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雜文】說「匪」

　　說到「匪」，我們想到的首先是這句匪話：此樹是我栽，此路是我開，要從此路過留下買路財。這句話的獨特之處是鮮明的不講理。你想，「匪」劫道時必尋林深草茂處埋伏，沒有幾十年幾百年的生長不會形成那麼厚的植被。可見，樹並不是他栽的,路也不是他開的，但他卻憑空據為己有，並且還依此強取過客的買路錢，乃徹頭徹尾的霸道行徑。中國有句話叫有理走邊天下，無理寸步難行，但這句話在「匪」的面前卻不適用，對於他們來說恰恰是：無理卻要走遍天下。綜觀封建王朝史，不難發現越是在無道的社會越是「匪」患無窮。

　　歷史上還不乏「殺富濟貧」的匪，這種匪可以說提高了層次和品位，他們有組織 有綱領有紀律有規模，不單單是劫財，如水泊梁山好漢們。如果把這些沒有政治要求的匪稱為「土匪」的話，這類匪有點時髦，可以稱為「洋匪」。歷史上「洋匪」們的結果大多以失敗告終，除了梁山好漢，還有陳勝吳廣起義，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等等歷史記載的或無證可考的。一旦失敗，樹倒猢猻散，一些要莫解甲歸田，要莫藏進草窪山林又當起了「土匪」。如黃巾軍白蓮教等等。有的洋匪卻繼續升華，修成了正果，成了大道，即變成了「仕」。如朱元璋起義，最後當了皇帝；水泊梁山好漢，受招安後封官賜爵等，便是由土匪——洋匪——仕的過程。

　　說到「仕」，它和匪是絕然不同的兩個階層。「匪」渾身上下透著蠻和俗，而仕從頭到腳泛著文和雅，其所追求的「禮義仁智信」與「匪」的吃喝嫖賭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有雲泥之別。仕們和匪們比起來最顯著的區別是特別講理。「仕」的祖師孔子就說過：朝聞道，夕死可欹。其中的道就是理，其追求真理的精神令人後人追捧有加，與「此樹是我栽，此路是我開」的蠻橫無理形成鮮明的對照。

　　我們把「匪」和「仕」這兩個階層，一個稱為王道，是由「仕」組成；一個是稱為霸道，是由匪組成的。而被這兩個階層夾在期間的是占大多數人的平民百姓，這個階層顯得很柔弱。如果稱王道和霸道是虎和狼的話，那麼他們就是羊「道」了。有史可鑒，平民依附「仕」的同時，也不敢得罪「匪」。「仕」占據了晝，他們用瞞和騙來桎梏羊的精神，利用苛政收取賦稅，來滿足這個階層的窮奢極欲；「匪」的「天下」卻在夜晚，他們隱沒在陰暗處，殺人放火，打家劫舍，他們心黑手辣，吃慣了「羊肉泡饃」。「仕」有白晝裡的禮教，匪有黑夜裡的鋼刀。違禮，有牢獄之危；抗「匪」，有殺身之險。殘酷的處境，自有「羊」生存的道，那就是「夾著尾巴做人」——晝做順民，夜當善人。

　　當王道和霸道發生沖突時，「仕」便高舉「大逆不道，合力剿匪」的大旗；匪則挑出「殺富濟貧，鋤暴安良」的口號。這時，「羊」就是他們爭取的中間力量，頗有點象現代西方政治中的總統競選演說，目的是拉選票。

　　當王道戰勝了霸道，再次證明了正義最終戰勝邪惡；如果霸道推翻了王道，以前的「匪」就變成了「仕」，原來的「仕」們就成了匪，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是也。但「羊」還是「羊」，種地的復歸田園，經商的再去貿易，打漁的仍去結網，隨後又會迎來一個太平盛世。

　　所謂的太平盛世，是水窪草莽山林裡不再有和「仕」們做對的「土匪、洋匪」，他們走在了王道上。此時，昔日的「匪」和「仕」都上了同一個船上，就象動畫片裡的貓和老鼠，最終由敵人成了好朋友一樣。「仕」和「匪」的握手言和，往往加重了「羊」苦難。因為，這時「仕」和「匪」很難區分，蠻和文雅和俗都沒有了界限，「羊」只能是雅俗共「享」了。

　　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匪」與「仕」對「羊」進行搶和騙的歷史。白天是「仕」的騙，夜晚是「匪」的搶，而所謂的太平盛世大多是不論白天黑夜的搶騙交加。創造社會財富的「羊」若要爭得做人的權利，既非王道也非霸道，只有人道。