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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做婚姻咨詢的人,都是嘗試了很多挽回的方法失敗後,才會去求救。即使來了,人們也不會一開始就談婚姻裡的問題,他們會講自己的性格,講孩子,甚至講到對方有外遇,但基本都不會承認自己的婚姻有問題。
記者 | 王珊
不該開啟的婚姻
許萌是在想要自殺時才想到去找心理咨詢求助的。有一段時間,她總想著去死,可她又擔心孩子沒人照顧,就想著要不要把孩子一起帶走。她知道自己的狀態不對,又不好意思去看心理醫生,就給自己抱了個心理咨詢的培訓班。在第一節課上,老師問了一個問題:「你們為什麼來上這個課程?」輪到許萌回答的時候,她號啕大哭,話也說得斷斷續續的,十幾年來的所有委屈都在那一瞬間爆發了。「我覺得自己頓時找到了出口。人的喜怒哀樂,都需要有個情緒出口。我第一節課就在班上出名了。」
許萌是在今年5月離婚的。她39歲,步入婚姻13年。她和丈夫從結婚開始,就一直分開居住。兩個人都在同一個城市,卻從來沒有像別的夫妻一樣溫溫馨馨過日子。事實上這是一段不該開啟的婚姻。許萌生活在北方一個省會城市,父母都是軍隊轉業的幹部,從小對她要求非常嚴格。在許萌的痛苦記憶裡,父母為她樹立的標準就是「完美的人」,為了符合這個規定,她必須要成就最好、最守規矩。幫助父母維持這個標準的是家裡掃床的掃帚,小時候只要她沒考好或者晚上8點前都沒回家,父母會用掃帚打她的臉,說「學習不好就是不要臉」。挨了打之後,許萌就得帶著傷痕去上學。「你知道他們是愛你的,這種愛很具體。他們沒把你當一個人看,而是當成一種附屬品。他們認為他們的觀點和話語都是正確的,你就執行就行了。」
許萌和前夫同讀一所醫學院,那時,已經碩士畢業的許萌去給前夫所在的博士班講一些課。剛認識時,許萌發現前夫和自己很多觀念和經歷相同,許萌說自己沒談過戀愛,前夫也這樣說;許萌說一旦牽手一個人就要白頭到老,前夫也是這樣的想法。許萌覺得自己幸運,碰到了這樣一個人。但後來她發現,前夫對她的迎合只不過是因為她所在的崗位。許萌所在的醫院是省內最好的醫院,許萌在項目管理崗,對於醫院進人有很大的決策權。
前夫在正式入職醫院後,對許萌就有些冷落,不想關係再進行下去。許萌接受不了,雖然她也發現兩個人在觀念和性格上不合適,但兩人已經發生了關係。她特別害怕,父母從小告訴她,對於女孩來講,貞操最重要,她不能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我不能允許我跟一個男人上床之後,卻沒有結婚。我從小那麼努力那麼優秀,我接受不了自己的不完美」。她更怕的是父母的眼光,她害怕父母知道之後會對她辱罵、責打。在爭吵起不到作用之後,許萌嘗試自殺,以此將前夫逼進了婚姻。
這場一開始就自帶不幸色彩的婚姻開啟之後,前夫迅速出國交流,回來之後也回到了自己的家,兩個人的住處隻相差十幾分鐘的路程。兩人既不交流,也很少有性生活。許萌陷入了對自己深深的否定。她其實長相很不錯,讀書時還參加過當地的模特大賽,拿過第三名的成就。婚姻裡的掙紮讓她開始寄托於食物,體重一度達到了200多斤。父母發現了她的不對勁,再三逼問,才知道她結婚竟是這樣的過程,不僅沒給他安慰,反而指責她「不自愛」,「我媽說一切的根源都因為我婚前跟人發生了關係,說我活該承擔」。
這些不理解,讓許萌在泥潭裡越陷越深,根本不敢有哪怕一絲離婚的念頭。後來孩子出生了,前夫也不管,覺得自己沒有義務。許萌的父母幫忙帶著孩子,母親又將所有的事情的根源指向許萌的婚前性行為,「如果不是你,我們就不會這麼累,早就痛痛快快過退休的閒暇日子了,現在還要把時間全耗在你身上」。在學習心理課程的過程中,許萌一直在學著接納自己,接納自己的不完美,接納家庭和父母的態度,但她依然很難下決心從婚姻中走出來,她覺得父母肯定會指著她罵「不爭氣」「中年失婚婦女」,後來證明也的確如此。
事實上,直到去年體檢檢查出癌前病變,許萌才下決心要跟丈夫離婚。她躺在病床上,想著兒子和父母。「我當時想我爸我媽還沒有送走,兒子還沒長大,我不能再這個樣子,我必須要重新開始。」許萌說,人只有面對生死的時候,才可能會冷靜看待自己,「除了生死都是小事」。許萌重新開始的第一步就是與丈夫離婚,「我必須要承認自己犯了錯誤,否則永遠可能開始不了」。
《完美陌生人》劇照
湖面下的堅冰
盡管只是報了一個心理培訓班,但跟許多人相比,許萌能夠想到求助於心理咨詢已經是不容易的事情。李松蔚是一個心理咨詢師,他告訴我,一般來做婚姻咨詢的人,其實都是嘗試了很多挽回的方法無效後,他們才會來求救。即使來了,人們也不會一開始就談婚姻裡的問題,他們會講自己的性格,講孩子,甚至講到對方有外遇,但基本都不會承認自己的婚姻有問題。
「這些內容背後都是在談自己的婚姻關係。我們的文化不鼓勵把婚姻當作一個問題來對待。中國的文化裡,婚姻可以感情平淡,可以吵架、出軌,可以沒有性生活,就是不能離婚,因為離婚對孩子不好,對自己影響不好,也有的擔心父母在街坊鄰居面前都抬不起頭。」
《婚姻故事》劇照
在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社會工作學系主任趙芳的家庭治療室內,會有很多夫妻來尋求幫助,幾乎沒有人是因為婚姻問題而來的。他們往往很焦急地問趙芳:「我的孩子有網癮,我的孩子叛逆不上學應該怎麼辦?」然而,經過分析之後,趙芳發現,孩子其實只是父母婚姻的一個症狀表現,問題的根結還在父母。趙芳說,比如那個有網癮的孩子,實際上是因為父母兩人關係冷漠,在教育孩子上理念又不一致,經常會讓孩子兩頭為難,就會去虛擬世界尋求安慰。
趙芳的治療室還來過一個男生,對方在趙芳面前很痛苦,他覺得自己很糟糕,沒有本事,幫不到母親。在咨詢的過程中,趙芳才知道,男生的母親從小被過繼給他人,寄人籬下的日子很苦,好不容易結婚嫁人,老公卻非常糟糕,還伴有家庭暴力。「等兒子出生後,母親把所有的情感都放在了孩子身上,會告訴他自己一生很慘,這輩子只能靠兒子了,就像一個緊箍咒,把兒子壓垮了。」趙芳說自己最後對男生說了一句話:「你母親的問題不是你的錯。」「家庭是一個整體,孩子的問題跟家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如果父母不做出變化,孩子的狀況也很難變化的。」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社會工作學系主任趙芳(金海 攝)
一位心理咨詢師告訴我,即使在不少的看似美滿的婚姻裡,平靜下面往往也會隱藏一塊堅冰。一直到了「美滿婚姻課堂」上,怡萍才敢和老公進行孩子出生後的一次吵架。「美滿婚姻課堂」是英國夫婦尼奇·李和希拉·李夫婦開設的婚姻課程,主要是想幫助夫妻在婚後建立穩固持久的婚姻。這個課程開設的初衷是面向那些結婚5年內,婚姻還處在上升期的夫妻。但在中國,情況有些變化,年齡跨度比較大,有新婚夫妻,也有結婚四五十年的夫妻;有還在蜜月期的夫妻,也有面臨危機的夫妻。李雋楠和先生是美滿婚姻課程中國區的帶領人。最初,李雋楠也是以學生的身份報名參加到課堂中去,在那場課上,她發現原來大家在婚姻中都面臨著各色各樣的問題,缺乏具體的指導,所以就把課程引到了中國。
李雋楠會在婚姻課上設置很多的問題,夫妻雙方圍繞問題坦誠溝通,她設定了一個前提,一方講話的時候,另一方不許插嘴,同時要在對方講完後把話復述出來。這往往會發生兩種情況:一種是等不及對方說完,一方就著急去否定;一種則是復述的時候完全不是對方要表達的意思。「其實在夫妻生活中,我們很多時候看著像在溝通,其實並不是有效果的。這個場域就是給大家一個交流的空間,讓溝通和了解真正發生。」李雋楠說。
《少年派》劇照
在婚姻課上,來訪者會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你們在相處時最痛苦的一件事是什麼?當時怡萍和老公都沉默了。他們都知道最痛苦的事情是什麼,但事情發生後兩個人一直小心翼翼地沒有觸碰。事情發生在兒子出生以後,怡萍的公公婆婆來幫忙帶孩子,在育兒上,怡萍與公婆整天都在矛盾中混戰著,比如怡萍認為孩子母乳四個月期間不用喂水,不然對小孩子腎的發育不好,怡萍的婆婆怕孩子渴著,就在客廳裡偷偷喂,結果孩子被嗆到,怡萍就很生氣。促進矛盾擴大化的,是在孩子跟誰睡的問題上,怡萍希望孩子跟自己睡,可公公婆婆聽到孩子哭聲就不願意,非要抱回去。怡萍不給,公公婆婆就在門口守著。這一次,怡萍忍不住了,跟婆婆大吵了起來,甚至說了重話——怡萍是北京姑娘,老公來自小城市,雙方其實一直消費習慣上會有矛盾的地方,怡萍戳向了這裡。雖然後來她還是跟公婆道了歉,不過這個事情就像一根被按下去的針,盡管誰都當它不在,它依然在那裡戳著。
與公婆的矛盾,讓怡萍感受到了老公夾在父母跟她之間的無助。有一天她醒來,發現老公在哭,家裡的小狗在旁邊嗚嗚地陪著他。她覺得如果不清除這個矛盾,後面會嚴重影響她跟老公的關係,但她又不知怎麼表達,就報名了婚姻課。「大多數人的婚姻都不是一下子跌落谷底,而是慢慢的。但並不是每次吵架我們都有勇氣去說對不起,去摘掉那根刺,婚姻課就提供了這樣一個場合,有氛圍、助推力,幫助了我們說出埋藏在心裡的話。每個人在婚姻中都是需要幫助的,但我們從小到大都沒人教我們怎麼談戀愛,結婚後應該怎麼做。你在課堂上還能夠看到別的夫妻的相處模式,會發現其實我們也可以像別人一樣好。」怡萍的老公告訴本刊。
李雋楠與丈夫龔炯一起開辦婚姻課(金海 攝)
李雋楠的婚姻課已經進行到第16期,她說有些時候一方想到婚姻課求助時,已經太晚,在婚姻中消耗得太多,另一方已經沒有力量過來了,而這個課堂需要兩個人一起。她也會覺得有些無力。李雋楠提到課堂上遇到的一對夫妻,兩個人都非常優秀,工作穩定。兩人的矛盾是因為跟父母一起住。男方的父母要求嚴格,連鞋子的擺放都需要一個角度,兒媳婦接受不了,要求搬回自己的小家。在一次次的逼迫下,男方去跟父母表達了女生的想法,父母勃然大怒,覺得男生是不孝順才提出這樣的想法。女生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在這個家庭裡越來越痛苦。她開始對老公變得冷冰冰,即使是對方一些善意的提議,她都會帶有情緒。後來,她發現老公出軌了,兩人最終選擇了離婚。
女生在課上跟李雋楠講過自己的故事。她說自己從小父母關係就不好,以至於冷戰十幾年都不說話。女孩記得,她最幸福的事情是學齡前和父母兩人一起躺在床上說話的情景。所以,讀大學的時候,女方千方百計想要離開家遠點,結婚之後也希望能有一個自己的家庭。與公婆一起生活讓她覺得自己是一個外人。「其實男生也是因為從小被爺爺奶奶帶大,他的父母太渴望和他們一起,去彌補過去失去的。所以他很難選,如果雙方能夠好好溝通,是可以避免的。」
更多的選擇
相比於以往,婚姻的維持仿佛變得越來越困難。2018年,全國離婚登記人數增長為380萬對,離婚率實現了15年延續上升。當年,離婚對數與結婚對數的比值達到了38%。「離婚率升高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人們對婚姻有了更多元的要求,過去人們的結合只是搭伴過日子,現在則不是這個樣子。」在李松蔚看來,某種程度上離婚率的上升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說明人們有了更多的選擇,「就像現在辭職率比以前高了許多,我們不會說不健康,我們會說年輕人有想法、有追求,不再只是想找到一份工作而已」。
2004年,美國家庭社會學領域學者安德魯·切爾林(Andrew Cherlin)在他的文章《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中對美國人婚姻變遷的三個階段進行了探討,他認為在美國婚姻意義的變化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發生在19世紀50年代以前,美國的婚姻是以制度化婚姻為主,此階段男人和女人的結合更多是服從傳統以及傳宗接代的需要。
第二階段則發生在19世紀50年代以後,婚姻的意義則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婚姻逐漸從一種制度化的關係變成了一種陪伴式的關係。這個時候,人們強調的是夫妻雙方不僅是彼此的戀人,也應該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第三階段則出現在近幾十年來,人們對婚姻的滿意程度更多取決於自己在婚姻裡有沒有成長。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應該發展成一個獨立有成績感的自我,而不應該僅僅是為了你的配偶或者家庭犧牲你自己。
「這些變化都是跟社會進程密切相幹的,以前人們的婚姻其實也有許多問題,但沒有辦法選擇,只能待在不舒服的婚姻中間,現在則不一樣,我不是必須留在婚姻中,甚至我不一定需要婚姻這種形式。」趙芳告訴本刊記者。
《革命之路》劇照
朱耀萍是一名心理咨詢師,在上海浦東新區民政局做婚姻指導服務。她告訴我,在以往的婚姻中,女性也會感受到不舒服,只是沒有渠道可以解答這樣的問題。「比如說大家想找人去聊聊為什麼自己會那麼難受,但往往得到的是‘你包容一下’‘接納一下’這樣的答案。詞匯都懂,但怎麼做我是不知道的,現在就有人會告訴你怎麼做了。」
在朱耀萍的咨詢室裡,曾經碰到一個女性,一直覺得自己在婚姻中受了委屈,剛開始是丈夫追她,對她非常好,等成功以後一切都反了過來,她要幫男生準備早餐、洗衣服,後來男生一直不提結婚她就追著男生結婚,對方連彩禮都沒給。「女生是名校碩士畢業,男生只是一個大專生,乍一看女生是強勢的,但其實她由於小時候經歷的問題,一直處於低自尊的狀態,加上婆婆怕兒子吃虧,也一直給她施壓。」朱耀萍要做的就是幫她樹立起自己的自尊,告訴她如何去面對自己的需求,她自己又有什麼樣的資源可以應對。
李松蔚告訴本刊,婚姻咨詢中,來的人多是以女性為主,只有一種模式下,男生才會出現,即被女性拽著來一起面對問題。李松蔚說,這並不是說女性感受痛苦的能力比男性強,而是在婚姻中,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會地位的提升,她們比以前更願意走出不適區。「即使到現在,在婚姻中,男生還是受益方或者受益更多的一方。」
這是有著科學依據的。2006年,德國馬格德堡大學教授斯特凡·費爾德研究小組在對歐洲各國超過10萬名居民生活開展跟蹤調查後,科學家發現,婚姻使每名男性增壽1.7年,但女性的平均壽命將因婚姻而減少1.4年。研究報告分析說,家庭工作和事業的雙重角色是女性在結婚後減壽的主要原因之一。費爾德說,女性在婚後會傾向於適應配偶的生活方式,這也是婚姻對男女性造成不同影響的原因之一。比如,單身人群中,女性煙民比男性少得多,因此許多沒有吸煙習慣的女性會嫁給男性煙民。結婚後,女性往往會被配偶「同化」成煙民,或者經常處於被動吸煙狀態,健康受到影響。「處在舒適區的男性,很多時候是不願意變動的。」李松蔚說。
圖 | 視覺中國
在努力兩年之後,王丹終於結束了老公對她頤指氣使的婚姻。在與前夫認識前,王丹剛剛結束一段被劈腿的戀愛關係,所以當做事禮貌得體、能說會道、高高壯壯的前夫出現時,她覺得很有安全感,而且,前夫的家庭看著也非常和睦。可是結婚後,她發現,公公婆婆的生活幾乎與他們二人綁在了一起。前夫在鄰近的縣裡當公務員,每到周末才回,本來是兩個人相聚的日子,公公婆婆一定也會跟著過來。這時王丹才發現三個人特別懶,全等著她做飯、刷鍋、洗碗,三個人則光著腳丫坐在沙發上。王丹覺得憋屈,跟前夫抱怨,結果反而引起了公婆的憤怒,不僅連被子也不疊了,還指責她總是加班。
有一次她在牆上貼了幾張卡通畫,公公馬上就發火,說房子和裝修都是他掏錢的;後來更甚,老兩口會去翻她的東西。有一次他們出去旅遊,直接將她皮箱裡的東西全部倒在房間裡,就走了。離婚之後,王丹躺在床上總是不想起來,窗簾也不想拉,總覺得心裡在發抖,她去看心理醫生,卻覺得講了半天也沒有作用,最終只能靠自己慢慢進行療愈。
插圖 | 趙陽
「做婚姻類咨詢必須要有足夠的經驗,要能夠戳到人家內心深處,啟發別人去思考,如果你一直在某個層面兜圈子,兜了20分鐘,對方會覺得沒有效果。」朱耀萍說,在國外有非常完善的婚姻輔導咨詢服務體系,比如說,結婚之前會有婚前輔導,會幫助兩個人正確認識婚姻,看雙方對婚姻的期待以及價值觀是否匹配,以及要結婚,兩個人會承擔什麼樣的角色。所以很少會有中國這樣的閃婚閃離現象。
「從婚前輔導到婚姻輔導再到家庭治療,很多內容實際上應該是預防性的工作,幫助家庭更好地發展,而不是等有創傷的時候再做治療。」趙芳同時也擔任中國社會工作學會理事、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家庭社會工作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她正在做一些專業團隊下社區的工作。「在治療室,我們有時是等不到人的,我們來到社區,告訴人們,我們就在你身邊,服務是可及的,我們能幫你解決問題。」「有些人做過干預之後,也會看到自己在婚姻中的很多問題,但如果回去兩個人日常相處的模式不改變的話,還是會出問題的。」朱耀萍提到,有一對夫妻,零零落落做了幾次咨詢服務,時間跨度三年,最終才走到了比較好的方向。
在結婚之前,許萌曾幻想過自己理想的婚姻生活——每天早起去跑步,跑完回來給孩子和先生做早餐。等下班以後,大家吃完晚飯一起散步,聊聊天做遊戲。這樣的生活,源於她小時候的美好記憶。那時,父母對她要求還不是那麼嚴格。父親經常帶她去打羽毛球,周末一家人也會一起逛公園。可是這樣的生活,許萌自己的小家庭一點也沒有過上。許萌說,如果沒有這十幾年的經歷,她的人生可能是「小公主」的人設,找到一個很寵她的男人過一輩子。「如今,我20多歲的黃金年齡已經過去了,30歲的痛苦和糾結也過去了,我39歲,即將迎來最好的時光。」
(本文原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46期,文中許萌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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