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理學的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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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劉剛/文

泰州學派裡，還有一個不怕死的人，那人就是李贄。

李贄同湯顯祖一樣，兩人都是羅汝芳的弟子，而何心隱與羅汝芳同在顏鈞門下，所以，心隱也算是李贄和湯顯祖的師長。心隱死後，李贄作《何心隱論》悼念他。

湯顯祖和李贄，同為泰州學派第四代傳人，但李贄年長，對湯顯祖明顯有影響，不過，湯顯祖之所以尊李贄，卻並非由於李贄年長，而是因為他的思想。比如，李贄的《鬼神論》，就被湯顯祖嵌入《還魂記》中。

李贄與利瑪竇的交往

李贄寫《鬼神論》時，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已刻於南昌，他應該讀過。這樣，就可以把《鬼神論》看做對《天主實義》的一個回應。

《詩經·生民之什》講述周祖先的誕生源於“厥初生民，時維薑嫄”，說薑嫄踩了巨人的腳印而孕，生了後稷。那時“知其母，不知其父”，生子非以男女之道踐履，而是由鬼神來開啟，如耶穌生於“聖靈降孕”。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也用了中國先秦古經古禮的鬼神論。

《鬼神論》中，李贄說道：後稷，鬼子也；周公而上，鬼孫也。隻此一句，便石破天驚，他居然以天子為鬼子，誰敢如是說也！李贄認為，連周公都不忌諱《詩經》所雲周祖誕於鬼神，還以為是祥瑞，而後世之人，卻一改周公立場，都諱言鬼神，那是因為他們早已不知鬼神的本來面目和情形，已不再敬鬼神。

談到“敬鬼神”，李贄沒有直奔墨學“天志明鬼”，而是用了周孔之教來詰難朱熹，針對朱熹說的“天即理也”，他問，以天為理是可以的，但說祭天就是祭理，可以嗎？針對朱熹說的“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他又問，以鬼神為良能是可以的，然而說祭鬼神就是祭良能，可以嗎？把天變成理，把鬼神變成氣，說說可以，一祭祀就露餡了。

祭祀，必要有個人格化的對象存在才能進行。祭天，要有上帝，祭祖，要有鬼神，“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把祭祀放在了頭等重要的地位，可除了上帝和鬼神，你還能祭什麼？理和氣能祭嗎？不能！不能做國家頭等大事，還能成為國家頭等學問嗎？不能！可理學為什麼能作為國學而“定於一尊”呢？李贄這一問，就是想捨得一身剮，要把理學拉下馬。

也許有人要問，國家為什麼要把“祭祀”當作頭等大事呢？這是因為，祭祀作為一種文化樣式和一種文明傳承方式，可以保持現實世界同過去世界的聯繫，而這種聯繫，就提供了國家存在及其權力正當性的依據。此外，它還為現實世界通往未來世界，提供了一種國家主義政治文化的心靈願景和信仰圖式。

李贄從利瑪竇帶來的西方文藝復興的宮廷氣象裡，看到了這樣的祭祀：聖誕節、復活節、禮拜日……這樣的日子一個接一個，幾乎每天都是敬神的日子，基督教國家權力的正當性來源，就在基督徒日復一日的敬神裡，各國君權神授，都得教皇來加冕，即如當今民選的國家元首就職時，也少不了要向《聖經》宣誓，這也算是一種國祀。李贄認為，理學不知敬鬼神，把國祀都丟了，頭等大事沒抓住，還講個什麼“理”？

李贄與利瑪竇交往，並非由於《天主實義》，而是因為《交友論》。盡管《天主實義》對李贄有影響，但那影響是一種間接提示，是一種隱性啟發，而《交友論》則是直接共識。利瑪竇哪能想到，《交友論》一紙風行，抓住了中國人的心，使他一舉成名。利瑪竇哪裡知道，在他之前，已有前浪何心隱曾以“天地之交”論交友，這才有他以後浪乘勢而起。

《交友論》作於南昌，1595年就已寫成，四年後李贄才讀到，一次偶然機會，李贄與利瑪竇在南京相遇，訪其居處，題贈詩扇雲“剎利標名姓，仙山紀水程”，看來還是把利當作釋道人物，尚未言及天主、耶穌，利瑪竇回訪，贈李贄《交友論》。

此論用中文寫成，收錄西哲交友格言一百條，李贄讀了，也許就想到了何心隱，請人謄錄多份，散發普及於湖廣門下。次年，李贄居山東濟寧，利瑪竇由運河北上，路過此地拜訪李贄，談他去北京的事情，李贄請漕運總督劉東星來商量，一起審閱了利瑪竇在南京請人擬就的上呈皇帝奏表，以為不妥又另寫一份，然後，又寫了幾封推薦信，托在京宦友照料。利瑪竇慶幸說，這份奏表還有這些推薦信，在京師開門路起了重要作用。

在《續焚書》卷一“與友人書”中，李贄稱利瑪竇為“利西泰”。這是按照中國文化以地望尊稱名人的傳統來稱的，因為利是“大西域人也”，故稱“西泰”。

從“西泰到中國”，李贄說有“十萬餘裡”，他還是在用中國史地的西域觀來看“西泰”，顯然，這位“利西泰”，沒拿世界地圖給李贄看，李贄當然不知道有好望角，更不知利瑪竇是沿著大西洋南下，繞過好望角，這才進入印度洋，最後到達印度的。所以，李贄在介紹“利西泰”時僅說一句“初航海至南天竺”，還說“已走四萬餘裡矣”。

在地理知識上，這可以說是一錯再錯，來路沒搞清楚，路程當然也就錯得離譜，總共“十萬餘裡”，也就那麼一說，不知他有何依據，更何況從西泰到天竺——印度，先從北半球到南半球，又從南半球到北半球，才走了“四萬餘裡”，而從印度到中國，同在亞洲大陸，邊境相連，卻道還有約六萬餘裡，這樣的世界觀，那真是糊塗帳一筆。

作為一個明代學者，那時不知從大西洋到印度洋的來路，還可以說得過去，可是，若不知從印度到中國的來路，那就有點說不過去了，至少《大唐西域記》總應該讀過吧？碰到這樣的問題，用心學的簡易工夫來對付就靠不住，你再說什麼“吾心即是宇宙”，也搞不清楚“西泰”的來路，不下點讀書的格致功夫，就不知道天竺的去處。

李贄當然是個讀書人，他好讀書，也好著述，但就是不肯下格物致知的功夫，他著作等身，可我們看他的作品，總的感覺還是思想性和藝術性有餘，知識性不足，他善於闡發思想，卻欠了考證功夫，他用頭腦行走於大地，卻倒立著知識的空足。

地理糊塗，實有愧於先祖。李贄先世航海，明初，他的二世祖曾“奉命發舶西洋”，娶了一個西域女子色目人；四世祖也曾“引日本諸國入貢京城”，後嗣襲職，不止一世。他的祖父輩皆回教徒，他本人雖信仰不一，出入佛老，但其妻黃氏信奉回教。

出自航海世家，稍微留心一下，就不至於在“利西泰”的來路上鬧笑話，由此亦可見李贄本人在這方面沒有什麼求知的欲望。他對利瑪竇帶來的歐洲文藝復興的成果不感興趣，連萬歷皇帝都感興趣的世界地圖他都從未提到過，至於“西泰”天文、歷算、水法以及幾何學等，那些激發徐光啟求知欲的新學問，他也從未問起。也許，這就是黃宗羲不肯將他列入到《明儒學案》中去的原因。

他晚年出家，以他自己的方式做過和尚，可他對於印度佛教的歷史，似乎也不聞不問，想當然的就認為，“利西泰”一定是到了印度才“始知有佛”。利瑪竇初到中國，因其從印度來，便以天竺和尚自居，其實他在印度呆了四年，哪裡做過一天和尚？即便他想“文化適應”一下，也沒個地方讓他“適應”去。利瑪竇做和尚穿僧衣，是到中國後才開始，凡來中國的天竺人，都喜歡以和尚自居。

同為明人的張岱所著《石匱書·利瑪竇傳記》，就比李贄說得要清楚，他先說地理：“利瑪竇者，大西洋國人，去中國八萬裡，行三年，以萬歷八年始至，自彼國而抵海，乃登大舶，可容千五百人者，千人搖櫓，茫無津涯，惟風所之。數萬裡而達海南諸國，自海南諸國又數萬裡而達粵西。”這樣說來，雖然也不知道什麼南半球、北半球以及好望角什麼的，但經他輕描淡寫一下，就畫出眉眼來了，不至於像李贄那樣模糊。

說完地理，再講國家，他說利瑪竇“自言其國廣大，不異中國”，總計“有七十餘國”，各有國主，共尊一個“教化主”，那“教化主”，也就是羅馬教皇了，利瑪竇說，教皇能廢置諸國主，以教會齊民，“嚴事天主”，這樣的國家，其實就是個大一統的天主教國家。

對於天主，張岱是這樣說的，“天主者，天神也，天主有母無父”。這樣的說法，顯然對“天主”有誤解，把救世主耶穌當作天主了。也許利瑪竇傳教，採取了耶穌優先的立場，重在宣講耶穌來歷，此由耶穌會性質所決定，但本末倒置竟然把天父搞丟了，為了適應中國文化，迎合中國士人，利瑪竇用“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來解讀聖母的“聖靈降孕”，結果，卻被張岱之流讀成了“天主有母無父”，沒有天父，哪來天主？

張岱盡管讀錯了，但其目的是想搞清楚。而李贄就從來沒想過要搞清楚“利西泰”原來的那些事。他感興趣的不是“利西泰”帶來的東西，而是這位“利西泰”在中國本土如何被漢化的，對此，他津津樂道，說“利西泰”到廣州以後，“然後知我大明國土先有堯舜，後有周孔”，於是，住下來，“住南海肇慶幾二十載”，幹什麼呢？讀書！李贄說利瑪竇“凡我國書籍無不讀”，拜師訪友，“請先輩與訂音釋，請明於《四書》性理者解其大義，又請明於《六經》疏義者通其解說，今盡能言我此間之言，作此間之文字，行此間之儀禮”，他把這位“利西泰”當做漢化的文明成果來欣賞，嘆曰：“是一極標致人也”！

但他對這位“利西泰”來中國的目的還是存有疑慮，他與之“三度相會”，發現此人“中極玲瓏，外極樸實”，還說，“我所見人未有其比，非過亢剛過諂，非露聰明則太悶悶瞆瞆者。”意即以中國士人標準論，此人心蘊亦如古鏡照神，美得深沉。

李贄有潔癖，眼裡容不得沙子，但凡能入他眼的，須得一乾二凈，都是極品之人，他看好利瑪竇，但又覺得有隔膜使他難以看清，那是因為他心裡還隔著一道夷夏之大防的門檻，心扉半開半掩，所以，面對利瑪竇，他忍不住要問“不知到此何為”？

是啊不遠萬裡，千辛萬苦來到中國，意欲何為？看來，他們雖然“三度相會”，思想上卻未有深交，李贄那塊異端思想的逆鱗，利瑪竇豈敢輕易觸碰？更何況，兩人的氣質也大不相同，李贄趨於異端，猶如基督教裡異軍突起的新教，利瑪竇堅守正統，更傾向於作為官學的理學，道不同不相為謀，氣質不同則難以深交，所以，他揣測“意其欲以所學易吾周孔之學”，他猜得沒錯，可他又推翻了，因為他認為這樣做太愚蠢，而利瑪竇是個聰明人，是個比中國士人還要“標致”計程車人，所以，他又認定“恐非是爾”。

中西會通，孔耶同源，那些問題李贄沒有想過。這在利瑪竇，不過是一種傳教策略，在中國，則引出了一場學術范式的變革。

漢唐以來佛教的傳入，曾帶來過一次古代學術的變革。而明清時期基督教的傳入，則帶來了另一次近代性的學術變革。李贄面對到來的學術變革，思想上缺乏敏感性，他本可以邁出第一步卻沒能邁出去，是因為在他心裡還有一道名教的坎。

正是那道心坎，使他就覺得衣冠儒士“利西泰”，並非真是名教中人，疑其欲以天主教義取代周孔之教。事實上，正是如此，如果李贄知道利瑪竇想把萬歷皇帝發展成為天主教徒，要把中國變成羅馬教皇大一統治下的天主教國家，那他會說什麼呢？

李贄的名教分寸

李贄此人，人多目之為“名教罪人”，難道他還會為名教而鬥爭？

是的，他會。也許第一個站出來為名教拼命的就是他。那麼，我們又該如何來理解他成為了“反名教的思想犯”呢？他不是為反名教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嗎？

說李贄反名教，這話沒錯，但要看他怎樣反，從哪裡反。反，有兩種，一種是從內部反，屬於名教內部的思想鬥爭，這叫做改良。還有一種，與名教對立，從外部反，要取消名教，那就不是改良，而是革命了。

李贄的異端，是名教內部的異端，若以理學為正統，那麼心學就是異端。心學與理學的鬥爭，是名教內部爭正統的鬥爭。李贄反程朱理學，但不反周孔之教，他以周孔之教作為名教的代表，而非以孔孟之道，何也？此中大有講究。孟子是理學推出的聖人，漢儒尊孔，始立《五經》，宋儒崇孟，再立《四書》，《四書》是儒學，而《五經》在儒學之前就有，孔子述而不作，非《五經》作者，作之者誰？豈非周公乎？舍周公其誰也！故尊《五經》者，言必周孔之教；重《四書》者，不離孔孟之道。

李贄尊《五經》，稱周孔，於周孔之中，尤尊周公，所以他說“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除了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思想原則，還有就是有著周公這個政治正確的前提。

他對於名教的改良，不光沖著理學，還針對孔子，不但程朱的格局小了，連孔孟也不夠，要有周公保底，名教的根本才能立得住，才能開創新歷史。因此，名教要“致廣大”，就不能只有理學，只有孔孟之道，那樣的話，學術作為公器，就會變得越來越小，就會將古往今來許多英雄豪傑、仁人義士都拒之名教門之外，可不，就連他最喜歡的蘇東坡及其所代表的蜀學，都被朱熹之流逐出了名教，如此作為，名曰純儒，實乃忘祖。

誰是名教之“祖”？非程朱，亦非孔孟，溯其源本，當為周孔。周孔之學，雖以儒學而一脈相承，卻非儒家一言所能涵蓋，為什麼？因為周公與孔子相距甚遠，分別屬於兩個不同時期的學術代表，周公代表了殷周以來的王官之學，孔子代表了春秋以來的諸子之學，一回到周孔，名教就大了，就不僅僅是程朱理學和孔孟之道的道場，而且向著諸子之學和王官之學敞開了門戶。

王官之學包含了《五經》，確立了中國上古思想的兩大綱領，一是殷人“率民事神”，另一是周人“敬天保民”，其中，就有個“上帝”來與“天主”對應。

李贄要讓楊朱的“為我”和墨子的“兼愛”在周孔之學裡復活，在新的名教裡重啟。不光是聖人之學的名教，還是赤子之心的名教。其中，平等最重要，他主張，聖凡平等，男女平等……有人說，他的平等思想有可能受了利瑪竇帶來的天主教的影響。影響的蛛絲馬跡當然可以找到，但你若要去問他本人，他肯定不會承認，因為中國傳統裡有的是平等思想。儒教有“人皆可以為聖人”，佛教有“眾生平等”，他的平等思想裡當然有這些因素，但這些因素，還不至於使李贄成其為李贄。使李贄成其為李贄的，是基於楊朱“為我”和墨子“兼愛”的平等。

李贄認為，人人“為我”，天經地義，此為“童心說”根柢，是人的個體性宣言，而“兼愛”，則超越了家與國的局限，直奔天下無差別的人類普遍之愛而去。從楊朱“為我”到墨子“兼愛”，就是從人的個體性出發走向人類性，是人性超越家與國的樊籬，從“君臣、父子、夫婦”的三綱約束中解放出來——“出家”。

不出家，人就不能認識自己，成為“獨與天地精向往來”的個體。但出家，也不一定非要出世，不必真要做什麼和尚穿什麼僧衣。最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出家，讓自己成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個體，當你一旦成為了獨立的個體，那時你就真正懂得“朋友”是如此的寶貴。

三綱之車，載忠臣孝子，沿家國之路，只能駛往家天下；五常之舟，放諸四海，亦惟有朋友一倫，能以“兼愛”通往“天下為公，人類大同”——“尚同”。治國，不妨忠臣孝子；平天下，要靠朋友。這也就是李贄為什麼要寫《何心隱論》，寫得一往情深，而利瑪竇吸引他的，亦非《天主實義》而是《交友論》了。

他要在周孔之學的基礎上，以“童心”為根本，“朋友”為中心，不僅重啟楊、墨，用“為我”與“兼愛”刷新名教，同時，還在名教中保留了功利主義訴求。

他給歷史上的英雄豪傑留了名位，在《史綱評要》中，他責問孟子，“何故不許梁王說利”？並稱讚那些“人性好利”論者，如商鞅如申不害，都是好漢一條；誇那不仁不義的吳起，“自是好漢伎倆”；讚揚李斯廢封建，置郡縣，對歷史的貢獻，是那些“應運豪傑，因時大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對於韓非，他則斷言如若韓非“得用，定不在李斯下”；對於“始皇出世”，他更嘆曰“天崩地圻，掀翻一個世界，是聖是魔，未可輕議”，在《藏書》裡，則說是“千古一帝”。

他這樣自相矛盾，倒像那馬基雅維利，懷裡揣著一本如狼似虎的《君主論》，可心中偏還有個共和國。李贄滿腦子是非、成敗、得失，卻又要牢牢抱著他的“童心說”。

他相信，若論名教本體，不但諸子之學，就連利瑪竇《天主實義》，都能納入周孔之學裡。但儒術卻容它們不得，漢儒排斥諸子，宋儒連漢儒也要排斥，還美其名曰“純儒”，本來還有佛、道，可以三教合一，但宋儒也還是容不得，一如孟子“辟楊墨”，宋儒排佛老，一一排擠出去。他卻反其道而行之，用三教九流思想共和之道改造純儒的名教，還有名教與天主教也要思想共和。但共和之道，他還沒想好，本該與利瑪竇一起探討，可利瑪竇非名教中人，而他自己還橫亙著一道名教的心坎，於是，這事兒就只好等徐光啟來做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輯四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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