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親網站比較 波伏娃：愛情成於自由

愛情成於自由

波伏娃——一個女人如何獨立自由的存在於世，不依附男人，不依附愛情，我想她的一生是最好的回答。

（一）你是誰？傾聽內在的聲音

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生於1908年。波伏娃從小受父親影響，對戲劇、文學感興趣，父親也創作戲劇，她很小的時候就跟父親一起上台參演，並學著父親的樣子，寫詩獻給妹妹，顯示出驚人的天賦。波伏娃個性強烈且情感豐富。貧窮與困苦伴隨著她的成長，但從未毀壞過她的自信。她精力充沛且高度自律，做任何事情都全力以赴、充滿激情。波伏娃自稱童年很幸福。父母間的爭吵、離婚，也並沒有影響到她對幸福的執著尋求，「她在自己的心中築起了一座城堡，將所有妨礙她幸福的東西都拒之門外」。

波伏娃很小的時候就發現，在學習中可以不斷超越自我，她回憶自己童年的時候說，「坐在我學習用的扶手椅上，我感受到了地球的和諧」。通過閱讀和學習，她發現自己可以達到某種絕對狀態。她很早就意識到自己肩負著揭示世界奧秘的使命。

這種狀態帶給波伏娃的感受，對她的自我覺醒十分重要。當同時代的絕大多數女性，還將自己的人生完全寄托於婚姻家庭的時候，還是少女的波伏娃就確立了與之完全不同的追求——成為自己。具體而言，就是成為一個獨立、自由、可以主宰自己人生與命運的女性。她為此賦予了一個更具體更具有操作性的理想——成為作家。這種「堅定的信念給她的內心以極大的安全感」。

15歲的時候，波伏娃表現出更加明顯的叛逆，在父母的極力反對中她孤獨地堅持著自己的追求，開始了真正的寫作。她在日記中說：「我就是風景和目光；我只通過自己存在，也只為自己而存在」。

與此同時，波伏娃也開始對天主教教義產生反叛，對善惡兩元論開始質疑，並指出，人們對佛學的了解還不夠。總之，她著迷的是探索真理的過程，而不是任何人任何高師給她的現成結論。

19歲，就讀於索邦大學的波伏娃成績優異，但內心孤獨，渴望來自另一個性別的情感與思想的共鳴。對此她比較悲觀，認為自己激烈的天性與眾不同，「我確信，那個既像我的兄弟又和我平等的人並不存在」。

她深更半夜在巴黎遊蕩，攀上聖心教堂的台階，看著腳下燈火通明的城市失聲痛哭。這時候，她還沒有預感，一份驚世駭俗的伴隨她終生的愛情正在向她靠近。

（二）真正的愛情敢於挑戰世俗

1929年6月，大中學校教師資格會考，波伏娃和薩特、馬厄、尼讚一起備考。自此，薩特與波伏娃在精神上就再也沒有分開過。他們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停不下來，「即使談話進行到世界末日，她可能還是會覺得時間太短了」。薩特正是波伏娃從少女時代就幻想的那種夥伴，她說：「薩特完全滿足了我十五歲時的願望，我在他身上看到我所有的怪癖都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我可以和他分享一切。」而薩特說：「西蒙娜的優點，使她在我的生命中有了其他人無法替代的地位。」

讓-保羅·薩特為人豪爽，穿著馬虎，家境好。薩特身材矮，貌不揚，但有一種堅定的自信和能夠深刻影響他人的魅力，且有一副極為優美的歌喉。

薩特與波伏娃的個性看起來並不相似。薩特極為崇尚理性與自我控制，對任何事物都善於進行理性的思考與判斷，即使對於兩性關係，他也是理性多於感性。他一生喜好「獵艷」，陷入多段「偶然愛情」中，在世俗的眼光中，他就是朝三暮四的典型。但另一方面，薩特迷戀的主要是那種愛情的吸引與征服的感覺，而對肉欲卻保持謹慎的態度。波伏娃則不同，她有著典型的雙重性格，一方面她有極為強大的理性洞見能力，另一方面又充滿激情，感情極為豐富，薩特經常看到波伏娃激動得淚流滿面嗚咽不已，這時候，他深刻地意識到他的這位愛人是多麼的女人，為此又驚訝又感嘆。在兩性關係中，波伏娃也更為突出得表現出纏綿多情的一面。少女時代的她，完全沒有感受到性的需求與困擾，對薩特的愛使她的肉欲覺醒，並藉此發現與認識自己，此後她終生對性抱持愉悅與開放的態度。而這並沒有影響她與薩特牢不可破的精神聯結。

波伏娃與薩特本質上都是不讚同傳統婚姻制度的。薩特不讚同一夫一妻制，但也並不鼓吹一夫多妻，他認為男人應有多個女人，女人也應該有多個男人。波伏娃同樣抵制婚姻這一傳統，認為婚姻必然伴隨著謊言與欺騙，她更願意與薩特之間創造一種新的關係，並希望自己像男人一樣獨立地過完一生。

某日夜幕降臨的時刻，二人在巴黎卡魯塞爾公園的長椅上，做出了堪稱當時世界上最坦誠又最有傷風化的誓言：他們之間不需要忠誠，但他們將永遠不欺騙對方，不隱瞞對方任何事情，他們要分享人生中的一切，事業、生活，以及情感經歷。

這對情侶，一生中既沒有結婚，也沒有正式同居過。

與薩特這種特殊情侶關係的締結，激發了波伏娃更旺盛的生命力。她充沛的精力，不耗費在瑣屑的家庭事務中，而是用於充分地體驗生活感受人生奮發創作。波伏娃身材消瘦，面容清秀端莊，有一種古典的美麗與優雅。她迷戀大自然，喜歡一個人步行遠足，經常挎著籃子裝點吃食，穿著長裙和平底鞋，一個人翻山越嶺。她一天可以走40公里，有時候累得躺在地上就睡著了，有時候晚上就睡在農人的谷倉里。

她旺盛的生命力和對世界的好奇之心，除了投給大自然之外，也用於體驗城市生活的各個陰暗而真實的角落，她深入最貧困的街區，深入碼頭、酒吧，甚至深入紅燈區，觀察妓女的生活。

波伏娃有人生抱負，堅信可以通過創作對社會的轉變產生影響，但她堅持自由的生活方式，與任何政黨及組織保持距離。在學校里，作為老師的波伏娃也是特立獨行。她的授課方式與個人魅力，吸引了一大批學生。她與自己喜歡的學生平等相處，並「建議學生像她一樣解放自我，結交一些情人」。

波伏娃與薩特的愛情誓言中，排除了忠誠、忠貞的傳統道德規範。他們一生中各自有多段別的愛情，並且相互不隱瞞不欺騙，而是真正履行了分享共同經歷的諾言。

薩特稱波伏娃是自己的「良心」。波伏娃維系著圈子內的平衡，甚至關注著他們的經濟狀況。在薩特應征入伍之後，波伏娃領取薩特的薪酬，分給他的女友們。

他們為什麼能做到這一普通人難以理解的境界？我想，根源在於，他們並不執著於愛情本身，而是以「求真」為終極的目標。其實他們的愛情始終有「第三者」的存在——那就是「求真」的共同目標。既如此，又何懼幾個男男女女插進來呢，不過都是過程都是體驗而已。

他們分享各自的情感經歷，借此認識人性與人生，再融匯到創作中。薩特在一封信中說道：「我迷人的海貍，我把這封掐頭去尾，甚至是沒有任何內心衝動的信寄給您，只為了讓您先睹為快。因為我認為您更想了解我的經歷，而不只是聽到我愛的誓言。但是，您要知道，我對您的愛一直滿滿的，始終縈繞在我心田。」

波伏娃說：「我確信自己和他的聯繫是如此緊密，他生活中的任何插曲都不能使我消沉。」

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思想始終相互浸透：薩特所有的作品，都滲透了波伏娃的心血，他們常常針對問題與觀點激烈爭吵，而最後總能聽取對方的意見。所以，對薩特的全部思想波伏娃有深刻的理解，並在自己的創作中化用。

不管是在威尼斯的大街上、比利牛斯山的石子路上，還是在咖啡館或是火車站，薩特都會突然冒出奇思異想：「海貍，我有了一個新理論。」於是兩人圍繞著這個新理論精雕細琢，揉捏成形，彼此都為對方的體系添磚加瓦。

他們對自己的選擇完全承擔。薩特說「我們從來沒有借口」。而波伏娃完全讚同。波伏娃選擇了薩特，不是只滿足自己私欲的那部分薩特，而是一個完整的薩特。為此她完全承擔自己選擇帶來的一切後果。

他們尊重自己的情愛欲求，但並不沉溺情愛本身，而是可以跳出來，作為觀察者而存在。他們是熱愛紅塵的天真頑童，他們又是出世間的清醒覺者。「活在世間，但不屬於它」，這句話用在他們身上，基本妥當。

在這些情感糾葛中，薩特也表現出急躁幼稚和難以超越的困擾，波伏娃也將其作為思考的素材，化入《第二性》的寫作中。

（三）成為你自己，這比愛情更重要

波伏娃性格的雙重性非常突出，也可以說她兼具兩性之優美。她情感豐富，面對美好的事物常常激動得淚流滿面，但同時她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一種瀟灑的擔當能力，在任何艱苦的條件下，她都能夠勇敢地有尊嚴地生活。

二戰期間，物質貧乏，生活條件極度惡劣。波伏娃用千方百計搞到的布票，買布自己做裙子和大衣，用木底鞋代替皮鞋。家中沒有暖氣，她就每天一大早到咖啡廳外等候，一開門就進去，在排煙管附近坐下，一坐就是一整天，看書學習寫作。很多人受她影響，使這家咖啡廳的二樓變成了二戰時期的「自習室」。

二戰之後，波伏娃和薩特作為存在主義作家，受邀到世界各地巡回演講。她與薩特常常被同時邀請，同時接受訪問，簽名售書，參加晚宴。這對情侶已被全世界當做驚世駭俗的楷模。人們對他們充滿好奇，羨慕，但敵視與毀謗也同樣不少，尤其是對波伏娃，《第二性》給她帶來了高度的榮譽，但曾有一段時期，多個媒體都在用各種表達形式諷刺侮辱咒罵她，出門也會撞到無數女性的敵視目光與辱罵聲音。當然波伏娃沒有被嚇倒，她確信自己是誰，為了成為她想成為的那個自己，她一往無前。

在芝加哥，波伏娃遭遇了她一生中最難以釋懷的一次愛情，美國作家尼爾森·奧爾格林。兩人一見鍾情，情投意合，尤其是奧爾格林，為波伏娃深深打動。這個獨立的、聰明能乾的女人，可以在精神上與他如此默契，給他生生不息的共鳴與啟迪，與他建立一種獨特的關係，這是其他任何女人都無法做到的。而這位出色的精神伴侶，同時又是那麼美麗、多情、快樂。他要她永遠留下來。

波伏娃並非不心動。奧爾格林高大健美，個性正直、陽剛，情感充沛，「就像從電影中走出來的人物」。但波伏娃不想放棄與薩特的約定，不想放棄與薩特共同的事業。此後多年，波伏娃與奧爾格林跨越大洋彼岸，幾次見面，同居同行，十分契合。十幾年通信，一千六百多頁的信件，後來也被波伏娃付諸出版。

波伏娃稱奧爾格林為「丈夫」，並自稱是他的「妻子」。「只要您愛著我，我就永遠不會衰老，也不會死去」。波伏娃因為這份愛情而徹底脆弱了，曾經整夜哭泣。她與奧爾格林情意纏綿的書信往來，令讀者窺見了一個情感豐富的女作家的另一面。

對於奧爾格林來說，他只能二選一：或者分享她分給他的愛情，或者完全失去她。他愛著這個跟男子一樣自由的女作家，卻苦於無法駕馭這個光彩奪目的女人。波伏娃不能為了這份愛情而放棄巴黎、放棄與薩特的共同事業，奧爾格林也不能為了這份愛情而遠離芝加哥，遠離自己寫作的泉源。

奧爾格林對波伏娃的期待，更多是世俗層面，婚姻家庭孩子，庸常的幸福。波伏娃對此也很明白，他需要的是有一個女人與他同枕共眠。這世俗願望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對，但可惜奧爾格林面對的是波伏娃。對於波伏娃來說，這世俗願望並非她真正向往的，或者更準確點說，她不會為了這個世俗層面的庸常幸福而放棄她更重要的追求。

波伏娃拒絕了奧爾格林的世俗情愛，不能簡單地說，這是因為她更愛薩特，而是因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進入婚姻，不是成為妻子和母親，而是成為她自己。而回到法國，回到薩特身邊，她才是真正的她自己。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波伏娃只好忍痛割愛。

44歲那一年，波伏娃創作小說《達官貴人》，將她與奧爾格林的愛情經歷融化於書中，使這一段不願意自我消亡的愛情找到了最好的歸宿——化為文學。波伏娃也由此終於得到了解脫。這本書就是題獻給尼爾森·奧爾格林的。波伏娃手上一直戴著奧爾格林送她的銀戒，直到去世，她戴著這枚銀戒與薩特合葬。

44歲的波伏娃遇到了新的戀情，比她小17歲的《現代》雜誌的新編輯克洛德·朗茲曼愛上了她。年齡差距如此之大的愛情，給波伏娃的心田吹進了綠色的風。而這本來似乎是只有這個年紀的男人才有的特權。

她與朗茲曼穿越法國和整個歐洲，每天步行七八個小時。這一次，波伏娃毫不猶豫地與情人過上了同居生活。1954年，波伏娃46歲的時候，《達官貴人》獲龔古爾文學獎，13萬冊短時間內售罄。波伏娃用這筆錢在舒勒榭爾街買了一套藝術家工作室，與朗茲曼從租住的公寓搬進了新居。波伏娃在那里一直住到去世。

這一段相差17歲的愛情持續了6年，在波伏娃50歲的時候宣告結束。而這中間，波伏娃與薩特的交流也從未中斷過，甚至有時候他們三人同行出遊。

朗茲曼的離去，使波伏娃黯然神傷了一段時間，甚至可說是痛苦萬分。但波伏娃從不會被愛情徹底打敗，因為她永遠知道，她這一生除了愛情還有更為重要的使命。

（四）超越情執，讓真愛深植心中

關於波伏娃與薩特的愛情，波伏娃的傳記中有這樣一段概括：「這對情侶窮其一生都在反抗別人強加給他們的宗教倫理、道德戒律和騎士守則，他們用愛情來挑戰整個世俗社會。

半個多世紀以來，波伏娃與薩特這對情侶，在被誤解、質疑和詆毀的同時，也被很多人暗暗羨慕，並被很多時尚男女不斷模仿，但他們的模仿很快就以失敗告終。蓋因為他們可以模仿其形，卻很難復制其本質。

波伏娃與薩特這對情侶之間，要的不是忠誠而是完全的坦誠，要的不是占有而是完全的分享，接受的不是對方滿足自己私欲的一部分而是對方的整體。他們給予這份關係以完全的自由，並在自由中做到了「永恒」。

總之，愛情不是目的，而是過程，是載體；愛人不是向你提供安全感的工具，而只是求真之路上遇到的同行者。相互抱慰，減少一點孤獨；相互映照，對世界有更真實的認識；相互激勵相互參照，求真路上走得更快更好。

有的人會說，你說的似乎有道理，但太曲高和寡了，我們只是普通人，我們不可能成為波伏娃那樣的名女人，所以你說的這些對我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雖然我是以波伏娃這樣一個名女人作為載體，來闡發我對愛情和女性獨立的認識，但我所說的，在根本上卻是具有普適性的話題：對無常世界的認識，對性欲情欲之無常的認識，對人應該弄明白「我是誰」的認識，對人應該走向獨立自由之境界的認識，對人應該有靈魂追求以求真為終極目標的認識，是適用於所有人的。

我們當不了作家，創作不出文藝作品，但我們也可以有自己的小事業，也可以將自己的日常生活過得富有創造性，並在其中認識世界之本質，感悟生命之真諦，活得更接近喜悅、充實、寧靜、安全的真我之境界。

波伏娃從小經歷了家道中落、生活困苦，後來又面對了父母的爭吵與離婚，直到青年時代，她依然常常為貧苦所擾。她一生沒有結婚，沒有建立家庭，也沒有生育過孩子，並多年生活在各種詆毀謾罵聲中，在薩特生命最後的10年，她悉心照料他的一切，包括將他的思想整理成文、發表出版。如果僅從這樣一些世俗層面來看，波伏娃並非幸運兒，甚至按照傳統世俗價值觀衡量，她是個不幸的女人。

而在硬幣的另一面，波伏娃一生都在堅定地走自己的路，並成為了自己想成為的人，她擁有豐富的情感經歷和深刻的人生體驗，她流過那麼多眼淚也收獲過那麼多快樂，而且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並與薩特之間保持了終生的驚世駭俗的情侶關係。這又是多麼不平凡的幸福。在自傳《盛年》中，波伏娃稱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人。

我們這位女性主義思想的祖母，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就用自己不妥協的、不恐懼的精彩的一生，為我們做出了回答——作為女性，我們可以有足夠的勇氣，超越社會習俗與文化遺毒強加給我們的「第二性」的定位，活出我們的真我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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