬請給予警察獎章。」大總統徐世昌隨即批示：「由呈悉準，如所擬即獎。此令。」[68]

有意思的是，1960年代初，劉師培外甥梅鶴孫撰成《青溪舊屋儀征劉氏五世小記》一書，仍求序於南桂馨。在標識為1962年6月25日完成的該書序言中，南桂馨深情說道：「民國壬子，申叔自西川間關入晉，夫妻同館餘家。西窗敘舊，情好靡殷。如是者二年，始復入京……其在太原時，每以生平述作見托。情意繾綣，敢不引為己任？」[69]與1937年7月的《劉申叔先生遺書》序言相比，該序言除了更具文學性以外，南桂馨在文中把劉師培托付他幫忙整理出版著作的時間提早到也準確到劉氏夫婦尚在太原時，跟之前的模糊表達明顯不同。這裡暫且不論南桂馨前後相隔二十五年的兩序言所述劉師培托付事之真假，我們從1962年這則序言中至少可以確定，劉師培臨終時並沒有委托南桂馨處理身後事及遺稿事，南桂馨也沒有資助劉師培喪葬事。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劉師培病重身故期間為何不見南桂馨出現？南桂馨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四、

資助《劉申叔先生遺書》

類似劉師培，劉師培的東主、南桂馨的上司閻錫山同樣深深陷入袁世凱復辟的泥潭中，最後依靠南桂馨等人的奔走才得以脫困。此後閻、南兩人依然親密合作，直到1928年9月，南桂馨在天津特別市長任上遭遇重挫，卻沒能得到閻錫山的有效支持，從而被迫辭職。[70]之後，像其他許多「仕而優則學」的舊官僚一樣，閒居北平、亦官亦商的南桂馨在做生意之外，也開始花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學術文化事業中，資助《劉申叔先生遺書》的編輯出版就是其中一項工作，所謂「南公自卜居舊都，優遊文史，獨居深念，每以國學廢墜為憂。申叔經學名家，宜有不可沒者」。[71]然而鄭裕孚這樣的話太具有遮蔽性和誤導性，等於是有意無意地掩蓋了《劉申叔先生遺書》編輯的真正源起。

張仲民丨南桂馨與劉師培的生前死後歷史第4張

《劉申叔先生遺書》書影

其實，根據當事人之一廣東名士張伯楨之子張江裁（次溪）（1908-1968）的敘述，《劉申叔先生遺書》是由其率先提議編輯，然後經由鄭裕孚說服南桂馨資助，再合眾人之力匯編而成。原來張江裁在天津法院工作時與鄭裕孚正好是同事，南桂馨其時恰任天津市長。在此期間，張、鄭結下了深厚的忘年友誼。後張轉至國立北平研究院工作，鄭也別走。1933年，鄭裕孚由綏遠經北平順道訪張，張設宴招待。酒酣耳熱之際，鄭裕孚向張江裁說出自己同其一樣希望「表揚學術」的夙願，深為張讚許。張遂建議鄭「取先哲之著述，而悉心勘訂以刊行之，乃為有造於世」，並向鄭裕孚推薦了自己的父執藏書甚富的同鄉倫明（1875-1944）——即「倫丈哲如」，認為可以從其收藏中「求假一二」「刊行之」。不過鄭裕孚對於選擇何種書籍刊行並無判斷力，張江裁即向鄭具體推薦刊印劉師培的著作：「二十年來，談學者往往稱儀征劉氏申叔，謂太炎章氏之外，斯人僅見。」相比起來，年近古稀的章太炎著作「大半已得行世」，但劉師培早逝，「遺著復散落人間，而湮晦莫彰者比比皆是」，讓後來者對劉師培的學問著作「殊難以見其精深博大」。所幸「哲如丈」「秘有先生佳著多種，當年抄校又極精深」，若是張本人去求借刊行，必能如願。張這裡又激將鄭裕孚，說倫明「夙重然諾」，如果鄭夠將劉師培遺稿刊布，他就去代借，否則不必借。經此勸誘，鄭裕孚極力讚同張議，表示願意遊說南桂馨讚助此事。恰巧政治上失意的南桂馨也住北平，正閉門謝客，「以潛研儒釋諸藏」。在鄭裕孚的遊說下，南桂馨最後答應資助編輯《劉申叔先生遺書》，「不數月而議諸事舉。」可以說，為劉師培編輯遺文集，首倡者為張江裁，「玉成此事」者為鄭裕孚，財力雄厚的南桂馨則提供了最重要的經濟資助，而其他參與遺書收集、編輯、校對工作的學者還有很多，如趙羨漁、餘嘉錫（季豫）、蒙文通、吳承仕、張少元等人，這些參與者皆由張江裁或張托倫明介紹而來。[72]

不過，讀者或許會質疑張江裁這裡敘述的真實性，尤其是在張繼、黎錦熙、錢玄同、劉師穎諸人在序言中通篇都未提及張江裁隻言片語，卻紛紛表彰南桂馨的發起之功和資助之力的情況下。考慮到張文發表時南桂馨、錢玄同、鄭裕孚等人均在世，且張文中述及很多劉師培遺書編輯過程中的內幕，如編輯地點之七次遷移、劉師培遺稿字跡潦草和頭緒繁多、關於收入《攘書》與否的爭論等。張江裁若非局中人，很難洞悉如此眾多的內情。我們再將之與鄭裕孚的《後序》及倫明的《劉師培》一文進行對比，我們就會發現張江裁所言應該屬實。如在《後序》中，鄭裕孚亦曾講到請張江裁向倫明代借劉師培遺稿一事，只是鄭裕孚為了突出上司南桂馨與劉師培的深厚友情和提供經費之功，故意強調南桂馨特意計劃為劉師培編輯文集一事，而有意不提張江裁的倡導之功：

民國廿二年癸酉五月四日，裕孚奉簡命典試綏遠，來故都擬撰《歸綏縣志》。適南公議刊申叔遺書，諈綜蒐校之役。裕孚不學，重蔀見聞，兢兢懼弗克任。乃從友人張君次溪征稿於倫君，得如幹種……[73]

而倫明也寫詩讚揚南桂馨「故人高誼邈難攀」，並加註說：

儀征劉申叔先生師培，記誦該博，手所校註纂錄至多。餘於己未（1919）始得識面，身頎而瘦，沉默寡言笑，手不釋書，汲汲恐不及。逾年病歿，年止三十八。遺稿散佚，餘所得除印本外，另從友人家抄得十餘種。南君桂馨，先生故友也，托鄭友漁介於張次溪而識餘，述南君意，餘盡舉所有與之。南君捐資十萬，屬友漁主任校事，已將次竣工矣。

接下來，倫明還自謂本來他想拉餘嘉錫「共任讎對」，只是後來兩人，「俱苦其煩，改由趙羨漁專任之，恐未能盡善而無憾也。」[74]張江裁和倫明文章還都特別提到，由於劉師培字跡難認，再因其寫作「時恃其強記，不暇覆審原書，加以印本草率，字多魚魯」，故此校對工作異常繁重，而擔任「全書理董之責」的是南桂馨「卑禮厚幣以聘來」的趙羨漁，可惜趙羨漁等人的貢獻根本未被南桂馨等人在序言中提及。不過，可以理解的是，像趙羨漁一樣，南桂馨對參與劉師培遺書編輯的各個學者應該都支付了一定的酬金，為此他自然不希望在序言中太過突出大家的貢獻。而「君子羞言利」，包括錢玄同在內的各個接受了酬金的當事者又都諱言及此，無怪乎作為後輩的張江裁要於事成後自誇發起之功，[75]並大力表彰倫明、趙羨漁等人的貢獻，並藉此彰顯自己的居間聯絡之功。

知人論世，如果不了解南桂馨所作所為及其之前在政界的挫折，不知道張江裁的提議與鄭裕孚的中介作用，我們就不容易理解為安在劉師培去世十三年後南桂馨才想起為之編輯文集，而劉師培處於困頓中乃至去世之時為何又不出現。當南桂馨願意資助刊刻劉師培遺書的消息傳開後，《大公報》對此也有報導並表達了希望：

劉師培字申叔，一名光漢子，江蘇儀征人。學問博通，為近代冠，逝世時年才三十六。身後著作底稿，散佚各處。往歲趙萬裡氏曾潛心訪輯，親自抄撮，所發不少。最近聞南佩蘭氏桂馨擬刊劉氏遺書，即以趙君所錄為據，計書已就，即可發刊，誠盛事也。按劉氏學問末年殫心《三禮》，《禮經舊說考略》、《周禮古註集疏》二書尤為精粹。又入蜀講學為劉氏學問轉變關鍵，其在川所出《國學雜誌》而外，其他關於《左傳》之作不少，俱可以見其為學之概。此等書外間不無傳本，發刊遺書，允宜肆意搜求，以成全璧也。[76]

為了化被動為主動，也為了昭示在十餘年後資助整理出版劉師培遺文集的合理性，南桂馨不得不在多個場合都要強調當年他與劉師培的深厚友誼，以及過去他對劉師培夫婦的關照情況。為此南桂馨甚至不惜誇大其詞、亂改年月，從而不僅誤導和欺瞞了像錢玄同這樣的當事人，還成功影響了後來的研究者關於劉師培與南桂馨關係的認知。

現在看來，南桂馨一生中最為學者所紀念之事，當是他資助編輯出版這部《劉申叔先生遺書》了，南桂馨聘請跟隨他多年的親信鄭裕孚負責劉師培遺文的收集整理事宜，但實際的承擔者主要是錢玄同。

根據錢玄同日記 1934年2月11日的記載，因為好友黎錦熙的介紹，加上過去同劉師培的關係，錢玄同才答應加入劉師培文集的編輯工作中。而錢玄同的主要聯繫人即是南桂馨聘請的代辦鄭裕孚：「南君佩蘭，為劉君之摯友，發願刊行其遺書，延鄭友漁君主其事。鄭君稔餘昔年與劉君為友，關於劉君之著作，略有所知，欲餘助其收羅材料，此事固餘所樂為。」[77]在日記中，錢玄同又寫道：

鄭系南桂馨之信人，南欲出資一萬元印劉申叔遺著也。鄭言約有中國頁二千七百頁左右，此時尚在收林撰（整理版原文如此，筆者參考手底稿，亦發現手底稿「林」後的字的確難以辨識，引者註），亦正在付印也。吳示樣本，印得很佳，勝於《王忠慤遺書》。我擬參考編目及搜稿事。[78]

這時錢玄同名義上雖然隻被聘為「顧問」，而實際卻是「董其事」者。大概根據南桂馨與錢玄同達成的協議，錢玄同隻拿錢做事，不能署名，所以在最後《遺書》即將刊刻之時，錢玄同不得不請鄭裕孚在《劉申叔先生遺書》的《後序》中不要過多表揚自己的貢獻。[79]在收集整理過程中，懶散且又患「腦病」的錢玄同因耽誤了文集的編修工作，常受鄭裕孚的催逼，苦惱之餘，錢玄同在日記裡曾經罵過當日跟蹤他行跡的鄭裕孚道：「此等可厭之小官僚，只要拍其上司（南桂馨）之馬屁，人情世故全不懂，真可鄙可厭也。」[80]

饒是如此，錢玄同並未太過用心收集劉師培發表在各個報刊上的文字。在編輯過程中，錢玄同經常以生病為借口拖延文集的編修工作，而且在明知《警鐘日報》、《天義報》、《衡報》等報刊收錄大量劉師培文章的情況下，[81]錢玄同也沒有著力搜羅。

雖然存在很多遺憾之處，但仍是主要依靠錢玄同的努力，花費三年多時間，《劉申叔先生遺書》才達成工。而南桂馨的大名竟然賴此得以流傳後世，反倒是其過去的政商風雲，包括後來淪為日偽「合作者」，也曾成為首屆「國民大會山西代表」，以及1949年後主動將家產、房產和煤礦盡數捐出等重要過往，卻漸漸被歷史研究者遺忘，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吊詭！

不過，《遺書》出版以後，南桂馨馬上表現出另外一面。當為編印《遺書》出力甚大的劉家後人劉師穎與鄭裕孚聯繫贈書事宜之時，鄭裕孚居然避而不見，劉師穎不得不致信南桂馨求助：「請其見贈若干部，以備分送親友」，然而南桂馨也隻讓人代復：「稱南公患病，不能見客及閱信。」[82]此種態度，較之以前南桂馨親自寫信求助於劉師培家人時的謙遜，簡直判若兩人。[83]劉家人對此也無可奈何，原來希望在《遺書》出版後索回原版紙型和版權的事情也無下文。[84]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則是南桂馨對居上位者的態度。據胡適1948年1月1日日記記載，當時為北大校長、學界領袖的胡適在北平時曾收到南桂馨主動贈與的定價不菲的《劉申叔先生遺書》一套：「劉申叔（師培）遺書七十四冊，南佩蘭（桂馨）出錢編印的。南先生送我全部，昨夜翻了一部分，今天又翻看一部分。」為此胡適第二天專門致信南桂馨道謝。[85]至於劉氏後人一直關心、而被南桂馨一直居為奇貨的《劉申叔先生遺書》原版紙型，直到中共建國後，才被南桂馨拜托時為北京市副市長的舊友張友漁轉贈給北京的古籍出版社。[86]

另外兩件值得提及的事情是，南桂馨在《劉申叔先生遺書》的編輯過程中絕非僅是掛名，在很多問題上他的意見都起著決定性作用。如關於《攘書》一著是否該收入《劉申叔先生遺書》時，劉師培弟子劉文典與編輯者錢玄同產生了意見分歧，劉文典以其系排滿宣傳，不夠學術，「主張不刊」，主事者鄭裕孚亦認可劉文典的想法。而錢玄同則認為不論是從學術價值，還是從其對反滿革命的貢獻乃至現實意義來講，該書都應該被收入《劉申叔先生遺書》：「以為凡申叔有價值之文章，必當乘此機緣，為之刊布，故不願獨缺此《攘書》一種也。」[87]此事最後由鄭裕孚呈請南桂馨裁決，南決定依照錢玄同的意見處理。[88]另外一個例子是，錢玄同搜羅到的劉師培發表在第十八號《民報》上的《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一文，[89]在印刷時也出現爭議，除了刊布該文會導致卷數多出外，[90]更關鍵的是南桂馨認為再發表該文（南桂馨誤將該文名字寫為《滿洲非建州衛考》）會有利於日本侵略東北：「但在餘校刊《遺書》時，正值日寇侵略東北，成立偽滿洲國之際。恐資藉口，因而考慮再三，終於割愛。」[91]關鍵時刻，老謀深算、歷仕多朝的南桂馨並不糊塗，所以他在後來加入日偽組織，包括被日軍命令去太原組織偽政府時，都曾稱病暫避，據其事後自謂：「避入德國醫院二年有餘。」[92]南桂馨之言或許存在自我美化、避重就輕的嫌疑，但此語出現在初向新組織交心的自我陳述中，大體上可以采信。

五、

結語

閻錫山（1883-1960）晚年在臺灣回憶為什麼他沒有選擇與復辟帝制的袁世凱對抗時，自謂是受到孫中山的勸告，為了保留革命黨在北方的基地不得不含垢忍辱，閻錫山這裡完全不顧自己當年為了保全個人權位而主動逢迎袁世凱的事實。在接下來回憶曾為自己投靠袁世凱賣命的劉師培時，閻錫山又不惜倒放電影：

劉師培是個左傾學者，他參與籌安會，並非主動，他有一次曾到山西，但始終未勸我讚成帝制，因他與我的警務處長南桂馨私交甚篤，經南介紹，我對他談話較為懇切。我曾告訴他說：「今日大勢所趨，世界各國均向民主門路轉變，中國民主力量尚在萌芽時期，但亦是日長一日，諸君子出謀籌安，固有苦衷，然逆勢亦當顧慮。」他對我這話未表讚成，亦未表反對。[93]

較之閻錫山的存心作偽，前引南桂馨在回憶文章中的所述並不算太過分，然而卻更容易誤導讀者。因為兩個回憶錄雖然都是在根據當下的形勢和需要來重新詮釋與建構過去同現在自己的關係，都是在投合時代需要和宰制者的意識形態來重新描繪自己的昔日經歷。不過就接受程度而言，後來相幹問題的歷史研究者不太容易被閻錫山的回憶迷惑，[94]然而研究劉師培的學者卻幾乎都被南桂馨的說辭所誤導，對之信而不疑。無他，因為閻錫山本人留存下來的資料太多、且太容易找到；但對於研究劉師培，以及考察劉師培和南桂馨關係的學者來說，可以據為佐證或反證的材料難以見到，很容易讓後來者與研究者有意無意地把歷史當事人南桂馨的個人回憶當作過去歷史的真相，從而忽略了其中的歪曲與虛構成分。[95]

研究劉師培，很容易涉及到南桂馨，可惜幾乎沒有學者曾深入關註過南桂馨其人其事。可以說，當前史學界對南桂馨的研究非常薄弱，這與其在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實際地位大不相符。職是之故，本文更多地使用了當時的報刊報導、當事人的回憶錄、書信、日記等材料，以與南桂馨、閻錫山等人的回憶進行參照比對，藉此進行旁敲側擊式的史實重建工作。最終，筆者希望本研究能夠有助於較為全面、深刻地認識南桂馨本人及其與劉師培的關係，乃至《劉申叔先生遺書》最終得以出版的前後情況，同時期待拙文能對南桂馨研究及劉師培研究起到些許提示或拾遺補缺的作用。

原載《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此版有改動。

註釋

* 本文曾蒙《近代史研究》匿名審稿人及編輯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李帆教授、華中師大中國近代史研究所鄭成林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黃興濤教授、中國社科院世界史所汪朝光教授和近代史所馬忠文教授、王波兄、湖州師院魯衛東教授、復旦大學古籍所博士生金菊園同學等，或惠賜教言，或提供幫助，謹致謝忱。

[1]筆者所見僅有以下三篇，均非常簡單：王樹森根據南桂馨等人的辛亥革命回憶文章等材料匯輯成《辛亥革命前後的南桂馨》一文，收入寧武縣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寧武縣縣志編輯委員會辦公室編：《寧武縣文史資料》第3輯，寧武縣史志編辦編印，1982年6月版，第34-43頁；《南桂馨》，收入北京文史研究館編：《北京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2002年4月印刷，第84-86頁；張友庭：《晉藩屏翰——山西寧武關城的歷史人類學考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85-297頁。

[2]參看王利明：《南桂馨與〈劉申叔遺書〉編輯始末》，《山西檔案》2013年第2期，第45-47頁；散木：《南桂馨與劉師培以及劉氏著作的整理和出版》，《歷史學家茶座》2008年第2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6頁。有關《劉申叔先生遺書》的編輯情況及南劉關係，還可參看鄭師渠：《錢玄同與〈劉申叔遺書〉》，《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第72-82頁；李振聲：《錢玄同參與〈劉申叔先生遺書〉編輯始末發微》，《中國現代文學論叢》第1卷·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8-88頁；葛星明：《「揚州書信」所見「青溪舊屋」劉氏著作刊行考略》，《史學月刊》2010年第4期，第104-108頁。

[3]像錢玄同對於劉師培「民國初年為南公所保護之事」，本來一無所知，後全系得自南桂馨之講述。劉師培弟子張重威也是當面聽到南桂馨之言，才知南劉關係如此密切：「南君自謂與申丈多年至好，此次發願刊行遺集，以報死友。窺其意旨，極為誠懇。」參看《錢玄同致鄭裕孚》（六三），收入《錢玄同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卷，第292-293頁；《張重威致劉師穎函》（三），參看楊麗娟整理：《學海遺珍：儀征劉氏家藏書札箋註》，廣陵書社2014年版，第119頁。

[4]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李泰棻執筆，1959年3月），《山西文史資料》第2輯，1962年2月版，第80-81頁；南桂馨該文亦被以《山西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之名收入《辛亥革命回憶錄》，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5集，唯內容較之《山西文史資料》版本有較大的刪減。

[5]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中華書局2013年版，上冊，第152頁。

[6]南桂馨：《劉申叔先生遺書·序》，《劉申叔遺書》，上冊，第32頁。

[7]南桂馨：《劉申叔先生遺書·序》，《劉申叔遺書》，上冊，第33頁。

[8]根據錢玄同1937年4月2日致鄭裕孚的信函可知，南序系由「郭元叔君」代筆。《致鄭裕孚》（六三），《錢玄同文集》，第6卷，第290頁。

[9]鄭裕孚：《後序》，《劉申叔遺書》，下冊，第2408頁。

[10]錢玄同信中曾說：「先生之序，前聞亦系請郭公代作。」《致鄭裕孚》（六三），《錢玄同文集》，第6卷，第293頁。

[11]鄭裕孚曾致信劉師穎說他在太原時曾受到劉師培的教誨：「南公佩蘭與申叔先生前在東洋，即系至好。申叔旅晉，交誼尤篤。彼時弟在晉供職，亦時相過從，備聆教益。」鄭是南桂馨親信，所述也沒有超過南桂馨所言之外。參看《鄭裕孚致劉師穎函》，參看楊麗娟整理：《學海遺珍：儀征劉氏家藏書札箋註》，第113頁。

[12]鄭裕孚曾致信錢玄同說代作者「郭元叔君」「多不願他人改易」其文字。《致鄭裕孚》（六八），《錢玄同文集》，第6卷，第299頁。

[13]據錢玄同所言，南桂馨曾跟他詳細談過在東京時的革命黨舊事，許多為其未知，但錢並沒有說具體有哪些事：「此次談及東京革命黨情形，弟有知有不知，聞之極感興趣。」《致鄭裕孚》（六三），收入《錢玄同文集》，第6卷，第293頁。

[14]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山西文史資料》第2輯，第81-82頁。有關精通小學的劉師培母親對章太炎多有批評的回憶，皆出自南桂馨之口，還可參看南桂馨：《序一》，收入梅鶴孫：《青溪舊屋儀征劉氏五世小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

[15]如其中說及革命黨人大鬧政聞社籌備會會場一事，南桂馨在回憶錄中說系自己帶頭動的手。而當事人景梅九、汪東、但懋辛的回憶則均說帶頭人系張繼。參看景梅九：《罪案》，京津書局1924年版，第86-88頁；汪東：《故國史館館長滄縣張公墓志銘》，收入沈雲龍編：《汪旭初先生遺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影印版，第380頁；但懋辛：《同盟會會員與保皇黨分子在日本的幾場戰鬥》，《辛亥革命回憶錄》，第6冊，第34頁。

[16]《致鄭裕孚》（六三），收入《錢玄同文集》，第6卷，第293頁。

[17]《致鄭裕孚》（五九），收入《錢玄同文集》，第6卷，第283頁。據丁惟汾在1927年5月的回憶：他奉劉母親之命，亦曾送劉師培歸國。參看丁惟汾口述、羅家倫筆記：《劉師培做偵探的經過》，《山東文獻》第22卷第4期，1979年3月20日，第103-104頁。

[18]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李泰棻執筆，1959年3月），《山西文史資料》第2輯，第97頁。關於閔爾昌本人及其與袁世凱的關係，可參看卞孝萱：《冬青老人口述》，趙益整理，鳳凰出版社，2019，第246-249頁。

[19]劉師培外甥梅鶴孫回憶說，在1913年舊歷三月二十九日，劉師培曾到北京法源寺參加過王闓運舉辦的百位名流宴會，此應為錯記。這一時間劉師培還在四川不可能到北京。另外據《申報》報導，梅說的大會應該系因王闓運赴京而舉辦的法源寺「留春大會」，該會在1914年春天由易順鼎等發起，梁啟超、嚴復等名流都曾參加，唯報導中未見有劉師培名字。梅鶴孫所記劉師培參加的聚會或為1915年5月2日由袁克文發起的那場或者5月6日新由蓮社發起的那場，但這兩次名流集會都未登載參加者名單。參看梅鶴孫：《青溪舊屋儀征劉氏五世小記》，第51頁；《名人詩話中之憂樂觀》，《申報》1914年4月30日，第6版；嚴復日記1914年4月24日，收入馬勇等編校：《嚴復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卷八，第592頁；《地方通訊·北京》，《申報》1915年5月5日，第7版；《北京之文酒會與義務戲》，《申報》1915年5月7日，第6版。

[20]劉師培：《與成都國學院同人書》，收入《劉申叔遺書》，下冊，第1741頁。

[21]參看黃錦君：《劉師培入川形跡交遊略考之一》，收入徐希平主編：《長江流域區域文化的交融與發展（第二屆巴蜀湖湘文化論壇論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8-58頁；謝桃坊：《批評今文經學派——劉師培在四川國學院》，《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第2期，第44-48頁；張凱：《「今」「古」之爭：四川國學院時期的廖平與劉師培》，《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第11-18頁。

[22]參看萬仕國：《劉師培年譜》，第239頁。

[23]如這時劉師培曾為國學院捐贈一大筆買書款一百二十元，或可為證明。參看《附件一·國學院捐助圖書金石題名》，《四川國學雜誌》1912年第4期，第1頁。該文來自上海圖書館晚清、民國時期期刊全文資料庫。

[24]萬仕國先生將何震到達成都時間系為1912年春，未知何據。參看萬仕國：《劉師培年譜》，第213頁。

[25]劉師培：《與成都國學院同人書》，收入《劉申叔遺書》，下冊，第1741頁。

[26]吳虞日記1913年8月4日（舊歷7月3日），中國革命博物館整理：《吳虞日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冊，第96頁。

[27]《地方通訊·四川·劉申叔遇劫》，《申報》1913年8月24日，第6版。

[28]清末在日本時曾是劉師培密友的丁惟汾在1927年5月回憶說，劉師培母親曾向他道及劉在生活中非常膽小，拜托丁在劉回國時護送一下劉。參看丁惟汾口述、羅家倫筆記：《劉師培做偵探的經過》，《山東文獻》第22卷第4期，1979年3月20日，第103-104頁。

[29]默：《雜評二·劉申叔》，《申報》1913年8月24日，第6版。

[30]劉師培：《左盦詩錄·卷三》，收入《劉申叔遺書》，下冊，第1929頁。

[31]參看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2頁；李居義：《李岐山事略》，《山西文史資料》總第76-77輯，1991年版，第308-309頁。還可參看王樹森：《辛亥革命前後的南桂馨》，《寧武縣文史資料》第3輯，第40-41頁。

[32]參看萬仕國編：《劉師培年譜》，第229頁。

[33]《命令》，《申報》1914年5月29日，第2版。

[34]1962年，南桂馨在為《青溪舊屋儀征劉氏五世小記》寫序時則回憶說：劉師培在太原停留了「二年，始復入京」，此回憶顯然為誤。南桂馨：《序一》，收入梅鶴孫：《青溪舊屋儀征劉氏五世小記》，第3頁。

[35]關於這一時期，金永在山西的所作所為及其與閻錫山的關係，可參看李鳳翔、俞家驥：《金永控制山西時的政治情況》，《山西文史資料》第2輯，1962年02月，第114-119頁；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李泰棻執筆，1959年3月），《山西文史資料》第2輯，第95-100頁；等等。

[36]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李泰棻執筆，1959年3月），《山西文史資料》第2輯，第98頁。

[37]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李泰棻執筆，1959年3月），《山西文史資料》第2輯，第98頁。

[38]《國體問題之近訊》，《時報》1915年9月3日，第2張第3頁。

[39]《山西閻將軍電》，見《君憲紀實》，全國請願聯合會印行，北京法輪印字局代印，1915年9月，第1冊，「函電」，第11頁。

[40]《籌安會之最近消息》，《申報》1915年8月30日，第6版。參看《與會代表之名單》，《時報》1915年9月4日，第3張第5頁。

[41]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李泰棻執筆，1959年3月），《山西文史資料》第2輯，第98頁。

[42]《唐繼堯等通電（1915年12月23日）》，見何智霖編註：《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1冊，第187頁；又見《唐繼堯任可澄致袁世凱電（1915年12月23日）》，收入李希泌、曾業英、徐輝琪編：《護國運動資料選編》，中華書局1984年版，上冊，第114頁。

[43]參看《楊參政之回光返照》，《順天時報》1915年4月11日，第2版；《命令》，《順天時報》1915年4月13日，第7版；《譯電》，《神州日報》1916年4月13日，第1版；《命令》，《申報》1916年4月15日，第2版。

[44]該文見《中國學報》第3冊（1916年3月），第1-21頁。

[45]朱維錚教授則認為1916年1、2月間，《中國學報》上連載的劉師培《君政復古論》一文：「表征著劉師培問政的最終結束。」朱維錚：《關於劉師培》，收入朱著《近代學術導論》，中西書局2013年版，第263頁。

[46]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中冊，第514頁。

[47]錢玄同後來曾致信鄭裕孚說：「自癸卯至己未十七年間，對申叔終無惡意及非議者，惟蔡公而已。」之後，錢又致信蔡元培說：「先生對於申叔之交始終不渝，不以其晚節不終而有所歧視。」參看《錢玄同致鄭裕孚》（二）、《錢玄同致蔡元培信（1936年7月5日》，《錢玄同文集》，第6卷，第187、277頁。

[48]蔡元培：《劉君申叔事略》，《劉申叔遺書》，上冊，第18頁。

[49]參看《文科教務處告白》，《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1月10日，第1版。

[50]靜觀：《北京通訊》，《申報》1919年11月5日，第2張第6版。

[51]《與陳鐘凡書》（三），萬仕國編：《劉申叔遺書補遺》，下冊，第1457頁。

[52]《劉師培教授在京病故》，《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11月21日，第2版。

[53]《劉師培作古》，《晨報》1919年11月21日，第6版。

[54]《國內無線電》，《時報》1919年11月24日，第3張，《小時報》附錄「餘興」。

[55]《劉申叔先生出殯定期廣告》，《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12月1日，第1版。

[56]野雲：《京學界要人之凋謝》，《申報》1919年11月27日，第2張第7版。

[57]鳴世：《劉師培死後所聞》，《時報》1919年11月30日，第3張，小時報附錄「餘興」。

[58]《陳佩忍君致校長函》，《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12月5日，第3版。

[59]《特約馬路電》，《時報》1919年12月11日，第3張第7頁，《小時報附錄·餘興》。該聯又被徐兆瑋轉記於1919年12月12日日記中，《徐兆瑋日記》，第3冊，第2053頁。

[60]吳虞日記1919年12月25日，中國革命博物館整理：《吳虞日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上冊，第509頁。

[61]野雲：《北京通訊·最高學府之新氣象》，《申報》1919年12月15日，第2張第6版。

[62]劉富增：《亡侄師培墓志銘》，南桂馨等編：《劉申叔遺書》，上冊，第16頁。

[63]劉富增：《亡侄師培墓志銘》，《劉申叔遺書》，上冊，第16頁。

[64]《庶務部雜務科啟事》，《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12月27日，第1版。參看劉師穎跋，《劉申叔遺書》，下冊，第2407頁。

[65]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第20頁。

[66]參看南桂馨：《劉申叔先生遺書·序》，《劉申叔遺書》，上冊，第32頁。

[67]鄭裕孚：《後序》，《劉申叔遺書》，下冊，第2408頁。

[68]參看《命令》，《政府公報》1352號，1919年11月12日，第149冊，第274頁。

[69]南桂馨：《序一》，收入梅鶴孫：《青溪舊屋儀征劉氏五世小記》，第3頁。

[70]關於這一時間段內南桂馨與閻錫山的關係，詳筆者另文《南桂馨與閻錫山》，已收入本書。

[71]鄭裕孚：《後序》，《劉申叔遺書》，下冊，第2408頁。

[72]以上參看張江裁：《<劉申叔先生遺書>刊行始末記》，《國學論衡》第8期（1936年11月20日），「外稿」，第7-12頁。

[73]鄭裕孚：《後序》，《劉申叔遺書》，下冊，第2408頁。

[74]參看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劉師培》，收入東莞圖書館編：《倫明全集》，第1冊，第107-108頁。倫明這裡所說南桂馨捐資十萬資助編輯《劉申叔先生遺書》，當系文人的誇張之詞或誤記，藉以彰顯南對劉師培的「高誼」。

[75]張江裁在文中自謂寫作此文並非為表彰自家貢獻，只為點名自己的「倡始」之功：「餘也僅居倡始，無裨大計。一語之微？顧足詡為勞績耶？此必預為申述者一也。」張江裁：《<劉申叔先生遺書>刊行始末記》，《國學論衡》第8期，「外稿」，第8頁。

[76]《劉師培遺著將發刊》，《大公報》1934年2月10日，第11版。

[77]錢玄同：《總目》，收入《劉申叔遺書》，上冊，第18頁。

[78]《錢玄同日記》，下冊，1934年2月12日日記，第990頁。

[79]可參看李振聲：《錢玄同參與〈劉申叔先生遺書〉編輯始末發微》，《中國現代文學論叢》第1卷·2，第78頁。

[80]《錢玄同日記》，下冊，1935年4月5日記，第1091頁。

[81]參看《劉師穎致劉葆儒函》（五）、《錢玄同致劉師穎書札》，分別收入楊麗娟整理：《學海遺珍：儀征劉氏家藏書札箋註》，第68、85頁。

[82]《劉師穎致劉葆儒函》（十七），收入楊麗娟整理：《學海遺珍：儀征劉氏家藏書札箋註》，第75頁。據之後擬寫南桂馨傳的作者說，南桂馨這時的確病了，且正在躲避日偽的逼迫。聊備一說，供讀者參考。參看楊麗娟整理：《學海遺珍：儀征劉氏家藏書札箋註》，第75頁註釋1。

[83]參看《南桂馨致劉師穎書札》，收入楊麗娟整理：《學海遺珍：儀征劉氏家藏書札箋註》，第84頁。

[84]參看《劉師穎致劉葆儒函》（十二），收入楊麗娟整理：《學海遺珍：儀征劉氏家藏書札箋註》，第72頁。

[85]參看曹伯言整理：《胡適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卷日記，第693頁。

[86]參看南桂馨：《序一》，收入梅鶴孫：《青溪舊屋儀征劉氏五世小記》，第5頁。

[87]《錢玄同致鄭裕孚》（四），《錢玄同文集》，第6卷，第193-194頁。張江裁也認為《攘書》：「見者難免微詞，第史證確實，舉往代諸史家所弗敢發者，畢予言之。斯固不能為賢者病也。」參看張江裁：《<劉申叔先生遺書>刊行始末記》，《國學論衡》第8期，「外稿」，第12頁。

[88]《劉師穎致劉葆儒函》（十一）；《南桂馨致劉師穎書札》，分別收入楊麗娟整理：《學海遺珍：儀征劉氏家藏書札箋註》，第71、84頁。

[89]《錢玄同日記》，下冊，1935年4月5日記，第1095頁。

[90]《錢玄同致鄭裕孚》（五八），《錢玄同文集》，第6卷，第280-281頁。

[91]南桂馨：《序一》，梅鶴孫：《青溪舊屋儀征劉氏五世小記》，第4頁。

[92]《北京文史研究館館員登記表》，轉見張友庭：《晉藩屏翰——山西寧武關城的歷史人類學考察》，第286頁。參看《美麗的太原》，《申報》（漢口版）1938年7月27日，第二版。

[93]閻錫山：《閻錫山早年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8年版，傳記文學叢書之二十九，第52頁。

[94]不過也有一些例外，如國民黨黨史會在為閻錫山寫的小傳中，即完全採用了閻錫山自己的說法。參看杜元載主編：《革命人物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72年版，第九集，「閻錫山」，第383-406頁。

[95]這裡我們或可以嘗試借用一下錢鐘書先生的論述作一參考。錢氏在《管錐編》中曾引用18世紀一法國婦人言：「吾行為所損負於道德者，吾以言論補償之。」在南桂馨和劉師培的關係上，我們或可說，南桂馨的確有負於晚年劉師培，所以在之後屢屢向人回憶劉師培的時候，南桂馨一再用言論顯示和建構自己當年與劉師培的親密關係，藉此取信於人和隱藏愧疚。誠如錢鍾書所謂：「觀文章固未能灼見作者平生為人行事之‘真’，卻頗足徵其可為、願為何如人，與夫其自負為及欲人視己為何如人。」有關的討論可參看錢鍾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冊，第1388-13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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